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吃“牙祭”

二 青春的印迹-----大串联见证文革

1967年9月，大弟弟和我们一起来到普安，从此我有了年龄相近的弟弟，自我感觉独立强大了不少 ，我和大弟弟进出都在一起，我不再去找木楼里的同龄孩子玩了。

那时普安县中小学都没上课，可爸爸与其他老师每天都得到学校，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最高指示或毛语录、老三篇等。

妈妈在她两周的探亲假满之前两天，带着她的三个孩子回到了普安。善良的爸爸非常理解并支持妈妈把大弟弟带到普安，还为妈妈没把二哥也带来感到有些遗憾。妈妈特别疼爱刚回到自己身边的大弟弟，我记得在妈妈没上班的两天里，12岁的大弟弟不时会依偎在妈妈怀里，流着泪倾诉他在普定三合院里跟二叔一家一起吃饭，吃不饱也不敢说的苦楚。妈妈陪着大弟弟流着泪，告诉大弟弟二叔自己有七个孩子，加上他们肯定是很难的。妈妈安慰大弟弟，现在好了，在妈妈身边不会挨饿了……

两天后，妈妈的假期满了，她开始回到县委大院退伍军人安置办上班，我和大弟弟还有小保姆小妹在家，我和大弟弟跟三岁的小弟弟玩，小妹在爸爸妈妈回家之前把饭煮好，洗好菜并切好等爸爸回家做……

1967年底，普安县开始流行新的烧饭和取暖设施-----铁炉子来。铁炉子的出现，宣告了冬季使用腰鼓形沙炉时代的结束。因为冬季把铁炉子放在家里，既安全又暖和。

铁炉子与沙炉一样，也有不同型号，这是一种用生铁铸就的炉身为圆筒形的火炉，结构原理与所有煤炉相似。不同在于炉身上端是一个边比炉身直径大约两寸的正方形铁板，铁板中间有一个与炉身直径一样大的圆洞，这个圆洞上有二到三个直径不等宽度相差一寸左右的铁圈板和一块直径3到5寸不等的铁板，这块铁板中间有一个固定的铁扣，可以用火钳或火钩轻松地把铁板拿开，这几个铁圈板有控制火力大小和均衡火力的作用，把这些铁圈板都盖到铁炉上端的铁板上，铁炉子就成了一张可以放菜肴的小桌子；这个小桌子的一角，有个直径2、3寸不等的圆柱体，圆柱体与炉身上部相连接，圆柱体是连接烟囱的管道口，买铁炉子时都有配套的烟囱，烟囱的一段套在铁炉子的圆柱体上，一直伸向天花板，然后转向窗户，烟囱出口在窗户外面，人们在烟囱出口处吊上一个玻璃瓶接煤焦油。通常一个冬天只需要清除一两次煤焦油。铁炉子下端连着一个半尺高、比上端正方形铁板大二分之一左右的正方体，这个正方体像个大抽屉，只是没有底面，与炉身下方的炉洞相对应的一面是一个铁皮抽屉，这个抽屉是用来接煤渣的。除了这个铁皮抽屉和几个铁圈板与铁炉子是分开的部件之外，整个炉子都是一样厚的铁板铸就的。使用铁炉子，安装时比较吃力，安装好之后，比使用小沙炉轻松容易很多。铁炉子的铁皮抽屉上方是炉门，这是铁炉子与架子相连接处的一个可以移动的门洞，打开门洞，铁炉子火会很旺，关闭门洞，炉火会很快熄灭。人们可以根据需要选择门洞开关的大小和关上门洞的时间。如果把炉子上端的铁圈都放到炉口上，炉口就被严密地盖住了，这样火力会相对均衡一下也会弱一些，如果把门洞只留下一个小缝子，火力就会很弱，使用同样的煤，火力保持的时间会长很多。使用铁炉子以后，基本上不用湿煤了，最好是使用煤块，因为燃烧的时间长且火力足，使用煤球燃烧的时间短且活力强度会弱一些。

铁炉子一开始流行，爸爸妈妈就买了个中号的安放在我的房间里，冬天在我的房间感觉很暖和很舒服。但遇到逆风时，煤烟（二氧化碳）回流，房间会明显地感到呼吸困难。这种时候，为了保命，只能打开门窗。好在很快就有工匠发明了可以套到屋外烟囱口处的小弯管，我们可以根据风向改变弯管方向，二氧化碳回流的问题算是很快得到解决了。家里有了妈妈，有了年龄相近的大弟弟做伴，还有了铁炉子，虽然必须与小妹共用一张床，与大弟弟挤在一个房间里，感觉还是比过去好多了。

