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要闻部出品 本期责编：杨彩娟（实习）
杨振宁与李政道
1951年杨振宁夫妇与长子杨光诺，摄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宿舍门前
杨振宁与翁帆生活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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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间人民网香港9月24日电 今日，当代知名物理学家、香港邵逸夫奖评审会主席杨振宁教授做客人民网香港直播间。谈及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时，杨振宁说，贯彻自己的一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我身上流的是中国文化的血，还有一个是我对于中国做人的办法，认为是我最喜欢的。
主持人问道，对您来说，一生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杨振宁说，假如我今天91岁了，有时候我想一想，说杨振宁这个人，他的一生，对于他最重要的是哪些事情或者是哪些观念，或者是哪些领域的事情。我想贯彻我这个人的一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我身上流的是中国文化的血，还有一个是我对于中国做人的办法，认为是我最喜欢的。
杨振宁解释道，因为中国传统做人的办法，跟西方做人的办法是不一样的。儒家所谓君子，不管你把话是怎么一个解释，它所特别着重的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我认识很多一流的西方物理学者，很多是我的朋友，或者是比我长一辈的人，里面多半的人都不符合于他们做人的原则，都跟中国的君子之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一位是大物理学家，我非常佩服他，不只是他的物理，而是他做人，这人叫费尔米，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我最近所出的这本书里头有一篇文章，就是讲费尔米的。在那个文章里头，我就讲，这些我所认识的非常成功的物理学家里头，多半的都跟他不一样，只有他是符合于中国所谓有君子之风的人，他不是要去炫耀自己，不是要去用一种，不是最值得尊重的办法去抢占别人的工作或者什么，这是他的特点。我想，这个特点与我在中国长大，得到中国传统的做人办法的教育，在我的身上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曹海扬、陈典、实习生易珏）
(责编：刘融、邓志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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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振宁：非议背后依然故我 (3)
2011年06月21日08:17 来源：《中国青年报》 手机看新闻
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来是爱情的东西
耄耋之年的杨振宁站着讲完了自己关于冷原子的新发现。工作人员担心他站久了腿会发抖，后悔未能预备一把椅子。更出乎人的意料，有学者因事提前离会，而杨振宁一直坚持听完19日的最后一场报告，并即兴发言，与人分享了自己在治学上“最近几年慢慢想通了”的困惑。人们原本猜测，他做完自己的报告就会离开。
在做完报告被主持人请下台之前，杨振宁还主动询问听众有无疑问。会议间歇，年轻的学生过来请教，他也耐心解答。
“很多人学问很大，脾气也比较大一点，而杨先生，你跟他什么都可以说。”葛墨林说，杨振宁是位尊重人的忠厚长者，什么事都可与他辩论。
比杨振宁年轻19岁的中国科协副主席赵忠贤院士向同行感慨，每次自己不想多干，觉得可以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跟杨先生谈过以后，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魔力影响着自己，还得好好干。
