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反击 3 – 忆2000年港大的一次政变

话分两头。港大自1996年聘用鄭耀宗之后，又于1998年聘用黄绍伦为副校长。这黄绍伦是个社会学家。本来只想做学问。自当了副校长之后，心无旁骛，便想让他的一个博士生快点毕业。这博士生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故事的中心人物鍾庭耀。

这鍾庭耀却不是个科研的料子。耐不住导师黄绍伦要他做学问的唠叨，鍾庭耀也努力写了些东西，争奈导师和其他教授都不满意，所以心里也确实着急。人说无心插柳柳成荫。这鍾庭耀在学术界无所建树，却发现其导师扶植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辖下的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有一招可以引起媒介的共鸣。每次宣布特首民望降低，各大报纸和电台便竞相传播。而鍾庭耀便会受邀做政治评论，十分风光。有一次立法会表决特首的施政报告(Policy Address)，民主党首李柱铭便引用港大民调的结果，指出香港民众不赞成特首的施政报告。鍾庭耀得此青睐，自然激动万分，把导师黄绍伦要他做学问的唠叨，一概置诸脑后。试想一个人如果绞尽脑汁，好不容易写出一篇文章，却被老师们批评为不学无术，而不用动脑所做的民调，却可以吸引眼球，赢得称赞，何乐而不为呢？我想大多数人可能都会拒绝前者而选择后者的。所以鍾庭耀选择后者，似乎无可厚非。这民调就像我们工人在工厂劳动一样，上班时去拧几个螺丝，下班后就可以打牌赌博吃夜宵。人一旦习惯了这种生活方式，想改都难。

大凡喜欢做学问的教授，都喜欢安心科研的学生，而厌烦不做科研而到处招摇的学生。黄绍伦是个喜欢做学问的教授，看到鍾庭耀不做科研而到处招摇的乐不思蜀的模样，黄绍伦只得继续唠叨，争奈软硬兼施却无甚效果。对鍾庭耀的厌烦之色，也自然溢于言表。但黄绍伦对鍾庭耀已没有约束能力，因为此时鍾庭耀已有其他经费来源，黄绍伦对他已是鞭长莫及了。

再说前面提到那行政長官辦公室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是个忠仆。看到香港媒介和鍾庭耀的民调相互呼应对主人不利，心中着急。俗话说慌不择路，饥不择食。这路祥安心里一急，便想给港大校长鄭耀宗打个招呼，让他看看有没有办法将鍾庭耀那没有科研成分而且又不公正的的民调，不再以港大的名义发表。鄭耀宗本就以强化科研体制，讨伐港英余孽为己任，所以自然是一拍即合。1999年1月4日，鄭耀宗透過校長辦公室查問鍾庭耀民調經費來源，但没发现有何不妥。副校長黃紹倫听说此事后，以为拿到了让鍾庭耀终止民调改做学问的王牌，便于1999年1月29日，邀請鍾到其辦公室，告诉鍾不光是他不喜欢鍾继续做民调，上面高层也不喜欢鍾继续做民调。岂知鍾此时已有后台，所以依然我行我素，对黄的劝告置之不理。

1999年11月1日，黃紹倫再次明確問鍾何時停止做政府及特首聲望的民調，以便有时间做些学问。鍾再次对黄的劝告置之不理。据鍾后来的指控，黄威胁鍾说要“阴干”民调经费。黄否认指控。鍾曾和他的直接上司Dr. Kai W. Ng提过“阴干”之说，Dr. Ng很吃惊，因为其一他不觉得黃紹倫会说出这样的话，其二是鍾庭耀的民调彼时完全经费自理，没有任何“阴干”的可能。Dr. Ng问鍾港大有可能“阴干”他的民调经费吗？钟微笑地回答说完全没有可能（“Dr. Chung apparently smiled and agreed with Dr. Ng that it was not possible to dry him up.”）。所以鍾的“阴干”之说，应属虚构。此外，Dr. Ng觉得黃紹倫的意见，属于学术上的讨论，所以他告诉鍾说想直接和黃紹倫交流一下。但鍾说他和Dr. Ng的谈话属于私人性质，不想让别人知道。（Dr. Ng “said that he asked could he talk to Professor S.L. Wong but was told that would not be necessary as Dr. Chung hoped that Dr. Ng would keep it confidential”）。

