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之战

红军在湘江战役中到底蒙受了损失多大，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维基百科和百度百科给出不同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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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基百科
湘江战役是第一次国共内战中，双方的一次战役。
1934年11月下旬，蒋介石调集25个师沿湘江构筑了对红一方面军“长征”的第四道封锁线。11月25日，红一方面军分四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渡过湘江，但后续部队因辎重过多行动缓慢未及时通过[1]。国军抓住良机发起猛烈进攻。
林彪统一指挥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4师参与了这场战役，红一军团在脚山用阵地战硬顶着国军湘军的进攻，损失6000人。一位党史专家称：“林彪、聂荣臻指挥的红一军团在湘江战役中起了相当关键的作用。不然，中共中央和军委领导人就有可能被俘，中国革命也有可能在此失败。”[2]
湘江战役的结果使中央红军由10余万锐减为4万余人，董振堂、陈云之红五军团损失过半，刘少奇、罗荣桓的红八军团和少共国际师于此役几乎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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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科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突围以来最壮烈、最关键的一仗，我军与优势之敌苦战，终于撕开了敌重兵设防的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 红军虽然突破了第四道封锁线，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5军团和在长征前夕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损失过半，8军团损失更为惨重，34师被敌人重重包围，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直到弹尽粮绝，绝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和军委两纵队，已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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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红军总人数一是10万人（维基），另一是8.6万人（百度）；而战后总人数一是4万人（维基），另一是3万人（百度）。

在中国共产党史上经常出现较大的出入并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原因一是当时无纪录而当事人因年久记忆出现偏差，其二是由于中共的宣传，许多事实被扭曲，久而久之，人们也就以讹传讹了。

通过不同经历人的瞳孔，我们所看到的历史画面是不同的。在这里，我引用吴法宪（红一军团三团，前卫部队）；李德（奥托。布莱恩，中央纵队）；邱会作（总供给部）；莫文烨（红八军团，后卫部队）的回忆，试图分析一下湘江战役。

李德在其所著的《中国纪事》中，有如下记载： 
“根据我在1939年的笔记中记载的1934年红军总参谋部的统计数字（机关枪的数字只是粗略的估计），中央红军在出发时的实有兵力是七万五千至八万一千人，其中五万七千至六万一千名战士，有四万一千至四万二千支步枪和一千多挺轻重机关枪。战斗部队编为五个军团，第一军团由第一、第二和第十五师组成，有一万六千至一万八千人，其中一万四千至一万五千名战士，有九千至一万支步枪和三百至三百五十挺机枪。第三军团由第四、第五和第六师组成，有一万五千人，其中一万二千至一万三千名战士，有九千支步枪和大约三百挺机枪。除此之外，作为突击部队而承担突围主要任务的这两个军团，还拥有三十至四十门轻迫击炮和大约三千枚我兵工厂制造的迫击炮弹，并且各有两门以上直接瞄准射击的野战炮和几百发炮弹。第五军团由第十三和第三十四师组成，有一万一千至一万二千人，其中一万名战士，有七千支步枪和一百五十至二百挺机枪。新编第八军团由原来的独立二十一师和二十三师组成，有一万人，其中八千名战士，有六千支步枪和大约一百挺机枪。最后是九军团，由第三和第二十二师组成，有一万一千至一万二千人，其中九千至一万名战士，有七千支步枪和大约一百五十挺机枪。每个战士发了一至二枚手榴弹，每支枪配有七十至一百发子弹。每挺机枪配有三百至四百发子弹，每挺重机枪配有五百至六百发子弹。

