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7月4日,舟山群岛外来了一支外国舰队,岛上居民先是困惑然后开始兴奋,他们认为,由于广州的贸易停止了,外国人想到此来进行贸易;但很快,这支舰队到来的目的就开始明朗了。浙江的舟山群岛距长江出海口仅约100公里,顺江而上,就可占领清帝国大米供应的起点南京,断绝清帝国大米的供应线。占领舟山,封锁中国东南沿海,迫使满清屈服,这是加丁向巴麦尊所献的计策。
7月4日,由22艘战舰和27艘运输船,3600名由英国和印度步兵所组成的远征舰队并未向舟山开炮,而是向满清的定海守将递交了一封限舟山在6小时内投降的通牒。定海守军愤怒地抗议:“我们从未伤害过你们,你们应找那些伤害你们的人开战。我们知道你们的力量,也知道反抗是无济于事,但我们必须尽我们职责。”第二天早8时,15艘战舰面对满清水师排成一列,希望舟山守将接受无条件投降,下午二时半,英舰开始射击,一时间,水上飘浮着破碎的水师舰船,岸上满目倒塌的房屋,受伤者的哭喊在岸上回荡。9分钟后,英军停止了射击,当硝烟散尽,可见远处人们争先逃命。两个小时后,马德拉斯炮兵营已登岸并将4门炮瞄准了定海,晚10时,定海失守,知府投河自尽,守将腿被炸掉,数天后死于宁波,约一百万定海居民逃离了该岛。然而,定海后来成为英军的一个巨大坟场,448人死于痢疾,另有5329人病倒,这是后话。
9分钟就结束战斗,这种巨大力量反差在随后两年战争中反复出现。清军的战斗力为何如此低落?究其原因大致有三方面:装备及海防设施;组织和士兵个人品质。
在装备上,清军远落后于英军。清军还在使用弓箭、刀剑等冷兵器,外加少许的用火绳引火的火枪,而英军使用的是燧发枪甚至后膛雷管枪。清军的大炮已有百年历史,经久失修,更不具备转动特性,也没有瞄准具,无法对侧方移动的目标进行射击。在火药上,清军仍使用黑色火药,威力低且多烟,既暴露自己位置又干扰视线,而英军早已使用威力更强的低烟火药。清军在战船上的差距可能是最大的,清水师战船比英国最为老式的商船还差的远。这些武装商船,在多年与法、西、荷等国在海上交火的经历中发展起来,它以铜皮包裹,载有多达120门炮。而清水师战船虽然个大,但仅有约10门炮,主要用于近海巡防。而作为海防的主体的炮台,并不是中国人自夸攻不进、攻进后但逃不出的“金关铁锁”,尽管它有数百米长,5米高,配有50到60门炮。首先,它无顶盖,对手命中的炮火可造成灾难性结果;其二,它仅面对海上设防,对陆地则没有防范。
清军甚至没能发挥人数上的优势。理论上,清军有80万人,是7000英军的114倍。但这些清军分散在全国各地,用于治安、剿匪等事务,1840年8月,当英军抵达天津,官府仅能招集起在津驻军2400人中的约600人。在战争中,在内地省份招集了约51000名士兵支援东南沿海,但他们行动缓慢,还未到沿海,战争就已结束。调集临近省份的军队需要30到40天才能抵达前线,相比之下,英军从印度得到支援也仅用同样长的时间。1840年6月,英军仅用35天就由新加坡开到舟山并攻下定海;第二年清政府用了5个月组织反攻定海,于此同时,英军从容地完成休整,在清军还在由各地缓慢集中之时,南京条约已完成了签字。
军纪则是满清军队的另一大问题。被英军攻下的炮台内存有大量物资,如清军尽力抵抗而不是逃跑的话,会造成英军不小的伤亡。清军结构是由少数的旗人组成的八旗精英军队位于顶层,之下是近三倍于八旗的绿营,这些军队在全国驻扎,旗人由政府发给土地、粮食和俸银。到了十八世纪中叶,由于通货膨胀,早期的俸银已无法使这些旗人维持他们原有的生活水平,于是他们开始抗议、开小差及另寻开源。到了十九世纪初,这个系统已彻底腐烂:买官卖官、隐瞒死亡和虚报出生来骗取俸银。
