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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顾城: "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 "
在中国的时候，我确实不敢公开戴这样的帽子……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
一顶帽子，给他一种安全感，一种自由感，这是一种诗意、诗性的理解和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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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是朦胧派诗人顾城于1979年在北京所写的一首诗。这首诗是新时期朦胧诗的代表作之一，流传较广。它抒发了一代人的心声，也寄托了一代人的理想与志向——历经“黑夜”后对“光明”的顽强的渴望与执着的追求。[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31189/9674298.htm
作品原文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431189/9674298.htm
一代人1
黑夜2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词语注释- 一代人：指在文革历史阶段中成长起来的人。
- 黑夜：暗指1966年至1976年的文革政治运动
- 文学赏析全诗只有两句，且诗中出现的意象都是日常生活中极为常见的现象：黑夜、眼睛、光明。正因如此，使得这首诗歌具有了深思的魅力。两句新奇的组合，看似相悖的转折，蕴含着奇妙的合理性。这种相悖的逻辑正是这短短两句诗的精华所在。这种相悖是在两个层面上的。第一个层面是诗歌整体的意象呈现方式与人们日常经验中它们的呈现方式相悖。这主要集中在眼睛的意象上。在茫茫的黑暗里，眼睛是唯一的明灯。在人们的经验中，眼睛始终是透明的象征。然而，诗中的眼睛却是“黑色的眼睛”。这是诗人心中的感受，也是诗人的深刻反思。这感受是撕心裂肺的创痛，是一种日积月累的沉淀。这反思是沉重的，后面潜藏着巨大的恐惧。而这些又都指向了“黑夜”——那个时代的背景。第二个层次的相悖是诗歌内在的相悖。这主要集中在“光明”这一意象上。那样的时代，那样的环境，那样深沉的黑夜，诗人要寻找光明。诗人正要用那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这是诗人奏响的反叛黑夜的一声号角。这个层次也是这首诗歌的主旨所在：诗人不仅要反思黑夜般的过去和倾诉心中的苦痛，更要寻觅。所以诗人为这只有两句话的诗起了一个宏大而耐人寻味的标题：一代人。但诗的内容似乎又指向了两代人：既是对上一辈的总结和反思，又是对下一代的呼唤和定位。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也充分地体现了顾城诗歌的艺术特色，在意象的营构上匠心独具。诗人采用了与生活中生命感受密切相关的意象，用出人意料的组合表达了他对世界、生活、生命的新鲜体验。他还尽量使用明确、简单的词汇和句子来表达心中的感受，避免诗歌的语言受到晦涩难懂等流弊的污染。[6]这首诗在审美原则上是全新的。它避开了情感的直抒，弃置了景象的实叙，它没有着意建构完整的意境，只是用意象、用隐喻，在浓重的黑色背景上凸现了一双不同寻常的“黑色的眼睛”（一代人觉醒的象征），在眼睛的前方，似乎可以看到从乌云的缝隙中射出一束白光。短短的两句诗，概括出了一代人的心理历程，表达出对黑暗政治的否定、对光明的向往与追求。这首诗有力地证明了诗是精粹的艺术。它的思想内容的高度凝炼和艺术表现上的高度提纯，使它具有小说、散文等文体所不能有的力度和容量。[7]名家点评王干《透明的红萝卜——我读顾城的<黑眼睛>》：在我看来，这两句诗的悲剧性意义首先体现在环境的非历史性非正常性上。