所有部队，包括师指挥部，都拥有足够的无线电设备、野战电话和其他通信器材。两支收容纵队也是这样，而且武器装备也很充足，以便在必要时可以短期独立活动，进行自卫。第一行动纵队，或称中央纵队，包括中央委员会、政府、军事委员会和总参谋部的成员。总参谋部下面设有几个直属部队，其中有一个通信营，一个主要负责修筑道路和桥梁的工兵营和一个防空连。由军事学院和三个军事学校合编成的干部团负责保卫工作，干部团有两个步兵营和一个特务营，该营拥有六门轻迫击炮、六挺重机枪、相应数量的轻机枪和步枪。这支纵队总共有四、五千人，其中两千名战士，有一千五百支枪以及上面列举的武器。属于第二纵队即后勤纵队的是军队的后勤部门，包括一个野战医院、各种机关及党政干部，就数量来说其主要部分是所谓预备师人员。这个师由新招募的挑夫组成，他们负责运送数百包宣传品、银元箱、兵工厂机器、其他工场设备、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在行军途中，他们的负担部分减少后，往往就要作为战斗人员编入部队，以补充不可避免的减员。这个预备师的人员实际上是没有武器的，因为他们带在身边的梭标、长矛和大刀也没有多大的用处。这个纵队由保卫部队的一个混合团担任掩护，总共有八、九千人，其中大约两千名战士，有一千五百支步枪和毛瑟枪，以及几挺机枪。这个混合团的人数很不稳定，因为它是根据党政军的高级干部对警卫人员和警卫部队的需要而设置的。页110 – 112”

“出于明显的宣传目的，红军号称有十万战士，这个数字无疑是不准确的，差不多应该打个对折，因为长征参加者的总数大约只有八万人，另外，战斗部队（不包括随军人员）和收容纵队（包括警卫部队和内勤部队）的非战斗人员的比例，大约是三比一。十二个师的战斗力也不相等，第一、三、五和九军团的七个主力师（第一、二、三、四、五、六和十三师）战斗力很强，而另外五个师（第十五、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和三十四师）则缺乏正规战争的经验。。。页113”

莫文烨在其回忆录中有如下所说：
“1934年10月中旬，由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85000人，被迫离开中央苏区，实行战略大转移，踏上向西突围的征程。。。 页114

8军团是同年9月在兴国集资圩由扩大来的新兵编成的。下辖21师、23师，共7000余人。军团长周昆、政治委员黄甦、政治部主任罗荣桓。。。 页114”

吴法宪回忆录中则说：
“湘江一战，红军损失惨重。根据我看到的现有资料，红一方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时，大约是八万六千人。在长征开始后仅仅一个半月，人员就折损过半，其中以突破湘江防线时的损失最为严重。一军团本身损失也很严重。长征开始时，我一师三团有二千八百人，过了湘江后就只剩下一千四百人了。。。页47”

吴法宪显然是道听途说了，因为他自己也说其只是重述现在某些文章而已。将李德文中所有单位的最大数目相加，我们可以得到81000人。与莫文烨文章相比，李德的记录应是较为准确。莫文中红军总数较李文多4000千，8军团人数较李文少3000人，这7000数目必然使其他部队人数增大到不平衡。

另根据邱会作回忆录：
“通过（注：第二道）封锁线的第二天晚上，除了总供给部的运输部队以外，其他的已接近溃散边缘。。。
开会的人到了，周恩来示意我也列席，他说，从瑞金出发时近八千人的运输部队，现在不到三千人了，成建制的只剩下总供给部这一千二百多人。我们过了这个封锁线，前面又是封锁线，这样下去，家当要全丢了，我们不能人财两空。。。页51”

这与李德记忆中的八、九千人的后勤部队相符合。

与广为流传的版本所不一样的是，红军似乎并非为“坛坛罐罐”所拖累，实际上是由于高强度的行军、作战，红军的巨大损失实际在突破湘江前就已开始了。

李德回忆说：
“中央红军兵分三路，通过赣州和会昌之间未被敌人占领的缺口，向江西的西南端进发，在信丰一带突破了第一道封锁线，渡过了赣江的一条源流 ----桃江。这段战线是由广东第一军第一师把守的，我们对他们的阵地以及我们的进军路线和进攻方向都进行了极为详细的侦察，几个夜晚之内我们的部队就到达了他们的前沿阵地。第一、三军团使用了储存的重武器，出其不意地突破了敌人阵地，击溃了粤军第一师，而自己在战斗中几乎未受损失。这次战斗获得了圆满的胜利，就连毛泽东对此也不得不承认，尽管他感到不甚痛快。

