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山陇西郡
宁静纯我心 感得事物人 写朴实清新. 闲书闲话养闲心,闲笔闲写记闲人;人生无虞懂珍惜，以沫相濡字字真。
我心里佩服言简扼要的人，三言两语，四兩拔千斤。鲁迅，林彪，能如此。
用林彪的话说，什么是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
看来林彪不是浪得虚名。枪杆子在前，笔杆子在后，也就是说首先是暴力，其次才是说服力。几十年后，依然还在指导实践。
“鲁迅在他的杂文《灯下漫笔》中，认为全部中国历史只能分为两个时代，一个叫做“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另一个叫做“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鲁迅的剖析，何等深刻！中国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只知道做奴隶。
林彪、陈寅恪、努尔哈赤的洞若观火
言简意赅 -- 必要对事势洞若观火，具洞察力，穿透力。天才常能如此-- 林彪、陈寅恪、努尔哈赤。
林彪的“天马行空，独来独往”
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努尔哈赤 （清太祖）的“任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
他们终身未曾违背这一宗旨，真是“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何等的功力！何等的定力! 名载史册！
伟人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读书破万卷 －“破”书而出，就是言简意赅.
（读林彪，陈寅恪，努尔哈赤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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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林彪眼里，什么是政权呢？镇压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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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林彪的话说，什么是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
看来林彪不是浪得虚名。枪杆子在前，笔杆子在后，也就是说首先是暴力，其次才是说服力。几十年后，依然还在指导实践。
权力及其限制
贺卫方 吴思/对谈
从1989年以后我个人的学术路向转向中国法律制度尤其是司法制度的研究，这样一套司法制度的建立看起来困难重重，我们要建立更加公正地给老百姓以正义的司法体系，让这个国家所发生的各种冤屈都能得到及时的纠正，正义得到伸张。有了案件不要紧，我们到法院打官司。无论对方的地位多么高强，我个人的地位多么弱小，都可以因为法律上的理由而获得一个公正的结果。我们是否有这样的司法体系？
吴思先生对中国的历史作出了不一样的解说，这跟我们过去官方的教科书里面的解说非常有差异。他的视角是站在比较黑一点的视角，比较血腥的视角去观察历史，他认为只有暴力才能塑造所谓的规则或者说塑造社会的秩序，至少暴力是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觉得他对儒家也好，对老子学说也好，都进行非常不一样的解说，我们先应该听一下吴思先生对中国传统社会政治架构中间的皇权限制和其他权力的限制到底有怎样的途径的看法，或者说我们是否真正进行过这样的限制，限制的效果是怎样的。
吴思：贺老师说了，我是搞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一说潜规则和血酬定律，人们经常联想到贪官污吏、土匪强盗，有人还想起导演。可是一说贺老师，想到的是法官的老师，民主宪政，贺老师还长得浓眉大眼，我注定只能当配角。所以应该贺老师主导，你是宪政民主，为我们提供基本框架，我在背后做些补充。
但是我得先声明一下，刚才贺老师说我从暴力的角度来解释历史，跟大家的观点不一样。我猜我今天会处在被攻击的位置，所以事先做了准备。我查了《现代汉语词典》对权力的解释。我们今天谈权力与限制权力，先要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我发现中国人的定义合乎我的想法，英国人的定义合乎贺老师的想法。《现代汉语词典》对权力的定义是：政治上的强制力量。什么是强制力量？当然是暴力。用林彪的话说，什么是政权？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枪杆子在前，笔杆子在后，也就是说首先是暴力，其次才是说服力。这两个力量如果比较起来，暴力强大还是说服力强大？我认为暴力强大。
每个人问问自己内心，就知道什么力量更强大。我劝你从善改恶，要为人民服务，要生活得有意义，那么，请给大家搬一箱水来。这是一种劝说。有的人可能良心比较敏感，受到感动，就去干了。这样的人比例有多大？一般来说，如果大家吃饱了、喝足了，这个比例高一点。如果正饿得难受，懒得动弹的时候，这个比例就会比较低。但是，不管比例多低，我拔出刀来说：“要死要活？搬水去！”我猜每个人都会按我说的做。暴力的力量强大而普遍，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强大的恐惧，但不是每个人心中都有强大的良心。所以，强制力是普遍有效的。
如此说来，权力的基础是强制、是暴力，既可以获得《现代汉语词典》的支持，也可以获得经验的支持。我也给贺老师留一个空间，别给你堵得太死。《牛津词典》说，权力是在某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之内的政治上的控制。政治控制既可以用法律，用宪政，也可以用暴力，还可以用说服力、用宗教。但我觉得，这一套说法在中国用起来，不如《现代汉语词典》那么到位。
贺卫方：谢谢吴思先生用八股文作文的方式先破题，先把题目搞清楚，什么叫权力。汉语词典这个权力的解说稍显模糊或者太狭义。什么叫政治？这个词很混乱。我们说这个人政治觉悟太低，这又是什么意思？我年轻时常被认为是政治上不成熟，我也不知道政治上怎么成熟。所以政治本身也是很模糊的概念。在我看来，权力是一种影响别人意愿和影响别人行为的可能性。
伟大的思想家马克斯·韦伯提到过三种不同的政治合法性的根基：第一种是经验，历史的；第二种是所谓的克里斯马或超凡魅力的；第三种是所谓法理型的政治。
历史的、传统的不用说，它靠历史延续下来，比如过去，在离这里不远的紫禁城里面谁当头，开始的时候往往是依赖于暴力，朱元璋把前朝皇帝推翻了，成为皇帝，但是谁继承朱元璋？不能说老子用暴力，那不行，在皇权方面还是要靠血缘。
克里斯马型的往往跟战争有关系，乱世英雄起四方，容易出现个人魅力式的领导人。单纯靠暴力也不行，不是说军力越强大你一定会胜利，你还要有一点所谓的民心基础。1940年代国民政府丧失了许多人的民心，最后整个民心所向使得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当然毛泽东的个人魅力也不得了，他长的不大像湖南山沟里出来的，那文章写得好，雅俗共赏，诗词写得好，霸气酣畅，书法也写得好。这是克里斯马式的领导人。
第三种是法律型的基础，或者现代民主社会创造的法制社会的基础。你竞选的时候你的魅力使你能够获得更多的选票。但是之所以大家服从你，绝对不是因为你有个人魅力，而是因为你严格遵循法律准则，你是法制社会的领导人。这三种社会根基创造了我认为所谓的政治制度。政治是零散化，所谓力量不只是机构才能拥有的。
此外，在上个世纪后期，关于权力的解说更加宽泛，例如，在福柯的理论里，权力是一种弥散化的事物；政治统治的权力固然是权力，但是学术或理论上也存在着话语权这样的东西。这倒让我们重新检视培根的那句有名的话：“知识就是力量”。“力量”的原文是power，这个词意思是力量，但同时也正是权力。所以，在概念上，我个人更倾向于更宽泛的理解所谓的政治或者所谓的权力。
当然，太宽泛的概念不好讨论，我们今天不讨论吴思教授作为一个学者所拥有的权力，我们还是讨论历史上宪政君主权力的状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以及不少其他流派的思想家们都在思考，怎么去限制国家的权力，尤其是君主的权力。孔子曾做过一些尝试，但是孔子的尝试多是由正面立论进行说教。比如三纲五常，比如儒家思想孝道的观点，从家庭范围内拓展到国家治理的范围之内，当然父慈子孝，这也是相对应的。但是孔子一直没有太多深入的讨论父不慈子怎么办，或者说皇帝暴虐，臣子该怎么办的问题。
而孟子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多的讨论，他把君臣关系视为对等的关系，谈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心腹；君是臣如草芥，臣视君如寇雠。而且孟子很早有一种观念，他把一个人的官职和这个人本身加以区别，这是现代行政法经常注重的问题。孟子甚至想象到国际的力量也可以用于国内民本主义的建设，当时的齐国征服了燕国，燕国国王暴虐，国内民众民不聊生，孟子认为应该废黜现任国王，另立新的国王。孟子认为这样的国际干预是正当的，所以如果孟子生活在今天，他应该会赞成北约武装干预利比亚。当然孟子提出一系列限制，比如要最大限度地减少对于被征服国民生的影响，不可造成不必要的损害，要尽快地让被征服国选任新君主，而不是长期驻军，等等。孟子的这种学说出现得那么早，以至于清末美国传教士丁韪良都注意到了，他也倡导研究先秦时代的国际法思想。
就君权限制这个话题而言，孟子固然强烈地主张一旦君主沦为独夫民贼，为臣子者讨伐和废黜他是完全正当的，但是我感觉困惑的是，他回避了一些重要问题：什么情况下一个君主构成了独夫民贼，这个标准怎么去设定，谁来判断？通过怎样的力量最终把独裁暴虐的君主加以惩罚？总不能总依赖外国的干预，在本国内部这样的力量才能形成？孟子似乎有这样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吴思老师，为什么在先秦时代这套学说，萌芽时期已经了不起的一套学说，后来这个社会发生了什么，使得儒家这种民本思想被淹没掉，或者成长不出民主以及宪政的体制？还是因为法家变成了一种更强大的学说？
吴思：贺老师让我替他说话，如何限制权力或者为什么没有限制成功。我们之间的角色分配是，他限制权力，我鼓吹权力。所以我得从我的角度说。
我承认孟子的学说一直没有实现，没有实现的最直接的原因就是，皇帝或者掌权的人不愿意实现。权力不愿意受限制，任何人都是这样。孟子的那套东西行不通第一个原因就是这个。朱元璋看到孟子的那些限制权力的话，大怒，说这个老儿要是活在今天，非砍了他不可。下令把《孟子》的这些话删去，把孟子逐出孔庙。
按照我的角色规定，我还应该说，权力是不能随便限制的，限制权力是要出事的。比如限制皇权，相对扩大武将的权力，很可能导致藩镇割据，天下大乱。为什么要杀岳飞？就是要削弱武将的兵权，预防藩镇割据，武将造反。当然对武将的兵权也不能削得太狠，就好像国有企业一样，没有企业自主权，企业就亏损。承包放权，企业就盈利。军队也一样。那么，对待岳飞之类的武将是收权还是放权呢？这取决于金和宋的暴力均衡。金说我比你强点，宋说你强是强点，但也吞不掉我，我每年给你点钱，把你心理不平衡填平。这就形成了一种均衡。金和宋的关系稳定了，岳家军的危险性就相对突出了。内患大于外患，于是就要收岳飞的兵权。权力的收与放，背景就是如此复杂微妙，怎么能随便限制？
从国际关系的角度看，暴力均衡一旦破坏就要出事。比如金弱，让蒙古人打败了，宋就可能翻脸，不再给他岁贡，甚至还要攻打他。
欧洲的秩序这么稳定，很重要是欧洲建立了条约体系，如果谁破坏规则大家一起打他。中国是合纵连横，合纵连横经常被人瓦解，所以经常出现暴力失衡的状态，一失衡就以强凌弱，这时候老百姓是什么心思？司马迁说，当时周室卑微，春秋五霸也不行，没有一个天下共同遵守的号令，诸侯都凭暴力去推行自己的政治，老百姓疲惫不堪，大家日子过得很难受，这时候秦朝来了，统一中国，对老百姓来说，有了天子，不打仗了，可以好好过日子了。老百姓全都感激伟大领袖的出现，他拯救万民于水火。虽然他可能多吃点、多占点，但是就整体而言，结束了战乱不断的无政府状态，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提高一个等级，老百姓拥护。可见，权力集中，甚至权力的大一统，也就是暴力的大一统，是有积极意义的，不能随便去限制。
贺卫方：我觉得这个说法不能接受，历史的经验表明，秦始皇统一以后老百姓也没有觉得很好，很快修阿房宫，修长城，死的人比过去诸国之间互相征杀也不少，皇帝暴虐，民不聊生，以致发生陈胜和吴广起义。吴思老师刚才说权力集中才能带来秩序，并且这种集中的权力以暴力作为基础，这样的说法有一点问题，也跟他自己真实的观点不是特别符合，比如吴思老师说能够缓和血酬定律的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建设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才能改变这一切。而民主制度是什么？民主不过是每个人做自己事务的主人，我们大家每个人做共同事务的主人。民主还包括地方分权，包括行业性的自治，这些东西都是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都记得麦迪逊的经典说法：在人类历史，尤其大国的历史上，人们往往把自己命运寄托在暴力或者偶然因素之上，我们今天所要做的事情就是要通过自己的智慧的努力去制定一部好的宪法，使得这个国家不再生活在奴役、不自由的状态之中，我们能否为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让他们能够世世代代生活在自由的幸福之中，这就是当年美国的国父们制定宪法所追求的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民主能够给一个大国带来政治统治的正当性，一个民主选出来的议会所制定出来的法律更可能让我们感觉到这个法律保障每个人的利益，所以我们有一种内心里遵循这种法律的内在动力。我们守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法律是我们自己制定的，我们自己的代表把我们的利益诉求转换成法律，尽管最后是妥协的产物，但是毕竟反映了我们的利益。民主选举的领导人更可能为下边的人负责，为选民负责，因为他们是我们选出来的。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具有更加强大的合法性的根基。下了台的领导人，在民主国家里面比其他非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要幸福得多，下台以后他恢复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回到自己的老朋友中间，到处去做演讲，像克林顿这样的人出来演讲一次，要给他25万美元，比吴思老师的出场费高多了。非民主国家里面最高领导人如果提前下来了，如果不锒铛入狱的话，也大多被软禁，无法自由交往和旅行，也不能自由地发表观点。这是民主的逻辑非常重要的一点。