顶尖的实验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朱经武形容，杨先生属于“天生有仙骨”。国外有人称杨振宁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也有人说他在物理上是“建设性的革命家”，朱经武则以物理理论的“炼丹专家”来形容他，认为他就像拥有点金术。
“杨先生对物理的热爱、热忱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有人说他是富有罗曼蒂克的物理学家，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来是爱情的东西。”朱经武说。
朱经武说，人们常将物理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天到晚听人家讲而自己不讲，然后拿回去做得更快更好。另一种是不停地讲话，让人家知道自己多么伟大。杨振宁是第三种，他会认真听别人讲，还给别人提意见。
葛墨林说，杨振宁主张学术上的平等，还体现在，每次到南开参加理论物理讲习班，他都跟学生们一起排队领自助餐，边吃边谈。多年以前，国际会议用餐补助中外有别，国人补助5元，外宾补助40元，吃饭时往往隔着一道屏风。杨先生坚持，在南开开会，无论中外，补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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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实录
耄耋之年的杨振宁站着讲完了自己关于冷原子的新发现。工作人员担心他站久了腿会发抖，后悔未能预备一把椅子。更出乎人的意料，有学者因事提前离会，而杨振宁一直坚持听完19日的最后一场报告，并即兴发言，与人分享了自己在治学上“最近几年慢慢想通了”的困惑。人们原本猜测，他做完自己的报告就会离开。
在做完报告被主持人请下台之前，杨振宁还主动询问听众有无疑问。会议间歇，年轻的学生过来请教，他也耐心解答。
“很多人学问很大，脾气也比较大一点，而杨先生，你跟他什么都可以说。”葛墨林说，杨振宁是位尊重人的忠厚长者，什么事都可与他辩论。
比杨振宁年轻19岁的中国科协副主席赵忠贤院士向同行感慨，每次自己不想多干，觉得可以休息一会儿的时候，跟杨先生谈过以后，总有一种莫名其妙的魔力影响着自己，还得好好干。
顶尖的实验物理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朱经武形容，杨先生属于“天生有仙骨”。国外有人称杨振宁为20世纪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之一，也有人说他在物理上是“建设性的革命家”，朱经武则以物理理论的“炼丹专家”来形容他，认为他就像拥有点金术。
“杨先生对物理的热爱、热忱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有人说他是富有罗曼蒂克的物理学家，他对物理有一种很多人看来是爱情的东西。”朱经武说。
朱经武说，人们常将物理学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一天到晚听人家讲而自己不讲，然后拿回去做得更快更好。另一种是不停地讲话，让人家知道自己多么伟大。杨振宁是第三种，他会认真听别人讲，还给别人提意见。
葛墨林说，杨振宁主张学术上的平等，还体现在，每次到南开参加理论物理讲习班，他都跟学生们一起排队领自助餐，边吃边谈。多年以前，国际会议用餐补助中外有别，国人补助5元，外宾补助40元，吃饭时往往隔着一道屏风。杨先生坚持，在南开开会，无论中外，补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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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
- [主持人]:各位网友大家好，这里是人民网系列访谈节目香江直通车，我是曹海扬。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当代知名物理学家香港邵逸夫奖评审会主席杨振宁教授，杨教授，您好。