那时有小妹做家务，我和大弟弟有不少时间读童话，爸爸妈妈按时上下班，虽然我们的生活过得很清贫很节俭，但很有规律，感觉是无忧无虑的。

文革时期，城镇居民除了早就定量供应的粮油之外，几乎所有副食品和生活日用品都是定量供应。那时光有钱是不可能什么都买得到的，因为所有副食品，生活日用品都必须有定量供应的相应的票卷才能购买。那时电力不足，家用照明的电灯几十瓦都只比烛光亮不了多少，全国各地都只能使靠煤提供生活所需的能源。在普安普定等小县城，有钱就能买到煤，可在省会城市连煤都是定量供应。记得70年代中期到昆明舅舅家时，他们每个月只有几十个定量供应的蜂窝煤，必须精打细算不嫌麻烦地节约使用才行。他们发明了用保温瓶煮稀饭，晚餐后就封火等节约的招数，哪怕每天生火烟熏火燎很麻烦很难受，还是得忍受。

那时的票卷花样繁多，全国各地因地制宜地自己印制，全国统一定量发放的只有布票和粮票，这两种票卷有全国通用的版本和各省通用的版本两种，其他票卷都是各省市甚至县区自己印制发放，种类繁多且差异显著，都只能在本省甚至本县区使用。要想拿到全国通用的粮票和布票，必须有特别的理由，比如要出省出差、学习等，这种时候需要提供相应的单位证明，才能到粮食局换取全国通用粮票，到商业局换取全国通用布票。能换取多少斤全国通用粮票和多少尺全国通用布票，得看出具证明怎么说，一般只能换取个人一个月定量供应的量的粮票和一年内定量供应的布票。那时，如果有熟人在饭店或百货公司工作，可以找他们换数量十分有限的全国粮票或布票，因为跨省过往的旅客吃饭或购买布料需要使用全国通用的粮票或布票。

那时绝大多数家庭日子过得都很紧迫很寒酸，但大多数人有羞耻感，有同情心，没有人会挖空心思去设法印制假票卷或开后门多拿定量供应的票卷，大多数人在物质消费方面显得单纯且守规矩得多。那时因每个人能得到的定量供应的东西已经很少，不计划着节约着使用根本连自己都不够用，所以没有进行黑市交易的可能性，这是为什么生活在那个时期的人会感觉那时社会风气比现在好的原因。

城镇居民能得到的定量供应的物资虽然少得可怜，有时候甚至拿着钱和票都不能随时想买或随时需要都能买到供应的东西，但只要自己多加注意，不怨其烦地多跑几次出售供应物资的地方，且不怕排队，不怕拥挤，不分好坏都要，每个月买到供应的物资基本上是有保障的。                        

    我和大弟弟每个月负责买供应的肉，我们亲历过无数次这样拥挤的情形

农村农民没有定量供应的粮油，也没有副食品供应票卷，农民靠工分获取粮食，农民能领取的只有布票、盐票、有的地方甚至连需要使用的肥料都需要肥料票或叫粪票。农民在跟着共产党赶走国民党，夺取中华民国占有的江山后，暂时性地拥有过土地证。50年代开始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农民的土地证成了废纸一张，农民的土地被收归国有了。打那以后，农民成了一无所有的最低下的阶层。农民想改变农民身份，拥有城镇居民户口，只有通过参军或上大学之路。此后，农民无论参军还是读书，首要目标都是为了“跳农门”。成为城镇居民，成了亿万农民共同的梦想和追求。

文革时期票卷供应上不分男女，逢年过节各地会每人多供应一、二两糖或油或肉。在中共中央明确提出“过革命化的春节”之前，普安县春节期间会特别增加供应，每人可以使用春节那个月的肉片多买二两猪肉，春节革命化口号提出之后就没有了。  

                                                 文革时期的部分票证

文革时期普安县的城镇居民每人每个月有三两肉票、一斤豆腐票、半斤盐巴票、二两糖票、5尺布票、半块肥皂票。粮油早就是定量供应了，根据不同年龄每个月每个人有7到24斤不等的粮食供应，此外每个人每个月定量供应3两菜油。我的小弟弟满3岁后（3岁前7斤），每个月可以买9斤粮食，我和大弟弟每人都是19斤（15岁以后21斤，成人后24斤），爸爸妈妈每人有24斤。小妹到我们家后，她外婆一直拒绝给我们她的粮本和户口本，所以小妹在我们家什么票都领不到，也没有供应的粮油，她一直是跟着分吃大家的定量。我们家加上小妹已经是六口之家，每个月只能购买95斤粮，1斤2两菜油。当好这个家，让大家能吃饱，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们家除了小弟弟，我，大弟弟和小妹三人都已经进入青春发育期，这是特别能吃的年龄。妈妈每个月都必须精打细算地努力变通，把可以买大米的定量改为买碎米，虽然碎米有很多沙子，但一斤定量能买两斤碎米，没有碎米可以选择时，妈妈会用一些米的定量买包谷，因为一斤米的定量也可以买两斤包谷，只有这样才能让大家吃饱。我清楚地记得，那时每个月我们都得吃几顿包谷稀饭，如此下来家里的粮食才能勉强撑到本月的最后一天，有时候甚至不得不给邻居杨道楠夫妇借上一两斤米才行，因为粮食局周末不开门，不能买到下个月的定量。

