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1975年《红旗》论投降派宋江

四评投降派宋江（节选）

作者 安群

《红旗》杂志 1975年第10期

宋江是《水浒》作者全力歌颂的主要人物。这种歌颂应不应该？宋江究竟是革命派还是投降派？以往的评论很不一致。

《水浒》所描写的时代是北宋末年。这时，宋王朝的统治日益腐朽，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异常尖锐。在这种矛盾的斗争中，围绕着是起义还是投降，在梁山农民起义军中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宋江从开始反对晁盖起义，主张投降，到接受招安，去打方腊，一直到最后毒死李逵，所推行的完全是一条修正主义、投降主义路线，他是一个坚持奴才立场到底的投降派。

有人曾根据宋江放晁盖这件事，把宋江说成梁山革命事业的"奠基人”，似乎没有他，就不会有梁山农民起义。这种看法是受了作者美化宋江搞修正主义的影响。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晁盖领导的黄泥岗暴动，才是梁山农民起义的真正开始。在此之前，小说所描写的只能看做是整个故事的铺垫，是梁山起义的背景。有了这次暴动，才有晁盖等人的上山；有了晁盖等人的上山，才有梁山农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王伦占据梁山，只是“打家劫舍”。晁盖作了寨主，才有“共聚大义”的纲领和路线。梁山才成为各路英雄众望所归的根据地。所以，梁山事业的奠基人是晁盖而不是宋江。

宋江放晁盖，只是叫晁盖离家避难，同时也使自己落个“仗义”的好名声，扩大自己在江湖上的影响；绝不是站在革命的立场上，叫晁盖上山造反。这从宋江对待晁盖“劫取”生辰纲、带领起义队伍上梁山的态度看的很清楚。“劫取”生辰纲不义之财，宋江认为是“犯了弥天大罪”擒何涛、俘黄安，杀官兵，坚持武装对抗，宋江认为这都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他对晁盖聚众起义，压根儿就是反对的。所以，宋江极力要和梁山断绝关系，宁愿自首吃官司，刺配江州也不愿上梁山，这样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忠实奴才，怎么能说成是梁山事业的奠基人？

宋江上了梁山，做了头领，是否就由不革命转向革命了呢？没有，他混进梁山革命队伍后，充当了地主阶级的代理人，继续经营他的反革命事业，晁盖一死，宋江立即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聚义厅是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坚持农民起义路线的象征，宋江这一改，标志着梁山路线的根本改变，灭了革命派的志气，长了投降派的威风，这个改变，是宋江搞修正主义的摊牌。如果说晁盖在世时，宋江还有所顾忌，主要在暗中培植党羽，进行破坏；那么，晁盖一死，宋江就明目张胆地亮出他那修正主义的招牌，公开“修正”晁盖的起义路线，强迫梁山农民起义军实行他的投降主义路线。从此，这只革命的队伍也就一步一步地走上了毁灭的道路。

尽管《水浒》的作者为了突出歌颂投降派宋江，有意少写或不写晁盖的思想和言论，但我们从书中只言片语还是可以看到，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是即反贪官也反皇帝的。晁盖上梁山之前，烧掉自己的庄院，武装抗拒官军的追捕，就表示了他背叛地主阶级，反对封建统治的义无反顾的决绝态度。他的绰号“托塔天王”。“天无二日，国无二君",既要称王就不可能不反对皇帝。在晁盖的农民起义路线的指导下，朱贵喊出“要和大宋皇帝做个对头”李逵多次提出：“杀去东京，夺了鸟位”。

作者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凭借反革命的嗅觉，也看到晁盖坚持的农民起义路线是以反皇帝为核心的，因此，唯恐晁盖“托胆称王”就让他“归天及早”；而让所谓的“呼群保义”的宋江来“把寨为头”。这个“忠为君王恨贼臣”的投降派一为头，就把梁山农民起义的斗争只限制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框子内，彻底“修正”了晁盖的起义路线，背叛了农民起义。

《水浒》为了宣扬宋江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投降主义路线，着重写了宋江同高球的斗争。但是，这种斗争，正如毛主席指出的：”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和高球由于所处社会地位和政治遭遇的不同，在实现自己的反革命政治野心和贪婪地掠夺人民财富上，存在着矛盾和斗争，形成了地主阶级内部不同的两个派别。而他们在反对农民起义上又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不同和有矛盾，不过是一个钻到里面反，一个站在外面反，一个属于招安派，一个属于围剿派。

正是由于宋江的混入，里外配合搞招安，才扑灭了梁山农民起义的烽火。他起到了高球所不能起的作用。招安派和围剿派在本质上又是共同的。宋江不反皇帝，结果受招安，去打方腊。这时，他同高球一样，又成了围剿派，抓住起义的农民，剖腹剜心，表现了他的地主阶级的极端残忍性，像宋江这类混在农民起义队伍的叛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最后必然是不反贪官，不反皇帝，充当封建统治阶级的鹰犬，这就是搞修正主义的必然结果。