作为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教授如何评价当代国际知名科研奖项缺少中国获奖者的情况。今年已经91岁高龄的杨振宁教授对教育和人才的培养有哪些看法呢？今天和杨教授聊聊有关的话题。邵逸夫奖是在2002年11月创立的，2004年是第一届颁奖，当时您为什么会选择担任邵逸夫奖的评审委员会主席呢？[16:11] - [杨振宁]:讲起这个问题来，不是从2002年开始，邵爵士和中文大学的关系很深，我从上世纪80年代就跟中文大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在80年代就认识邵爵士，有一天，大概是1988年，邵爵士问我，说诺贝尔奖已经搞了有差不多90年了，是很成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为什么这么成功呢？所以后来我就想了想，就写了封信给邵爵士，我讲他成功有几个要素，第一个要素，是他选得奖人，是一个很公正、严谨的一个办法，所以，得出来的科学诺贝尔奖的得奖人的选拔是非常成功的，这是第一个道理。[16:11]
- [杨振宁]:第二个道理，它的金额很高，那个时候，尤其是20世纪初诺贝尔奖的金额，以购买力来讲，比后来要高了很多。第三个道理，是长久。这种国际的大奖其实已经有过很多个了，可是都没有能够长久，而诺贝尔奖，因为它处理得法，所以到我给邵爵士写信的时候，已经快90年了。现在已经一百多年了。这是它成功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要素。[16:11]
- [杨振宁]:我的信给了邵爵士以后，他没有回信，所以，我当时以为邵爵士想了想，觉得他对于设立一个新的奖不发生兴趣。不过到了2002年，邵爵士通过他的夫人又跟我接触了，说愿意设立一个邵逸夫奖，这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中间有一些组织的程序，最后在2004年的9月，我才第一次给奖了。到昨天给了第十次的邵逸夫奖。[16:11]
- [主持人]:就像您刚才介绍的那样，邵逸夫奖从2004年第一次颁奖开始到今年9月23日，已经是第十届颁奖了，我相信很多的网友，对诺贝尔奖是很熟悉的，也通过诺贝尔奖认识您，但对邵逸夫奖比较陌生，能否介绍一下邵逸夫奖最基本的情况？[16:12]
- [杨振宁]:从最开始邵爵士说希望搞一个像是诺贝尔奖的奖项，所以，我们组织了一个理事会来讨论具体的细节，其中第一个重要的细节，就是要设立哪几个奖项。我们最开始就觉得，最好只集中在科学，为什么呢？因为诺贝尔奖当时有五个奖项，最开始有五个，后来又增加了一个经济奖，原来这五个奖项里面有三个是科学界的，是物理、化学、生物。另外还有两个奖项，一个是文学，一个是和平。公认的诺贝尔奖，它的科学奖的选择是很严谨的，是得到全世界的科学家的认可。可是另外两个奖，选择就是众说纷纭，有时候炒得一塌糊涂，我们从一开始讲，就说最好只集中在科学界。集中在科学界，是哪些科学界呢？很显然的，大家觉得是数学和天文是好的奖项，为什么呢？因为这两个都是同步发展的科学领域，都是诺贝尔奖没有的奖项。后来我们又觉得，虽然诺贝尔奖有生物，他们的名字是叫做生理科学，因为这是20世纪初年的学术界的名词。我们设立的叫做生命科学和医学。我们为什么也要设立这个奖项，从一种意义上，好象是跟诺贝尔奖竞争，原因是因为我们当时已经看到，就是医学和生物发展在21世纪，它的速度要超过别的这些奖项，有很多的道理，因为整个世界人类变得比较富有了，人的寿命比较长了，医学对于整个世界的人的重要性就与日俱增，所以我们觉得生命科学值得再设一个诺贝尔奖以外的奖，所以我们就采取了第三个奖项。[16:12]
- [杨振宁]:将来是不是固定在这三个奖项呢？我们从头起就知道，这要随时研究、随时来讨论。不过到现在为止，过去这十年，我们基本上只是集中在这三个项里头。[16:12]
- [主持人]:根据您刚才介绍的，其实邵逸夫奖是很好地填补了诺贝尔奖的一些空白，就想请您介绍一下，邵逸夫奖评选得奖人的标准是什么？[16:12]
- [杨振宁]:这个标准，如果讲起细节，还有很复杂的讨论大概讲起来的原则是要在这两个领域里头，科学的领域里头，对于当时以及未来学科的发展最有影响的贡献，是以这个为最主要的目标。既然有了这个目标以后，有许多就不考虑，比如说是研究人员的性别，研究人员的宗教，它的种族，这些都与他对工作、对于以后的影响没有关系，所以就一概不考虑的。当然，还有一些细节，比如说是一次可以给几个人，还有年龄，是助于年轻的科学家，还是助于年纪大的科学家，这都是有很复杂的讨论。这也是我们，包括诺贝尔奖这一类的奖金处理的时候，都要随时考虑的问题。[16:13]
- [主持人]:听了您的介绍，我感觉邵逸夫奖应该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奖项，下面有一个问题，就是想问问您，我们知道邵逸夫奖这三个奖项，每一个获奖人都会得到一百万美元的奖金，想问问您，根据您的了解，获奖者会将这笔奖金用在哪些方面呢？[16:13]