在家里，绝大多数时候是爸爸负责买菜、做菜，妈妈只是偶尔做做菜。妈妈负责管钱，爸爸拿到工资就交给妈妈，妈妈还负责管供应的粮食，每个月吩咐我和大弟弟到粮食局买什么，买多少。小妹负责带小弟弟和做饭，准备每天妈妈吩咐要做的菜饭。妈妈每天都会告诉小妹用什么做饭，做干饭还是稀饭。每个月爸爸从妈妈处拿钱买菜，买什么菜通常由爸爸做主。爸爸会喝酒、抽烟，还喝很浓的茶，这些东西都由妈妈负责给他定量购买 。我和大弟弟负责买肉，豆腐，粮油等需要排队才能买到的东西，偶尔还负责买爸爸临时欠缺的酱油，辣椒，香葱等。我和大弟弟很喜欢为爸爸买东西，因为退回来的几分钱爸爸会给我们。

我们从安顺回普安后，每个月发工资时，爸爸都会买一只鸡让大家打打牙祭。

妈妈常常对我们说：

“你们还小，今后吃的日子还很多，好的东西要让老人多吃。”

为了表示听妈妈的话，吃饭时，我们仨尽管都很想吃肉，却不会自顾自地夹肉吃，我们会等妈妈夹给我们。

爸爸妈妈在家时，我们都很守规矩。可是，爸爸妈妈上班时，我和大弟弟有机会就会攻守同盟，瞅着小妹上厕所时，迅速打开碗柜，偷吃一两块不起眼的鸡骨头，我们不敢吃带肉多的鸡块，因担心被妈妈看出少了。

每个月全家人打牙祭时，妈妈都会问：

“这鸡肉都到哪里去了？怎么还没吃着就都是骨头了？”

这种时候，我们仨谁都不说话。我和大弟弟觉得很心安，因为妈妈说“都是骨头”，所以我们认为自己偷吃“牙祭”的事没被妈妈发现。

有一天，我在爸爸妈妈房间里照镜子，大弟弟轻脚轻手地走过来，没出任何声音，神神秘秘地拽了一下我的衣角，打着手势要我跟他走。我跟着大弟弟踮着脚尖轻轻地向我们的房间走去，房间门是关着的。

我们的房间靠走廊的木墙中间离地板大约两尺高处，有个大小如一分硬币的洞，我住了两年多都没注意到这个洞。大弟弟到普安后，我看见过几次他在这儿弯着腰往里面看，觉得他才来不久，对什么都显得好奇不足为怪，没有真正留意或问过他在看什么。我们在这个洞前停下，大弟弟弯着腰把眼睛对准了这个洞，很快，他抬起头来打着手势叫我看。我弯下腰往洞里望去，哈哈，我看到小妹打开碗柜，拿出爸爸炖鸡的锅，用手抓了块鸡肉放到嘴里......

大弟弟到普安后，很快表现出不喜欢小妹的情态来，他常常用怀疑和讨厌的眼光看小妹，此时，我总算知道为什么，也明白为什么大弟弟有时会阴阳怪气地说小妹了。

记得有一次大弟弟和小妹叮嘴，小妹说他：

“你不是我们家的人。”

“你才不是我们家的人。”大弟弟回她后又补充道：

“你是耗子，耗子，耗子......”

小妹不再回话，大弟弟仍冷不丁地对着她说声“耗子”。

我们仨小妹年龄最大但最矮小，她比我大一岁左右，我言行更像是她的姐姐。我把大弟弟叫开后告诉小妹：

“他是我弟弟，是我们家的人。”

“那他怎么不叫你姐姐？” 小妹理直气壮地问我。此问还真将了我一军，因大弟弟的确从来没叫过我姐姐，总是叫我“小平”。我告诉小妹：

“这不要你管。”

这次我和大弟弟一起看见小妹也偷吃“牙祭”，而且她吃的是大块的肉不是骨头，我决定和大弟弟一起警告她一下。

我不动声色地在们外等着，大弟弟仍然在盯着那个洞，一会儿，他站起来，我们一起突然推门，想冲进去拿贼拿脏，可门是拴着的，推不开。于是我们使劲敲起门来，一会儿，小妹惊慌地把门打开，她显然非常心虚，脸变得又红又亮起来 。

我问小妹：

“你把门栓上做什么？”

“没做什么。”小妹紧张地说。

大弟弟在旁边又开始叫：

“耗子，耗子，耗子......”

小妹回嘴道：

“你还不是。”

大弟弟气急了说：

“你看你，偷吃得太多，脸都是亮的，象个大油罐！”

小妹脸更红更亮了。

那天妈妈下班后，我把看到小妹偷吃鸡肉的事告诉了她。妈妈没说什么，但很快让爸爸买了锁，把碗柜锁起来了。

这一来，我们仨谁都没有机会继续犯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