但是吴思老师会说权力集中、大一统对于秩序非常重要，你说有一个限定性的条件，那是在从前历史环境下，在中国相对与世隔绝并且没有民主历史的时代，大一统确实有助于秩序的形成。不过，这种长期封闭的环境抑制了我们的想象力，一般人崇尚专制，恐惧分权，时至今日仍然谈虎色变，把联邦视为分裂，这是一个大大的误区。
联邦不是分裂制，相反单一制经常是分裂的。比如什么样的规则必须由联邦建立，什么样的规则必须给州，因为州是自治的。美国有51套法律体系，50个州各有自己的宪法、刑法以及等民法等法律体系，联邦又有一套法律体系。听起来非常复杂，但是正是因为尊重地方自治，所以要考虑到哪些规则必须由联邦制定，比如说贸易条款，涉及到贸易问题不允许地方立法，因为地方制定贸易法律，可能会形成贸易壁垒，必须打破这个壁垒。有一些案件必须要由联邦法院去管辖，而不是州法院管辖，比如涉及不同州公民之间的案件，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老百姓要打官司，不能由纽约州或者加利福尼亚州的法院，而是由联邦法院管辖。正是因为联邦制既尊重地方自治，又追求规则统一的状态。所以联邦并不是分裂。相反如果事事追求大一统，我们的结果是怎样的？中国现在老百姓打官司，跟球队踢球一样，有主客场的差异。我们的制度最大的缺陷在于，假定规则一体适用，规则就能统一。情况恰好相反，在大一统的情况下往往缺乏秩序，例如号称“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君主如何控制大臣的行为本身就是最大难题。“黄纸放尽白纸催”，什么力量能够遏制地方官员的这种所谓“掠夺式经纪”？这不过是古代的人们没有那种想象力，西边是崇山峻岭，东边的大海汪洋，人们困守在老圈圈中，没有办法想象不同类型的社会治理模式。我这样的理解对吗？
吴思：贺老师说的民主、宪政、联邦制，这些我都同意。但是我们要谈历史，说中国历史上没有这些东西，是因为我们想象力不够，或者是因为地理阻隔，这个我不同意。前半部分同意，后半部分不同意。中国历史上的现实是，不能用联邦制。如果用民主制，也得算算账，当时的一个县，如果像现在党委一套班子、政府一套班子、人大一套班子，政协一套班子，四套班子得多少人？农业社会怎么养得起？
我有一个词，叫“法酬”。法酬是血酬的升级版，皇帝就是吃这个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再养活官府中的官吏，剩余装自己兜里，修陵墓，养后宫。中国历史上后宫人数最多的皇帝是晋武帝。晋武帝的后宫本来够多了，他又把吴国灭了，把吴国后宫“收归国有”，于是他的后宫将近万人。但是，皇帝多吃多占，到头来也就是娶一万个媳妇，再养上万个宦官，如此而已。但是到晋武帝的儿子晋惠帝时代，权力分散，互相打来打去，西晋灭亡的时候，长安城里不过百户人家，遍地荆棘。这时候谁还敢种地？粮食被抢走，人还被抓走，结果自然是人口锐减。一个是八王之乱，一个是晋武帝娶上万个媳妇，哪个好？当时人们的感觉是，怀念武帝时代，那是太平世界，能种地，能交税，能给国家做贡献，好好过日子。
我整个的思路就是：皇帝多吃点多占点，多捞点好处，老百姓虽然限制不了，他也吃不了多少。他只给你设一套班子，每个县两三个官，十几个吏，一百多个衙役，不到二百人，比四套班子的法定人数少多了。这就省了多少官员？而且皇帝一个人说了算，没有八王互相打，就这样维持政权。老百姓虽然日子过得不好，让人欺负了，让人占便宜了，但他们仍然觉得是一个好时代，中国的制度是一个好制度。中华文明傲立于世界，就是靠这套体系、这套制度支撑的。
总之，前半段你说的我同意，后半段你说民主和宪政怎么好，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工商业发达了，多交一点税，养四套班子也没多大问题，当然这些班子要真干活，努力把我们现在的税减下去一点，公共产品增加一点，真发挥他们的作用，互相制约，这会儿就别再多捞了。这就是现在民主宪政的经济基础。这个基础现在已经存在，但是倒退几百年，这个合理性基本不存在。据说，根据现在的统计，人均收入低于6000美元，这个国家的民主制度是不稳定的，未必能够持续。
贺卫方：过去的人们之所以怀念大一统，是因为只要一分开就战乱，互相征讨，民不聊生。但是我们也许可以想象另外一种可能性，大家保持地方自治，而中央权力被更大程度地限制或虚化，当然君主本身也可能是存在的。欧洲的封建历史也是这样，封建制度并不等于没有秩序，封建制度是分封产生的封主跟封臣之间的契约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上上下下也是有保护和被保护的关系，收了钱你要提供保护，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在个意义上周天子那个时代的封建社会似乎跟西欧的封建社会不见得特别一样，当然这个具体问题我没有太多的研究。
刚才吴思先生谈到中国古典期间的政府模式，我们现在说小政府，中国古代的社会真正是小政府，这是为什么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经常感叹说，全国这么庞大的帝国，全国官员数量居然仅仅是几万人，税收也不高，但我们要看一个国家是否给国民提供良好的治安，提供非常好的公共产品，如果事情一点不干的话，收一分钱也多。那时每当灾难发生的时候政府的效率是低下的，简直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以至于清朝末年传教士不得不用他们自己的力量通过跟上海的外商去赈灾。当然遇到清平年代，百姓日子过得相对好一点，也就是能够种点粮食，不被人家直接割走而已。这样一种小政府的模式在中国古典时期，的确比起今天的四大班子、几套人马的体制有它的合理性，比如政府责任无从推诿，权力无从推诿，你到县衙里去找人，你就找县令就行，县令不会说这个事你找县委书记说一下，不会说这是人大管的事，或者找法院。他本人既是法院，又是县政府，县委，又是县人大，所有职能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中。
相对来说，支付政府的成本也会比较低。但是它的大的缺陷是什么？它的政府没有办法发展出一种专业性。科举考试出身的官员，基本把官员和文人合二为一，他没有今天意义上的专业知识，也不可能在涉及政府管理的各种事务方面都有专业的历练和能力。他要处理财政问题，也要判案子，要研究法律问题，法律是一门专业，你让他研究这些东西，他认为是形而下的东西。他要追求救国救民，但是往往无法在技术层面上有所作为，都是大口号。这些空泛的道德口号没用，在判案的过程中确保类似案件得到同样的判决，尤其是涉及官与民之间的冲突，完全没有一种公正的法律和程序让百姓权利得到维护，实现人民权利的保障和政府权力限制的合二为一更是无从谈起了。
权力之间要相互制衡，一个官员没有办法制衡，当一个地方官员一手遮天的时候，下面的老百姓怎么办？考绩制度在中国古典时期很容易蒙混过关，一个地方官专横跋扈，鱼肉人民，小民百姓也没有什么办法。现代政府制度最大的好处在于它有可能带来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制定规则的人不得自己解释规则或者自己实施这个规则，必须要保证司法权力的独立性。权力之间相互平衡、相互制约的状态，在传统中国的政府中是没有办法获得的。
我们现在似乎看到权力制约的大体模式，如何限制权力，简单的说外在的有一种民主，这是大的背景性的因素，内在的包括政府内部的横向分权以及地方与中央之间的纵向分权。我曾经发微博讨论北京堵车的根源，非常重要的根源在中央集权，什么权力都由北京行使，北京的堵车没法得到缓和。大家有一点事都要到北京，中央在北京，所以大家都要到北京来。假如县能够解决的问题不要让省插手，省能够解决的问题不要到中央来解决，这就是对权力限制的重要设计。横向限制就是三权分立或者五权宪法。此外，进入社会层面，我们发现，如果公共权力不再局限在政府内部去观察的话，我们看到这个社会必须尊重行业的自治、行业的独立，我们必须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在国家与个人之间有各种各样的独立的组织体，比如说真正的工会、农会、教师联合会，大学真正的自治，律师协会真正的自治。
这个社会看起来有各种各样的由公民联合起来的组织去行使许许多多的权力，而这种权力的行使将使得社会具有更强有力的自我组织能力，并获得更多的秩序。
吴思：中国历史上有限制权力的制度安排。比如决策、执行和监督的三权分立，权力体系内部相互制约。皇帝下面有中书省、尚书省，门下省。中书省决策，皇上审批，门下省一看，不合祖宗大法，可以封上驳回。如果各方同意，就交给尚书省执行。
但是，权力体系内部的三权分立管多大用？这套东西真能限制皇权吗？距离最高权力最近的人，无论职务高低，最后都成为实权派。比如，圣旨由谁代皇帝草拟？如果这个人是太监，太监就成为权势最大的人。中国历史有这样一个现象，皇帝身边人的官衔，例如尚书，刺史，巡抚，逐渐变成政府各部门首脑的官衔。
限制权力，除了限制皇权之外，还有皇帝限制并监督官员权力的制度。皇帝经常用太监作为监督者。下面的官员，比如各个省的，往往飞扬跋扈，皇帝的办法是，让你三年进京汇报一次，但是光听你汇报不行，他也要派人下面考察，考察完向他汇报。下去考察官吏的人，汉代叫刺史，明代叫巡抚。无论是刺史还是巡抚，到了当地，权力就是最大的。当地领导都向他汇报，他就成了当地的一把手。历代都有这么一个趋势，皇帝身边的人向外走，于是皇帝身边的小官衔或小权力，逐渐变成大官衔大权力。然后，皇帝再用身边的人监督这些从小官变成大官的人。
在派出什么人监督下属方面，皇帝也用尽心思。比如监察御史，要监督省长，找什么人监督省长呢？如果派副省级干部或者局级干部，在官场混了二三十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很可能被潜规则。那么就不能派这样的人去监督省长。皇帝派大学刚毕业的学生当监察御史，官场上谁他也不认得，刚出校门就跟愣头青似的，让监督省长，就按照规定去办。省长想巴结收买他，都不好意思。而这些刚毕业的大学生，他的前途、他的命运，都取决于他监督工作是否做得好。这样的方式，以小治大、以弱治强的方式，就是皇帝监督权力的方式。
尽管有这么多的监督办法，还是监督不足。巡抚到外面又成了老大，刺史到外面又成了老大，皇帝把信得过的人都派走了，然后怎么办？最后就让身边的太监下去调查。太监很好，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也不用给自己的儿子谋私利。这样一个自己吃饱全家不饿的人还不可靠吗？而且低头不见抬头见，就在皇帝身边，忠厚老实，多信得过。但是太监照样被收买，照样腐败，腐败程度还不比一般官员差。
限制皇权就更不容易了。中国历史上，尽管皇帝设立限制并监督权力的办法，但是实际上，这一切都不能真正制约皇权。一旦皇帝一抹脸，什么法不法的，我就是法，就照我说的去做，别人能怎么着？谁说不行，把这个叫板的打一顿，还说不说？还说？接着打。用金瓜把牙砸了。还说？拉出去砍了！走到门口，皇帝最后再问一遍，还说不说？这个叫板的说，你不用侮辱我，你让我到这来干什么，不就是说这些话吗？那何必如此，士可杀不可辱。然后，历史事实是，朱元璋真就下令把这个叫板的拉去砍了。皇帝蛮横到这个份上，下面的抵抗者砍掉两个又怎么样？所以，那些监督，实际是监督不到位的。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还是这个大一统的格局，权力集中在个别人手中，民主宪政能怎么建立起来？
（本文选自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
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慢慢的把司法独立脱离化，也就是司法独立能够给社会独立的自由。
第三个共识，我们能否真正的确立结社自由这样的权利，就是社会中间，比如商会、工会、农会，比如律师协会，比如大学本身的自治，这样的一个社会其实特别有利于吸纳民众的不满，有利于让民众的经济利益通过组织起来的民众自我消解需要的矛盾和冲突。
我觉得分权、司法独立和结社自由，我们未来几年能不能把这三条大大的推动一步？
贺卫方：中国所谓的有道德和所谓的法治，它的确是两个东西吗？反过来中国实行法治的是中国的所谓道德吗？实际上就是两个具体的侧面而已。
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是2001年或者2000年，最高领导人提出以德治国，我当时感到很困惑，在这样一个缺德的社会里面，到底以什么德治国。后来中央党校的一个教授说以德治国就是三个代表。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被概念搞得非常困惑，比如古代的德治、法国或者古代的权治，今天我们在讲法治的时候，这样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法治的时候，可能跟法家的法治完全不一样。我自己可能更关心是说，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间，其实也面临着人类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比如如何限制君主的权利，如何把君主的权利纳入到一个规范的轨道之中，如何限制官员的权利，如何保障人们生活的空间不被一些非法的权利，非法的力量破坏，能够获得应有的一种救济？这样的一种需求，我相信不分任何文明都是有的。那么，我们看孟子的著作里会发现，它为了限制君主的权利，处心积虑讲了很多学说，但是都没有改变这样的一种中国两千年的历史中间，我们一直是生活在一个威风八面的中央政府，即使这个中央政府在地方的统治存在严重的缺陷，这样还是没有办法很好的控制。最后是社会周期性的陷入到一种，通过造访改变权利。
在我看来，我们要分析比如为什么德治永远成为一个标榜的符号？我觉得可能跟中国古典社会长期以来没有一个独立的道德权威有关系。不得不不这样的一种对社会的治理想象成为行政的权利的过程，或者司法权利的过程个，同时也是行使道德教化权利的过程，这也是科举考试制度在中国存在的一个原因。另外比方我们有怎样制定出来的法律的规范，我们会发现其实涉及到我们人民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一些领域，比如土地纠纷，我们居然在古代的立法中间其实是没有什么立法，清代的时候有一些利益涉及到这个问题，但是从官方制定的律典来说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这样的一个整个的立法过程中间，忽略了我们在今天看来，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尊严及其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的财权权利，这块是在中国2000年的古典法律里面是不存在的。