- [杨振宁]:邵逸夫奖基金会对于这个问题是不去过问。我们在里面工作的人员也不去过问。事实上，这些得奖的人，有许多当然我是认识的，我也从来没有问过他们。假如你要我猜想的话，我想很多的一部分是为了日常生活的运用，因为科学家，虽然一般成功的科学家，在今天一般的社会上，他的生活还相当优裕，但并非是非常的优裕，所以需要补贴一点家用，多去地方旅行一下子，能够给子女的教育更多一些补助，这些我想是花费的一大种，这是我猜想。但是也有一定是有一些是为了补助研究的费用，因为常常一个研究工作，需要很大的团队，团队当然常常是有各种基金会的补助，可是里边年轻的需要经济上支援的话，我想一个邵逸夫奖的获得人，常常会用自己的钱帮助一下的，这一定会有的，不过我们从来没有去过问这个问题。[16:13]
- [主持人]:邵逸夫奖，我相信它的奖金不仅可以帮助获奖者，还可以帮助获奖团队更好地用于今后的科学研究。下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想问问您。因为我盘过历届这十年邵逸夫奖获奖者的名单，几十位获奖者，到目前为止，只有两位是来自中国的获奖者。[16:14]
- [杨振宁]:不对，是这样，有三位是华裔的。[16:15]
- [主持人]:但是真正的中国公民只有两位。[16:15]
- [杨振宁]:这三位华裔的是陈省身、吴文俊和王晓东，其中陈省身老师是我的老师，事实上他得了这个奖以后，不到半年就过世了，他得奖的时候，身体还很好，是坐轮椅得这个奖的，可是后来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忽然得了心脏病，在医院里住了一个礼拜就不在了。他是中国生长、中国接受大学教育，然后到欧洲去读博士学位的，后来是在美国成名的。可是他晚年，他最后的20年，他主要是在天津南开大学，设立了研究所，这个研究所今天叫做陈省身研究所。另外一位叫吴文俊，他是一直拿中国护照的，他现在还健在，90多岁，也是陈省生的学生。第三位叫王晓东，王晓东得邵逸夫奖的时候，我想恐怕是2006或者2007年，那时候他人在美国，在休士顿，他那时候拿的是美国的护照，我们没过问，所以也不知道，不过我知道，过了几年，我猜想可能是2010年附近，他搬回到北京去了，所以他现在是北京很大一个研究所的所长。他拿的是哪个国家的护照，我们没有过问，所以我也不知道。这三位是50多位，到现在为止，邵逸夫奖获得人里头，这三位是华裔的人士。[16:15]
- [主持人]:就像您刚才所说的一样，无论是邵逸夫奖也好，还是诺贝尔奖也好，多数的获奖者是西方人数。想问问您，您怎么看待这样一个现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中国人才，但在国际奖项上却鲜有的为人所知呢？您觉得我们怎样让更多的中国人才出现在国际的知名的奖项、颁奖典礼上？[16:16]
- [杨振宁]:我知道这是国内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问题，其实这个回答很简单。近代科学，可以说是起源于牛顿的时代，那是17世纪、18世纪开始的，到现在有三百多年了。而这三百多年期间，头两百多年，亚洲尤其是中国，根本没有近代科学。一百年以前，在中国懂初级微积分的数目，我想顶多是几个人。所以在中国走进近代科学的领域，是几十年的事情，要在几十年之内追上西方几百年所累积下来的经验、传统、成果，这是不可能一下子成功的。所以，今天在前沿做得最成功的科学家，大多数人不是中国人，不是亚洲人，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五十几个邵逸夫奖里头，有一个日本籍的，他做得非常好的，我想是四年以前，很年轻的，得到了邵逸夫奖。我们给他邵逸夫奖的原因，是因为他对干细胞的产生有了一个新的办法。当时，我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办法，所以我们就决定给了他邵逸夫奖。后来，他也得到了诺贝尔奖。诺贝尔奖委员会，因为邵逸夫奖的奖金额和诺贝尔奖是差不多的，是在同一个数量级里头的。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原则，已经得到诺贝尔奖的人，我们不考虑他们得邵逸夫奖，可是诺贝尔奖基金会的人，跟我们的政策不一样，他们很显然，大概觉得我们是老牌的，不理别人的，所以得到邵逸夫奖的人，他们也还可以考虑给他诺贝尔奖。所以，这位日本人得到邵逸夫奖后，过了几年，他又得到了诺贝尔奖。当然，他很高兴了，我们也很高兴，因为我们认为这是非常清楚的表现了邵逸夫奖的评选是非常公正的，是非常有见解的。[16:34]
- [主持人]:也是很有前瞻性的。就像您刚才介绍的说，中国因为在西方科学演变过程当中，前两百年因为没有参与进去，虽然后期发展很快，但是在传统研究方法上面，不能及时赶上西方的步伐。除了科研人才培养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教育问题，您在北京清华大学也是担任教授职位，我相信您对教育问题很关注。就想问问您，现在中国家长都是祈求望子成龙、望女成凤，您怎么看待中国式的教育模式，您对于那些望子成龙的家长，您有哪些建议呢？[16:43]