随后，三路大军不停顿地向湘赣交界地区----我们必须突破的第二道封锁线继续进军。根据我们对形势的判断，主力部队向预计在我们前面和左面积极行动的粤军和桂军发动进攻，而用较弱的兵力掩护右翼向北挺进，估计在那里国民党中央军很可能还没有出动追击。因此，中路军由作为突击部队的第三军团以及中央纵队和后勤纵队组成，并以第五军团作为后卫；右路军负责北翼的掩护，由第八军团组成；最后是左路军，它作为第二突击部队，同时作为掩护南翼的部队，必须占领广东边界上设防的山隘口，抵御住粤军和以后的桂军可能发动的进攻，由第一军团组成，第九军团作为它的后卫。

第三军团从正面顺利地突破了第二道封锁线。第一军团在地形不明的大山里，没有地图可循，被迫在羊肠小道上和狭长的深谷中行进，因而未能占领他们前面设有坚固堡垒的隘口，侧面又受到粤军赶来的部队的威胁，而自己却不能展开兵力对付他们。至此，第一军团必须掉转头来暂时拐入中路军的行军路线，以便绕过自然障碍，避开敌人的侧面袭击。这样，就失掉了几乎一个星期的时间。这段时间里，兵力强大的粤军和国民党中央军，开始在后面紧紧追赶，使得第五、九军团好几天都陷入损失巨大的后卫战斗之中。。。页118-119”

“我们以强行军的速度前进，终于成功地在蒋介石大队人马到达之前，在刚刚测定的一段汉粤铁路旁边冲过了由较弱的湖南兵力把守的第三道封锁线。向第四道即大家知道的湘江沿岸的最后一道封锁线的进军，尽管湘桂交界地区道路难行，以及后面紧追不舍的粤军不断给我后卫部队施加压力，我们还是顺利地完成了。同时我们通过无线电侦察得知，蒋介石三、四个师的兵力由周将军指挥在我一侧平行方向进行追击，并力图夺取位于广西北部的县城全县（全州），同时打算渡过湘江，在这里堵住我主力，乘我军渡江之际消灭我们。

当我们先头部队到达县城时，发现周已走在我们的前面了。周的一个旅占领了县城，将主力埋伏在离县城不远的地方。全县四周的城墙又高又厚，就象中国内地大部分古城一样。用我们的武器攻城看来是不大可能，至少要消耗很多的时间和付出很大的伤亡。在全县的近郊进行决战也几乎不能成功，因为在这个地区兵力很难展开，而且此地居民主要是少数民族----瑶族和苗族。

因此我建议，从南面绕过全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三角地带前进，根据我们的情报，敌人在那里没有修筑防御工事。毛泽东粗暴地反对这个建议，他要求同周的军队进行一战。洛甫和王稼祥支持他的意见。最后在军事委员会中进行表决，表决结果票数相等。朱德、周恩来和博古同意我的建议，朱德作为会议主席，他的一票起了决定作用。。。页120-122”

而邱会作的回忆则更有意思：
“我们要通过的赣粤湘交界的几道封锁线，纵深约有二百多华里。从封锁线前的几十里外就开始急行军，要经过两座高山走三百里以上的曲折险峻山路和一条较大的河流，封锁线两侧敌情相当严重，战斗部队两天急行军即可通过封锁线，而运输部队即使每天急行军走八十里以上，连续走四、五天也不一定能过得去，运输部队面临着一道『鬼门关』。
果然，运输部队第一天过封锁线就发生了严重的掉队，但还勉强可以行军，第二天就溃不成军了。抬运的东西几乎一件没留，机器、担子丢弃在将近五十里的沿途上，甚至装银洋的箱子也破碎散落在路边，苏维埃票子到处可见。。。一片狼藉。运输员有的开了小差，有的就躺在路旁死活不肯走了。国家保卫局的人催促威胁，以枪口逼迫也没有用。页50 – 51.”

“在十一月底中央纵队突破粤汉铁路和强渡湘江的封锁线中，运输部队再也没严重掉过队，担运的东西保住了。 页53.”