如果当一个国家整个的法律制度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对我们的权利，我们的自由提供良好的体制化的保障的时候，人民需求的东西就会觉得，比如需求清官等。这是一个周期性的心理。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再思考包括未来十年的法治建设，我们需要检讨一下我们的法律体系如何形成，通过民主的参与使得我们某种道德的价值观念在立法中间体现，同时建立一个独立的、高素质的司法体系，保证立法在哪个过程都能得到良好的实现，给人民建立良好的预期，保障交易的安全，财产的安全，保障我们生活的自由，这可能是我们今天需要重点讨论的一个问题。
我想通过宪政来达成某种程度的法治或者德治的一种结合，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可能需要稍微想一想，比如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把自然法理解为一种道德，当然自然法有相关的道德成分，另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未来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们要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前面几位，周其仁先生，陈志武先生，包括吴敬琏先生都提到说中国未来的发展目标其实不是特别清楚。那么，摸着石头过河现在看来还要摸一段时间，其实我们未来走到哪一个地方，没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了解，我们在宪法方面也没有办法树立这样一个目标，而宪法需要树立这样一个目标，否则宪法的规范就会显得非常混乱，一部宪法内部就会非常矛盾。可以观察我们的《宪法》条文本身内部存在非常矛盾的东西，这是我需要强调的德治到底是什么。
另外，《宪法》有非常重要的条款，就是保障宗教信仰自由，我们今天是不是要考虑非常明确的一个规范，就是保障宗教信仰的自由，这个对于这个国家道德的拯救来说，我认为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我觉得在立法的过程中间，可能需要有一种民主的参与过程，如果整个的立法过程完全是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这样的一个思路，人们不能够参与制定宪法，涉及到一个立宪方面的根本问题，而正是这样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差异，才使得这个国家的道德观念融合到现代法律条文当中。但是，我们政府必须在道德问题上保持一定程度的中立性。但是不管怎么说，不能让法官背离法律达成某种道德要求，这个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可以有一些基本共识，比如分权，我们不搞三权分立，我们大规模的借鉴行不行，所以我觉得分权可以达成一个共识。我想分权首先是横向的分权在政府体制方面必须要切割立法、司法行政这样的权利，上下层次的分权，我觉得这个可以达成共识。
另外一个是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慢慢的把司法独立脱离化，也就是司法独立能够给社会独立的自由。法律职业者的独立性，一个最愚蠢的君主才会剥夺它的独立性，因为法律职业这的独立性不仅仅是把民众这样的一个比方说，不仅仅是对政府的权利进行一个分隔，进行制约，而且也把民众的不满也能纳入到一个规范的轨道进行解决，有独立的司法，人们就有司法，对社会，对国家就有希望。我前段时间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检察院把党组撤销，新浪觉得可以讨论，也没有删。
我说第三个共识，我们能否真正的确立结社自由这样的权利，就是社会中间，比如商会、工会、农会，比如律师协会，比如大学本身的自治，通过这样的方式给社会转型期的稳定性带来一种强化，人民被组织起来的，人民经常被组织起来，当然政府有的时候发号施令显得不是那么容易，总是有许多不同的看法，发表不同的申明。但是，这样的一个社会其实特别有利于吸纳民众的不满，有利于让民众的经济利益通过组织起来的民众自我消解需要的矛盾和冲突。
我觉得分权、司法独立和结社自由，我们未来几年能不能把这三条大大的推动一步？
我老觉得这个事儿说了多少年，怎么都听不进去，你说会不会觉得说，真正的让你新闻自由了，官跟经济之间紧密的结合全部暴露出来的，每个报纸都变成《纽约时报》了，对未来可能有好处，但是我毕竟是首当其冲，直接面对这个问题，老子就不干，老子就不搞。
我想建设一个宪政体制可能离不开国民的积极的参与，推动，观念方面和意识形态的改造都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我们要认识到，往往是先逐渐的形成一种法治的社会，才会有法治的顶层设计。所以，我们应该致力于对社会的一种改造，对社会结构的改造，谢谢！
本文根据贺卫方教授在《经济观察报·观察家年会》上的讲演速记稿整理而成，未经作者审核。
毛泽东的话语权力和政治修辞
凤凰卫视12月23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田桐：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句话是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和师长和我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虽然是一句简单的警句，但它出自于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毛泽东之口。201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虽然我们的历史进程已经进入到了21世纪，但这位伟人的思想政治以及他的毛式语系已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前沿。
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华东师范大学萧延中教授，他来和我们谈一谈毛泽东的政治修辞以及毛式语系是何时形成的，它在革命当中的重要意义，有请萧教授。
解说：萧延中，著名中青年毛泽东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著名高校讲学，并于哈佛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台湾中央研究院做访问研究。其早年编著《晚年毛泽东》和《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毛泽东研究的代表作品。
田桐：萧教授，您好，欢迎来到大讲堂。那么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了，在国内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准备这样的大型的一个活动，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活动？
萧延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120年在中国文化中是双甲子，就是两个60年，在中国文化中对这个数字特别地敏感。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毛泽东对于当代中国的影响，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这么说，仍然是无与伦比的。一个人去世三十多年了，现在仍然被社会所记住、所热议，就证明他的影响力并没有消失。毛泽东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一些纪念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应当的。但是我更想提醒一句，历史应当是反思性的，我们要反思和我们过去不远，以及对我们现在影响还很大的历史。做一种诚恳的，深刻的，一种相互的对话。
田桐：那我们今天演讲的话题是《毛泽东的话语权力和政治修辞》，其实这还是一个挺难的题目，他的话语权力和政治修辞，我们怎么样去剖析它？
萧延中：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比较前沿的，就是把这样一个研究思路引到毛泽东的研究上来。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东西并不是很多。这样的研究之所以说是比较前沿，就在于第一，这个话语权力，这样的一种概念，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性社会时候所提出的一种新概念。另外就是说，你要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思路去研究毛泽东，那么你就要对毛泽东的著作本身研究，而不是研究奇闻轶事，做一种文本研究。
但是我做得不能说是很好，也是刚开始。
田桐：那您觉得，对，他的政治修辞上都有哪些特点呢？
萧延中：毛泽东最反对，而且最讨厌的就是说官话。他所谈的一些话语，实际上都是和人民生活的日常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有时候不经意说出的话“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举个例子。1960年，他在北戴河，他和当年管工业的副总理、政治局常委李富春谈话，谈话的时候他就提出那么一句，他说要有实力政策，要搞实力地位，全世界都讲这个，你手里没有一把米，你叫鸡，鸡都不来。他用“手里没有一把米，叫鸡，鸡都不来”，这样村妇嘴里吐出的语言非常生动和深刻地告诉我们实力，无论对于一个家庭也好，对于一个国家也好，它都是最基本的。所以你说毛泽东的话语，他的语言，他的修辞的特征，我想通过这一句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多少领略一点毛泽东说话的那种风格。
田桐：但他这种风格是怎么形成的？
萧延中：在研究他早期文献的时候，就感觉他对于语言有一种天生的偏好。他在东山一小读书的时候，老师布置的作业是读《史记》的那个《商鞅传》，他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商鞅徙木立信论》。就是商鞅把这个木头从城东搬到城西。那个时候他才十几岁，但是那篇文章今天看来写得非常的有道理，而且气势磅礴。你看他这一辈子对于语言的考究。我们看他的文稿，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经过反复修改的。毛泽东在修改他的文稿的时候非常的讲究，措辞啊、气势啊，包括他的语态啊，这样的东西都很注意。
田桐：好，非常感谢您。接下来由您带给我们今天的演讲，今天萧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毛泽东的话语权力与政治修辞》，有请。
解说：在二十世纪风云激荡的历史舞台上，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军事家，他超凡的政治修辞能力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底什么是毛泽东的话语权力？毛泽东又如何定义人民的概念？《世纪大讲堂》《毛泽东的话语权力与政治修辞》正在播出。
萧延中：今天和大家交流的这个题目难度很大，也诚恳地希望大家对这样一种思路，对这样一种研究提出批评意见。林彪元帅曾经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我觉得林彪的这两句话是对毛泽东话语的一个深刻的解读，也就是说毛泽东这个人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我们觉得在他一生中间，他指挥战役，他判断整个形势发展的过程，判断得相当的准确。另外的一个特点，我们其实也注意到了，但是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对他的军事思想，对于他的战略思想那么关注，就是毛泽东话语体系，以及他的政治修辞。那么今天在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这样一个日子里边，我们就这个问题展开和大家做一个讨论。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教师出身，他也为这样的一种身份自豪。他在1970年的时候跟斯诺谈话，（跟）他的老朋友说，“四大伟大”很讨嫌。也就是说林彪当时给他封的那四个“大帽子”，叫做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他说这“四个伟大”很讨嫌，我只承认其中的一句，就是伟大的导师。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当过小学教师，现在从我们的历史资料看，毛泽东对于讲课，对于把一个思想传给另外的一个听众或观众的时候，他在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探讨上是特别地注意，花了很大的精力。我们可以看到他早年的一些讲义。毛泽东作为一个老师，他对于这样的一种思想传播，以及后来的意识形态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比如1921年11月，毛泽东曾经给自己的友人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要改造中国就必须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就造不成空气，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竖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归附。