- [杨振宁]:这个问题非常的重要，也是全世界的人非常关心的，可以说也是争吵得一塌糊涂，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因为这个问题非常的复杂，亚洲尤其是中国的教育哲学、教育体制，跟西方的尤其是跟美国的是非常非常不同的。这个非常不同的利弊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非常非常复杂，所以就吵得一塌糊涂。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是这样，两个方面各有短长，任何一个觉得某一个教育体制是远比另外一个好得多的，我认为这种见解都是不对的。[16:44]
- [杨振宁]:比如说，现在在国内，我知道很多的家长，有些中学生孩子的家长，他们对于中国整个教育体制，认为简直是坏极了。你看人家美国的小孩，他是海阔天空的，不需要做那么多的习题，整个成长的过程之中，跟我们在中国的这些孩子整天要花很多的力量做很多的作业，还要有很多的补习，完全不一样。所以，痛恨中国这个教育的体制。他们这个话，我认为只有一半是对的。什么缘故呢？因为我自己在美国教过大学一年级的物理，在清华大学也教过半年一学期清华大学大一的物理，所以，我对于美国的大一学生和中国的大一学生对比，有非常鲜明的印象。第一个最重要的印象，就是中国的同学会做习题，美国的同学不会做习题，这个道理很简单，如果你不做很多习题的话，那你将来到大一的时候，老师讲出来一个公式，中国同学都很熟悉，美国同学就没有见过。美国的教育体制，它是铺得比较广，但是非常的浮浅，所以讲三角的话，问一个美国大一的学生他都知道，念过三角，知道什么是正弦，什么是余弦，但是你让他写正弦和余弦关系的公式，他就茫然，因为他没有学过这个东西。可是中国高中的学生如果念三角，尤其稍微念得好一点的学生，他可以写出很多公式。所以，他到大一去念物理的时候，美国多半的学生没法和中国的同学竞争，这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呢？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因为你从每一个立场来讨论好坏的问题。[16:45]
- [杨振宁]: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更重要的分别，就是中国大一的学生普遍对于自己的前途有一些比较成熟的看法，就是知道他得要努力去学习，希望他自己将来，讲得好的话，可以得到更多的薪水，讲得不好的话，可以作出更多的贡献。可是美国大一的学生多半还是在那里游荡，还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这就有很大的分别。所以念了一年以后，你就知道中国大一的同学在那一年里头所学到的东西，比美国的大一同学的那一年学到的东西要多得多了。因为美国大一的学生，他不大注意到底将来用来干吗，到底将来做什么事情。我刚才讲这个，很显然对中国教育是有很大的好处。可是，当然他也有很大的坏处，因为我想没有问题的中国的同学，他整个人的发展，变得比较死板也好，或者太不活跃了。一般讲起来，中国的教育体制使得年轻的人倾向于更内向，美国的教育体制使得年轻人更外向，更内向和更外向各有好坏，很难讲哪一个绝对比另外一个好的。所以，你刚才提这个问题，我想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希望所有的家长，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采取一个比较长远的立场上来看，从整个国家体制的立场上看，从这个着眼点来看，不只是局限于他自己一个孩子的前途的问题。[16:51]
- [主持人]:刚才您也提到了，中国式的教育和美国式的教育各有好坏，各有利弊，很难评论哪一个真正的好、哪一个真正的坏。下面问您，都知道您在北京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担任过教授，从事科研工作，其实我在网上也搜索了很多关于您的新闻，都是关于您和您妻子的消息，很少有媒体报道您搞科研工作的一些新闻，可不可以在这里，您跟我们介绍一下您在北京清华大学的一些工作方面的情况？[16:56]
