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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纽约大学中国中心演讲的感想

(2012-01-30 13:14:15) 下一个

读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纽约大学中国中心演讲的感想

跟着《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纽约大学中国中心演讲(ZT),我很有提高也整理一些自己的想法,我借原文(斜体)开始这个帖子:

这种“死人”的知识和对知识的庸俗理解一直解标榜自己是“现代的知识”,但是,它却绝非是“现代”的。众所周知,正是在现代知识的视野里,“实践”优于“理论”,而所谓“知性”不过是从属于意志的手段和表象而已。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格言表明了现代知识的基本态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意味着所谓“知识”就是指否定和改造现存秩序的方式,而不是对现实存秩序的理解、适应甚至认同。

毛主席的哲学修养不仅可以与古往今来的哲学家并驾齐驱甚至超过他们,但是所有哲学家都无法做到的是实践,因此,毛主席更是一个实践家。《实践论》是毛主席的一篇哲学著作。

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仿佛是接续着康德的论述这样叙说道: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的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对于在座的康德的熟练读者来说,这句话当然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正是康德提出:所谓认识的过程,就是对现存和现实秩序进行否定和改造的实践过程,这好比用木头加工椅子一样,椅子来源于木头,但制作椅子的过程却是对木头的生命体的否定和改造,而我们在用木头造椅子之前,“已经在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接着,原文讲“行动”,还引了青年毛泽东的脍炙人口的话:“咳!我们知道了!我们觉醒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的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然后,原文提到人类的“必死性”:

人类的“必死性”决定了:“人类创造的世界”不可能象上帝的造物那样是“永恒的”,也正是这一点,才使得黑格尔去诉诸“历史”――诉诸人类改造世界的生生不息的活动的永恒延续。只不过,黑格尔所诉诸的“历史”仅仅是欧洲市民社会的历史,他所说的“意志”也不过是市民个人的“欲望的不满足性”罢了。

毛泽东也多次论述过死亡,象黑格尔一样,他也同样诉诸历史,但是,他所说的历史却是被压迫人民求解放的革命的历史:

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的任务是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一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人民所遭受的苦难,我们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要重。

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

然后,原文引用了美国历史学会主席Frederic Wakeman Jr.[ii],在出版于1973年的杰作History and Will: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f Mao Tse-tung’s Thought(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视角)中的话:

长期被中共批判和孤立的毛泽东扮演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先知角色,人们对他的预言重视得实在太晚了,以至于中国共产党未能早日取得革命的胜利。于是1935年之后,毛泽东似乎独立开拓了革命,以至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成了他个人的胜利,20世纪的中国历史也就成了他个人的传奇。毛泽东甚至比列宁更有革命性。革命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革命的实现就是他的个人实现,革命的挫折就是他个人的挫折――而毛泽东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在于,他的形象、经历与历史本身一致。毛泽东曾经担心胜利以后国内出现停滞和倒退,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难免一死,相反,他确信只要历史是永恒的,革命本身是永恒的,他也就能使他的革命业绩永存下去。”

其实呢,毛主席当年的实际情况比“扮演了一个默默无闻的先知角色”更危险,他曾经被批判,而且是作为“逃跑主义”的代表被批判,在那时的中共眼里犯“逃跑主义”错误是可以判死刑的,很多所谓“毛派”人物或被杀了或被撤职到基层部队在战斗中牺牲了。毛主席晚年重新启用邓小平时曾为他宣传说邓早年就是“毛派”,“邓毛谢古”(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只剩下一个邓了。

不得不提一下毛泽覃是毛主席的二弟,朱德上井冈山前就是派毛泽覃联络与毛主席会合的。毛泽覃跟毛主席长得如此之像以至于贺子珍见到他居然脱口喊出“毛委员”。后来,毛主席与贺子珍结婚,毛泽覃娶了妹妹贺子珍的妹妹贺怡。毛泽覃牺牲与战斗中,年仅30岁,有子贺麓成。贺麓成本叫“毛岸成”。“岸”是辈分,表明他与毛岸英、毛岸青同辈。贺是母姓,“麓”是湖南岳麓山之意,表示对故乡的怀念,“成”是革命事业必定成功之意。他之所以长期用贺麓成这名字,一是他年幼时处于白色恐怖之下,姓毛会暴露他的真实身份。他成年后不姓毛,内中的原因与李敏、李讷不姓毛一样,因为毛泽东成了中国人民的领袖,他不愿意暴露与毛泽东之间近亲的关系。这些资料网上都有,大家可以查。

我抄这一点历史细节的原因是为了指出虽然在战争时期辨别是非比较和平时期容易,因为打仗比经济建设简单嘛,胜败就是黑白分明。但是,即便是那样人们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非要到长征才承认毛主席,而且本来计划长征时是要毛主席留下来的,那时留下就基本上意味着牺牲,就是因为毛主席的军事威望才让毛主席参加长征的,当然长征也未必能不牺牲。

然后,原文提到了毛主席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

正像1787年美国的Founding Father们一样,毛泽东是现代中国的“立法者”,当然,他并非仅仅为某一届政府、某一项具体的经济政策立法,作为“立法者”,毛泽东为现代中国社会立法,他为中国现代价值观奠基。因此,如果要了解和认识今天大多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秉持的信仰和基本价值观念,我们除了到毛那里去寻找答案之外,恐怕别无它途。