“黑夜”，这一意象笼括了广阔而无定性的时空，隐喻一种不正常、不人道的年月与环境，这本身便是一种历史进程发展中的悲剧，“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正是这一悲剧性向前发展的结果，悲剧的承受者是“我”，因为在“黑夜”与“黑色的眼睛”（“黑夜”的派生意象）之间是由“我”来连接，而“我”则被动地成为这场灾难的承受者，“黑色的眼睛”实际是一种“异化”的具象形式，这已经深入到人与环境的不可调和的悲剧之中。但更为深刻的悲剧意味在于“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这里似乎“我”处于主动地位，也无疑有着一种敢于向“黑夜”叛逆、寻找光明的精神，恪守，所使用的武器——“它”竟然是“黑夜”的派生物。这似乎预示了这种寻找势必又会陷入一种新的悲剧之中。这一悲剧性的循环揭示了人能够发现自我，人不能够实现自我这种规律背反。这几乎已成为人类精神生活中一个永恒的悲剧情结所在。[8]唐晓渡：顾城的这首诗只有两句，但是却在当代诗歌史上具有相当重的分量，以其高度的历史概括性和辩证思维的哲理之光而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强烈的艺术力量。[9]
- 一代人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英国批评家、美学家瑞恰慈这样谈现代诗的意义：“重要的不是诗所云，而是诗本身”。这句话相当深刻地道出了现代诗的价值取向。顾城的《一代人》，通共只有两行，其意旨也未见得多么深刻，但我们读后却难以忘怀。原因是什么？因为它首先从审美上打动了我们，不是诗歌以外的“思想”，而是“诗本身”！是深层意象这个精灵坚实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唤起了我们更广阔的联想空间，引爆了我们的情感！意象在这里，是完成了内容的形式。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诗人为这短短的两行诗冠以《一代人》这个博大的标题，这就为我们规定了进入此诗的视角----社会评判性质的视角。但诗人没有“说明”，他是在“呈现”。“黑夜”象征着那场空前的浩劫；“黑色的眼睛”在这里具有双重寓意：一是指这双眼睛曾被“黑夜”所欺骗、所熏染，一是指这双眼睛在被欺骗之后发生了深刻的怀疑，它在黑暗中，渐渐培养起一种觉悟，一种适应力和穿透力，它具有了全新的品质，最终成为“黑夜”的判逆，成为“寻找光明”的生命意志的象征。在“黑色的眼睛”这个深层意象中，受骗和觉醒被神奇地结成一体，它们互为因果，互为向度相悖（肯定和否定），这正是庞德所说的：“不把意象用于装饰，意象本身就是语言，意象是超越公式化了的语言的道”（转引自彼德·琼斯：《意象派诗选·序》）。这首诗体制短小，但有筋有肉有骨有气，是深层意象诗中的佼佼者。
顾城，男，1956年生于北京。12岁时辍学放猪。“文革”中开始写作。1973年开始学画，次年回京在厂桥街道做木工。1977年重新开始写作。并成朦胧诗派的主要代表。1980年初所在单位解体，失去工作，从此过漂游生活。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87年应邀出访欧美进行文化交流、讲学活动。1988 年赴新西兰，讲授中国古典文学，被聘为奥克兰大学亚语系研究员。后辞职隐居激流岛。1992年获德国DAAD创作年金，在德国写作。1993 年10月8日在其新西兰寓所辞世。留下大量诗、文、书法、绘画等作品。
顾城是朦胧诗派的主要作者，著有诗集《白昼的月亮》、《舒婷、顾城抒情诗选》、《北方的孤独者之歌》、《铁铃》、《黑眼睛》、《北岛、顾城诗选》、《顾城诗集》、《顾城童话寓言诗选》、《顾城新诗自选集》。逝世后由父亲顾工编辑出版《顾城诗全编》。 http://wenda.tianya.cn/question/314ecab51540a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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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城的帽子