- [杨振宁]:我做研究工作已经很多年了，也可以说是，我得了博士学位也是从二十几岁开始，我主要是做物理科学的研究工作。做尖端的研究工作，跟打仗冲锋陷阵是有类似的地方。打仗的话，我想你要做前线的兵，我想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的人没有问题，比一个四十几岁、五十几岁的老兵冲锋陷阵的本领大，这个跟科学前沿的研究是一样的。尤其是物理、科学、数学这一类的学科，理论非常强的这种学科，都有这个现象。所以，做得最好的研究工作，对于一个科学家讲起来，最好是在年轻的时候做出来。像爱因斯坦，他26岁的时候，就写了好几篇文章，每一篇文章都震动了当时整个的世界。同样，我的研究工作，最成功的年代，是在我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的时候。我搬到清华大学的时候已经70多岁、80多岁了，所以我自己已经知道我不能在前沿冲锋陷阵这方面做贡献了。
- 不过，我的兴趣基本上就转向了物理学识，所以，我到了清华以后，学识上，在那以前20年左右，我已经开始主要是做了一些物理学识的研究，什么叫物理学识的研究呢？比如说是20世纪三个大的物理学的革命性的发展，一个叫做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发展的时候，有好几位最最有贡献的开始的人，他们当初是怎么想出来的，他们写出来重要文章的时候，有过什么困难，比如说是在20世纪80年代，薛定谔，波动力学，也是量子力学名称的一个发明，庆祝他一百岁有一个国际性的研讨会，我在那上面有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就是我当时对于这一段历史的研究得到的心得。就是主要挖掘出来了薛定谔在1926年写出震惊世界的文章，在写的过程中，有了很多的起伏，我把这件事情仔细分析了一下，我自己对这篇文章，我觉得还是很有贡献的。因为使大家更了解到在前沿科学发展里头，常常所碰到的一些所谓的困难，等到你从更高的地方来看的话，原来不是困难。
- [16:59]
- [杨振宁]:所以，回答你的问题，我后来的几十年主要的是在做一些物理学识的研究，这些研究发表了一些文章，今年出了一本书，叫做《论文选集二》，因为我在1983年的时候，出了一本《论文选集》，就是把那个以前我的研究工作的三分之一，特别比较重要的三分之一选起来，出了一本书，后来这三十年，最近又出了第二本叫《选集二》，都是英文的。[16:59]
- [主持人]:刚才跟您交流，感觉您的思维是非常的敏捷，语速也非常的快，不像是一个91岁的长者。刚才您也说，搞科研研究，就像战士一样，要冲锋打仗，虽然您已经91岁了，但是您还是保持一个非常旺盛的精力从事科研工作。想问问您，您如何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得以继续从事科研研究？[17:00]
- [杨振宁]:事实上很多人问我，你做什么健身运动，我很少做健身运动，我知道我应该多走一些路，其实我很懒，走了几天路以后，渐渐地就不走了。我想我很幸运，从我父亲和我母亲所得到的基因相当好，我的弟弟妹妹，现在我们在一起，兄弟姐妹一共四个人，我是老大，我们最小的妹妹，今年也80岁了，我们都没有基本的一些身体上的问题。所以，我想，第一，要感谢我们的父母给了我们很好的基因。另外，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很幸运的，我们几个人都基本不抽烟，我从来没有抽过烟，我也基本不喝酒，所以有很多对身体不好的习惯，我都没有，我想这也是一个特别占了便宜的地方。[17:01]
- [主持人]:我相信很多网友听了您的介绍以后，相信以后都会尽量不抽烟、不喝酒，像您这样，就是因为您不抽烟、不喝酒，所以才能保持健康的身体。[17:01]
- [杨振宁]:不抽烟、不喝酒，并不是我有意识的，因为我小时候，很多人抽烟，我试一试，不喜欢，就不做下去了。并不是我有意识的说抽烟不好，我就不抽烟，这也是我很幸运的地方。事实上，我非常的幸运，我出生的时代是中国穷得不得了，困难得不得了，可是因为我6岁的时候，我父亲就从美国回来作了教授，所以那个时候，我同年纪的中国小孩，吃不饱的小孩很多，我父亲是一个教授，当时在30年代，一个教授的待遇是非常优越的，所以我没有这种困难。打仗的时候，当然大家都很困难，不过至少我并没有真正饿肚子的现象。后来，打完仗以后，我到美国去，又达到了科学蓬勃发展的时候，所以我就搭上顺风车走到这里，包括刚才讲我的身体，比起我同辈的人是幸运而又幸运的。[17:01]
- [主持人]:刚才介绍了您保持健康的秘诀，因为我看到您是9月22日出生的，之前我也相信您都过了自己91岁的生日，您过生日的时候，子女和太太有什么表示吗？[17:02]
- [杨振宁]:基本上我们家庭里头，对于过生日这件事情不特别发生兴趣，我的孩子，他们在我生日的时候，会给我一个生日快乐的E-mail过来，如此而已。通常都是学校里头，比如清华大学，或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学校，或者是中文大学，同事们主张搞一个庆祝会，通常我都是说不要搞了，不必了。我想每一个家里头亲情之间彼此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家里头发展的情形都是不一样的。[17:02]