因此,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对毛的阅读和讨论,也并非简单地研究他的思想、政策和策略,而是以这样的方式去阅读和不断重新阅读现代世界历史和漫长的中国革命,并以这样的方式,去认识和重新认识现实中国,特别是以毛所倡导的“调查研究、深入人民群众”的方法去了解现实中的中国人民所经历的一切,今天,它或许还特别意味着:如何在个人主义的,或者自由市场竞争的逻辑把我们的经济抛入灾难的世界里,重新发现集体的意识或者集体的意志,如何在这个全球经济危机时刻去重建一种久经挫折的共同的价值观念,并最终通过这一切,来改造我们的知识――用毛的话来说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

因为,毛主席的“立法”不仅是文字的,还是实践的,更是思想教育的。我无法用比毛主席自己的话更准确的描述,那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

以往人类的导师和先知们只是教导,也就是说教导具体的内容和方法,如孔子,如耶稣,如释迦牟尼,毛主席做的更基本,他做的是“改造我们的学习”。

下面让我们一起学习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涵义。

一个人生下来也许有与生俱来的天性或本性,无论这些天性或本性存在与否也是现实。一个人出生以后的“学习”是有人类就有了的,人学习什么呢?姑且用“知识”来囊括所有人学习的东西。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前的“知识”比较今天少,当年的人学的知识少,今天的人学的知识多。总之,人学习的是现有的知识,是以往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积累下来的知识。当然,人的学习也包括向自然学习,自然也是自然积累下来的自然,只不过是几十甚至几百亿年积累下来的自然。

所以,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语言形容、比喻或描述一个刚刚出生的人:裸机,一个还没有装任何程序和软件的计算机。继续用这个语言,一个人出生以后的“学习”就是装软件和各种数据库等等等等。当然了,人跟机器不同,人有能动性,可以发明创造新的知识,继续用这个语言,就是人有发明新软件和制造新数据库的能力。至少目前的机器还没有这个能力,即便是将来的机器有了这个能力,那么将来的人还有制造这样的机器的能力呢。

所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似乎也可以说成是“改造我们的思想方法,思维方式,以至行为”。

这就是原文开篇提到的:1,我们时代的知识状况

我忍不住抄几段原文,其实不只是几段,而是好几段!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曾将20世纪定义为“短暂的世纪”。他说:20世纪以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推迟开始,又以1991年苏联的解体而提前结束。他还指出:1973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元与黄金脱钩的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转型,是“短暂的20世纪”陷入危机的标志,而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危机只不过是那场危机的延续,唯一不同的是:当危机蔓延之时,整个世界都已经丧失了关于新世界的想象,而且,至今也没有20世纪那种革命精神、首创精神复活的任何明显迹象。在这个意义上,“短促的20世纪”终结之后,人类历史退回到比19世纪更没有希望的特殊时代――而这就是我们的时代。

按照霍布斯鲍姆的论断,我们实际上已经告别了“短促的20世纪”,重新回到“漫长的19世纪”很长时间了。而这甚至是一个连19世纪的矛盾生长点都不存在的特殊时代,众所周知,霍布斯鲍姆倾向于把19世纪称为“最激进的时代,同时也是最保守的时代,是最有希望的时代,同时也是最绝望的时代”,――但是,我们的时代却并非如此,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过都是穿着21世纪华丽服装的“死人”而已。对中国知识界而言,1990年代的“告别革命”和1980年代以来的“重新补启蒙和资本主义功课”的主流意识形态交相辉映,实际上,也正是这种“新启蒙”把我们几乎不可逆转地带回“过去”:漫长的19世纪甚至“晚清”。

“一切已死的传统,象梦魔一样缠绕着活人的头脑”,马克思的这句话仿佛就是我们时代的的知识状况的控诉,根据这种“过去”的、或者“死人”的知识,根据这种陈旧的知识和对“知识”的庸俗理解――今天“理性”被理解为“计算”、“算计”和操作,所谓“合理的知识”也就是现实的、能带来收益、利益和利润的知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成为主宰当代知识的意识形态,它无非意味着我们是作为“个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趋利避害(功利主义原则),为了活得或者“混”的好一点,必须懂规矩、会钻营、会算计(实证主义和理性化原则),今天,“知识”不过是在市场上叫卖的猪肉而已。――显然,这种所谓的“知识”,这种对于“知识”的理解,首先是对中国漫长的知识传统的巨大讽刺――因为在漫长的古代中国,知识意味着对存在的秩序(道)的谦虚聆听,“求知”也就是“求道”,或者说求知就是“追求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为了追求真理和“大道”而不惜牺牲生命,而这就是历代中国仁人志士的“知识观”。

这种“死人”的知识和对知识的庸俗理解一直解标榜自己是“现代的知识”,但是,它却绝非是“现代”的。众所周知,正是在现代知识的视野里,“实践”优于“理论”,而所谓“知性”不过是从属于意志的手段和表象而已。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句格言表明了现代知识的基本态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意味着所谓“知识”就是指否定和改造现存秩序的方式,而不是对现实存秩序的理解、适应甚至认同。

这就是马克思为什么仿佛是接续着康德的论述这样叙说道: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的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对于在座的康德的熟练读者来说,这句话当然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正是康德提出:所谓认识的过程,就是对现存和现实秩序进行否定和改造的实践过程,这好比用木头加工椅子一样,椅子来源于木头,但制作椅子的过程却是对木头的生命体的否定和改造,而我们在用木头造椅子之前,“已经在头脑中把它建成了”。

那么,究竟什么是知识?一个最简明的回答就是:第一,追求知识就是追求真理,第二,知识是改造和变革现存世界的方式。而这就是人类的知识传统和现代知识的真谛。但是今天,无庸讳言――这种对知识的理解,却如同大同世界的理想一样不可逆转地衰老了,古往今来的圣贤们也仿佛在一瞬间统统离我们远去了,我们确实进入了“大知不如小知”的时代。――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时代的知识状况实际上远远不如19世纪。