这个时候毛泽东把主义这样的东西提到了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主义不是枪，主义是一种理念，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思想，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早年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把很多的精力投入在这个上面。甚至到了1962年的时候，也就是“四清”运动的时候，毛泽东还在说，他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说毛泽东他的两手，我自己叫两手，一手是武力，一手是舆论，这两手在他一个人身上有机地合在一起了。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著名政治学家叫白鲁恂，他已经去世了。白鲁恂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在这本书中间白鲁恂说，毛泽东令人叹为观止的创造性的秘密就在于，他能够把运用言辞和筹算权力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在大多数的文化中，一个既能说会道又善于做事的人是非常的少见，白鲁恂同时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说这样的两种特质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非常难得。他举出了比如杰克逊、列宁、丘吉尔，他说这样的人，实际上又能说又能做的人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仅仅有那么几个人。他也举到了，他说像威尔逊，像罗斯福那样的人，有的是会说，有的是会做，但是把两者全面掌握起来的人并不多。
还有一个著名的专家，我们叫本杰明·史华慈，他在哈佛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他也去世了。他在阅读毛泽东1957年到1959年期间一些讲话稿件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间他用了一连串的排比句，来形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修辞的独特性。他说道，读了这些稿件以后，看到了主席一种非同凡人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包括深深的忧虑、高度的亢奋、受伤的自尊，深切的怨恨，以及毫无根据的自满。
我们看到他从毛泽东的这种没有修改过的讲话稿中间读出了很多毛泽东文稿背后的一种动机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包括在政治话语和政治修辞里边。
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具体地谈一谈毛泽东权力话语和政治修辞。第一，首先我们要说清楚什么叫做政治话语，或者叫做话语权力。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微妙的理论问题，如果用一种通俗的，老百姓能够掌握的语言把它转化过去，需要很多的努力。实际上我们说，首先话语是什么意思，话语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的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属于后现代的一个概念，它的原意来自于拉丁文，在拉丁文的原意基础上，他做了一种扩展。
拉丁文原意就是夸夸其谈的意思，这种言说并不受目的和时间的限制，也就是随意而谈。我不经意，我把话说出来了，这样的东西叫做话语，如果我经过反复斟酌修改所写出来的东西，那就不叫做一种话语是吧。
因此在法语中，话语这两个字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话语一词非常接近于聊天、闲谈、侃山、即席发言、叙述、高谈阔论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不经意的，没有经过修饰的一种语言。
另外一方面，这个话语又有和它比较相反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种话语，他是经过人们反思以后所建构起来的一套东西。这套东西有着重要的知识的支撑，如果没有知识的支撑的话，这样的东西就不称其为话语。我们看到两方面的东西结合起来就叫做一种话语。福柯还注意到，这种话语实际上已经和我们如此接近了，我们对这套话语已经如此的熟悉了，以至于熟悉到被遗忘的程度。这个时候你根本就想不起来你还要去反思，你已经张口一说话就是它，这个时候这个话语就已经深深地支配你了，你离开了这一套语法你不会说话，甚至你不能思想，你不知道该怎么去思想。因此这个话语就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间，它和你不离不弃，但是已经成为你深深依赖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说话语对于要研究一个政治文本，甚至研究一个政治家那是特别的重要。
如果说这个话语体系是这个样子的话，话语权力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我们紧跟着要探讨的就是毛主席为什么能够左右和支配中国社会那么多年，是吧。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就可以战胜那么强大的敌人，建立了一个新中国，而且他建国以后，他的影响力没有往下衰减，越来越高。那么后来毛泽东去世以后，影响仍然没有衰减，那么这背后有一套什么东西支持他呢？什么东西使毛泽东成为这样的一个在精神上不朽的人物呢？所以我们要探讨它这样一个奥秘，我们有很多的路径。其实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话语权力特别值得研究。
那么第二我想谈毛泽东话语权力的三个要素。作为一个宣传家，毛泽东关键手法是通过把听众所受到的强烈的、压抑的感情，融入到可以容忍的那种公开的、宣泄的渠道中。我们把这三个要素的第一个要素叫做情感系统，这个情感系统不是我们口头上讲的，一种接近人，一种献媚，一种互相拉近的一种情感，而是通过一种概念的重新地解释，或建构出一套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能够接受，特别喜闻乐见的那样一种新形式。这样的一种新形式在毛泽东对于人民这个概念的解释中间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的政治辞典中，人民的确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之一。从早年到晚年，人民的概念没有中断过。但是与人们的想象相反，毛泽东在使用人民的概念时，他从来没有正面地对人民这个概念做过全面的定义。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里边毛泽东就讲，人民是什么是什么。但是我们注意，如果把那一段毛泽东对于人民的定义拿出来具体分析的话，他不是在说人民是什么，他是在和敌人做对比的情况下，阐释人民是什么，敌人是什么，是吧。你比如拥护社会主义还是反对社会主义作为划分敌友的一个标准的时候，他说只要拥护社会主义就叫人民。
毛泽东的这个定义不是一个普适性的，抽象性的一个定义，而是在当下的一个语境下，他要论证问题所使用的一个人民。但是我个人认为，在毛泽东的人民的概念中隐藏着相当重要的理论信息，这个理论信息实际上带有了鲜明的毛式特色。
比如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口头表达中间，人民经常被表述为贫人、贱人、小人、被人看不起的人、被压迫者等等这样的词汇。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人民两个字就和社会的边缘群体，以及社会的弱者，这样的地位联系在一起了。
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如何理解毛泽东这样的一个判断呢？实际上毛泽东在人民的概念表述中有一个自己的逻辑。在毛泽东的话语逻辑里他是这么认为的，事物是由强势和弱势两部分组成的，但事物的发展趋势恰恰和表面的强势弱势形成一种相反的情境，弱者没有地位、没有权力、没有尊严，但是正是在这些里边存在着一种翻身的渴望，这种翻身的渴望就形成一种强大的生存动力，促使他们去追求自己的翻身和解放。
因此毛泽东说，正因为弱者出身贫寒、地位低下、被人鄙视、受人压迫，所以他们才本能地具有谋翻身、求解放的内在驱动欲望，是最没有身份包袱，最具有革命意愿的人，因此将激发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奋斗精神和创造冲动。所以人民之所以崇高，人民之所以神圣，就是因为他们自身包含着强大的生命力，充满希望。这是为什么说人民是历史的动力，因为他们是受压迫者。
所以毛泽东讲，压迫越深，反抗越烈，有压迫就有反抗，我们看到这个反抗就是革命。
毛泽东晚年在做读书笔记的时候自己写，当我看到革命两个字的时候我都会心跳，都会激动，是吧。他作为一个革命家，为什么看到革命就心跳，就激动呢？因为弱者他认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一种翻身的一种欲望，这个欲望恰恰是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
相反，这个社会强势的这种阶层，表面上他们很强势，但实际上骨子里他们恰恰是虚弱的，他们是不思进取的，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就不可能再推翻一种制度，建构一种新的制度。他们没有梦想，他们只有守成，因此毛泽东说这样的人虽然表面上很有实力，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希望的，是穷途末路的一个阶层。
所以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样的一个逻辑框架下，把人民抬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如果今天我们用《毛泽东选集》，或者用我们通常的一种理论思维解读毛泽东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毛泽东话语逻辑背后的一套。
比如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读王勃的一首诗的时候，信手写下了一大段批语。这段批语是，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70%以上都是他们干的，30%的中老年也有干劲，也有发明。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思的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弱、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
在1958年5月8日下午，中共八届二次大会上，毛泽东谈破除迷信的问题。毛泽东在那个会议上说要破除迷信，我们不要被西方的经验约束，我们也不要被俄国的经验约束，同时也不要被我们老祖宗的经验所约束，我们能不能大胆的闯出一条独有的一种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个会议上他鼓励人们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也不要怕马克思列宁。他兴致勃勃地旁征博引，举出了一连串春秋时期的颜渊，秦国的甘罗，汉代的刘邦、项羽、韩信、贾谊，三国时期的周瑜和孔明，以及晋朝的王弼和荀灌娘，南北朝的兰陵王，唐代的诗人李贺，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宋代的名将岳飞。他说这样的一些人文化水平都不见得很高，但是他们没有约束，他们干出了大事情。为了说明他这样一些观点，还专门举出了两位宗教人士，第一个是释迦牟尼，第二个他认为就是中国的孔圣人。他说孔子原来就是个老百姓，什么也没有，是吧，他就是考虑自己努力去做事情，当了一个小官，最后不满意，但是他有有教无类恩，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是吧。他还说孔子当年被人羞辱的时候，我们想不到他是一个大思想家，他会做那么多事情。
他说释迦牟尼这样的人，实际上年轻的时候也是被人瞧不起的，后来他的事业成了以后，大家把他尊为圣人。他还在这一段时间反复说过很多次，他说司马迁不受辱刑就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就体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种逻辑，我把它叫做压抑创新的逻辑。我们会看到他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创造的动力这样的话，他的依据不是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那样的理路去论证的，而是从他的这种压抑创新的理路下推导出来的一个结论。
我们会要问，为什么毛主席这样的一个符号当年会吸引那么多的人，以及他去世了那么多年了，这个符号的象征仍然在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套话语体系的话，我们就看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看毛泽东的这样的一个话语体系，这个要素第一个是情感，第二个是伦理，从刚才我们在解释人民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一种解释中间，弱者，受压迫者，被人瞧不起的人，这样的字眼背后有一种道德的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也是人，我们凭什么该受欺负，为什么被人家瞧不起，就产生了一种道德上的卫士。我们是没钱，但是我们还没脸吗？我们没有社会地位，但是我们就应当这样在你们权贵的脚下低三下四吗？因此在这样一个对人民定义的过程中间，第二个东西我们又凸显出来了，就是伦理的东西凸显出来了，所以革命为什么是正当的，革命为什么是应当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从这样的它的概念体系中间全部地表达出来了。
第三个我们又会看到毛泽东试图讲述一个真理，是不是人什么东西都满足了他就不想再动了，是不是人被逼无奈去寻找自己的生路的时候，里边就爆发出一种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是无意间所得出的。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会看到毛泽东最后要阐述的是一个真理的体系，毛泽东的话语体系实际上是三个要素，或者叫三个系统，叫做情感系统、伦理系统、真理系统，正是这三个要素使毛泽东的一些理论在当时可以征服人心，可以吸引群众，甚至可以平天下。
因此在福柯的那个意义上，这样的一种话语已经渗入人心里边去了，渗入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毛细血管里边去了，因此我们一谈话，一出口就是毛泽东当年创造的一套政治话语。
