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改革先改政治的必然性

苏联改革先改政治的必然性

刚刚看了《宋鲁郑：中国为什么要感谢戈尔巴乔夫? 》想起一些老想法，整理一下写个帖子。

其实呢，戈尔巴乔夫走与中国不同的改革之路也是被中国逼的迫不得已。这个帖子讨论一下苏联改革先改政治的必然性，虽然历史有一定的偶然性。

治国无非政治、经济和军事三部分。治军各国大同小异，所以就剩下政治和经济可以改革了，政治和经济，两个东西，排列组合也就四个可能性：1是两个都不改；2是两个一齐改；3是先改经济；4是先改政治。

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后，中国已经做了上面列的第3种改革，留给他的只有两个选择，或者跟着中国的样子做，或者在2和4里选一个，由于2是两个一齐改说出来是个人都会觉得过分，所以4就是唯一的选择了，那就是先改政治，否则就不得不跟中国走，至少在世人眼里是这样，如果苏联也先改经济的话，因为中国已经先这样做了。

因此，只要你仔细想一想就会发现戈尔巴乔夫走与中国不同的改革之路是被中国逼的迫不得已，除非苏联跟着中国走，而要苏联跟着中国走恐怕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如果考虑一下中苏两国的关系的历史，当然还有中苏两党的关系的历史，大家不难看到要苏联学中国是不可能的。

虽然表面上看是与先经济改革之路“不同的改革之路：即先政治后经济。而当时这两条道路谁正确并无定论。”这里引号里面的是宋鲁郑的原话，但是如果苏联当真跟着中国走了，就凭苏联跟着中国走了这一点就足够说明先经济改革是正确的了，因为有人跟你学嘛，如果不正确也是大家一齐不正确。

至于宋鲁郑提到的“特别是八十年代末，中国的改革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瓶颈，而恰在此时访问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甚至都可能被中国的困难所误导，更加坚定了他先政治后经济的模式。”也是事实也有可能是中共对苏共的误导，一来因为苏共自从中共建党就一直在误导中共，二来中共很清楚“党的领导”意味着什么，因为这是中共的所谓“三大法宝”之一，另外两个是“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因此中共的改革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中共的领导的。

提到中共的所谓“三大法宝”就不得不比较一下中共夺取政权与苏共革命胜利，相比之下，中共夺取政权比苏共革命胜利不仅更艰难、流的血牺牲的人更多、时间也更长，因此，说中共比苏共更珍惜自己的胜利来之不易和政权之宝贵也是非常自然的和合理的，所以，要中共改革政治当然要比苏共改革政治难的多得多。

想当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时，中共已经夺取了中国的政权，即便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北方还有老蒋用蒙古独立、中长路和旅大港请来的苏军，还有抗美援朝和越南战争，一直打到197几年，因此，有人说的毛主席是马上治天下显然还是需要滴。

老蒋到台湾都得跟遗留下来的“台独”打交道，可惜老蒋连陈水便的政治水平都没有，陈水便都知道搞“去蒋化”，老蒋没有搞“去台独化”，老蒋只会搞“台独的头”杀人，所以今天台湾依然“台独”嚣张。

老蒋如果搞了“去台独化”，那就是对“台独”的政治运动。你以为只有台湾有“台独”吗？

中国大陆从1840到1949，各列强都有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包括日本和苏联，这些政治势力在大陆就相当于台湾的“台独”。这些政治势力在鸦片战争之前就开始建立了，因为几乎所有贸易机构同时也是情报机构，因此这些势力是百年的根深蒂固。

苏联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基本上都加入国民党和中共了，国民党转进台湾，所以清理中国的亲苏势力由党内斗争搞定，其实毛主席一生都在跟亲苏的斗，最早是共产国际，陈独秀、李立三、张国涛和王明，建国后从高岗到彭德怀到刘少奇到林彪，他们都是亲苏的。

所以有人认为高岗和彭德怀都是毛主席对刘少奇体系后发制人前作的牺牲，不过高岗和彭德怀应该都是亲苏的。记得那里读到过刘少奇在1966或65年曾经擅自决定访问苏联，那时毛主席才判断刘少奇不可救药。

西方和日本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基本上都是要搞资本主义的人了，所以清理中国的亲西方亲日势力由各种政治运动搞定，包括文革，而这些人基本上就是精英和传统文化人。

现在，各列强依然都有他们在中国的政治势力，包括日本和苏联，同样的几乎所有贸易机构同时也是情报机构，不同的是这些势力基本上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建立的，因为时间比较短，所以比较年轻，还有很多离开了中国，因为刘小波这样的不多见，WXC都能看见不少，原因之一就是政治运动。

所以，现在这些中国内部的孝忠外国的势力比较弱，因此，现在中国内部的凝聚力估计应该还是不错的。

现在，用宋鲁郑的话说就是：“然而，随后苏联的解体以及俄罗斯不得不选择休克疗法所付出的代价，则反过来令中国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渐进式模式。到今天，二十多年过去了，应该可以初步得出结论了。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中国的时候，苏联的经济总量是中国的四倍，但到今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是俄罗斯的六倍了。”

最后，戈尔巴乔夫走与中国不同的改革之路有前面说的是被中国逼的迫不得已原因，也有中苏关系的历史原因，中国可以向苏联一边倒跟着苏联学，苏联不可以跟着中国学的原因，另外还有戈尔巴乔夫本人个人主义虚荣心极端病态的恶性膨胀的原因。

为什么我说戈尔巴乔夫本人个人主义虚荣心极端病态的恶性膨胀呢？

因为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诺贝尔和平奖，我以为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领袖个人是不可以接受外国势力给的荣誉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领袖个人只可以接受自己的人民给的荣誉。

上面是抽象的说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领袖个人是不可以接受外国势力给的荣誉的，具体的说就是中国人早就知道的“无功不受禄”，也就是说如果你没有为外国势力做了什么事情的话，为什么外国势力会给你荣誉呢？

今天诺贝尔和平奖的嘴脸我们老百姓都看得清清楚楚了，苏联政治家里一定有清楚诺贝尔和平奖性质的人，因此，我猜当时苏联苏共党内应该是有人反对戈尔巴乔夫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的，但是事实是他接受了，所以我说戈尔巴乔夫本人个人主义虚荣心极端病态的恶性膨胀，以至于西方对他的赞赏对他来说很重要。

在一个虚荣心如此极端病态的恶性膨胀情况下，戈尔巴乔夫怎么可能跟着中国学呢？

所以，戈尔巴乔夫必然走与中国不同的改革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