而今天促成我们聚集在这里的部分的原因,就是为了再次重温和聆听人类“短促的20世纪”那开天辟地的悠远历史回声,去重温那已经成为“绝响”的真正的知识的声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抚今追昔,马克思的话是多么令人神往,――他说:“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不是为了拙劣模仿旧的斗争;是为了提高想象中的某一新任务的意义,而不是为了回避在现实中解决这个任务;是为了再度找到革命的精神,而不是为了让革命的幽灵重新游荡。”

让我们通过对一位伟大前人的追随去重温知识的真谛吧――因为这种真正的、正直的知识在我们的时代恐怕已经绝迹了。而我们今天在此讨论的这位思想家,这位平凡而波澜壮阔的知识分子,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已经去世32年了,但是,他把“毛泽东思想”留给了我们,从而使得我们能够在这里跨越时空和国界,能以他生前或许最喜欢的方式来谈论他,――即不是把他作为一位“主席”,而是作为“伟大的导师”来对待,正如瑞贝卡.卡尔教授所说:“我们都是他孜孜不倦的读者和学生”。”

那么我们向毛主席学习什么呢?

毛主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究竟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方面,改造我们的思想方法上,思维方式上,以至改造我们的行为上有什么结果呢?

这里我以为可以借用西方对评价基督,西方人他们认为基督教给了他们区分对错,或者说在基督之前,他们是非不分。形象化的说法也可以说基督给信他的人们划了是非的界限,或是制定了准则,或者说制定了准星,确定了原点,原点的一边为左,原点的另一边为右。

左右二字经常用来形容人的思想、思维以至行为。简单的说:右来自人的个体本能,因为人也是动物,人作为一个动物的个体为了生存必然有利己的本能,人的利己性可以用右来标志;但是人又是社会动物,左来自人的社会本能,不像老虎,个人无法生存,人作为一个社会动物的个体为了生存需要社会,象狼、蜜蜂和蚂蚁等等等等,人作为一个社会动物的动物个体必然有利社会的本能,利社会是利他,人的利他性可以用左来标志。

表面上看,利社会是利他,不是利己。这就是原文提到的:“今天“理性”被理解为“计算”、“算计”和操作,所谓“合理的知识”也就是现实的、能带来收益、利益和利润的知识。个人主义、功利主义和实证主义成为主宰当代知识的意识形态,它无非意味着我们是作为“个人”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为了在这个世界上生存下去,必须趋利避害(功利主义原则),为了活得或者“混”的好一点,必须懂规矩、会钻营、会算计(实证主义和理性化原则),今天,“知识”不过是在市场上叫卖的猪肉而已。

可是人为什么要利社会或利他呢?

因为利社会就是利己,这就是人的辩证法!

原文批判了利己的“知识”:“显然,这种所谓的“知识”,这种对于“知识”的理解,首先是对中国漫长的知识传统的巨大讽刺――因为在漫长的古代中国,知识意味着对存在的秩序(道)的谦虚聆听,“求知”也就是“求道”,或者说求知就是“追求真理”。――“朝闻道夕死可矣”,为了追求真理和“大道”而不惜牺牲生命,而这就是历代中国仁人志士的“知识观”。

我为西方社会补充一点,其实任何社会都必须提倡和鼓励利他,基督就不是为利己而死的嘛,也许因为基督徒相信基督没死,所以西方社会和文化就把基督本人忘了,基督教也就成了“圣经教”了,也就是书本教了。

我引用一段原文说“行动”的话:“人们之所以很少思考这样的问题,首先是由于人们很少真正去考虑究竟什么才是“行动”。什么是行动?――康德说:“行动,就是指通过否定现存秩序的方 法来改造现实世界”,而康德这里所说的“行动”,其实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革命”,在这个意义上,中国革命就是康德那个意义上的、真正的“行动”,正是这 种“行动”告诉我们,人们在现实世界、现存秩序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相反,批判和否定现存秩序的“行动”,对于人类进步、知识进步而言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这甚至也就是康德所理解的“现代知识”的核心、因而也是“启蒙”的核心――众所周知,康德正是把“启蒙”首先理解为:通过否定现存秩序的方式来改造现实世 界的“勇敢行动”,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就是改造现实世界的行动”。”

我再引用几段原文:

毛泽东甚至比列宁更有革命性。革命的命运就是他的命运,革命的实现就是他的个人实现,革命的挫折就是他个人的挫折――而毛泽东与大多数人的不同在于,他的形象、经历与历史本身一致。毛泽东曾经担心胜利以后国内出现停滞和倒退,但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知道自己难免一死,相反,他确信只要历史是永恒的,革命本身是永恒的,他也就能使 他的革命业绩永存下去。

有趣的是:在 魏斐德 教授看来,在中国、甚至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之所以长期被批判和受冷遇,主要是由于他所处环境、所处时代的严重落后情 况,――或者更直率地说:“是由于他同时代人广泛的肤浅无知和自以为是”。毛同时代的人们所理解的知识,最多无非是“富国强兵”的策略而已,而等而下之的 则往往是升官发财和平衡社会矛盾的“治术”罢了,这些治术完全无法与毛泽东的“知识”和“思想”相提并论,因而,毛泽东不仅仅是“思考超前”了,毛泽东所 谓的知识,是指改造世界的实践行动,是指求知者不断自我改造的“意志”,是指把知识服务于人类解放和人民革命的历史进程,并置身于这样的历史中的战略―― 这种知识与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们所能知道的“知识”,完全背道而驰。