比如我们党的三大作风，那是在延安时期创造的，是吧，叫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的话语我们今天看到，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们对这样的话语并不陌生，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一样。
毛泽东嘴上不会挂着那种生生硬硬的概念，从来没有过。我跟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接触过一些，我问他们，你们跟毛主席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他说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天天就是开玩笑，但是很重要的道理就在这个话里边，他说听起来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举几个例子，比如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果落到我们今天的教科书里边，怎么论证我们都会想得到，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不能使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不好吃，羊肉不一定非要按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
这样地强调一个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我们说你作为知识分子，还是作为普通的，没有文化的老百姓，对这些话会记忆犹新。这种表达方式非常贴近实际，非常的耐人寻味。
在毛泽东的政治修辞中间，他有时候把问题讲得非常的直接。比如他说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是没饭吃、讨饭、挨整、坐牢、杀头、受冤枉而已。毛泽东认为当你要干出一件新事业的时候，当你要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的时候，这样的冤枉是免不了的。所以他会把这种受冤枉看成是他将走向成功的一个奠基点。这样的一种看法和我们常人相反，我们会哭、我们会叫、我们会反抗，说你冤枉我了。但是毛泽东认为，我长了一点经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以后再怎么去做。
因此他整个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不太一样。总体上说，我们说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精神遗产，其中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就是他自延安整风以后所创立的一整套的，他自己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我们今天讲叫毛式语体，今天还在支配着中国，还在影响着我们政治思想的一种潜移默化的说话方式。我个人认为去解析这样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我们当今的话语体系，恐怕更重要，今天我先说这么多，说的不对大家批评。
田桐：我们同学们也有些问题想和您进行交流好吗，来，同学们有问题的。
现场观众：萧老师你好，就是现代学术界有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它主要是否定歪曲我们的近现代史，而这里边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毛泽东的一些评价，我想问的是，萧老师怎么看待这种思潮，谢谢老师。
萧延中：像历史虚无主义这样的词，我听起来，我就觉得有人为建构的那个味道。每个知识分子他对于历史发展有自己的基本看法，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求一个统一，对于历史的不同解释，其实会有多种答案。可能有些学者说的比较极端，我觉得走极端的学者百分之百是错的，你说那个历史全没有意义了。那么中国几百年受屈辱的历史我也不讲了，是吧，真的不是面对历史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但另外一方面又说，过去的历史都是正当的，没有什么毛病可挑也是不对的。咱们作为一个研究者，我更愿意用反思这个词。我们的民族一百多年来很屈辱，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受屈辱的这样一种状态，其实刚才我们在毛泽东对人民的定义中也都表现出来了，如果把个人换成民族的话，他就认为这个民族才有很大地动力。历史往往不是一个线性的逻辑。由于我们受屈辱了，因此我们特别地渴望翻身，我们特别地怕别人瞧不起我们。但这种渴望太强烈的时候，你看大跃进的时候，历史的结果并不是很好，对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你说历史虚无主义会怎么样，这么去否定我们的先人的一种努力，我本人不赞成。
现场观众：教授您好，是这样的，有人认为毛泽东他有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套是中国传统的。话语和行为是一致的，所以毛泽东的两套话语系统的矛盾就造成毛泽东的一些行为用马克思主义是难以理解的。恰恰相反，在这个传统话语下就可以得到理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谢谢。
萧延中：毛泽东自己说，他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并不多，而且他明确地说，不要读那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读一些就够了，是吧，为什么？他说更多地是要理解马克思的精髓，而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一个产生于西方的话语体系传进中国来了，如果要被我们运用的话，一定要经过大量地这种融合、修正，最后创造一种新东西来。其实毛泽东最优秀的地方，也就是他成功地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能够把渊源于西方文化根基中间产生的一套话语体系，像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成功地和中国传统里边产生的话语体系结合起来。他说这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这个字是很厉害的。
冯友兰曾经对于化有这么一个解释，他说化呢，你已经看不出来两者结合的痕迹了，甚至你根本就想不到他们是两者的结合，他就是一个新东西，这个时候才达到一种化的程度。在我们看到的毛泽东著作，以及讲话中间可以看到，在早年他也在引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尤其斯大林怎么说，引一些，但是这一些东西我觉得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一些具体地针对的对策。对于毛泽东，他说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之间只读出了四个字，叫做阶级斗争，别的都不重要。他领会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东西结合起来，形成了他整个的思维方式。
因为我觉得像马克思，我说你们研究马克思，你连德文都不懂，你研究什么马克思啊，你拿德文看看《共产党宣言》，把你给吓死，28岁的青年人，似乎如此敏锐，如此狂妄，逻辑如此地严谨，那都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达到的一个高度。
有人认为马克思思想是19世纪欧洲思想中间典型的一种知识类型，逻辑的知识类型，这样的逻辑知识类型，显然和我们中国的那个知识结构是不一致的。所以你说它是两种东西之间有矛盾，是吧。其实我倒觉得他揉得挺好。
现场观众：萧老师你好。我们知道毛泽东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大多是以一种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以及一种政治领袖的身份示人。其实我们知道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史上，他的诗词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至今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那么请问萧老师，您从对毛泽东他的诗词的分析中，可以跟您今天的主题，他的话语权力和政治修辞这方面有哪些联系，而且他的诗词是不是也无意中都在透露着他的一些政治逻辑和他的一些政治考量呢？谢谢。
萧延中：这是个挺复杂的问题，诗言志，诗其实真能表达自己是个什么人，这样的一种东西。毛泽东的诗词其实很能表现毛泽东是个什么人，像《沁园春·雪》那种狂放，那种不拘，把皇帝一个一个拎出来数落，然后最后俱往矣，那都是过去那点破事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种狂是吧。另外一方面也体现了，像毛泽东对于人生生命的一种深沉地沉思。比如《九九重阳》那首诗，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春天好啊，秋天好啊，都好，你们去争吧，但是最后一句话，寥廓江天万里霜，不过如此而已啦，争个什么劲啊，是吧。那么这样的一种，道家的一种深刻的意境又反映了毛泽东的另外一方面。海德格尔说过一句话，叫做伟大的诗人一生只有一首诗，意思就是说，他的整个的思想，他对于整个人类的知识贡献是一以贯之的，只有那么一条线。
以说毛泽东的政治修辞，无论他的文本也好，他的讲演也好，以及他的诗词也好，我想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融汇在一起的，都表现出毛泽东本人的一种气质，一种偏好，一种追求，一种渴望等等这样的一种过程。
田桐：毛泽东不仅字写的漂亮，诗做的好，也懂得语言的学问，出自他之口的名言警句激励着很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而他的影响也不光在中国。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当教授的时候，给同学们开出的必读书里面就有《毛泽东选集》，而毛泽东的政治修辞被西方人认为是最能够反映他内心世界的，同时带有浓厚地东方文化色彩。再一次感谢萧教授精彩演讲，感谢您收看这一期节目，下期再见。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开始考虑选择接班人问题。1957年，毛泽东访苏时，曾向赫鲁晓夫谈到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都有条件接替他的工作。以后，毛泽东又讲过，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1961年，他在同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谈话时也提到，刘少奇是他法定的接班人。但从1962年七千人大会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和疑忌与日俱增，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需要借助军队支持，他开始倚重林彪，对林彪寄予极大希望。林彪地位开始直线上升。
可是，挑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毕竟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毛泽东在选择林彪为接班人的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至于什么时候决定林彪替刘少奇作为他的接班人，毛泽东并未说明。具体时间虽无从考定，但从1970年毛泽东同斯诺的谈话看，在1965年1月制定《二十三》条时，毛泽东已决定让刘少奇下台。毛泽东在1965年夏天会见来访的法国文化部部长时还说，我和戴高乐一样，没有接班人。“文化大革命”前，周恩来曾对王稼祥说：将来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元帅，或者是邓总书记。因为两人的年龄差不多。到底是谁，没有定。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致江青信》中也流露出对林彪能否当合格接班人的犹豫态度。
即使到“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毛泽东对于自己已经看中的林彪也并不是完全放心的。当时的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回忆，在邓小平被打倒后的1967年7月16日，毛泽东曾单独与王力谈过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毛泽东说：“林彪要是身体不行了，我还是要邓出来，邓至少还是常委。”如果王力的回忆可信的话，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对接班人的担忧，对后路的选择。
上述这些讲话、信件表明毛泽东对林彪在一定程度上是有保留的，但毛泽东的天平最终还是倾向了林彪。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前对几件事的态度和做法上起到了使林彪成为接班人的直接铺垫作用。
1965年同意打倒罗瑞卿
罗瑞卿长期跟随毛泽东，对他忠心耿耿，这些毛泽东十分清楚。但林彪与罗瑞卿有矛盾，林彪给罗瑞卿罗织罪名，要打倒罗瑞卿。毛泽东居然连常委们都未打招呼，就在上海开会，支持林彪一伙对罗进行诬陷，搞突然袭击，将罗瑞卿打倒入狱。“九一三”事件以后罗瑞卿案得以平反，毛泽东说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毛泽东能轻易地听信别人的“一面之词”吗？实际上，这可能是毛泽东决定林彪当接班人，且要依靠林彪进行“文化大革命”，打倒罗瑞卿是为了这一更大的政治上的需要。