排斥晁盖。晁盖是梁山起义的领袖，宋江搞分裂主义，首先就把矛头针对晁盖。他借京师童谣这样的谶纬谎言，把自己吹嘘成天命悠归的领袖人物，为篡权制造舆论。为了达到排斥晁盖的目的，他玩尽了反革命两面派手法。每当梁山有重大的军事行动，宋江总是不让晁盖出马，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表面上是尊重，实际上是架空，叫晁盖成为徒具虚名的“空头司令”。而他自己带兵出征，俨然成了部队的最高统帅；得胜归来，又树起了自己的威信。他从篡夺军队指挥权入手，一步步地篡夺梁山的全部领导权。

晁盖对宋江的篡权阴谋，逐步有所觉察，并进行了斗争。打曾头市，晁盖决定亲自出马，照例又受到宋江的阻挠。晁盖说：“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这句话，一针见血地揭了宋江争功劳、捞资本的老底。晁盖的临终遗言，也否定了宋江作为当然的“梁山泊主”的资格。可惜为时已晚，宋江已经大权在握。

晁盖死了，投降的最大障碍排出了，但是，李逵、吴用、三阮兄弟这些革命派不愿意投降。吴用是同晁盖一起起义的，对梁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宋江心里明白，如果让吴用掌握大权，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就难以得逞。所以他不惜一切，从千里之外把卢俊义这个对农民起义充满刻骨仇恨的大地主拉上山来，排在吴用之前，坐了第二把交椅。结果，忠义堂前升起了“山东呼保义、河北玉麒麟”两面白旗，标志着宋江为实现投降主义路线完成了领导核心的改组。

招纳和重用投降派。宋江为了扩大投降派的势力，大量招纳贵族豪绅、地主恶霸、朝廷军官，并把他们安排在梁山起义军的重要位置上，作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依靠力量，改变了起义军基本队伍的阶级成分。这些人或者是在被俘无奈的情况下，暂居水泊，等待招安，宋江把这些人纠集在一起，就组成了以他为首的钻入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地主阶级别动队，随时都准备从堡垒内部把梁山革命根据地毁为瓦砾。

这绝不是什么“招贤纳士”，而是地地道道的“招降纳叛”。宋江自己就曾得意地宣称：“你看我众兄弟们，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李逵的话一语破底：“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护着你的人多”。这说明宋江为了实现投降主义路线，千方百计地拼凑成了投降派的班子，在组织上为受招安做好了全面准备。

有人曾经认为宋江这一切活动是为了“团结起义军”，这是离开了两条路线斗争看问题的结果。宋江为什么要梁山108人“对天盟誓，各无异心，死生相托，患难相扶”呢？就是为了要大家死心塌地，听从他的摆布，服从他搞投降主义路线。投降派宋江耍尽阴谋诡计，排斥革命派，篡夺梁山起义的领导权，清楚地表明他不是什么梁山上“团结”的旗帜，而是搞分裂主义的阴谋家、野心家。

宋江出身于地主阶级家庭，“自幼学儒”，“曾攻经史”，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后虽混迹江湖，但“尽忠报国","青史留名”仍然是他的“凌云之志”。他上了梁山。手捧“天书”满口“忠义”一直是“身居水浒之中，心在朝廷之上”，深埋在他内心深处的地主阶级的反动立场和世界观没有丝毫的改变。

宋江这个儒家之徒所信奉的主要是宋代的反动理学。宋代理学把儒家的三纲五常进一步绝对化，把它炮制成所谓“天理”，发挥了“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儒家谬论，认为“忠君”是顺“天理”的；反君是逆“天理”的。《水浒》成书于元末清初，深深打上了理学的烙印。它通过九天玄女授“天书”、“石碣受天文”等荒诞的故事情节，大搞“天人合一”，把对皇帝“全忠仗义”与“替天行道”凝为一体。

宋江正是这种反动思想的号筒。他认为效忠皇帝就是“顺天”上梁山造反就是“上逆天理”。这就是他不反皇帝，接受招安，搞投降主义的反动思想根源所在。

封建统治阶级“把孔夫子的一套之乎者也当做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只有冲破孔孟之道的思想束缚，农民才能起来造反；而农民起义又是对孔孟之道最有力的批判和冲击。因此，宋江要搞投降，就一定要拿起孔孟之道这个反动透顶的思想武器，大肆宣传和美化，培养一批反动知识分子精英在农民起义军中推行儒家思想路线。他依照理学的反动教条，不遗余力地把“天命”和“忠义”凝为一体进行兜售，给农民起义军重新套上孔孟之道的精神枷锁，按照地主阶级的面貌改造梁山农民起义军。

晁盖在世时，宋江遵照所谓九天玄女的“法旨”，宣扬“替天行道”，“尽忠报国”。晁盖一死，他就把“替天行道”的旗帜公开打了出来，作为投降主义纲领。正当梁山108人聚会的时候，他利用“石碣天文”进行欺骗，于是，在组织上把他自己和支持他搞投降的那一伙人排在重要的“座次”上，就成为“天地之意”，谁也不敢反对了；