尽管毛泽东同样生在“大知不如小知”的时代,但是,他却奋起抗争,身体力行,起而与现代中国知识的悲惨状况作战,“改造我们的学习”、即改造中国知 识的悲惨状况,这是他为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所规定的首要任务和使命。尽管他晚年曾遗憾地说:“我们这个党,真正懂得马克思主义的并不 多”,但是,他不屈不挠的悲壮奋斗依然表明:由于现代中国产生了毛泽东的思想,由于这个思想将现代中国历史和现实提高到了“精神”和“真知”的层次,随后才有了保罗 科文所说的:“在中国发现历史”。因为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在西方的语境中,就是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意志”――即发现“世界精神的历史运动”。”

右是历史是传统力量,几千年甚至几万年了,因为人类是从愚昧走过来的,人类社会是从少数统治多少走过来的,人类的知识也是从少数人掌握逐渐到普及教育的,由此所产生的宗教、哲学、文化、思想、教育、伦理、道德、政治、制度等等等等以及所有的人类的全部的生活方式都是右的。继续用前面比喻一个刚刚出生的人是一个裸机,一个人出生以后的“学习”就是所装的软件和各种数据库等等等等都是右的,因为人学习的是现有的知识,是以往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积累下来的知识,原文叫做“死人”的知识。

想起《易经》,事情就清楚了。

如果用“阴阳”替换左右二字来形容人的思想、思维以至行为 、甚至人类社会和世间万物的话,“阴阳”的相互转换是《易经》里中国人几千年前就意识到了的规律。再回来看社会就是社会的显性是“阴阳”的相互转换,也是“左右”的相互转换的,各人也是一样,世间万物无一例外,包括企业和公司等等等等。

所以,“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改变以往的直接装各种软件和各种数据库等等等等的学习,因为这些是“右”的知识,我们的学习必须对“死人”的知识做批判的学习和批判的继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和“去伪存真”,而不是囫囵吞枣拿来古人和洋人的各种软件和各种数据库等等等等原封不动地装到自己的脑子里,以东施效颦邯郸学步为解放思想,以鹦鹉学舌为独立思考,以照猫画虎为照葫芦画瓢为先进。

因此,如果说人类的基因是右的过分了,那么人类的左的基因恐怕少于右的部分;如果说人类的本性是右的过分了,那么本性是左的人恐怕少于本性是右的人。这大概就是批判共产主义违背“人性”的生物学依据吧。

所以,以往的,过去的东西对人的思想是有各种各样的有形的和无形的影响和束缚的,其中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无价之宝的文物。因此,破坏一些文物是必须的,因为那些东西毕竟是物,本来就不会永远存在。至少在思想上必须破坏文物,既然在思想上必须破坏文物,那么在行动上就不可能一个文物都不破坏。

相对于右,左的力量在人类历史上是以昙花一现的方式出现的,往往是人类面临灾难,大家为了生存不得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一旦情况好转,人的右的本性就占主导地位了,而且是长期的,直到下一个灾难。

因此,历史上左的力量永远是新生力量,因为是新生的,所以就幼稚,新生又幼稚就需要时间才能长大成人,而且历史事实是左的力量永远没有机会长大成人,更有甚者,左的力量的努力实际上为伺机的右的力量创造了条件,过去的历史就是左的力量永远被右的力量最终取代而且是长期取代这样的循环往复的历史。

这个现象在美国是表现的淋漓尽致的,虽然美国号称“两党”,其实美国的“两党”都是“资本党”,因为他们的价值观都是资本主义,只不过共和党是这个“资本党”里的右派,而民主党是这个“资本党”里的左派,跟国民党里也有右派和左派一样。

继续说美国是这个现象的一个缩影。美国的情况往往是出现困难了,美国人需要作出一些牺牲了,或者说需要利他了,这个时候民主党就上台了,远的如罗斯福,近的如克林顿,克林顿甚至用了“牺牲”这个词儿,左的力量开始努力解决问题,这个努力客观上为或帮助右的力量上台创造条件,情况一旦好转,美国人就不要作牺牲了,甚至不要听“牺牲”这个词儿了,他们不要利他了,他们要利己了,因为左的力量的努力使得情况好转为右的力量上台创造了条件,而情况的好转使得利他成为愚蠢同意词儿,情况的好转也使得利己成为可能,利己就成为聪明同意词儿。

中国人也不例外!

我以为毛主席是清楚这些历史规律的,因为毛主席讲究斗争哲学嘛。中国人也有造福子孙后代“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传统价值观。毛主席的词《卜算子·咏梅》描述的就是这种人类现象。

卜算子·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中国人特有的现象,而是全人类共有的普遍性这就是我以为原文“因为所谓“在中国发现历史”,在西方的语境中,就是指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意志”――即发现“世界精神的历史运动”。”的另一种说法是:战争胜利以后建国开始中共转右是必然的,而且不管是谁,刘少奇或邓小平或什么别的人都会出现的,因此,文革是必须要搞的,甚至搞文革的时间毛主席都是早就决定了的,那就是建国后十七、八年,毛主席要带着这些出生于新中国建国前后、在新中国长大和接受新中国的教育的新一代人向几千年甚至几万年的人类文明的传统挑战,也可以说是向人类的本性和基因挑战。

从中国内部看,百年积弱的国家以短暂的和平建设就开始“让一些人富起来”不仅是缺乏物质基础的,也是危险的,因为中国人有“不患贫,患不均”的知识。因此,也可以说毛主席以他个人的力量使得“让一些人富起来”推迟了十年,方法是“文革”,现实的社会基础当然是人民。

如果我们试图从旁观者的角度看看,文革中的一些现象比如说红海洋每人一本毛主席语录跟今天人们就那么几种饮料每人一瓶可乐比一比,那个更可笑呢?

