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见驴十八
破帽遮颜过闹市，管他冬夏与春秋。
地主故事呢，其实讲完了，咱们聊点题外话。
小时候读《格林童话》，大拇指汤姆混在干草里被牛吃下肚，然后牛被杀了牛胃扔到了粪堆上。。。震惊了！那么好吃的毛肚就那么扔了？好吧，作为吃货，进一步去了解，中世纪欧洲农民不仅经常吃牛肉，内脏基本都不吃扔掉。让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和别的民族，原来是生存在完全不同的资源环境中。大冬天清晨去拾粪，脚趾头差点冻掉。又不禁羡慕人家印度泰国，天气暖和不说，还不用施肥田里就蹭蹭地长庄稼。生产力低下，大家只是过得都穷些。但如果生产力低下再加上资源耗尽，则是深深地绝望。
咱们中国人几乎什么都吃。酸的苦的腥的臭的有毒的，都发明各种烹调手法做成能够入口的食物甚至美味，与其说是聪明才智，不如说是被世代饥饿逼出来的。广东人是最典型的代表，已做到这一步，还是不够。只能上船飘洋过海。所到之处，看起来都比故土更容易养活自己。后来他们来到北美，这是一个资源富足到变态的地方。白人骑着马带着来福枪，在大草原上一次杀死成千上万头野牛，一块肉都不要，只把皮扒走了事。
修铁路的华工成了野牛肉唯一的买家。尽管有说法是“几乎每一根枕木下都埋着一个华工”，吃着世世代代都吃不着的便宜牛肉，华工依然觉得这地方要比老家强太多。但真的当他们需要安家置业时，白人开始烧杀抢再加法律，决不允许华人拥有一块北美土地。黄祸论的根源思维，就是绝不能把庞大的中国人口放出来，他们会很快让其它地方的资源度向中国平均化。所以，华人要突破本土资源约束，向外寻求时，猪仔裸奔看来是行不通的。一定要有本事和实力。
美国人有理由骄傲。他们从开始的一船难民，发展成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可以宣称这是我的土地，不是你的土地。美国之路，离不开所宣称的“边疆效应”，或“开拓者精神”。这些，其实都是不断攫取新资源的婉转说法。当土地资源限定后，美国又凭借工业和金融能力将全球市场变成它的“新边疆”。但等到所有“边疆”消失后，美国立刻显出颓势。中国人前一次“边疆效应”是“闯关东”。棒打狍子瓢舀鱼的黑土地突然对汉族人开放。后来东北成为全国农业和工业最发达的地方，就是出于这个效应。但对中国数亿人口来说，东北还是太小。人多了后又和其他地区混同了。
突破资源约束的途径有两条，其一是科技。科技能全面从深度广度和效率上拓展资源开发和利用。但科技不能改变人口和资源分布的相对不平衡，所以另一必要途径就是参与到全球的资源再分配中去。早期的征服吞及殖民方式今天已经不可行，剩下的是通过贸易和金融，包括商品交换和其中的规则体系。对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一切都非常不利。当时中国没有科技优势，没有军事优势，也没有制造能力，从而也没有规则话语权。
当年的中国非常绝望，愿意尝试各种方法。历史的记忆让中国人觉得“盛世”都出现在土改后，所以土改成了一个全民心结。而且社会矛盾激化，压力大到了箭在弦上。但到了二十世纪的中国，均田式土改不是最差也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选项，不仅不解决根本问题，还是一种饮鸩止渴。历史上，土改只有在战乱后人口大幅减少时才有一定的效果。唐初的授田，实施了大约两代人。每个中男分到一百亩，可以保证三代人的繁衍维生。基本奠定了唐朝一百五十年的繁荣。明初的军屯卫所制，因为田少一些，三代后就败坏了。
任何土改，只能有短期时效。历史上的土改，与其说是为了民生，还不如说是为了国家收税。而清末民国时，根本不具备唐明开国时的条件。从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到共产党的实际土改，都只会是一个战争动员工具或政治夺权口号。都忽略了人地比例问题。从清朝中后期人口突破界限，以后国家就没有消停过。但经历百年战乱，人口却一直没有实质减少。到49年前后的那场土改，实际稳定效果，可能连一代人都维持不了。
49年时，全国有90%以上，四亿多农业人口。一共十四亿多亩耕地，一次分光，人均三亩。这些田的良莠不齐，旱地远多于水田。当年大部分地区，三亩地的产出，仅够养活一口人。田分到一家一户，没有提高生产力，还会阻碍生产力的提高。十几亩地的一户小农，别说机械，就是养一头牛，都是有很大财务风险的负担。新作物、新种子、新技术，以及投资水利项目等，虽然理论上有好处，但小农们不敢冒也承担不起不确定性风险。这种日子，只会越来越糟，多了一口人就少了一口粮，没有什么发展余地。
土改让农民少了地主一层剥削，感觉到的生活水平提高的效应，也会很快消失。庞大的人口在有限的土地里刨食，生活水平必然有下降趋势。因为现代社会生活方式改变加快。当年盘尼西林一两黄金一支，没人因此感到穷，这玩意儿根本不在农民的生活中。小病靠扛，大病吃两把香灰。但等到青霉素降到几毛钱一支，农民却看不起病了。这时大家有病，会连夜赶几十里路，把病人抬到县医院。这类东西现已上了生活必需品清单。而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单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变长。如果收入增加不够快，就会感到越来越穷。
