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 chapter5

 

5. 第一枪

在1839年的冲突暴发之前，中英之间的短期或长期的对立，是再明显不过的了：英商希望他们能不受限制地在中国沿海销售他们的商品，特别是走私的毒品；清政府则想限制贸易在广州一地并禁售鸦片；英国人希望有治外法权，清政府则想维持其在中国土地上的对外国人的司法地位。简而言之，英国人想要一切如他们所愿，清政府不答应任何一条。

这种对立，尤其英商不愿按另一国的规章行事的行为，被英国商会中的好战分子塑造成正义行为，对华战争也就被渲染成一场正义战争。这个观点长期以来在《广州纪事报》（Chinese Repository），一家以广州为基地，西方人为读者的杂志上占有大量篇幅。1834年之后，在律劳卑死亡之后，该杂志转向英国国内寻求支持。詹姆士-梅瑟森在1836年撰文控诉中国人“一直自以为是的认为地球上其他族类。。。有如野蛮人。”当中英关系极度紧张时，1839年，加丁遵照梅瑟森的建议，随身携带了20000英镑（折合约100万今日英镑）用于交往新闻界。1840年，当林则徐封商馆的消息传到英国，大量篇幅描述了中国商人是如何帮助英商，是如何将面包、烧鸡等食品偷运入商馆。这一系列的报道，将清政府描述成一个以不公正、压迫性的方式对待外国商人，欺压无辜的英国人，剥夺他们食物和淡水，威胁他们的生命；叫嚷着要让清政府为其暴行和凌辱英国付出代价。

这些敌意，逐渐盖过了英国本土的鸡毛蒜皮小事及鸦片贸易的合法性的争吵，成为人们谈论的主题。对清帝国的种种缺陷的系统性诊断，掩盖了其与欧洲人之间的矛盾只是清政府想以它自己的方式控制进出口这一简单的事实。欧洲国家是些小国，活力充足，变化快；而中国则是一个大国，保守，几乎不变的联合体。欧洲，尤其是英格兰，文艺复兴所带来的自由风气，使人们享受自由和独立。对比下，满清统治下停滞的中国有如浑身乏力的病人：拒绝改进，拒绝向他人学习，拒绝让民众享有一定的权力。在他们的眼里，中国必将走向垮台。

当世界由18世纪跨向19世纪时，中国被描画成一个捣蛋的国家：庞然大物、军事化、异类、敌视他国，拒绝按欧洲才形成的国际准则行事。“人们热切的期望一个有智慧的政府, 会采取一些强力而有效的措施，来教训这个傲慢自大蛮不讲理的民族。”一本小册子如是说。中英间的争吵已不再是英方经济上的贪婪或毒品走私，而是中方对他国的国家尊严的挑战，对应这个挑战英国将以军事行动来捍卫。

一旦决定使用战争手段，英国公众对中国的印象已打上了烙印：不可理喻的中国迫使英国使用暴力的观点成为主导，遮盖了所有与此观点相左的证据。英方在战争中大胜进一步的使人们相信这一观点：如清政府不是所说的那样，它又如何会被代表自由贸易和进步的力量打的如此惨败呢？

为何19世纪英国的战争贩子，对林则徐1839年的封锁可以如此迅速地回击，而不担心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帝国的力量呢？为何这些商人、传教士和政客有如此信心地认为中国不堪一击呢？答案部分在于中国在对待与其冲突的欧洲人的方式上，在2000余年的中国历史里，中国自认为其为世界中心，皇帝为上天之子，其它国家则应向其进贡，由此来确定其附属国的地位。但事实上，中国从汉至清，中国的部分地区，甚至全部被其北方的部落所征服。因此这个进贡可同样用作保存面子的贸易幌子，或者是一种虚张声势地外交保护，以帝国的经济损失方式来运作的。中国皇室“赐给”这些好战的部落丰厚的物品，换取没有任何意义的“贡品”，和他们不对中国进行侵略的保证。中华帝国的千余年的对外交流，就是这种进贡方式，与金钱赐与及外交手段的混合。而对遥远的附属国，甚至使用放任自流的松散统治方法：如他们进贡，则笑纳；如不进贡，也不去征讨。

这个进贡方式自明朝至清以来，逐渐形成一种规范：当外国使节进入中国，他们将被护送至京城。在京城，他们被以盛大的筵席招待，然后向皇帝磕头，而后再是筵席，娱以音乐，给予礼物，最后是皇帝对使节所提要求回答的诏书。到了18世纪，欧洲各国的使节们对这个规则的报怨声越来越大：诸多限制的官僚方式；对磕头要求的坚持；无法与之直接面对面的谈判，更不用说自由贸易、领事权和外交平等。

1792年乔治-马卡尼（George Macartney）出使北京，携带有代表欧洲最新技术的望远镜、时钟、气枪等物品，以期能让乾隆批准与英建立平等的贸易关系。然而这个行程花费了马卡尼约两年时间，其中数月用在去乾隆的承德避暑山庄，和他所带的物品究竟应算作是贡品还是礼物，他是否要向乾隆磕头的争论上。最后，乾隆拒绝了乔治三世的自由贸易和在北京建立大使馆的要求，声称中国不需要英国的产品，乾隆的回信，简洁地表明了满清仍生活在对他国自高无上的梦境里。马卡尼在回英后，在所发表的游记和日记里，认为满清是一个“一流的腐朽而疯狂”的国家，应被海浪“冲击成碎片”。这个结论为英国人广泛接受，认为中国应该被几艘护卫舰用大炮将其轰炸到现代、文明和自由贸易的世界来。