在豆瓣网，不单有顾城诗歌爱好小组，还有一个“大爱顾城的帽子~”小组。针对“帽子”问题，答案丰富多彩。随手摘几组答案来看看：
1.顾城的名字有个“城”字，帽子的形状也很像个“北京城”，他在海外飘泊，很想家，想念北京城，所以戴着它，缓解思乡之苦。
2.有一种说法是，顾城觉得这顶帽子很像苏东坡的帽子的式样，这是他的烟囱，有气就从头顶上冒了。
3.帽子是白色的,表示很纯洁。那个有着他的象征的帽子是顾城用裤腿做成的,有倒转世界的意思，象征他对于叛逆的标榜和对自由的渴望。
4.据北岛在《失败之书》是所提及到的，是因为顾城担心他那些纯净的思想被世俗所污染，所以要戴上一顶自制的帽子，以求自身的独特性质。
5.的确是从一个牛仔裤上剪下的裤腿。为了表示对世俗的颠倒意识和反抗。他是孤独的暴乱分子之一……
以上算是认真回答问题的，有理解，还找了些依据。下面这些可能是恶搞版吧？抖一抖机灵，全然发乎己意，分明要博大家一笑：
6.也许他头上长了个大包，总也不好，于是找个帽子遮着。
7.因为他喜欢穿短裤。
8.现在40岁以下的男人，几乎清一色的都要戴绿帽子，太多了，他要反其道而行之。改戴白帽子了。
9.我一直以为是王冠。
这顶帽子究竟是什么？
这的确是个有趣的话题，它之有趣，是有理由的。首先是这顶帽子的面料和做法。
最多的意见是，顾城这帽子是裤腿改造的，是牛仔裤剪下来的裤腿；也有人找来依据反驳，说不是裤腿，是牛仔布自制的，“制作比较简单，只要封住一边的口就可以”。其实，听一听顾城身边的人——尤其是他的家人的介绍，他的帽子用什么面料，怎样做的，谁给他做的，就简单明白了。
初见面时（1987年夏天），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一天到晚都戴着的一顶布帽子，高高的一个圈圈，总不脱下来。“这是我的‘思维之帽’，可以把外界的纷扰隔绝。”我听过他这么对人说。“我怕冷呢，所以总戴帽。”——这是另一版本。谢烨给他缝了好几个一模一样的布圈圈，料子各异，笑眯眯地、温顺地给他戴上。
这是顾城在新西兰的朋友、奥克兰大学的同事叶宋曼英在1993年10月15日写的《纽西兰的岁月——顾城夫妇生活点滴》里专写了一节“顾城的帽”。按同事的说法，顾城的帽子，是布缝制的，是谢烨给他缝制的。
顾城总是头戴一顶用牛仔裤裤腿制做的帽子出现在各种场合。我多次说过让他把这破帽子扔了，我觉得晦气，可他却说这帽子是他的烟筒，他有气就能从那里冒跑了。
这是诗人芒克的说法，他认为是牛仔裤腿制的。
顾城的帽子并不是裤腿做的，是他用同样的布料做的。当然你愿意这么说就说吧。
针对诗人芒克的说法，顾城的姐姐顾乡给他写过一封公开信，进行反驳。1990年9月，顾乡在顾城帮助下移居新西兰，随后也在激流岛安家，她见证了弟弟的成长，也见证了弟弟最后的死亡。她承受巨痛写下的《我面对的顾城最后十四天》，是了解顾城海外生活的基本读物。
这个问题最权威的解答者，还是顾城的妻子——谢烨。她在《游戏——我和顾城》这篇文章里，回顾俩人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描写了许多充满快乐情趣的细节和场景。关于帽子，她这样写到：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会摇缝纫机，自己做了个高高的花布帽戴在头上。我吃了一惊，倒挺好看，脱口叫了声：“可汗！”
“你老是‘少数民族’，你当可汗吧。”
他很喜欢这个名字，走来走去。
他不再孤独，他有了两个名字。
事实上，顾城出国之前、结婚之前，就给自己做过直筒筒的高帽子。有顾城自己的话作证：“我小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顶帽子，二十年前又做过一顶戴上了。那么出国以后，我想西方是自由的，我就戴着它走到外边去了。”
帽子的意义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猜测？
读者或朋友因顾城的帽子产生的各样揣测，是有依据的，它们首先来自顾城自己花样翻新的说法：