鍾庭耀经常吹嘘自己做民调“如有神助”。其实民间也有人怀疑他的民调数据是神数据。2000年1月《鏡報月刊》發表文章，批評鍾做的民调有猫腻，質疑港大是「殖民地殘餘、反共及反華堡壘」。1月5日，鄭耀宗向校內高層發出通告，要求各人就《鏡報月刊》的文章提出意見。至此鄭耀宗对民调的态度公开化。

前面谈到鄭耀宗锐意改革，而得罪了一大批不学无术而占据教授职位的港英余孽。这批人此时便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磨牙利爪，伺机反扑。得知鄭耀宗对民调的态度之后，一个倒鄭乃至倒董的计划便形成了。鄭耀宗已计划于2000年夏携夫人到英国度假。港英势力权衡利弊，决定潜伏爪牙，等鄭耀宗离开港大到英国度假后再发难。

2000年7月7日，星期五。当鄭耀宗夫妇远在万里之遥的英国度假时，鍾庭耀分別於《南華早報》和《信報財經新聞》撰文，指行政長官董建華過去一年多次透過特別渠道向他施壓，要求他停止對政府及行政長官的民望進行民意調查。于是一场政变紧锣密鼓地展开。

香港行政長官辦公室和大公报社因这突发事件而不知所措。前者否认指控，后者则以守为攻，于次日（7月8日，星期六）反控鍾庭耀诬告。这样一来一回，大多数香港人觉得也就可以了，媒体似乎也失去兴趣了。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港英势力在政府里的代理人陳方安生，于 7月9日在巡視香港會議展覽中心之後会见傳媒。问答之间，直到例会结束，没有一个人提到民调风波。于是陳氏只得赤膊上阵，说“我想講講，雖然你們沒有提問，因為昨天我公開要求鍾博士（鍾庭耀）對事件作出一個交代，我想講講我留意到鍾博士的回應。事到如今，我本人非常之希望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以免日後影響到鍾博士的調查工作。”

任何有脑袋瓜的人，都可以看出陳方安生并不希望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此时该事件其实已经告一段落。如陳方安生真希望這件事可以告一段落，她又何必在例会结束时把这事挑出来提请大家留意呢？ 港英媒体当然听出了话中有话。于是重新起哄，最终导致民调风波扩大化。

鄭耀宗夫妇从英国报纸上得到消息，大惊失色，急如星火赶回港大，却为时已晚。港英势力在港大的政变已经成功。鄭耀宗被告知他已不能行使校长职权，连校长办公室也不能进了，在家里静候等调查结果罢！

为什么港大可以快速做出这样一个不寻常的决定而能顺利执行呢？有四个原因。其一是校務委員會的主席是董建华的老对手楊鐵樑。杨官看到有倒董的机会，如何收得住手！其二是完全倒入港英阵营的副校长程介明（其人直到几年后才有所觉醒）。其三是港大站在鄭耀宗对立面的毒蛇猛兽很多。其四（也是最重要的原因）是鄭耀宗的无能，以至于后来香港民众形成共识，觉得此人便是没有卷入民调风波，也绝对应该辞职，因为他完全不是当校长的料子。举个例子说吧。1999年五月一日，副校长程介明和麥列菲菲教授向鄭耀宗建议贷款三百万建立一个公共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of Public Policy）。鄭顺便提到刚好可以把鍾庭耀的民调计划纳入公共政策研究所，使得民调计划可以规范化，免去一些公众的批评。这原本是很正常的交流。但在程介明和麥列菲菲向港大獨立調查小組重提此事时，鄭一概以不记得回答。并且在电视台的摄像机前不断冒汗又不敢擦。也许他觉得程介明和麥列菲菲要加害于他，所以对他们重提的事件一概“不记得”。

自始至终，鄭的策略都是希望博取香港民众的同情，说他如何方寸大乱，以至于大脑不能运转，言辞不能达意，两耳不能听声，双眼不能视物。岂不知一方大将，即使要采取哀兵战术，也需让人看到不折不挠奋力抗争的意志，看到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悲壮，看到临危不乱有理有节的辩解，方能赢得人心，转危为安。倘若以落水狗示人，当然是必败无疑。须知我们中国人大多是墙倒众人推，看到你如此不堪一击，谁愿意站在你这边呢？

