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鸦片战争 - chapter8

(2018-10-16 09:13:27) 下一个
  1. 琦善倒霉

琦善用了56天才到达广州,他在途中停留了几处,在山东,他招募了一个广东人鲍鹏为翻译和幕僚。鲍鹏时年47岁,曾在广州为美国和英国充任大班多年,同时也大作鸦片生意,并由此发了一些财。当林则徐开始在广州禁烟,一位和他一样的翻译威胁要向林则徐举报他,他于是逃离了广州到山东来躲藏。他的房东对他的语言能力和外交机巧十分欣赏,于是向路径该地的琦善推荐了他。琦善没有调查他的背景,充分相信他,尽管他自称从小就开始学英文,但他的英文水准也就是勉强对话而已,中英双方的史学家均认为他是个小丑。由于这样一个逃犯而高升为会谈代表,中英随后的交涉也就被投上阴影。

鲍鹏这样一个由前鸦片烟贩转变成的清国外交家,只是诸多私通英国的中国人一个例子,也是那些没有任何理想,为了生活而帮助英国人来打击本国的众多中国人中的一个。由中英双方的记录,当地人在清政府和英军之间来回背叛,谁给钱多就帮谁。在1839年禁烟后,由于鸦片贸易的枯竭,那些原为鸦片贸易服务的人,如搬运、包装、分销等,以每月6银洋的薪俸被林则徐招募为乡勇;当1840年这些乡勇被解散后,这些人迅速地换边改为英军效劳。英军每到一处,均依赖当地人为其供应新鲜食物和饮水。在 英军回到广州后,义律的舰队泊在珠江口外,邻近的一些居住在船上的船民,冒着被官府抓住后判刑的危险,提供英军所需的新鲜食物和饮水;当官府的捕快们上船来拘捕他们时,他们将这些捕快们困在船上,然后放火将他们活活烧死。

义律于11月20日抵达澳门,琦善大致数日后抵达广州,但是琦善在11月29日前并未向义律通报他已抵粤。在随后一个月内,双方进行了10次通信,但未能达成任何协议。琦善,和上次在天津一样,彬彬有礼但不给予任何实质性的答复;他释放了文森特-斯坦顿,一个被清军抓获的家庭教师;答应向英方支付500万银洋的鸦片赔偿;对林则徐的惩罚则更早:在10月13日他就被解除职务,此时琦善尚在路上;对于外交上不平等的对话问题,琦善回答也许可以解决。但对于租借土地(香港)等大事,琦善则是坚决不同意;此外,琦善坚持在英军从舟山撤出之前,在广州的商贸和定居均不可能恢复。而远在京城的道光不但没有为琦善的谈判提供支持,相反要求他趁英国人谈的疲惫之时袭击英军,以期趁对方不备,将其消灭。

在中国的历史里,义律被认作主张侵华的、首要的帝国主义分子,但研究琦善和义律这一段时间的通信,人们会发现这一称号远非所归,也会看到义律这位全权代表是如何与其上司的要求越走越远的。在整个1840年12月,义律逐渐地放弃了巴麦尊的所有要求:五口通商;领事代表权;租借土地等,仅管义律有威胁要使用武力,但他也给予较大的妥协,相对于1842年的南京条约,义律的要求可以说是非常低的。也许是他在中国时间太长的缘故,他以为他永远得不到巴麦尊所要求的条件;另一原因是他认为毫不妥协地向中国施加这样大的压力,不利于长久的英中关系。

但义律也失去了耐心,12月26日,他向琦善发出通牒:28日为最后期限。琦善仍然拖延,到了1月7日,英军开始溯江而上,攻打大角炮台,英军决心给予满清“决定性的一击”,打开半个世纪以来令他们窝火的关口。

在珠江口,在大角山和穿鼻上的大角和沙角炮台,形成了虎门的第一道防线;在其后,威远岛和横档上的垒土炮台构成了虎门的第二道防线,此处另布置由铁链联接起来的木筏,以挡住入侵者;第三道防线则在更上游的珠江两岸。这些防御为关天培的作品,他试图用数量而不是质量来增强海防,关天培在6年时间辛辛苦苦所建的这些炮台,炮位均暴露在外,大炮铸造低劣,火药落后;然而它们被骄傲的称作:威远、镇远和靖远炮台。