——有一个生长在美国的朋友，这些天我们天天碰面，直到刚才他才问我，为什么要戴这个帽子。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答案，我就说，这是一个天线，可以收听福音。他听了表示满意，因为帽子是有用处的。我也感到满意，好像我眼睛上头还有眼睛。
——呵，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我的castle，一个古堡，我的家，于是我可以随时从家里往外看，这样不会丢了。
——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好像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
——我很遗憾这个帽子会这样地干扰大家。我好像平生做的唯一一件，完全由我选择的事，就是做了这顶帽子，并且戴到了脑袋上。没想到就被洞察出来。那么我不知道这个帽子是一份贡献呢？还是一个扰乱。人家质问我这个帽子的时候，我不想令人失望——我回答说这是我的家，我老呆在家里很安全；我回答说我生气的时候，这是个烟囱；今天我说，要是谁乐意往里边放钱，也并不太坏。
——如果简单地回答那就是：为什么不戴呢？这是我做的帽子。就是这样。没太多的理由。有人问我，我说，呵，这是我的家，这是北京城墙，这是我的房子，也都没错，找点儿乐子吧。
（听众继续追问：“是牛仔裤剪下来的？”）这个布是我在柏林买的，它正好是最前边的部分，所以它带一个边儿，我一戴人家就认为是个裤腿儿。也可以，用脑袋走路。（众大笑）
——北京的城墙拆掉了，我呢，就给它搬到这儿来了。要不然我怎么做梦老在北京城里发愣，出不去呢？我就戴着它走不出北京而走遍天下吧。
……
概括起来，是这样一些：城墙，或者是北京被拆除的城墙；家，房子；城堡；烟囱，拔火筒；天线；大炮；花盆；裤腿儿；钱袋子——因为没封顶，可以直接往里扔钱的。这里，有形状上的近似，有情感上的附着——不是附会哈，如安全、家、海外的牵挂，还有纯属玩笑的笑谈。
这些说法，都体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故意迎合，拿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理由”，让听众“误入歧途”；一方面自我消解，发一些牢骚：“这倒的确是我自己做的帽子，看来它很成功是吧？诗不被看见，帽子老被看见。我的妻子建议我去报上一个专利，再去时装展览转上一趟，也许卖诗不成，可以改行做帽子卖。”“不过是个说法吧，不必当真。”“找点儿乐子吧”。
给一个简单的帽子，赋予这么复杂的“答案”，顾城是什么意思？帽子之于顾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就是说它适合我的脑袋，或者说我的脑袋适合它。我的脑袋喜欢戴着它呵，这个理由很简单，好像也很充分。
这是一个简单而又充分的理由：喜欢。
在不同年龄、不同场合，顾城喜欢戴各种样式的帽子，直筒的，带帽沿的，花哨的，素净的，甚至军帽。顾城的影集里，从小到大，从国内到国外，他戴帽子的时候似乎比不戴帽子要多：一个在部队大院里长大，又到山东农村生活数年，且生活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个崇拜军人的时代里，帽子可以御寒，还仿佛一种向往和希望。这种体验，即如今天许多孩子喜欢戴一顶旅行帽、棒球帽之类。
甚至，对于他戴直筒帽的缘由，也不妨大胆猜想：灵感未必来自历史上苏东坡的“子瞻样”，恐怕来自“文革”之前到其间——顾城小时候习见的一项社会活动：给批斗对象戴的纸筒高帽子。大人们热火朝天在革反革命的命，小孩们捡一捡样，也玩一玩斗争游戏，给伙伴或自己头上来一顶高帽子，正是那个年代的时髦。
只有一次，我戴着这样的帽子上街，引得满街的女孩子都对我笑，使我很得意。
这得意，让他找到一种自我表现、自我满足的方式，招摇、惹人注目的方式。
当他出国时，“因为我猜想西方是一个自由的地方，几亿人就会有几亿种帽子，我的帽子应该并不稀奇。”然而让他惊奇，在欧美，他的直筒帽子也让人好奇，这顶帽子，实际成为他有意无意展示个性和自由的标志。
