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文革

主席在日，每每论及自身功迹，常将开国与“文革”并指。主席身后，前者仍被视作不世奇功，后者却遭指为弥天巨过。主席逝去不过数年，非但社会为天地之翻覆，论事竟亦有沧桑之区别，人或指我问其缘由，小子则曰：山中已无老虎，猴子正做大王！主席为一代伟人，旷世奇才，远见卓识多让群僚失彩，言谈举止尽让常人难测。后世指责“文革”者，难于用道理服众，遂便就人身攻击，其意所指：唯主席晚年昏聩致祸而已。然则，主席七十有四，尚能一举横渡长江，及至举步艰难之际，机敏睿智仍不输当年。而于发动“文革”之时，其年正七十有三，精力恰旺，智识正高。由此观之，昏聩致祸之论可不攻而自破矣！且观后世指责“文革”者，多凡夫俗子，但好以结果论是非，且不分因果说问题；且观后世指责“文革”者，为当年恩怨复仇者有之，为异日冤屈悲愤者有之，恨昔日大志未酬者亦有之；且观后世指责“文革”者，当年之盲目追随者有之，今朝之人云亦云者有之，自来不明事理者亦有之；且观后世指责“文革”者，有学无识者有之，有识缺学者有之，学识俱无者有之，学识两兼却良心独丧者不亦有之？陈胜曾言：“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小子以为：以井蛙之见，不可论天地之缺；用鸦雀之声，何得笑凤凰之鸣？更添复仇者心态未正，愤恨者理智不在，怨人者不顾是非；更添盲目追随者，人云亦云者，不明事理者多但随大势、水性无守；更添有学无识者，有识缺学者、学识俱无者好片面论事，公允难见；至于学识两兼却良心独丧者，小人无义，居心叵测。是以小子更以为：上述为文革下结论者，皆不足道哉！而今于文革所下之结论皆不值一提！向见西方人论及“文革”，言文革之初衷尚好，但结果却不失为灾难。吾窃以为：此论之于“文革”还算中肯。然其不足则在：未能指出其尚好之初衷，也未能道明其成难之缘由！是以要论“文革”之功过是非，必从其尚好之初衷说起！必从其成难之缘由说起！或云主席发动“文革”之初衷在于铲除一人。小子谓此为愚夫之见，小子亦谓此为小人之见也！且说愚夫论理，不顾逻辑；小人议事，盖据片面。以主席当时远超同伦之才智，以主席当时如日中天之威望，去一人如巨人弄孺子，去一人如雄鸡斗病虫。吹灯不必借台风，杀鸡又何必用牛刀？且凡夫俗子，若非愚顽，为事尚不致若此。以主席之智识绝伦兼盛年能为，何得为此愚夫之行耶？是以此论必为愚夫之见！愚夫之见，又岂可信之？！观主席之一生，为大众百姓，捐亲弃近却义无反顾；为国家民族，赴汤蹈火亦不计得失。其心中所念，唯人民也！是以开国以后，处处推人民地位为至上，时时视人民利益作首要。如是则岂有因一人之故而不顾天下之理？如是则岂有因一时之性而不顾一生之追求之理？是以此论亦必为小人之见！小人之见，又岂敢信之？且说当“文革”之将动，天下粗定，百姓稍足。环主席周围，当年之同仇敌忾不见，此间之人心涣散初显：当年之同志，多有居功享受之心；当年之同盟，多有分利坐食之意；当时之政要，有鼠目寸光者，但求近功，不计远害；有利令智昏者，但见搜利，不顾大义；有居心叵测者，但想自身，不顾人民。而天下之人，多不知防微杜渐；而天下之害，远未斩草除根。使天下有将倾之势，为天下为根本之害者，唯无厌之私欲也！欲得醒沉梦惊亡魂，欲得破贼胆碎奸心，不做风暴之势，不发雷霆之声，岂可得乎？传闻孔子饮食，色恶、不时、不正，皆不食，人或于此多有不解。而圣人知远察微，行事出乎常人，其行止超常，岂尽可视为寻常之矫情？但明此理，则不难推知主席发动“文革”之初衷也！然则，“文革”竟成一场灾难！但“文革”成为灾难却与其初衷无关，“文革”虽为灾难，亦未必全为灾难！小子以为：“文革”之所以成为灾难，仅在于对人民的认知有差！“文革”之所以成为灾难，亦在于对民主的理解有误！“文革”之所以造难，非主席其人不明。“文革”之所以造难，是历史之局限致之！“文革”之所以造难，是清末民初之国贼为之！“文革”之所以造难，是西方伪道害之！小子日前有言：人民，是由与社会主体利益相一致的全部个体所构成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群体，人民至大、至尊且唯一，存在却不可眼见！小子日前又言：民主就是以民为主，唯在其义，不拘形式，亦无形式。为民主有若孝子事父母，唯用心守义，为其可为，不为其不可为。是以，为民主与为孝子，皆无定形也！民主与为事孝之义，皆不可言也！而按中国传统，政府以外总括为民，从马列之意，非剥削阶级为民，上述虽不失人民重心之所在，但其所括，善恶杂陈，道德不齐，其于人民之界限，咸失于严整！从西方“民主”理论，法律范畴之公民个体，皆可独立称民，由此则直无人民矣！“文革”成难，其一是缘于西方伪说，使个人得以假冒人民之名；其二则是人民之概念不清，人民之界限不齐，使奸恶之徒藏身人民队伍却不为人所知。“文革”成难，正是此辈奸恶之徒，诓诱无知大众，借“人民”之名行其个人意志所致；“文革”成难，正是无德小人，借“文革”之机，挑拨大众情绪，打击异己，坑害善良，剪辑正直，消费人民所致！主席身为“五•四”青年，终生视马列思想和西方“民主”理论为正道。然则，马列思想倡导阶级绝对，西方“民主”理论散播非人民之民主。凡此西方伪论，至今人多不明其害。历史之局限，主席不能逾越，岂得谓为其过？而西方伪论之所以能排挤千年国粹大行中华，实清末民初之国贼为之。清末民初之国贼，或结贼图利，或随敌起舞，用西方强盗之伪论，非华夏圣贤之道，使传统文化几至于失继；清末民初之国贼，用西方思想自由之说，以未明之理，授懵懂之人，使民族于夜半复临深池，让青年如盲人又骑瞎马。其不负责，所害岂仅一代？主席为当时执着上进之青年，深受其害，自不待言！然则，且不论历史之局限，且不论国贼之罪恶，害主席者，终为西方之伪道也！且不论个人之道德，且不论大众之盲从，“文革”成难，终因西方之伪道也！且不论因“文革”所冤，且不论因“文革”所误，冤人、误人者，终是西方之伪道也！“文革”虽称灾难，亦不无有功！谁不见：时至如今，天下之恨无公者，犹望“文革”再来！时至如今，天下谋私欲者，仍惧“文革”再来！由此可见，“文革”已得醒沉梦惊亡魂之功，于此但知，“文革”已收破贼胆碎奸心之效！向使人民正名，民主行真，当此私欲横流之时代，望社会正义、美好，岂不仍仗反复之“文革”？！为论至此，小子可曰：“文革”虽造一时之难，却也更启为治世之良机！由此观之，主席指“文革”为功，不亦可乎？向使主席于九泉之下有知，闻吾此论，必蹴起而击案曰：“天下知我者，唯此小子是也！”小子闻此言，亦当抚胸回道：“能叙主席之全功，能继主席之绝志者，余小子之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