林则徐和关天培脑子里装的都是用“水勇”击败英军:或划小船抵近英舰,然后向英舰投掷火罐、尿壶;或跳上敌船肉搏将英军杀死;或用火船——载有干草和火药,抵近放火。然而这些方法无一能实现,因为这些船根本无法靠近英舰就会被击沉。林则徐又想用那些声称可在水下待上10小时的“水勇”去凿沉英舰,最后发现这些人的“龟息大法”均是胡吹。然而,林则徐仍留用这些人,按林的说法是:我用多一个,英人则少一个。

关天培在建造这些炮台时,只想到敌人会进攻广州,这些障碍和炮台将羁绊并摧毁敌舰,他似乎从未想到他的对手可以先攻下炮台,而后再向广州进攻。当英军开始有条不紊的沿途摧毁江边的炮台时,这些设计充满缺陷的炮台成为炮位暴露、孤立无援的单位,他的士兵都忙不迭地尽快逃离。

1月7日晨,3艘英军汽船向虎门进发,在汽船的炮火掩护下,1400名陆战队员在穿鼻和大角登陆,25分钟后,英军旗帜已在穿鼻炮台城墙上飘扬,清军四下逃窜。大角炮台则较为惨烈,在英军两面夹击下,炮台内清军无法逃出,或死于英军枪炮下,或投江,守将陈连陞和其子均战死。

英军最主要的战舰是184英尺长,29英尺宽的“复仇女神号”(Namesis)铁壳蒸汽舰,它特意由英国赶来参战,在1840年11月底才赶到澳门。“复仇女神号”在此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对中方来说简直是震撼性的:它无需借助风力,可在无风的水面上拖曳其它帆船式军舰逆流而上;它坚固的外壳和准确的射击;它吃水浅,可在珠江上破浪冲击清军障碍;它对中方有如超自然的能力,使清军恐慌异常。

当沙角和大角炮台相继陷落后,“复仇女神号”开始痛宰关天培的水师。清水师船队在穿鼻以北英军帆式军舰无法进入的浅水区,木质英舰“拉尼”号(Larne)绕道岛后,切断清水师的退路;“复仇女神号”由正面逼近,当进入射程以内后,“复仇女神号”向水师发射康固瑞武火箭(congrave rocket),第一批火箭发射后,一艘水师船被击中,引发船上的火药,瞬间这艘水师船象火山爆发一样爆炸开来,喷射着火焰和浓烟,发出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船上所有的人都必死无疑。其他水师船上的清兵见状,纷纷弃船逃走;飘浮在海面上空无一人的船只,在中午不到的时候,为英舰一一击沉。

此战双方损失:清军约战死280人,伤462人;英军伤38人。173门清军大炮被俘获或摧毁;“复仇女神号”的驱动轮护盖受到轻微损伤。当晚,英军渡过了一个平静的夜晚,准备明日再来一次“演习”。但1月8日早晨,当英舰队向第二道防线前进时,一老媪驾小船向舰队划来,她带来了关天培重启谈判的要求。

基于满清事实上升起了白旗,及英军的大炮所造成的损害已有目共睹,义律认为满清现在应该知道英帝国主义的本质,应知道自己的炮台在英军的枪炮和作战技巧下几乎无用。但他错了,在随后的年月中,中方对此战的惨败归结于由琦善为代表的投降派的破坏,而最初的流言就来自琦善的对头林则徐。林则徐在1840年10月被撤职后,在广州等待琦善完成对他的错误的调查,表面上他显得很轻松,赴宴、写对联、整理书籍等。琦善的奏折毫无疑问指责他收缴英商鸦片时答应赔偿但却未赔,当琦善的谈判出问题后,林则徐开始反击了,他指控琦善破坏了他的海防,说英军在1840年6月由于害怕当时广州的海防,所以才去攻打舟山;他不同意英军从一开始就没想打广州,指责琦善“倒行逆施,懈军心、颓士气、壮贼胆、蔑国威。。。”。他的活动最终得到了一些结果,1841年2月,江苏巡抚裕谦弹劾了琦善。在虎门失利后,林则徐成功地将对他和满清军力不足的责备转移到琦善身上,声称如无内奸破坏,洋人不会有任何机会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理论也就成为满清的“挽回面子”的最好托词。而责备琦善的外交,刺激了中国人心中不妥协理念,从而寻求更多的战争;在他们思想里,如果他们都不怕死的话,他们就能打败“复仇女神号”的大炮和英军的后膛枪。