我斗胆猜猜毛主席因为林彪出逃而痛苦的原因,林彪参与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右向左的走出以往的无休止的循环往复的尝试,而且林彪做的很不错,但是他功亏一篑了,因为他怀疑毛泽东思想了。

中共没有在颜色革命中跟着其他共产政府一齐垮台就是文革的直接结果,文革是颜色革命的预防针,通过一场在毛主席眼皮底下搞的颜色革命,红颜色革命,中共政府和中国人民学会了什么叫“大规模群众性运动”,如何处理“颜色革命。本来共产党就是靠“大规模群众性运动”成功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必然陷入困境,如果不是绝境的话。

《矛盾论》是毛主席的另一篇哲学著作,其实“矛盾”也不矛盾,因为掌握着天下最锋利的矛的人有一个别人没有的有利条件,那就是他有着天下最锋利的矛,天下最锋利的矛可以帮助他造出天下最坚固的盾。(请看我的一个老帖子《白马非马,“矛盾”不矛盾》)

但是,要想得到天下最锋利的矛的帮助有一个起码的条件,那就是勇于用天下最锋利的矛刺向自己的盾,甚至刺向自己。不然的话,一旦你的敌人也掌握了天下最锋利的矛,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就麻烦了。

毛主席的文革把矛头直接指向的他创立的国家、中共和中共政府还有他的战友也包括他热爱的人民,损失是自不待言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结果是他创立的国家、中共和中共政府还有他的战友、他热爱的人民得到了天下最坚固的盾:对颜色革命的免疫力。在全世界共产政府在颜色革命的矛下纷纷落马二十多年了,毛主席创立的国家、中共和中共政府还有他的战友也包括他热爱的人民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犹如初升的朝阳蒸蒸日上。(请看我的一个老帖子《航船已现,朝日已出,婴儿已成人。》)

很多人只能看到文革的失却看不见文革的得实在也是因为一般人达不到毛主席的水平,这也跟大家看球赛和看棋赛一样,高手的路数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出来的。但是,如果看球赛和看棋赛指手画脚评头论足自以为得意就是蚍蜉撼树狂犬吠日了。

乌有之乡有一个姓张的教授头脑非常清楚,他的东西值得看。我也时间有限只看过他的一个视频,因为他的看法跟我差不多,加上懒就还没多看。

中共的存在和乌有之乡的存在还有无数的人们都是文革的结果,因此文革确实改变了中国文化也改变了中国人,当然也有世界影响。

若干年后人们再看文革,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文革的全部历史价值差不多就都只能是给毛主席一个人的。

很多人反对文革,他们认为文革是失败的行动,但是他们对自己至今哭天抢地开诉苦会伤心欲绝的行动都看不见,他们意识不到中共没有在颜色革命中跟其他共产政府垮台就是文革的直接结果也就罢了。但是,文革改变了所有人,人类也因为文革而改变了,不管你承认不承认,你可能都不会承认你在讨论文革,因为你不认为文革有任何影响。你也不会承认毛主席已经死了几十年了,他搞的文革还在消耗你的精力和时间。事实是美国对研究文革都有资金。所以,不管人类承认不承认,文革改变了人类的行为。事实是客观存在,跟人们承认与否无关。(请看我的一个老帖子《文革的坏处谁都会说,我来说说文革的十大好处》)

毛主席各种政治运动“改造我们的学习”,通过“改造我们的学习”为中国“立法”为中国现代价值观奠基。所以,继续用是非的界限或准则是制定了准星或确定了原点的比喻,中国现代价值观的原点比较过去往左移了,虽然后来的改革开放又往右移了,但是的结果还是比较过去往左移了。

毛主席话“走向反面,也没有什么要紧,还要来个否定的否定,以后又会走向反面。如果我们的儿子一代搞修正主义,走向反面,虽然名为社会主义,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我们的孙子肯定会起来暴动的,推翻他们的老子,因为群众不满意。”描述了这个现象。

因此,不要以为只要文革没有一劳永逸文革就失败了,也不要以为只要毛主席没有一劳永逸就失败了。如果毛主席为我们解决了所有的问题,那还要我们干什么?坐享其成吗?

所以,也不要人云亦云象程序控制的录音机一样,一旦提起毛主席就自动化的张口“不是完人,但是伟人”闭口“晚年错误,人无完人”等等等等的播放录音,这是至少是缺乏见识的表现,如果不是依然怀疑毛泽东思想的话。

从世界上看,我以为中国文明崛起的路与中共夺取中国政权的路一模一样,方法是中共的三大法宝: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领导。而且毛主席已经带领中国人在中国文明崛起的路上走完了最艰苦的部分:长征!(请看我的一个老帖子《中国的路:从枪杆子到人民币》)

其实呢,毛主席去世的时候中国文明崛起的路不仅已经走到延安了,而且完成了延安整风,文革就是全中国范围内的延安整风

延安整风解决了中共内部的很多矛盾,使中共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文革同样解决了中国内部的很多矛盾,增强了中国人的凝聚力。

我实在是不情愿把挑起冷战的责任给毛主席的,可是让人们说的都不得不给他了。因为毛主席搞政治运动告诉全世界马列主义太太太太可怕了,美国人不把冷战打到底就违背人性了。不过“马上马下”之说指的是古代中国,马上得了天下就基本上没有外患了,所以不需要马上治天下。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时,北方还有老蒋用蒙古独立、中长路和旅大港请来的苏军,还有抗美援朝和越南战争,因此,马上治天下还是需要滴。