然而，清政府也许并不知道它从东南亚、台湾、朝鲜和日本通过贸易引进了大量的稻米、木材、糖等产品，用于弥补其产出的不足。中国商人并非被动地等待他国的商人上门来做生意，相反，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布东南亚，远至南亚甚至非洲。中国海岸仅短期关闭过：一是明朝倭寇入侵；二是收复台湾。清政府对欧洲人的贸易限制远多于对亚洲人，原因是对欧洲人的恐惧。最早来到中国海岸的葡萄牙人随意、甚至用武力进入中国境内，做生意不服约束。而乾隆听说英国人是靠抢夺他国商船致富，英人的野蛮让其他国家恐惧。

对于满清的统治者而言，是一个征服了主体民族的少数族群，一直担心其统治的安危。乾隆对马卡尼公爵所带的礼物的拒绝，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对西方而言，在1793年，他们一开始就被满清豪华的“进贡”仪典弄得七荤八素，完全弄不清满清的外交。在理想的进贡体制下，满清皇帝一方面以儒家哲学学说统治天下，四方各国自动臣服于天子；另一方面，它可以动员所有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来捍卫这个帝国，这一切在西方人眼中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但这一切随着清帝国的经济和军事两块基石的衰败，在18世纪开始瓦解。仅管欧洲学者们对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中国的问题有不同的解读，但均落入责怪经济、环境或帝国主义扩张。实际上，中国这个帝国（今天仍是）也许应最好解读成一个令人印象深刻但糟糕的走钢丝表演者，集结了激情、虚张声势、豪华铺垫和务实；满清作为一个少数族群，利用花言巧语和色历内荏来要求那些随时可能独立的地区加强爱国忠诚，逻辑上这个帝国早应四分五裂而不是大一统，这就是在1839年准备与巴麦尊的炮舰进行较量的中国。

1839年9月4日早9时，义律带着3艘小型武装商船由香港北出发，前往九龙，与封锁英商取粮取水的满清水师对峙。传教士卡尔-古治拉夫（Karl  Gutzlaff，中文名叫郭士立）将义律的数封致当局的书信转交给中方，义律在信中警告中方如不解除封锁，他就要诉诸武力；但中方代表表示他未经授权，拒绝接受信件。下午2时，义律再次警告中方30分钟后他将动武, 到了2时30分，英舰开火，满清水师并未逃跑，相反，他们开始还击。但到了4时45分，两方船只接近对射，英方的强大火力将中方舰船打得粉碎，中方在损失两艘舰船后撤离，这次海战中方史称九龙海战。

仅管双方有交火，但全面开战还是可以避免的。冲突后，当地居民重新被允许向英商供应食品，水井也没有“有毒”的警告标志了。9月15日，义律和一部分英商也被允许重返澳门，义律和林则徐之间也开始了约一个月之久的、相对平和的意见交换。义律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中方可以搜查船只，如有鸦片，可以没收货物；同时义律悬赏2000银洋找出杀害林维喜的凶手。但林则徐不为所动，扬言要扫平英国人，但双方并未再交火。与此同时，美商趁机与中方签定了美式的保证书（据说根本不提死刑），据中大作生意。他们将英商的货物买下来，运入广州销售，而后将在广州买入的茶、丝等，再卖给英商。

不久，义律的霉运又来了。10月4日，英商船托玛斯-库茨号（Thomas Coutts）由新加坡至粤，船上仅载着印度出产的棉花、藤编和胡椒，并未在香港停留，而是直赴虎门。在虎门，船长签了保证书，开赴广州。林则徐趁机再次下书义律，以此船为例，说明签保好过搜船。同时，林则徐在穿鼻海面集结了水师的舰船，而在此处，聚集了大批等待装卸货物的英国商船。第二天，11月2日，义律乘坐单桅炮舰风信子号（Hyacinth），带着刚从印度赶来的无畏号（Volage）护卫舰，赶到了穿鼻，随之发生了穿鼻海战。义律和无畏号舰长史密斯的说辞是中方又开始令人火冒三丈的外交手法：将领关天培拒收外交信函并重提交出林维喜案凶手，对此义律的回答仍是不知谁是凶手。中午时分，史密斯认为天黑后中方水师会对英商船不利，而退却会“有辱英国的荣誉”，在征求义律的同意后，开始向中方开炮 。

林则徐上奏对此战的记录是在第二艘英国商船，皇家萨克森签保后，准备进入珠江，两艘英舰强迫其返回，正当水师提督关天培准备向前询问时，风信子号向其开炮。关天培随即还击，并令水师向前，仗剑倚桅大呼“退后者斩”，虽为弹矢所伤，眉头都不皱一下。他将一艘英舰舰首击毁，造成许多英国水手落入海中，由于英舰迅速逃跑，所以水师决定不再追击。

义律的对此战的描述则是：“（我们）沿着中方舰队队形，发射着毁灭性的炮火。。。；可怕的效果很快就清晰可见，一艘水师船在十余米处爆炸。。。另外击沉3艘。另有数艘明显进水。。。水师提督的表现与其职务相称，勇敢但徒劳无用。战斗持续不到45分钟，而后，提督和他的水师悲哀地退回到他的泊地。史密斯舰长无权继续扩大战争。。。他停止射击后返回澳门。”此战造成一名英国水手轻伤。

林则徐应从穿鼻之战得到了一个明确的警示：满清的水师从船到火力均与英国相差太远，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为此，应当避免与英国公开宣战。但是，就算他得到这个结论，也已太迟了，因为英国内阁很快就会将战争的决定权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