军费开支缩减的直接损害就是武器的更新停止和军事训练停顿,弓箭朽烂,刀剑生锈,旗人整日热衷于声犬色马的生活。在整个鸦片战争中,无论清朝的主战派还是主和派,都同意一件事,就是这支军队已是毫无希望。数千人的军队,被几百英军,甚至几十名英军,在大炮的支援下,包围消灭。林则徐在分析清军不愿与英军交手时指出,广州水师中油水最大的职位的收入中,百分之一来自俸银,其余来自鸦片走私中的受贿。一禁烟,百分之九十九的收入化为灰烬,他们怎么愿意与英军交战。
而满清在战争中所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各级督府否认战争的严重性,甚至根本不承认与英国正在进行着战争。在整个战争阶段,英国人痛苦地尝试向中国人展现文明世界的作法,每一次战斗,在他们将这个可怜的对手打的落花流水之前,尽力尝试将他们的主张和要求送交对手。在整个7月份,英舰队数次尝试投递巴麦尊致满清皇帝信,但均不得要领。第一次在7月2日,在英舰队将舟山炸成一片废墟之后的第三天,英舰队派遣一名翻译,也是怡和的一名雇员,前去厦门寻求当局接纳该书信,结果这个翻译在一片怒吼,外带着枪炮的轰鸣声中,狼狈地逃回,几乎被一箭穿身。英军随即採取报复,对此段历史中英有不同的纪录:英方纪录是英舰队对厦门进行了两个半小时的炮击;而中方则是福建巡抚邓廷桢声称击沉英方一艘大型军舰。这种传奇式的报告随着战争的进行不断地涌现,最初就是林则徐1839年11月的对英偷袭大获全胜。谎报战情使清廷判断错误,到了1841年,一直盲目相信地方大臣奏章的道光彻底糊涂了,他不得不另派人去查清。8天之后,在定海安定后,查尔斯-义律在舰队司令,其堂兄弟乔治-义律的陪同下,在定海对岸的镇海又尝试投递巴麦尊的信。这次信被当地官员收下后又随即退回,解释说他不敢递交。查尔斯-义律无奈,决定去天津与中国皇帝直接对话。
所有这些交火均未向清廷详细汇报,邓廷桢,他在1839年广州戒烟时为林则徐的副手,有充分的对英交手的经验,然而他坚持这支舰队是一支鸦片船队,尽管道光在广州的眼报都已看出了战争的苗头。一般,普通奏章需30到35天由粤抵京;加急快报需15至20天。林则徐在6月所发送的奏章,告知英舰队抵达澳门,7月初才到京城。奏章中报捷:隐藏在澳门的水勇,烧沉了36艘英舰,杀死英军无数,可英国方面根本没有此事。3天之后,令人震惊的消息传来,英军占领了舟山,火冒三丈的道光,将原浙江提督撤职换上余步云。两天后,道光下令加强东南沿海的海防,并由内地调兵数千。8月3日,道光接到林则徐7月3日奏折,告知更多英舰抵达澳门,他听说英舰队将赴舟山,而后天津。道光下旨给直隶总督琦善,要求他,如洋人举止言行绝对服从的话,则令洋人回广州去继续作生意,不许在北方作生意和面奏;如不服从则将其剿灭。道光至此仍认为英国的要求只是商业性的,允诺通商即可抚慰。随后数天,英军偱白河西上天津,混淆的奏报继续传到北京。先是邓廷桢的厦门交火,接着是镇海汇报英军尝试递交什么听上去假里假气的“部长”信件;其间,林则徐的充满信心的奏折认为英舰仅能在外海称雄,一旦进入内河,则如鱼入铁锅,能被轻易捕获或击毁。8月9日,道光决定接收英国的信件;他下旨琦善如英国人要下书则接收,无论是以何种文字书写的。
1840年8月11日清晨,义律所带的舰队接近塘沽,一艘小船划破四周的寂静由塘沽向舰队划来,几个满清官员上船来接收巴麦尊的信,并向义律保证信会交到琦善手上,并由其决定是否转交给皇帝。