说到内部矛盾,中国大了一些不容易看,我们先看看台湾。

台独就是日本遗留在台湾的孝忠日本的台湾势力。老蒋到台湾都得跟遗留下来的“台独”打交道,可惜老蒋连陈水便的政治水平都没有,陈水便都知道搞“去蒋化”,老蒋没有搞“去台独化”,老蒋只会搞“台独的头”杀人,不会搞政治运动整人,所以今天台湾依然“台独”嚣张。老蒋如果搞了“去台独化”政治运动整“台独”的人,情况也许会好一点,那就是对“台独”的政治运动,但是老蒋不懂政治。

不只是台湾有“台独”,中国大陆从1840到1949,各列强都有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包括日本和苏联,这些政治势力在大陆就相当于台湾的“台独”。这些政治势力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建立了,因为几乎所有贸易机构同时也是情报机构,因此这些势力是百年的根深蒂固。

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基本上都加入国民党和中共了,国民党转进台湾,所以清理中国的亲苏势力由党内斗争搞定,最早是共产国际,陈独秀、李立三、张国涛和王明,建国后从高岗到彭德怀到刘少奇到林彪,他们都是亲苏的。

西方和日本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基本上都是要搞资本主义的人了,所以清理中国的亲西方亲日势力由各种政治运动搞定,包括文革,而这些人基本上就是精英和传统文化人。

因为毛主席跟西方打开大门,邓小平一开放他们就都放弃中国的阵地出来了,他们现在的阵地在中国外。因为刘小波这样的不仅不多见而且还受到他们的攻击。这不,刘小波失去自由在中共的监狱里坐着,他们也不营救。

现在,各列强依然都有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包括日本和苏联,同样的几乎所有贸易机构同时也是情报机构,不同的是这些势力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的,因为时间比较短,所以比较年轻,还有很多离开了中国,WXC都能看见不少,原因之一就是政治运动。

所以,现在这些中国内部的孝忠外国的势力比较弱,因此,现在中国内部的凝聚力估计应该还是不错的。毛主席搞的各种政治运动(包括文革)就是这样达到净化自己的队伍和增强了中国人的凝聚力。

当然啦,整人还有鼓励移民的效果,同时整人还有使这些中国移民受到同情被西方国家接收的效果

事实是这些被整的中国移民忆苦思甜向西方人开诉苦会痛哭流涕,西方人感动的泪流满面。本来中华民国跟美国是盟国,美国一年才给几十个绿卡名额,老蒋一家都不够用,可是政治运动整的受害者们一说害怕回去受迫害,老美就给几十万绿卡名额,以至于至今还有人津津乐道文革受迫害哪。

跟五月花号上的英国人一样,因为被宗教运动整人就移民了,宗教运动也是政治运动。

五月花号上的英国人被整的没法活了就冒生命危险漂洋过海到美洲来了,那时可没有波音啊,美洲也没有民主,他们到了美洲还有生命危险和生存问题。

所以,西方政治运动整人的效果跟中国也差不多,只不过人家干的早了几百年,人家就早得到美洲了。

所以,毛主席政治运动和文革的受害者们,整个西方都同情并张开怀抱呵护你们,听你们开忆苦思甜会诉苦,为你们打抱不平,为你们泪流满面,接受你们移民,给你们绿卡。

中国人移民的结果是什么呢?

中国人移民的结果是中国人的生存空间扩大了。

中共在延安时期的统一战线是团结国民党,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让被老蒋追杀二万多里路十成杀了九成的红军承认蒋介石为领袖是多么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他们这样做了。这里又是人的利己性和利他性对立统一的辩证法。

在世界上,中共的“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就是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统一战线”的原则就是极大限度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达到极大限度的孤立敌人的目的,用邓小平的话说就是“韬光养晦”。

跟当年中共在延安团结各派力量抗日一样,那时中共不可以太共产,因为不可以“脱离群众”,而当时的人民还不具备接受共产的条件。但是抓主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日本侵华。毛主席的第三篇哲学文章是《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今天在世界上也是同样,同样不可以“脱离群众”,中国不可以在价值观方面超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太多,也就是说不可以太共产,比如说象北朝鲜那样,因为那样不利于搞“统一战线”极大限度的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请看我的一个老帖子《上善若水之中国》)

毛泽东曾经说,“中国要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

我理解“中国要对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就是贡献这个世界没有的,这就要看中国与其它世界各部分有什么不同。

其实呢,中国与其它就差一个字:神!

中国文明是无神的文明,而且中国文明是人类唯一的无神的文明。

由于中国文明是人类唯一的无神的文明,如果中国也跟其它消失了的文明一样从地球上消失了,那么人类文明就依然处在有神的阶段,因此,为人类保留一个无神的文明并且将人类从神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是中国文明的使命,也是中国人的使命。

还是上善若水,荡涤千年尘埃

我实在是不情愿把挑起冷战的责任给毛主席,可是让人们说的都不得不给他了。

因为毛主席搞政治运动告诉全世界马列主义太太太太可怕了,美国人不打冷战就违背人性了。

不过“马上马下”之说指的是古代中国,马上得了天下就基本上没有外患了,所以不需要马上治天下。

可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时,北方还有老蒋用蒙古独立、中长路和旅大港请来的苏军,还有抗美援朝和越南战争,因此,马上治天下还是需要滴。

老蒋到台湾都得跟遗留下来的“台独”打交道,可惜老蒋连陈水便的政治水平都没有,陈水便都知道搞“去蒋化”,老蒋没有搞“去台独化”,老蒋只会搞“台独的头”杀人,所以今天台湾依然“台独”嚣张。

老蒋如果搞了“去台独化”,那就是对“台独”的政治运动。你以为只有台湾有“台独”吗?