让江青借助林彪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是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是江青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组织写的。这篇文章发表后，学术界普遍反感，很多人投书报社表示不同意见。由于姚文元的文章公开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明史专家吴晗，所以除华东各省市报纸迅速转载外，十多天内北京和其他各省市报刊均未转载。经大体了解文章发表的背景后《人民日报》于11月30日才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不过是把它作为学术问题来讨论。毛泽东对北京市委和中央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更加怀疑和不满。
于是，毛泽东要江青正式登上政治舞台。1966年1月21日，江青从上海到贵州找林彪，要林彪支持她在部队召开文艺座谈会，要“搬尊神”，借军队的力量，来打倒所谓“文艺黑线”。
在取得林彪的支持后，江青于2月2日至20日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根据座谈会内容形成的《纪要》，完全否定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在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绩，污蔑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号召要进行一场文化战线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纪要》标题上的“林彪同志委托”这几个字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并将原稿中“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此举意义重大，不仅突出了江青，而且突出了林彪，突出了军队这个“文化大革命”的后盾。
广为宣传“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在审阅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业生产的报告》后，借题发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等。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同时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挥罢了。
毛泽东
一九六六年五月七日
这封信中毛泽东理想的社会蓝图是：人民解放军、工人、农民等各行各业包括学生，在做好自己本分工作之外，都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从事农副业生产和开办工厂等等。这封信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它所指出的方向被称为“五七道路”。
毛泽东这封信由林彪转呈中央，5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并加批语指出：“中央认为，毛泽东同志给林彪同志的信，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这一思想，不仅对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且对于反对帝国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各国反动派可能的进攻，加强国防、贯彻人民战争思想方面，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8月1日，在决定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将这封信的基本精神向全国公布。
在这个时候公布这样一封信，表明在毛泽东心中只有林彪才与他“志同道合”，才是他实现理想目标的亲密战友，这在更高层次上突出了林彪。
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要林彪回京参加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有名的“五一八”讲话。林彪这个讲话的开场白很耐人寻味：“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念。”林彪当时是党中央第五位副主席，别人不讲，由他来讲，说明林彪在党内政治地位的上升。
林彪在讲话中大念政变经，他还污蔑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要搞反革命政变：“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伺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指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写匿名信揭露林彪、叶群的恶行之事，作者注。）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而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林彪还在讲话中大捧毛泽东。
林彪的这个讲话后又经毛泽东批准，作为中央文件发给全党。此时，毛泽东肯定已经选定了林彪这位“朋友”作为他的接班人。
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地位的升迁
1966年8月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进行了调整。政治局常委由七人增加到十一人，新增加的有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顺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最重要的变化是：刘少奇由第二位降为第八位，林彪的地位奇迹般地超过周恩来、刘少奇等人，排在仅次于毛泽东的位置上，由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原来有五个常委兼副主席，这次全会并未重新选举党的副主席，林彪却在会后成为党中央的第一副主席，其余四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只任常委不兼副主席。林彪私下得意地说：他从小六上升到老二。
八届十一中全会明确宣布林彪为“副统帅”、“最亲密的战友”，内部讲是“接班人”。尽管当时强调这次全会的选举结果不对外公布、不见报，但当时参加全会的代表都清楚这样一个事实：毛泽东出于对中央一线领导的不满，否定和取消中央第一线，林彪正在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1967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出席了这次大会。在天安门城楼上，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站在毛泽东身边的不再是刘少奇，而是林彪。会上林彪发表了重要讲话。
8月19日，《人民日报》以《毛主席同百万群众共庆文化大革命》为标题报道这次大会，报道中写道：“毛主席和林彪同志肩并肩地站在天安门上，看着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等同志在天安门上检阅游行队伍，不时地向百万革命群众招手致意。在举行庆祝游行的过程中，毛主席和林彪等同志在天安门上，一再向着广场上的百万群众鼓掌。”是日《人民日报》上发表的照片之一就是《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同百万革命群众一起，鼓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切，已向人们清楚地表明中央在人事上已经有了重大变动。
同年9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会上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非常明确地指出“接班人当然是林彪”。
如果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地位只是一种可能的话，那么，中共九大的召开和党章的修改，就表明林彪从此成为毛泽东正式的、合法的、无可争议的接班人了。九届一中全会的选举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特别安排一样，林彪再一次成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在政治局常委选出后，林彪的排名也是紧随毛泽东之后。
此外，有一批亲信为林彪歌功颂德，吹喇叭、抬轿子、造舆论。这对他权位的上升起了很大作用。总之，毛泽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最终选择了林彪作为其“接班人”。
摘自周敬青《解读林彪：“九一三”事件与林彪集团的覆灭》，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4月版
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①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
文革资料《林彪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图1)
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现在我讲一点。我没有写出稿子来，凭口来讲，有些材料念一 念。
这次是政治局扩大会。上次毛主席召集的常委扩大会，集中解决彭真的问题，揭了盖子。这一次继续解决这个问题。罗瑞卿的问题，原来已经解决了。陆定一 、杨尚昆的问题，是查地下活动揭出来的，酝酿了很久，现在一起来解决。四个人的问题，是有联系的，有共同点。主要是彭真，其次是罗瑞卿、陆定一 、杨尚昆。他们几个人问题的揭发、解决，是全党的大事，是保证革命继续发展的大事，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事，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大事，是防止修正主义篡夺领导的大事，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这是使中国前进的重大措施，是毛主席英明果断的决策。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防止“苦迭打”。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治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否则，是经济主义，是叫化子主义，是乞求恩赐。无产阶级拿到了政权，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一下子就可以打倒，无产阶级就有了一切。所以，无论怎样千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
上层建筑的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宗教、艺术、法律、政权，最中心的是政权。政权是甚么？孙中山说是管理“众人之事”。但他不理解，政权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反革命是这样，革命也是这样。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之权。当然，政权的职能不仅是*。无产阶级的政权，还要改造农民，改造小私有者，搞经济建设，抵御外部侵略，职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是*。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
毛主席近几年来，特别是去年，提出防止出修正主义的问题，党内党外、各个战线、各个地区、上层下层都可能出。
我所了解，主要是指领导机关。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错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 。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 ，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这是很深刻很严重的问题。
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相结合，有的和外国敌人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犯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闹大乱。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
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１９６０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６１次政变，搞成了的５６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８次，留当傀儡的７次，废黜的１１次。这个统计是在加纳、印尼、叙利亚政变之前。６年中间，每年平均１１次。
马克思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
我们不能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动于衷。别的事情搞得热热闹闹，忘了这件事，看不见本质问题，就是糊涂虫。不警惕，要出大乱子。