琦善在接到圣旨之后,立即加强了天津防务并亲到天津检查,但天津海防经久失修,在英军抵达塘沽时,白河两岸的炮台看上去几要坍塌,大量民工们正在抢修。琦善不得不面对这些未经邀请的“客人”,8月13日,他向英舰队送去了一批牛、羊和鸡鸭表示善意,英军由于长期未享用新鲜食物,收到礼物,非常高兴。8月15日,他派人通知英军他会将信送到北京,但需要时间——10天,在此期间,请英军耐心等待。
8月19日,道光读了巴麦尊的信,不知何故,他忽略了英国的赔款、割地和领事要求而只是专注于对林则徐的投诉,他很快地作了惩罚林则徐的决定,希望事态可由此平息。第二天,他招见了琦善亲授“抚夷”之计,并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负责此事;要琦善通知英军返回广州解决此事。
在中国历史书中,英雄和恶徒是有明显界限的:一面是英勇抵抗侵略者的臣民;另一面则是邪恶的英国人和叛徒。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倾向于指责当时的统治者而不是英国侵略者,指责清廷的腐败、犹豫不决和无能,而当时的统治者为异族则有助于此宣传。琦善则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他被指控破坏林则徐的禁烟;收受英国人的贿赂出卖中国;拆除海防及解散民勇。在中国人眼里,琦善比英国人更为卑鄙无耻;在中国的历史教科书里,琦善是无耻的投降派和窃贼。
但琦善是不可能背叛满清的:琦善出身于满族贵胄,其族上恩格德里跟随努尔哈赤东征西讨,为努尔哈赤最为信任的助手之一。琦善从1808年开始进入官场,在三十余年中他不断升迁,在1831年出任直隶总督;尽管在其官宦生涯中多有起伏,但每次都在皇帝的关照下从新崛起。不同于林则徐,他犯了许多错误仍毫发无损,并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他是那种有经验、有关系、愿意承担责任,并能在出错时能靠其旗人的背景逃过劫难。毫无疑问,他在这个系统中如鱼得水,敛财无数,他为什么要背叛?1841年他被问罪抄家时,他的家产有1000万银洋,340处房产,等等。英国人得向他行什么样的贿才能使他背叛呢?琦善对英交涉的失败,并不是背叛,而是他不明白英国人的意图。
8月30日,琦善身着官服在天津宴请义律,他试图以这种极度友好的方式降低英方的敌意,他的方法非常有效。义律曾在广州饱受屈辱:巴麦尊不授权;鸦片商人讥笑他是不切实际的怪物;被广州官员敲头两次;被林则徐教训。。。在琦善的殷情招待下,义律大受感动。琦善赞同义律所有的投诉,对他们的遭遇表示同情。与此同时,义律的副手和顾问们在周围的一些较小的帐篷内享用精致的牛羊肉、燕窝、海参等诸多蒸煮食品,种类之多,数量之大,使他们有如进入童话世界。
义律在6个小时的讨价还价会谈中仅取得微薄的成果,除了对他的奉承和对林则徐的责怪,琦善什么都没有答应他,但给他的印象是他所有的要求均有可能答应。义律后来向巴麦尊承认他无法向琦善施加压力,就这样,琦善用甜言蜜语和海参将义律阻挡在天津;后来,两位义律在商量后,同意回广州等待新的钦差大臣。
道光和琦善都非常兴奋,几句话就把英国人给打发了,但琦善听到他被委任为新的钦差,去广州接替林则徐完成与英交涉,他又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