在中国的时候，我确实不敢公开戴这样的帽子……当我完全不在意这个世界对我的看法时，我就戴着这顶帽子，也就是说，我做我想做的事情。不过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
一顶帽子，给他一种安全感，一种自由感，这是一种诗意、诗性的理解和表达。
他谈论帽子的矛盾而有趣的态度，大概不外乎两个心态：
一是好玩。既然喜欢，就满足自己的喜欢，让自己开心；也希望别人开心，满足他探询的意愿，让探询者也觉得好玩：“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答案”，“所以得给她们个理由呵，要不然人家该心情不好了。人都是，一个事儿都得有个解释。我们要给生活增添光彩。”
二是洞察。即，顾城在思考和交流的过程里，洞察了事物-表达-谈论的本质，使其对语言有一种哲学似地感悟。看看他另一段因为帽子引起的感慨：
刚才一个小女孩儿很高兴地点着我的帽子，我想她是问我我的帽子是怎么回事儿；我就用中文跟她讲，又用很坏的英文跟她讲；她当然是一点儿也没听懂；最后她笑了，我也笑了，我们都很开心，就结束了。
我觉得事情往往就是这样的，当语言无可奈何的时候呢，我们倒好像更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而当我们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就开始制造道理，道理呢，就把我们带跑了，于是反让我们离开了事情本身。
比如要是我懂那个小女孩的语言，她也懂我的，那我也许就会说出许多关于这个帽子的道理来，讲它的来历，我为什么戴它，我和这个帽子的关系等等；而越说呢，可能就离这个帽子越远。因为所有这些说法，我知道都是遇到提问之后产生的；我原本就戴着这个帽子，其实并没有这些问题。
我们坐在这里开会，开会就要产生道理，只要我们明白这些道理不过是开会的产物，它同真知的距离不会比一个小女孩儿的微笑接近，而且甚至还很有可能让我们失去这个微笑；认清了这点之后，我就可以往下说了。
他很明白，道理很可能是问出来，是开会开出来的。在他看来，所有道理之下，别无道理，别无意义。语言是一种沟通工具，也是制造道理的工具，是制造沟通障碍的武器。许多时候，放下这个工具，放下这些道理，即是解除障碍、达到真正的沟通。
不过，为了保持、收藏小女孩儿的微笑，不让这个微笑消失，这些无用的沟通、无法搬开的障碍，却必须存在。这其实是诗，正是一种诗性的心态，哲学的心态。
一百六十年以前，当西洋人进入中国，我们的祖先曾对他们的高鼻子、蓝眼睛、金发产生了强烈好奇心，洋人遭遇过、甚至仍然在遭遇许多围观；一百一十年前，当中国人走进西方世界，西洋人也曾对我们祖先的辫子、小脚、长衫子兴趣浓厚，我们的祖宗们因此受到许多蔑视和戏弄。
如果说，帽子即个性。一开始，顾城制作这顶与众不同的帽子，可视为一种个人趣味的自我肯定，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展示；然而，他走进人与人交流的空间，感受帽子招致的玩笑、批评甚至攻击，他体验着个性的阻碍。戴与不戴、有选择的戴、无所顾忌的戴，帽子成为标签，以近乎对抗的姿势，表明自主选择和自由存在的状态。
面对从中国到西方，从黄种人到白种人、黑种人，从传统文化到西方文明对一顶帽子的质疑，他终于以玩笑的口吻，一种体谅和认同的形式，回应而非回避非议。最终呈现的，是一种超越功利的审美态度，一种超脱得失的自在表达。
顾城的帽子，即如他的诗歌，“这顶帽子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做自己的帽子，就像每个人写自己的诗一样。”（《真理是简单的——朗诵之后答听众问》，1992年5月13日纽约。见“演讲答问卷”《看见睡莲之后》第二辑）
顾城_百度百科
... 故事诗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 顾城17岁开始写作生涯，给各个报社杂志投稿。1987年开始游历欧洲做文化交流，1988 ..... 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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