- [主持人]:下面有一个问题，想请您给我们当下的年轻人做一个解答。现在城市里面，离婚率挺高的，尤其像年轻人，结婚率高，可能因为过一段时间，感觉彼此性格不合适，因为一吵架也好，就会闹离婚。您和您的妻子，可以说是老少配，这么多年过去了，生活也非常的恩爱如初，您对于婚姻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议给我们当下的晚辈？[17:02]
- [杨振宁]: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想我们对于婚姻的问题，没有人有真正最好的建议。不过，我可以回想一下我自己的人生经历，尤其是跟我的同时代的人，中国人、外国人的经历，我可以讲一下我今天在做了这些对比以后所能够讲出来给大家的话。我曾经公开讲过，我在西南联大在昆明念大学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年轻，我是16岁的时候进西南联大念大学一年级，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是在物理系，数学系来了一个女同学，叫做张景朝，她很容易使人注目，很漂亮，又很活泼，因为她是数学系的学生，我的父亲是数学系主任，所以那个时候的办公室很简陋，所以这些同学常常到位置选课这一类的事情到我家里头找我父亲，所以张景朝有时候到我家里头来，所以我就认识了她，我父亲母亲也都认识了她，后来过了几个月以后，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跟我自己讲张景朝没来之前，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心境像一个很平的湖水，我知道她来了以后，以后几个月波涛汹涌，使得我心里头很烦燥，我那天想了想，我说这个不好，这对我的前途不好，所以，我就决定，说现在不是我交女朋友的时候，我现在还是应该集中注意学习的工作。[17:03]
- [主持人]:什么时候您觉得合适交朋友？[17:04]
- [杨振宁]:这时候是17岁的时候。做了这个决定以后，我是贯彻这个决定。怎么贯彻这个决定呢？当然不是和张景朝说绝交吧。可是，我不大去注意她，或者不大去找她讲话，就尽量的把关系变得平淡下去。从今天看起来，我想我有一定的成功，为什么呢？我看了一下我同时代的人，他们写的自传，我就知道西南联大很多男同学都在那里追女同学，没问题，是受了很多的纷扰。事实上我刚才讲我17岁的决定，不止是到17岁，因为后来我在西南联大念完本科生，念完研究生，到美国去念博士生，我是一直到1949年，就是我27岁的时候，才开始去找女朋友。在那以前，我是有意识的我不去交女朋友，因为我当时应该最好的对于我的前途是集中来做我的学习工作。我想这个决定维持了十年，与我后来的学术成就有直接的关系。[17:04]
- [杨振宁]:我讲这话并不是说，我这个办法是人生最好的一个办法，我只是讲出来，这是一个经验，尤其是今天我看见了很多我同时代的人自传和别人写他的传，像我这样，能够维持那么久的一个处理交女朋友问题的原则很少。这对于我后来的工作有多么大的影响，说是有影响，是没有问题的，有多么大的影响，是不是应该效尤，我想每个人的决定都是不一样的，我只是讲出来我自己的经验。[17:05]
- [杨振宁]:一般讲起来，我的思想，你说比较单纯也好，或者说是比较理性，克服了感情也好，不管怎么样，这与我人生整个经历有重要的影响。[17:05]
- [主持人]:如果当年您西南联大的同学也像您这样，27岁就谈恋爱，可能今天也会取得像您这样类似的一个学术成绩。[17:05]
- [主持人]:有很多人，在西南联大，我并不清楚他们每一个人恋爱的经历，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我想你可以想到，一个人做大学生的时候，做研究生的时候，特别去追求女孩子的人，他的学习不会没有问题，会受到负面的影响。[17:09]
- [主持人]:相信您也对大学要不要谈恋爱也作出了自己的一个判断。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您，您今年已经91岁高龄了，回顾您过往的人生经历，您觉得对于您自己来讲，最值得纪念和荣耀或者您最高兴的是在什么时候？人生当中有没有一些遗憾？[17:09]
- [杨振宁]:您说在我的人生经历里头有没有一件事情使我觉得最重要的。[17:27]
- [主持人]:对，最重要，或者是最高兴的事情。获得诺贝尔奖应该算是最荣耀、最高兴的事情吗？[17:28]