我们过去几十年来，解放以前，想的做的就是夺取政权。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已经夺取了政权，许多同志就不大注意政权本身的问题，只是搞建设，搞教育，对付蒋介石，对付美国，没有想到夺取了政权还可能丧失政权，无产阶级专政还可以变成资产阶级专政。在这个消极方面，我们，至少是我，没有去多想这个问题，更多想到的是打仗、发生战争的问题。从大量的事实看，是要防止内部颠覆，防止发生反革命政变。道理很简单，很多事情要靠大量事实才能加深印象，才能认识。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
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１０年、２０年、３０年、５０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
周朝建立以后，不久就发生了叛乱，到春秋战国就大乱了。“春秋无义战”，各国互相颠覆，内部互相残杀。楚成王的儿子商臣，以卫兵包围王宫，逼成王自杀。成王好吃熊掌，要求让他吃了熊掌再死，企图拖延时间，以待外援。商臣不许，说“熊掌难熟”，成王被迫立即自杀。吴国公子光派专诸刺杀了王僚，夺取了政权。晋献公、齐桓公、齐懿公当政前后，多次发生政变杀人。春秋战国这类事太多了，我就不说了。除了相砍相杀夺取政权外，还有用其它阴谋诡计掌握实权的。例如，吕不韦送怀孕的赵姬给秦庄襄王，生了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秦始皇统治的初期，实际上政权落到吕不韦的手里。
秦朝三代共统治了１５年。秦始皇只有１２年就死了，以后赵高捧出秦二世当皇帝，秦二世把他的兄弟姐妹杀了２６人。
汉高祖在位１２年，后来吕后专政，夺取了刘家的政权。
周勃、陈平勾结起来，又把吕家搞掉了。
晋朝司马炎统治了２５年，以后爆发了八王之乱，出现了相互残杀的局面。
南北朝的时候，为争夺政权，互相残杀的事就更多了。
隋文帝在位２４年，就被隋炀帝杀了，儿子杀老子。有一 出戏叫《御河桥》，就是杨广杀父，还杀了他的哥哥杨勇。
唐朝李世民兄弟相杀，争夺皇位。李世民杀了他的哥哥建成、弟弟元吉，即玄武门之变。
宋朝赵匡胤，在位１７年，被他的弟弟赵光义杀了。“烛影斧声，千古之谜”。有一出京戏叫《贺后骂殿》，讲了这件事。
元朝忽必烈，统治中国１６年，他的儿子铁木耳在位１３年，皇族争位。大乱，两宫相争，一个是皇孙，一个是皇后，也是夺权杀人。
明朝朱元璋在位３１年，他的四子燕王棣，带兵打朱元璋的孙子建文帝，相杀３年，南京的王宫被烧，建文帝是烧死了还是跑了，弄不清楚，后来还派人到外国去找。
清朝统治中国不久，到康熙晚年，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政权，互相残杀。传说康熙病时遗诏“传位十四子”。雍正改为“传位于四子”据说康熙是喝了雍正送去的“人参汤”死掉的。雍正夺取了政权后，还把他的好多弟兄都杀死了。
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去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做了皇帝，又被人推翻。此后，军阀混战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蒋介石，正是靠篡夺军权、党权、政权，发动反革命政变上台的，对革命人民进行了大屠杀。
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
我们取得政权已经１６年了，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被赫鲁晓夫颠覆了。南斯拉夫早就变了。匈牙利出了个纳吉，搞了十多天大灾难，也是颠覆。这样的事情多得很。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难道没有事情，无缘无故这样搞？不是，有很多迹象，“山雨欲来风满楼”。《古文观止》里的《辩奸论》有这样的话：“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
坏事事先是有征兆的。任何本质的东西，都由现象表现出来。
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有很多现象，很多材料，我们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
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罗长子的手长，彭真的手更长。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 。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搞政变，有两个东西必须搞。一个是宣传机关，报纸、广播电台、文学、电影、出版，这些是做思想工作的。资产阶级搞颠覆活动，也是思想领先，先把人们的思想搞乱。另一个是搞军队，抓枪杆子。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要投票有人，要打仗有军队，不论是会场上的政变，战场上的政变，他们都有可能搞得起来。大大小小的邓拓、吴晗、廖沫沙，大大小小的“三家村”，不少哩！毛主席说，十 六年来，思想战线我们没有去占领。这样下去，人家就会不投我们的票，不投毛主席的票，而投他们的票。打起仗来，人家就会跟他们走，拿起枪来打我们。笔杆子、枪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所以很值得我们注意，思想上不能麻痹，行动上要采取具体措施，才能防患于未然。要把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定时炸弹、地雷，事先发现，挖掉。不然，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发生反革命政变，或者遇到天灾，或者发生战争，或者毛主席百年之后，这种政治危机就会来了，七亿人口的大国，就会乱起来。这是很大的问题。
当然，还是两个前途。他们的阴谋，不一定能得逞，不一定能胜利，不一定能实现。因为我们的党是毛主席领导下几十年革命的党，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党，不是幼稚的党，是成熟的党。我们的党，紧紧地掌握着枪杆子，始终没有离开过枪杆子，没有搞过甚么议会活动，和欧洲的党是不同的。我们的党，是同广大劳动人民群众血肉相联的，是有长期的革命传统的，是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
整个形势是大好形势，世界是大好形势，中国也是大好形势。他们想得逞，是不很容易的。他们可能得逞，也可能失败。如果我们不注意，大家都是马大哈，他们就会得逞。如果我们警惕，他们就不能得逞。他们想杀我们的脑袋，靠不住！假使他们要动手，搞反革命政变，我们就杀他们的脑袋。
任何时候，不管形势多么好，总有阴暗的一面。形势好的时候，要看到坏的一面。如果没有坏的一面，好就不成其为好。好之所以为好，是有坏。坏之所以为坏，是有好。
现在毛主席健在，我们是大树底下好乘凉。毛主席已经７０多岁了，身体很健康，可以活到１００岁。
正因为形势好，我们不能麻痹，要采取措施，防止发生事变。有人可能搞鬼，他们现在已经在搞鬼。野心家，大有人在。他们是资产阶级的代表，想推翻我们无产阶级政权，不能让他们得逞。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
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他们！他们是假革命，他们是假马克思主义，他们是假毛泽东思想，他们是背叛分子。毛主席还健在，他们就背叛，他们阳奉阴违，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他说他不知道他老婆的事！怎么能不知道？罗瑞卿就是一个。彭真手段比他们更隐蔽更狡猾，使人家不容易看出来。他冒充拥护毛主席，他在晋察冀是百分之百的王明路线，比王明路线还王明路线，超王明路线。１９３８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路线，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后他还把蒋介石说成是“最有政治眼光的人”，“要竭诚的拥护蒋委员长。”他说，“抗战最坚固的中心是蒋委员长。”他还说，“国共两党之间，要互助互爱互让，反对利用困难，与政府（即国民党政府）为难。”他在延安装着反对王明路线，到东北又搞王明路线。彭真在东北拒不执行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在炮火连天的时候，他幻想和平，幻想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没有战争打算，幻想在谈判桌上取得胜利。他没有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味道，不搞阶级斗争。他不把重点放在农村，不把干部和主力派到农村建立根据地，恋恋不舍大城市，不愿意离开大城市。撤出沈阳，还赖在郊区不走。搬到本溪，搬到抚顺，又搬到梅河口，不肯在农村安家，不准备打，只准备和。在东北，他想把主力孤注一掷，和敌人硬拼，以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掩盖他政治上的投降主义。他借口照顾山头，实际上是培植他个人的实力。他不注意补充主力，只是从散兵游勇中收编和建立一些地方部队，后来这些部队都叛变了，成了“座山雕”。他说反山头，就是他在搞山头，招降纳叛，搞他自己的军队，搞小圈子，搞“桃园三结义”。北京市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内搞党，党内搞派。毛主席、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不少人挂着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毛泽东思想的招牌，实际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毛泽东思想。他们挂着*员的招牌，实际上是反共分子。这次揭露是党的伟大胜利，不揭非常危险。再让他们搞下去，就可能不是党揭露他们，而是他们要“审判”党。
我们的社会还是建立在阶级对立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一切剥削阶级是打倒了，但是没有完全消灭。我们没收了他们的物质，但是不能没收他们的反动思想，把他们关起来也没法没收他们脑袋。他们是想复辟的。他们在整个人口比例上占很少数，但是他们政治上的能量很大，他们的反抗力量比他们的人口比例大得多。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当中，也掺杂一 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有些人腐化。加上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包围和颠覆活动。这些，使我国产生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这种危险是综合的，各种反动力量互相联合的。
国内国外，国内是主要的。党内党外，党内是主要的。上层下层，上层是主要的，危险就是出在上层。苏联出了赫鲁晓夫，全国就变了颜色。
现在，我们把剥削阶级打倒才１６年，他们的人还在，心不死。地主把他的地契还秘密保存起来。被推翻的地主和资产阶级，随时都在梦想恢复他们的天堂。他们的枪杆子被缴械了，他们的印把子被夺过来了。但是，他们在思想文化阵地上还占有相当的优势。他们拼命利用这种优势到处放毒，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准备。当前正在进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这种资产阶级阴谋复辟和无产阶级反复辟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它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前途和将来面貌的头等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头等大事。
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资本主义复辟这个重要问题，不要忘掉这个问题，而要念念不忘。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然的话，就是糊涂虫。不要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的情况下，丧失警惕性，否则，一个晚上他们就要杀人，很多人头要落地，国家制度要改变，政权要变颜色，生产关系就会改变，由前进变成倒退。
说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矛盾，这是错误的，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是不合辩证法的。哪里会没有矛盾呢？一千年、一 万年、一亿年后仍然有矛盾。地球毁灭了，太阳熄灭了，宇宙还是有矛盾。不久前，邢台地区发生了地震，自然界也在斗争着，我们总理亲自去处理。太阳黑子增加到一定程度，无线电就发不出去。任何事物都处在矛盾中间，斗争中间，变化中间，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看法。从沙粒到太阳，大到银河系，小到基本粒子，大到宏观世界，小到微观世界，都充满矛盾。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它的基本点是要批判，要斗争，要革命。无产阶级，只有经过批判、斗争和革命，才能夺取政权，保持政权，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
因此，要提高警惕，要斗争，不能存有和平幻想。斗争就是生活，你不斗他，他斗你嘛！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你不杀他，他要杀你。丧失这种警惕性，不团结起来斗争，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全党越团结得好，越要斗争，越有战斗力。但是，绝不同反党分子讲团结，而是批判他们，揭露他们，一 直到开除他们出党。不是绝对的团结，而是相对的团结，是批判反党分子、揭露反党分子的团结。