毫无疑问琦善不相信清军能打的过英军,他上奏抱怨水师无能,大炮质量低劣,炮台的设计不适合封锁河道;水兵甚至上船晕船,广州民众对官府缺乏忠诚,等等。尽管他有失败情绪,但他明白一但开战,他必须增援炮台。他在12月底和来年1月陆续向各炮台增援了8000名士兵,使炮台从原有的约60人增至320人不等;此外,他准备了11000银洋用于犒赏士兵。他的政敌指控他解散了水勇,结果这些近2000人的水勇投靠了英军,帮助英军夺下炮台,但英国方面除了有中国人带路和提供食品的记录外则无此记载。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英国方面为了宣扬战争的正义性,如有此事,毫无疑问地会大肆宣扬。自从律劳卑事件以来,英方一直宣扬要从鞑靼人的专制下,将中国人解放出来,如有2000当地人投奔英军的话,将是极好的宣传材料,英军会立即公布的。

1月21日,琦善收到义律的新条约,要求割地香港,600万赔款,平等外交及在春节后立即通商贸易,以此换回舟山群岛。与此同时,道光对他去年12月底上奏回复的圣旨也到了,道光对英国人的要求大为愤怒,决心开战,要求琦善不得再接受英方任何照会,这一命令使得琦善进退两难:义律已向他展示了英军实力,所要必得;而皇帝向他强调决不允许他向英人退让。琦善只好对义律敷衍推搪,拖延时间,使关天培可趁机修复炮台,加强海防,同时对皇帝的禁止接收照会撒谎,以求转机。

1月27日,琦善无视圣旨,邀请义律在珠江边赴宴——这是他们自从天津会谈后约5个月以来的第一次,这也是琦善无视僵硬的清外交的一个表现。义律在9时乘“复仇女神号”抵达,随他而来有25名军官,56名士兵和16名鼓乐手。整个宴会按英方说法是豪华铺张但极其乏味,尽管义律被邀请到内帐会谈,但双方喝了太多酒以致无法达成任何协议。琦善在被递解入京后否认这次会宴,抵赖说是他在巡视城防时与义律相遇,由于双方均未吃早餐,他不过是向对方提供一点“早餐“而已。

尽管几乎绝望的情形,琦善尽力所为:继续与义律在条约条文上讨价还价,同时打听英军是否已离开舟山;加强了广州的防务,在第二道防线上增加了大炮。2月13日,他接到圣旨,告知他将被靖逆将军奕山取代,奕山将和杨芳一起,消灭外国人。同时,他收到义律已签字的草约。他向义律请求再展延10天签约,英方拒绝,开始向广州进攻。

2月25日,英军开始炮击靖远和威远炮台,清军作了最大的抵抗,鲜血染红了炮台,到了第二天下午一时半,英军登陆占领了靖远炮台,俘虏约1000人,许多人在逃离炮台时死于半山上和炮台下的沙滩上,还有许多人跳海逃生。到徬晚时,“复仇女神号”已全部用来打捞落水的中国士兵,但许多士兵误以为英军会折磨他们,于是宁肯溺死也拒绝英军的救援。

整体上看,清军的抗击略好过上次。在威远炮台,官长们将士兵们锁在炮台内,使他们无法逃跑;当这些官长乘船逃离时,愤怒的士兵们不向英军开炮,反而向这些逃跑的上司们开炮。在乌涌炮台,广东兵率先逃离炮台,湖南兵随即也开始逃;在一小桥上,由于拥挤,许多人跌落水中,后边上来的人就踏在跌落人的身体上,许多人被踹踏而死。

在靖远炮台,尽管关天培當衣设赏,当英军大炮响起时,他的士兵纷纷溃逃。在他仗剑试图阻止逃跑时,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英军统计中方死600人,缴获大炮约460门,英方伤5人。尽管中方将失败归结于内奸破坏,但中方落后和无法回转的大炮,仓惶逃跑的炮兵,应是失败的根本原因。

在接下来的3个星期里,英军沿珠江及其分水道向广州前进,当地人在路边静静地看着,有时主动上前帮忙,比如移除水中的木桩和带个路什么的。据《广州记事报》估计,在整个一至三月的战斗中,中方约2000人战死,英方有1人死于伤后不治,另3人死于己方误伤。到了3月18日,义律带着英军已到了广州城下原英国商馆,在阔别两年后,英国国旗又重新在商馆升起。

琦善此时已离开了广州,他在这个外交及军事彻底失败之前,就已被道光解除了职务,道光将一切过错迁怒于他。3月13日,他披枷戴锁地被递解京城,他的财产已被没收,他将在京城受审。他的翻译随员,鲍鹏,也被一同递解,他们在京城被同判死刑,罪名是接收义律的贿赂,背叛满清。琦善后来得以赦免,重返官场;而鲍鹏,则被判遣送新疆终身为奴,据谣传,他被千刀万剐,灭了九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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