- [杨振宁]:我想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你的问题，但是我可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假如我今天91岁了，有时候我想一想，说杨振宁这个人，他的一生，对于他最重要的是哪些事情或者是哪些观念，或者是哪些领域的事情。我想贯彻我这个人的一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我身上流的是中国文化的血，还有一个是我对于中国做人的办法，认为是我最喜欢的。[17:29]
- [主持人]:怎么解释？中国做人的办法是您最喜欢的。[17:29]
- [杨振宁]:因为中国传统做人的办法，跟西方做人的办法是不一样的。儒家所谓君子，不管你把话是怎么一个解释，它所特别着重的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我认识很多一流的西方物理学者，很多是我的朋友，或者是比我长一辈的人，里面多半的人都不符合于他们做人的原则，都跟中国的君子之风是背道而驰的。只有一位是大物理学家，我认为我非常佩服他，不只是他的物理，而是他做人，这人叫费尔米，是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我最近所出的这本书里头有一篇文章，就是讲费尔米的。在那个文章里头，我就讲，这些我所认识的非常成功的物理学家里头，多半的都跟他不一样，只有他是符合于中国所谓有君子之风的人，他不是要去炫耀自己，不是要去用一种不是最值得尊重的办法去抢占别人的工作或者什么，这是他的特点。我想，这个特点与我在中国长大，得到中国传统的做人办法的教育，在我的身上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17:30]
- [主持人]:我相信中国传统的优秀的做人的道理，是深深地影响了您这一生科学研究和成长的经历。最后一个问题，想问您，可以说，您的人生是活得非常的精彩和丰富，也是被很多人所敬仰的一位科学家。您的一生有没有您觉得有些遗憾，我的意思是说，已经很完美了，但是还没有达到您所期望中的那个程度，有没有一些小小的遗憾？[17:30]
- [杨振宁]:我想不应该说是遗憾吧，我们所做的基本物理学里头，最近这几十年有了长足的进展，可是未尽全攻，还有没有解决的问题。没有解决的问题，像我这一辈的人希望解决，可是没有达到。你今天要问我，这些领域里头，想要解决，到现在为止，没有解决的问题，以后二十年、五十年会不会能够有大的发展？我对它也没有很乐观的信心。换句话说，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些工作，有一些成就，可是最后最困难的东西，我现在一时对于很快的能解决不太乐观。是不是一种遗憾呢？也可以说成是一种遗憾。不过科学的发展，我想永远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完全圆满的解决，所以，科学的发展永远是还有问题、还有更新的问题、更难的问题，我想这恐怕是科学研究必然的一个规律。[17:31]
- [主持人]:杨教授，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一直藏在心里面，想问您，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合适不合适，就是当年跟您一起获得诺贝尔奖的那位李教授，两位，您和他，在科研领域上一些分歧，所以后来两个人就很少再有联络了，现在回想起来，当初和李教授，您现在觉得，两个人没有机会再合作、再见面，您觉得是遗憾吗？[17:31]
- [杨振宁]:当然，李政道比我年轻4岁，我们是在1946年在芝加哥最先认识的。那个以后合作得非常的成功，后来到1962年我们彻底的决裂了，这个以后又有很复杂的一些经过，不过到了今天，李政道也快90岁了，我们现在对这个比较放松了。将来，到底是我们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想一定有人去研究。所以，也可以说是已经不是我们自己所关注的事情。[17:32]
- [主持人]:今天非常感谢杨振宁教授接受我们的专访，在此也祝您身体健康、工作顺利。谢谢您接受我们的专访。
同时也感谢各位网友的在线关注，再会。[17:32]
回国后薪水分文不取
90年代末回国任清华大学教授后，还有很多人攻击杨振宁每年拿了很多经费，但却只捞钱不做学问、不授课。然而，杨振宁在清华大学的年薪为人民币100万元，但他分文不取，捐给了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他还卖掉了自己在美国纽约的一处大房子，向清华捐了100万美元。他把诺贝尔奖金的一部分，也捐给了清华。[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