中国大陆从1840到1949,各列强都有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包括日本和苏联,这些政治势力在大陆就相当于台湾的“台独”。这些政治势力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建立了,因为几乎所有贸易机构同时也是情报机构,因此这些势力是百年的根深蒂固。

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基本上都加入国民党和中共了,国民党转进台湾,所以清理中国的亲苏势力由党内斗争搞定,其实毛主席一生都在跟亲苏的斗,最早是共产国际,陈独秀、李立三、张国涛和王明,建国后从高岗到彭德怀到刘少奇到林彪,他们都是亲苏的。

所以有人认为高岗和彭德怀都是毛主席对刘少奇体系后发制人前作的牺牲,不过高岗和彭德怀应该都是亲苏的。记得那里读到过刘少奇在1966或65年曾经擅自决定访问苏联,那时毛主席才判断刘少奇不可救药。

西方和日本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基本上都是要搞资本主义的人了,所以清理中国的亲西方亲日势力由各种政治运动搞定,包括文革,而这些人基本上就是精英和传统文化人。

现在,各列强依然都有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包括日本和苏联,同样的几乎所有贸易机构同时也是情报机构,不同的是这些势力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的,因为时间比较短,所以比较年轻,还有很多离开了中国,因为刘小波这样的不多见,WXC都能看见不少,原因之一就是政治运动。

所以,现在这些中国内部的孝忠外国的势力比较弱,因此,现在中国内部的凝聚力估计应该还是不错的。

还是上善若水,荡涤千年尘埃。

下面是我的一个老帖子

比较中国与其它

其实呢,中国与其它就差一个字:神!

中国就是中国人和中国文明,其它就是以色列、基督教和穆斯林,也就是神的势力范围。没办法,地球上的,现实的人类文明分布图就是如此。由于西方文明的势力,这个帖子里就用西方文明代替“其它”。

无论是盘古开天辟地,还是上帝七天造宇宙;无论是女娲造人,还是上帝造人。人都是从愚昧走过来的,所以,人怕风雨雷电和不解生老病死是自然的,因此,人类文明开始时,世界各地各民族都大同小异。后来,一部分人类文明走了有神的路,一部分人类文明走了无神的路。

神或宗教的定义:关于生前和死后的玩意儿,其的作用是控制生后和死前的活人的行为。

下面我分几个小题目

○,无名天地之始
一,有神和无神
二,有神的代表和无神的代表
三,有神的思维特点和无神的思维特点
四,有神的行为特点和无神的行为特点
五,有神的社会特点和无神的社会特点
六,有神的价值观和无神的价值观
七,有神的路和无神的路
八,西方的路
九,中国的路
十,人类的路

○,无名天地之始

道可道,非常道。
名可名,非常名。
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一,有神和无神

西方文明是有神的,西方文明的书是《圣经》,《新约》、《旧约》和《可兰经》,它们都是神的书。

中国文明是无神的,中国文明的书是四书五经,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和《春秋》,它们都是人的书。

二,有神的代表和无神的代表

摩西、耶稣和莫哈莫德成了有神文明的代表,他们都需要借助神的拐棍儿才可以站立起来,因为如果他们的信徒知道了他们也是人,他们的话就没有多少分量了。

孔子成了中国文明的那些书的代表,大成至圣文宣王。所以,我以为孔子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因为他的影响的时间和地域,更因为他是一个人。

三,有神的思维特点和无神的思维特点

有神论者的思维是以神的绝对真理为起点的,因此他们追求绝对真理,从而发明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体系,由于神的永恒性,所以他们的世界观是固定的,他们的思维特点具有非变化性,因此是形而上学的。

所以,有神论者的思维特点是显性的形而上学。

无神论者的思维是没有绝对真理的,因此他们不追求绝对真理,他们看到世界在变化,知道没有一成不变的灵丹妙药,所以他们的世界观不是固定的,他们的思维特点具有变化性,因此是辩证法的。

所以,无神论者的思维特点是显性的辩证法。

因此,表面上,有神论比较喜欢跟形而上学玩儿,无神论比较喜欢跟辩证法玩儿。

四,有神的行为特点和无神的行为特点

由于自然是变化的,黑夜白昼,男女老少,生老病死。为了生存,人类的行为必须遵守在自然的优胜劣汰的法则,人类必须完善自己,简单的说就是你缺什么就必须补什么。

那么,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他们各自缺什么呢?

他们各自缺对方以及对方的所有,因此,他们各自必须补对方的所有。

那么,有神论者和无神论者,他们如何补对方的所有呢?

具体方法是,他们在行为上补,补的合适就有生命力就生存,补的不合适就缺乏生命力或灭亡,比如说穆斯林补的就不太够,犹太人有了以色列国以后也抛弃了不少神的清规戒律。

行为上,如果补足了,有神论者是无神论者,也就是说有神论者虽然信神却不可以真信神全信神,或者说不可以过分信神,不可以依赖神,由于神是虚的,只有精神作用,因此无法依赖,他们必须保证自己不要因为有了神就不再主动行动了,因此,他们在行为方面不仅不信神,还从神得到精神力量刺激行动,所以,有神论者是主动的行动者,他们是极端唯物的,他们不相信精神可以战胜物质,比如说他们是唯武器论者,他们没有忘战必危的问题,他们的行动是主动性的,自发性的。