总之，要斗。这次我们斗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他的老婆，还有杨尚昆，是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行为，是重大的政治措施，是防止反革命颠覆的措施。不然，我们得了天下，要丧失天下，创了业不能守业，我国人民一百多年来、几十年来为革命前仆后继，无数先烈所流的血，统统付之东流，我们就成为历史的罪人，成为机会主义者。
我们同他们斗，但内部要团结，要以毛主席为中心来团结，以毛泽东思想为中心来团结。他们这些家伙的共同点，就是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无论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 、杨尚昆、邓拓、吴晗、廖沫沙等等，都是这样。材料太多了。
他们或者明目张胆，或者暗中影射，采取不同的语言，不同的体裁，不同的手段，恶毒地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
毛主席是我们党的缔造者，是我国革命的缔造者，是我们党和国家的伟大领袖，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在全国人民面前端出来，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见面，同全国人民更广泛地结合，让毛泽东思想更加深入人心，促进全国人民思想进一步革命化。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这样，就能保证我们防止修正主义，避免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最最根本的关键问题。很多党内的坏家伙，他们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他们是反党分子。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就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诬蔑这是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他们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资产阶级思想。不宣传革命思想，宣传反动思想，不是把革命推向前进，而是拉着革命倒退。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就冷潮热骂，千方百计加以压制，加以攻击，加以反对。
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意识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
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毛主席说，“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不是。是自己头脑里固有的吗？不是。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社会实践中来，只能从社会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实践中来。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代表先进阶级的正确思想，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变成改造社会、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
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同志的认识论观点就是这样。我们要很好地运用毛泽东思想，就能大大前进。精神潜力大得很。
几十年来，毛主席经常阐明了精神和物质这两方面的辩证关系。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辩证法。毛主席对辩证法运用自如，渗透一切，在每个问题上都体现了辩证唯物论的无产阶级哲学基础。毛主席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
毛主席所经历的事情，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６４岁，恩格斯活了７５岁。他们有很高的预见，他们继承了人类先进的思想，预见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是他们没有亲身领导过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像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那么多的重大的政治战役，特别是军事战役。列宁只活了５４岁，十月革命胜利以后６年就去世了。他也没有经历过像毛主席那样长期、那样复杂、那样激烈、那样多方面的斗争。
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革命经验之丰富，没有那一个能超过。毛主席在全国、在全世界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毛主席的言论、文章和革命实践都表现出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的天才。有些人不承认天才，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能不承认天才。恩格斯说，十八世纪的天才是黑格尔、圣西门，１９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他说，马克思比我们一切人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他是天才。列宁也承认天才，他说要有十几个天才的领袖，才能领导俄国取得革命的胜利。毛主席是天才。我们同毛主席那一点不同？一起搞斗争，有些人年龄比他老，我们没有他老，但经历的事也不少。书我们也读，但我们读不懂，或者不很懂，毛主席读懂了。看到很多人读书圈圈点点，把书都圈满了，证明他没有读懂，不知甚么是中心，甚么是主次。辩证法的核心，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
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打乒乓球，你懂得了规则，你也打不过庄则栋、徐寅生。打仗也一样，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仗。毛泽东思想全部贯串着唯物辩证法。毛主席广泛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当代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１９世纪的天才是马克思、恩格斯，２０世纪的天才是列宁和毛泽东同志。不要不服气，不行就不行。
不承认这一点，我们就会犯大错误，不看到这一点，就不晓得把无产阶级最伟大的天才舵手选为我们的领袖。
人和一般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是能够制造工具的动物。
人在劳动过程中，逐步发展自己的头脑，能够去思想。思想是人的最大特点之一 。思想在一定条件下起决定作用。我们应该重视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社会主义时代先进思想的作用，重视毛泽东思想的作用。不重视思想的作用，是庸俗的唯物论，机械的唯物论。在社会主义时代，在财产公有的条件下，忽视先进思想的作用，搞物质刺激，是不行的，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同修正主义不同，我们不能象他们那样靠物质刺激。资产阶级的物质刺激这条路，我们是决不能走的。我们必须用毛泽东思想，用伟大的正义的事业，来激发人民的热情，放开眼界看未来，坚定不移向前进，摆脱几千年来一 切剥削阶级传统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从这种狭隘的影响下解放出来，表现出强大的力量，发生强大的作用。
文化、思想战线被坏家伙控制了。彭真、陆定一控制的中宣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宣传部。他们控制的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文化部。他们仇恨毛泽东思想，他们阻碍毛泽东思想的传播。毛泽东思想一定要最广泛地同人民群众见面。不同人民群众见面，我们国家的面貌就不能改变。我们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毛泽东思想和人民一结合，无论那一方面，就会发生很快的变化。
毛泽东思想是无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是同私有制思想，剥削阶级思想根本对立的。我们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
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这种因素非常广泛。农村有自留地，有集体的地。一筐粪，是先送自留地，还是先送集体的地，都是有斗争的。这是两个阶级的心理，是两个阶级的思想，是两条道路的表现，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我们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战斗，资产阶级思想就会占领阵地，引起蜕化变质，出乱子。匈牙利不就有裴多菲俱乐部这批学阀吗？在他们的煽动下，２０万人围着国会，要纳吉当政。我们党内这些坏家伙，就是纳吉。一 旦有事，他们振臂一呼，就会有些人跟着跑。幸亏过去几年各个击破，打掉了一批纳吉，打掉了高岗、彭德怀、张闻天。
这次又打掉了一批纳吉，一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分子。
这次斗争以后，不要存太平观念。有些人，私有观念、剥削阶级观念根深蒂固，渗透到每一个细胞。他们随时都要搞鬼，还得提高警惕。
人的脑子是存在的反映，是有矛盾的，是有阶级性的。我们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就拿革命队伍里的人来说，脑子里也有正确思想同错误思想的矛盾，有无产阶级思想同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同个人主义的矛盾，有真马克思主义同假马克思主义的矛盾，有走群众路线同反对群众路线的矛盾，等等。这一系列的矛盾，不断在脑子里发生斗争，不是这个克服那个，就是那个克服这个。
还有一些人的脑子里，甚至有革命思想同反革命思想的矛盾。要随时开展斗争，两军对战，消灭隐蔽的反革思想。
要看到地球在运动，万物在发展的现象，要看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不要做违反历史前进的事。做这种事，害人害已，身败名裂。毛主席提出保持无产阶级晚节 ，就是这个问题。老同志也要按照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严格要求自己，认真改造自己。不看清楚这个大形势，打个人小算盘，必然会犯大错误，甚至会参加卑鄙无耻的阴谋反党集团。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我们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永远流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是全国劳动人民团结和革命的共同思想基础，是全国人民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最锐利的武器，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能够改变人的思想面貌，能够改变祖国的面貌，能够使中国人民在全世界面前站起来，永远站起来，能够使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毛主席活到那一天，９０岁、１００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做赫鲁晓夫那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普遍真理，永远是我们行动的指南，是中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财富，是永放光辉的。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做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不是我高明，而是必须这样做。用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军、全党，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
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
我们一定要抓住政治不放，抓住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不放。这是革命的需要，是形势的需要，是对敌斗争的需要，是备战的需要，是彻底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的需要，是防止和反对修正主义的需要，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需要。那些坏家伙攻击我们是实用主义。这绝不是实用主义，是行之有效、符合实际的客观真理。什么是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如果不根据革命的需要去指导我们的行动，就必然犯大错误，必然要失败。
（《林彪文逊第三卷，１９６８年９月版，第１０８—１２３页）
【注释】
①这篇讲话又称“五·一八”讲话，１９７１年“９·１３事件”后，人们又通俗地称之为“政变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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