建国后几十年，农民突然觉得，这日子怎么好象还不如解放前？这是部分原因。即使普及教育让孩子上学，也会增加农民的贫困。因为少了必要的辅助劳动力，使得养猪养牛养鸡积肥等，都成了很困难的事。免去了学费，难免还是增加了一些与读书有关的开支。两边一算，动员农民送孩子上学，即使在文教传统悠久的中国，也是蛮困难的。农民能想到的改善生活的办法，就是能不能从邻居那里多弄几亩田过来；而农民遇到天灾人祸，除了土地，没有其它值钱的东西来支付。所以，土改并不能实质上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连感觉上的效果，也不能维持多久。
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工业化，而且要加速工业化，赶在人口爆炸带来的崩溃前见效。其一是要把全国的大部分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工业生产中来；其二是农业生产方式本身要工业化；其三，需要工业化支持国防，从而保卫自己的资源并具备向外拓展资源来源的能力。这个过程需要大量的投资，包括资金资源产品等。而在那种资源约束下的分田式土改，窒息了整个社会的积累和提高能力。每户分到的田，基本维持正常生活，支持下一代的发展都没有能力，遑论支持国家工业化了。
如果用政治法律手段，定死了土改成果，不允许土地兼并。效果上，就会把中国长期固化在一个农业国的地位。连带国家也没有多少发展能力，因为对遍地贫困小农，国家没法征收多少税。而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靠外来借贷和援助搞工业化是不可能的。大家都会警惕并阻挠你加入本来已经很残酷的资源竞争。出现这个状况，还不如有大地主存在。大地主有剩余，有积累，对发展工业还有一线生机。只不过地主阶级由于自身的局限性，并无能力和见识承担全国工业化的任务。
历史呼唤一位超级地主，出来作为完成地主时代的终结者。土改后不久，国家就意识到像这样把地分给农民，无异于慢性自杀。国家现在急需做这个最大的恶霸，把租子收上来搞建设，完成国民经济的转型。而且迫在眉睫，慢慢吞吞就会错过历史机遇。然后走向合作化一直到人民公社，都是有一定的必然性。一来是不改变制度土改的神话就很快要破产了；二来，国家要征收“重租”。但如果都是一个个单户就会面临和当年地主一样的收租成本，损耗太大。国家来做地主的好处，不仅仅是少了众多地主们的消费消耗。而是可以不计成本地投资于长期没有经济效益的基础工业和国防工业建设。因为中国的长期目标不是赚钱，而是要增强实力走向世界争夺资源。所以一定要能全面压倒其它强国，从而必须从基础做起。
中国前三十年的赶超工业化，奠定了当今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的基础。但由于当年中国人口将资源撑成了死局，经济几乎毫无回旋余地。注定这会是一条血肉铺就之路。开始的积累几乎全部来源于农民的口中粮。“剪刀差”还不够快，继之于统购统销。剥削程度，不亚于当年的地主。这种政策下，一遇到荒年，搞不好就会出现饿死人的现象。
毛泽东做了这个恶霸，他勒紧全国人民的裤带，硬着头皮搞了几十年的工业化。从他批判为农民请命的梁漱溟可以看出，他是铁了心要把恶霸做到底的。当然，他做的手段比地主们高明些。在政治上文教上卫生上向农民作些补偿。另外，同时也在水利农机种子科技等方面，努力提高生产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到1979年是个大丰收年，粮食产量也就比1952年翻了一番，算起来还超不过人口增长率。如果这些年间光顾着吃饱饭，可想而知今天我们依然是个忙于糊口的农业国。
中国农业的问题，关键不在土地所有权是在地主、在公社、还是在农民自己手里，而在于生产力的提高。工业化水平到了，一切水到渠成。1949年，中国化肥用量，平均到每亩只有几克，尚不及一枚小戒指重。前面说过79年粮食产量比52年翻了一番，但同期化肥施用量增加了150倍至1086万吨。仅从1977年到1980年的三年时间，用量就翻了一番。九年后又翻了一番。农药除草剂机井地膜大棚，更是日益普及。当那贫瘠的土地，撒再多的汗水也换不来丰收时，我们可以往里面灌石油、输电力。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田野里冒出来的希望，是靠大庆大港胜利渤海等油田产品浇灌的。
自从八十年代中国工业化基本完成后，农业就再也没出过问题。今天，中国农田里浇灌的，更多的是中东南美西伯利亚来的石油。同时，澳洲的铁矿，南美的铜矿，加拿大的木材，美国的纸浆，都在源源不断地流向中国。资源约束已经被强大的工业制造能力彻底突破。而中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饲料进口国，棉花进口国，畜产品奶制品进口国。相当于土地限制也被突破。这一切都来源于当年的强制工业化。彻底全面的工业化，让中国有了自己的优势，占据了全球资源瓜分链上的有利地位。
到胡大大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终于再也不用交一粒租子。因其收入逐步低到国家财政岁入的百分之一以下，税款都不足征收成本。农业的重要性，已经降到了历史最低点，还在继续降低。今天大恶霸仍然处处有，却已经对农民没太大的兴趣。对此话题有兴趣的读者，有空的话可以读读《中国之路—从抓革命促生产到改革开放》。多谢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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