所以,有神论者的行为特点是主动性和进攻性,是显性唯物的;思维上是显性的形而上学和隐性的辩证法。

相比之下,无神论者就跟有神论者恰恰相反了。行为上,无神论者是有神论者,由于没有神,因此缺乏依赖,家庭和社会的重要性就上升了,由于家庭和社会是实的,因此可以依赖,他们就不是必须保证自己的主动行动了,因此,在行为方面,他们强调精神,无神论者是被动的行动者,他们是极端唯心的,比如说他们瞧不起奇技淫巧,他们甚至相信精神可以战胜物质,比如说他们相信人可以战胜武器,他们有忘战必危的问题,他们的行动是被动性的,不得已的。

所以,无神论者的行为特点是被动性和防守性,是显性唯心的;思维上是显性的辩证法和隐性的形而上学。

五,有神的社会特点和无神的社会特点

有神的社会特点是服务神,因此,社会有服务神的结构和组织是有神的社会的特点,所以,有神论者以教堂为家,社会价值和群体或集体价值自然也在其中,他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家的概念,因此也就没有家的名字:姓。

所以,有神的社会的最小的组成单位是个人。

无神的社会特点是服务家庭和社会,服务家庭和社会的结构和组织是无神的社会的特点,所以,家庭概念发明较早,家庭的名字是姓,社会的概念也发明了,叫“社稷”,社会价值也就是说人为的了,他们在建立个人和家庭的联系方面必须不断努力,因为社会或天下不总是兴亡在系,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必须不断宣传和教育,他们在建立个人和家庭和国家的联系方面至今依然需要努力。

所以,无神的社会的最小的组成单位是家庭。

六,有神的价值观和无神的价值观

人的价值观在一无所求的时候得到最终的体现,那就是人临死时所求。

西方文明的价值观中的人的最高成就是被上帝接纳入天堂,所以西方人临死时操心的是上不上的了天堂。

中国文明的价值观中的个人的最高成就是造福子孙万代,所以中国人临死时操心的是子孙的安康,因此,中国人有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的概念。

七,有神的路和无神的路

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无神论、辩证法、有神论、形而上学是人类文明的四把钥匙。

无神论比较喜欢跟辩证法玩儿,有神论比较喜欢跟形而上学玩儿,原因是一个有绝对真理,一个没有绝对真理。

有些锁是适合形而上学这把钥匙开的,有些锁是适合辩证法这把钥匙开的,辩证法和形而上学各自都不可能开所有的锁。

八,西方的路

有神论有对于管理社会的高效率,这就跟告诉小孩子不吃蔬菜就会被神抓走能使小孩子吃蔬菜是异曲同工的,还有早期科学的锁也是局部性的和孤立性的,科学本身自然也是超越时间的,所以,对于开这些锁,有神论和形而上学的配合还是比较默契的,也是很成功的,虽然有神论和形而上学之间也有矛盾。

西方文明是有神论跟形而上学是相辅相成的,有神论相信绝对真理,形而上学看到了世界的静止的、孤立的和绝对的一面,因此西方寻找并找到了解决这些静止的、孤立的和绝对的问题的方法,而在行为上,有神论者行动上的主动性和进攻性使他们拥有地球上绝大部分资源。

由于适合形而上学钥匙开的锁已经基本上都打开了,西方开始增加防守性成分,同时减小进攻性成分,增加辩证法成分,神的成分在逐渐降低。

九,中国的路

由于无神的社会没有神,他们创造了家庭和社稷的价值观,这就跟告诉小孩子不吃蔬菜就影响身体健康往往不能使小孩子吃蔬菜是异曲同工的,对造福子孙万代流芳百世的追求,这些对于管理社会的效率就远不及有神论有力和有效了。

中国文明是无神论跟辩证法是相辅相成的,无神论者不相信绝对真理,辩证法看到了世界复杂的一面,没有看到有些问题是静止的、孤立的和绝对的,因此中国没有寻找解决这些静止的、孤立的和绝对的问题的方法,所以,对于开早期科学的锁,无神论的中国人比起有神论的西方人就有劣势了。

由于适合形而上学钥匙开的锁已经基本上都打开了,中国开始增加进攻性成分,同时减小防守性成分,增加形而上学成分,辩证法的成分在逐渐降低,神的成分在逐渐增加。

十,人类的路

回头看人类走过的路,人类文明早期遇到的锁是适合有神论和形而上学开的,因此,喜欢跟形而上学玩儿的有神论者在那时是比喜欢跟辩证法玩儿的无神论者有优越性的。

当然了,现实中无神论跟有神论也不是泾渭分明,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也不是老死不相往来,为了生存相互弥补,一直都是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只是结构和比例在程度上有差别。

早起科学家研究的东西虽然先进,他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却是落后的,形而上学和单干或几个人合作的互助组。现在的科学家已经开始以系统工程方式工作了,所以辩证法就比形而上学的程度逐渐增多了。

所以,有神的路和无神的路就是相互以对方补充自己的路,是精神和物质交替的路,是唯心和唯物交替的路,是形而上学和辩证法交替的路。

中国文明是无神的文明,而且中国文明是人类唯一的无神的文明。

由于中国文明是人类唯一的无神的文明,如果中国也跟其它消失了的文明一样从地球上消失了,那么人类文明就依然处在有神的阶段,因此,为人类保留一个无神的文明是中国文明的使命,也是中国人的使命。

因为,神是要退出历史舞台的。

用现代的语言就是辩证法。

用古代的语言就是《周易》。

请看我的老帖子

说说中国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几个不同

从解放军对战士的待遇看中国文明与西方的区别

从士兵角度说说野蛮战胜文明

比较中国与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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