莫文烨的回忆也如是说：
“这支没有经过战火的锻炼和严格训练的队伍，不仅战斗力较差，行军也缺乏经验。凡者部队旅次行军，约10公里一小休，20公里一大休，快到宿营地时，再加一把劲。而我军团这些新兵，出发时一个劲的走，该休息时也不休息，最后没有劲了，累极了，一头躺倒在路旁便呼呼睡着了，怎么喊也喊不醒。这样，掉队或开小差的人也渐渐多起来。。。 页115”

“我军团从古龙岗突围开始，便在左翼跟随红三军团与右翼的1军团，9军团担任掩护中央纵队和军委纵队行军的任务。一天，敌机投掷炸弹之后，散下了一些传单，传单上叫嚣：“共匪们，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好的天罗地网！”我知道这又是一场恶战。11月28日，军委突然电令我红8军团从湖南道县附近插入广西灌阳县水车地区，与红3军团6师取得联系。由于周浑元部紧跟在后面追击，故绕道返转去，再从道县前进。情况十分紧急，部队已来不及动员，便出发了。连侦查员也没有派，只派一个尖兵排在前面边搜索边前进。我们日夜兼程走了两天两夜，没有吃，也没有休息。那时，追我红军主力之敌与我8军团只隔10多公里，正同时平行前进。因我们有战斗任务必须迅速摆脱敌人，故不管三七二十一，冒着敌机的轰炸和地面敌人的袭击，拼命前进。30日午夜，我军团到达水车宿营，3军团6师已奉命赶往湘江，而与我军团不期而遇的是担负后卫的5军团第34师，于是，我军团无形之中也成为全军后卫之一。。。 页115 -116.”

而吴法宪的回忆则较大不同：
“十二月一日，战斗更加激烈，红一军团全力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大约正午时分，主力部队和中央纵队终于渡过了湘江，但他们所带的一些电台设备、发电机、医疗器械、印刷机等，通通都丢进了湘江，一些较重的枪、炮也都扔进了湘江。当时的湘江边上，到处都是撕得粉碎的文件、书籍。银元和钞票也丢了一地。不过这样一来，缁重队伍减轻了负荷，部队的机动能力增强了。”

吴法宪为谭政派到三团“协助”的，而三团阵地并不在渡口附近，他如何能看到中央纵队的“惨状”呢？

红军所蒙受的损失，由李德的记录：
“然而这期间又过去了两天宝贵的时间，出敌不意的时机也失去了。而且由于在此期间桂军的大批人马迅速赶来，向我们的左翼发起了进攻，局势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虽然第一、五军团能够击退敌人的进攻，第三军团也能够突破封锁线，但是，要负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特别是第五军团遭受了很大的伤亡，它的第三十四师被截断，无法与主力重新会合。这个师未能突破重围回到江西，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转向湖南，在那里进行地方性的游击战争，以后加入第二军团。还有第八军团（第二十一、二十三师）和第九军团的二十二师减员也很严重，但主要不是打仗的结果，因为除了掩护战和后卫战以外，他们几乎没有参加大的战斗，而是逃跑和离散、掉队和生病所致。警卫团，特别是后勤纵队预备师的情况也是这样。随军携带的大部分物资，已在突围战斗的近两个月中消耗殆尽，或者成了多余的累赘。此外，为提高中路军的灵活性，在越过湘赣边界之后领导上决定，把一部笨重的机器和工场设备就地丢下，摆脱了沉重负担的挑夫大部分也都留下了，有的留居在当地老百姓中间，有的成群地或单个地返回自己的家乡。

损失最大的是按照周恩来的撤退计划新编成的部队，这些部队主要由动员兵和自愿兵组成，作战经验很少，或者根本没有作战经验。据总参谋部的粗略估计，他们在占领贵州东部县城黎平时损失达到百分之五十，预备师的损失甚至达到实有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五。。。页120-122”

“在一次行军间隙中，总参谋部对部队暂时的实有兵力进行了统计。在此基础上，军事委员会一致同意着手对部队进行改编。决定解散第八军团、第九军团的二十二师和后勤纵队的预备师，以这些部队的指挥员和战士来充实第一、三、五和第九军团的各个师。中央红军这时由八个有战斗力的师组成，第一、三军团各有三个师，第五、九军团各有一个师。关于实有兵力的人数，据我的回忆，没有提到，但战斗部队肯定至少还有四万五千人，这差不多相当中央红军最后在中央苏区，也就是说在按照周恩来的撤退计划组建独立部队和地方部队之前的水平。一直到遵义，兵力人数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贵州有少量的减员，但通过征集俘虏中和农民中的志愿兵而弥补上了。周恩来在遵义也说是四万五千人，他肯定知道这个情况，因为他在总参谋部是掌握第一手材料的。。。页123-124”