当然话说回来，一个工程师出身的人，那懂得官场的尔虞我诈呢？

如果港英势力志在倒鄭，事情就应该结束了。但是帝国反击，乃是要扩大战果，将矛头直指特首董建华。于是董建华的老对手楊鐵樑还不能离场。

 7月25日，香港大學校務會主席楊鐵樑「嚴正申明」校務委員會為捍衛學術自由及大學自主，根據《大學規章》(Arrangement of Statutes)第19條2a，委任一個獨立調查小組，職權為：

1. 調查鍾庭耀在7月7日及14日透過傳媒作出的指控，並向校務委員會提交書面報告，
2. 向校務委員會建議應採取之行動。

獨立調查小組由3名人士組成，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鮑偉華（Sir Noel Plunkett Power）為主席、資深大律師、前大律師公會主席王福鑫以及消費者委員會總幹事陳黃穗為成員。鮑偉華何许人也？原来他是楊鐵樑的老搭档。楊鐵樑因競選第一任行政長官而辭職时，便是由鮑偉華代行其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职权。獨立調查小組甫一成立，大家就已经知道结果必然对鄭耀宗和董建华不利，结果果然如此。獨立調查小組认为只有鍾庭耀的证词可信，而鄭耀宗，黃紹倫和路祥安的证词都不可信或不采纳。或许正因为獨立調查小組有失公允，港大最终决定只是「閱悉」獨立調查小組該份对鄭耀宗和董建华极不利的報告，而不是接納这份報告。于是讨董的战役未能打响。香港也因此避免了一场大规模的内乱。

民调风波暴露了一系列问题，也导致了一系列的变化。

第一，民调风波首先惊醒了董建华。知道自己不能再继续做冤大头，让港府的失策都算到自己头上。民调风波之后，董建华立即推行高官问责制，才让大众知道陳方安生执政能力低下。陳氏最终于2001年以私人理由提早退休。

第二个暴露出来的问题，就是香港大学的校长遴选制度。当初鄭耀宗是如何当上港大校长的？难道真的是因为世无英雄么？至今没听说港大重新检讨其校长遴选制度，所以隐患还在。我相信鄭是港大遴选委员会通过民主方式选出来。但如果遴选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武大郎，那最终胜出的必然是卖炊饼的。

第三个暴露出来的问题，却是大家始料未及的。原来美国CIA的衍生机构美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是鍾庭耀的金主。这是直到2004年香港立法会选举期间才被披露出来。美国民主基金会的总裁是Carl Gershman。他曾是里根总统委任的驻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美国大使，其高光时刻是为阿拉伯之春的领导人颁奖。

美国民主基金会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专门以民主的名义破坏世界各地的民主，其目的就是让美国之外的世界处于无政府主义的暴乱状态，让老百姓觉得民主社会就是毒蛇猛兽黑衣暴徒横行霸道的社会。而这正是独裁者梦寐以求的。世界上的独裁者，正是利用美国民主基金会煽动的暴乱为借口来扼杀处于萌芽状态的民主。

民调风波还暴露出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香港人的内斗， 那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内斗。本来都是一些可以原谅的无心之失，却被一些灵魂扭曲的人上纲上线，唯恐对手还有一口气在。那种你死我活，落井下石，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做法，原以为是中共的专利，却原来是中华民族的共性。同胞们，醒来罢！

一眨眼十四年过去了。民调风波给香港的学风带来极大的破坏，树立了一个不学无术但敢于反潮流的典型。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香港的青年至今还痴痴地看着这个榜样，还盲目地把反抗政府作为民主的终极体现。还记得我们年轻时贴领导大字报的那份激动，那份正义感吗？谁会想到这些大字报的破坏力呢？东方日报有感于“占中”而说香港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其实文化大革命的种子，正是在香港十四年前的民调风波中生根发芽。

难道我们年轻时犯过的错误，终究还是要让香港的年轻人再犯一次吗？

被独裁荼毒了几千年的中华民族，自然渴望民主，渴望自由。但在民主自由外衣下的向你招手的，却很可能是一个魔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