在政治上他谋求皇帝招安的途径，也就成了符合“天命”，谁也不能非议了；我国历史上有些农民起义是利用宗教、借助“天”或“神”作号召的，但其目的是为了证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争取社会的公平正义；而宋江却借助天命来证明对反动派的剥削有理，投降有理，真是反动之极！

宋江为了把农民军引上投降的道路，还千方百计地叫大家“共存忠义于心”。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是他在梁山上公开挂出的“忠义”招牌。“忠义双全”，这是他为农民起义军确定的指导思想。“但愿共存忠义于心，同著功勋于国”，这是他要108人共同遵守的誓言。宋江平时“忠义”不离口，直到临死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

他所谓的“忠义”，并不像人们期待的那样“忠义”于梁山的革命事业，而是根据所谓九天玄女“为主全忠仗义”的“法旨”，忠义于腐化的大宋皇帝。其目的，就是要用“忠义”这条绳索把农民起义军在思想感情上捆绑起来，掷到最高封建统治者的脚下，使他们重新遭受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奴役。

但是，“忠义”，特别是“忠君”思想，是同起义的农民长期渴望和养成的敌视压迫者和剥削者，追求天下为公的心里不相容的。宋江贩卖的这一套，也不是处处都能为起义军所接受。即使受招安之后，反对儒学“忠义”思想在一些人中也还存在。“燕青秋林渡射雁”，只不过是从空中射下一些雁子，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是，宋江却借题发挥，又是吟诗，又是作词，大讲特讲“仁义礼智信”这正是因为受招安之后，投降和反投降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没有结束的对抗性体现。

当时，李逵等革命派不愿意投降，“反心尚兀自未除”，一再想反上梁山。宋江感到单用“忠”字笼络不住众人的心，很有必要加强儒家思想的全面宣传，进一步用儒家的“五常”和“忠义”一起来禁锢他们的反抗思想，摧毁他们的革命意志。如果说在招安之前，他推行儒家思想路线是为了把农民军引上阶级投降和忠君的死路，那么，在招安之后，他继续推行儒家思想路线则是要他们投降到底，当奴才到底。

宋江推行的这一条儒家思想路线，简直就是一服烈性毒药。梁山农民起义军之所以会和平演变成地主阶级的官军，并最后全部走向坟墓的道路，正是吞下了这服烈性毒药的结果。

在文艺作品中，“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以晁盖为首的革命派是农民阶级的代表，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的是农民起义路线；以宋江为首的投降派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代表的是少数剥削阶级的根本利益，推行的是投降主义路线。可是，《水浒》却把宋江及其投降主义路线放在矛盾的主导地位，贯穿全书的始终，这就决定了全书的总倾向，必然是贬晁扬宋，丑化革命派，歌颂投降派，宣传投降主义。

有人曾经认为《水浒》写了宋江吃御酒而死的结局，就是对“投降主义批判”，事实并不是这样。象《荡寇志》那样，写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个个长命富贵，个个剥削有理，贪污腐化正确，固然是一种露骨的反革命歌颂；像《水浒》那样，写宋江以身殉投降主义路线，也是一种隐蔽的反革命的歌颂。它写宋江对投降主义路线宁死也不动摇，毒酒入肠后，还不忘亲手毒死”情分最重“的结义兄弟李逵，甚至写宋江之死，竟然感召了不愿投降的吴用自缢于墓侧。就这样，作者呕心沥血表现了宋江对投降主义路线的死而后已的忠诚，最后完成了这一个”全忠仗义”的投降派形象，达到了歌颂的顶点。

晁盖、李逵、吴用、阮式三兄弟是好样的，不愿意投降。但是，这些革命派却被贬低、被歪曲、被放在陪衬的地位。“屏晁盖于108人之外”，便是《水浒》作者贬低革命派很隐蔽也很恶毒的一手。不论是在《水浒》成书前的《宣和遗事》和龚圣与的《宋江36人赞》中，还是在成书后的明人杂剧《豹子和尚》中，36人内都有晁盖。

可是，《水浒》作者把很多记载和传说都篡改了。屏晁盖108人之外，列宋江于108人之首，割裂梁山革命历史，把他作为主要人物来歌颂，甚至把元曲中的晁盖打祝家庄，也偷换成为宋江打祝家庄。成书前的很多记载传说都是说晁盖反皇帝，宋江不反皇帝，一直到明末张岱的《水浒牌四十八人赞》还是说晁盖“盗贼草劫，帝王气象；说宋江“忠义满胸，机械满胸”。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水浒》贬晁扬宋，其目的就是为了突出投降派，宣扬投降主义。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作品，是一部反面教材。但是，以往对《水浒》的评论中，有很多由于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否定阶级斗争，在儒家思想的毒害下，追求“和为贵”的错误思想，对宋江作了错误的评价，看不清《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总倾向，分不清路线是非。买办文人胡适曾经用唯心论的观点来研究《水浒》，给一些人的影响是很坏的。

[王利民]

在《文学城》看到的，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篇文章，转载于此。文革时期的文章，如果放开来让特色国民读，特色中国很快就会第二次大文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