莫文烨的回忆：
“此时，敌人已追到江边，我军团未过江的部队与敌人进行了几次激烈的拼杀，损失很大，建制也被打乱，大部同志过不了江。入夜，我们在山凹树林处停下宿营。看着周围的同志，许多熟悉的面孔不见了，我心里感到非常沉重，虽然疲惫不堪，但总是睡不着，眼前浮现着那些倒在江里，曾同甘共苦过的战友。第二天早上整理队伍，我军团的21师几乎全部损失，23师也严重减员，全军团剩下不足两千人。整个红军部队在这次战役中伤亡也十分严重，元气大伤，还有相当多的同志身体不支掉队了。 。。页118”

与上述回忆相回应的是国民党的记录：（反共勘乱 《国民革命战史》 王多年主编。1982年。）
《第四卷》
“七月末，匪军以其第三师、第三十四师在长汀、会昌一带迟滞东、南两路军进展。主力从石城、宁都、古龙岗与兴国一带南移，作向西突围准备。十月下旬，匪军以一部向信丰东南之南路军第二师与独立第三师进攻，主力经南康、信丰间之贤女埠、新池江与青龙圩一带碉堡尚未构筑完成地区，向汝城方向突进。左地区余指挥官即令第四十四师由南雄驰赴仁化追击匪军主力；令信丰附近各部队堵击。

十一月上旬，匪军主力进至崇义、汝城一带。南路军陈总司令令第一、第二两师及独立第二旅，分由大庾、信丰向崇义方面追击，此时，西路军已派部队驰赴大汾、桂东、资兴与郴县一带堵击。北路军第六路军及第八纵队，入湘追击。。。页109”

《第五卷》
“匪军行动迅速，十一月三日进至汝城以东集龙圩、热水圩一带，突破防守汝城之第六十二师钟旅防线。其第一、第三两军团经五里墩向宜章突进。其第五、八、九各军团经城口向乐昌突进。十二日越粤汉铁路，经临武向蓝山突进。。。页12-13”

“二十六日，匪以一部在咸水与大石背附近与国军第六十二师、第十六师及第十五军激战，掩护其主力在界首架设浮桥渡过灕水。历时五日，匪军全部渡河完毕，伤亡约三千余人。。。页14”
（注：十五军 ——廖磊部；十六师 ——章亮基部；六十二师 ——陶广部）

据所公布的各种资料，红军垮掉或蒙受巨大损失的各部队为：
一军团十五师（少共国际师）；五军团三十四师；八军团（二十一、二十三师）；九军团二十二师；预备师。

以每师五千至六千人算，最多共大约损失三万至三万六千人。这与李德所述，在湘江战役后，红军仍有约四万五千战斗部队，加上约五千的非战斗部队，共有约五万人较相符，而远高于现在各种书籍所述三万至四万人。

国军方面是由湘军、桂军一部在红军前方及侧翼堵击，粤军、桂军另一部由后方追击作战。这些杂牌为保存实力不会硬拼，更何况现有资料证明粤军有接受红军“买路钱”，桂军为避免中央军入桂而网开一面的行为，因此红军对此两军的作战不是非常激烈。与红一军团对阵的湘军，攻击略为凶猛，但也不会不考虑自身的损失。国民党所记录的红军“伤亡约三千余人”应主要是在湘江以西、灕水以东的作战损失，也就是一、三军团的损失。国民党军历来有夸大其战绩的习惯，在此就算不夸大，以五天的作战规模，红军日均损失六百人，在局部，譬如一师第三团（黄永胜部），可能会比较大。

目前大陆所流行的各版本，似乎均有夸大损失的嫌疑，同时相应的是谴责“左倾冒险”及“右倾逃跑”路线的“坛坛罐罐的搬家”和“甬道似的前进”方法对红军的危害。但从邱会作及莫文烨的回忆，我们所看到的却是大相径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