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清晰的往事

越来越清晰的往事

 

田  心 

 

 

（1）

 

年过花甲之后，昨天的事情今天就可能忘记。然而童年时代和青少年时代所经历过的事，却像老式照相术印相片一样，在时间的显影剂里越来越清晰地浮现在人脑的相纸上。

一九六○年年初的寒假期间，我离开故乡安徽省潜山县黄泥镇，到在安徽省淮北市工作的二哥B荣祖那里去上学。那时我十二岁，上初中一年级。同时，我母亲到北京去，预备照看即将出世的大侄女B玫，就是我大哥B同的女儿。当时还在南京上学的三哥B泽波回到老家，接从未出过远门的母亲和我，一直把我们送到安徽省蚌埠市火车站。二哥从淮北赶到蚌埠火车站来与我们会面。靠着候车大厅墙上挂的旅客留言板联络，我们四个人在蚌埠火车站会合了。然后二哥送母亲登上开往北京、经停蚌埠五分钟的路过快车（那时没有安徽始发开往北京的火车），把母亲托付给车上一位素不相识的解放军军官。接着二哥和我又送三哥登上开往浦口的火车。最后二哥就领着我，坐火车再转汽车，去我后来生活了三年半的淮北市，当时叫濉溪市，是他工作的淮北矿务局所在地。

那是我一生中的第一个转折点。虽然十二岁的孩子远离慈母，有些凄惨之情，可同时我又感到一种隐隐约约的欣慰：因为我也远离了我父亲。从记事起，我就因父亲而忍受着奇耻大辱，被同龄的孩子们嘲笑和疏远。父亲被镇上人加了三个称号：“乱搞男女关系的坏蛋”、“滴水不漏的瓷器棺材”和“漏划的地主分子”。后两个称号倒没有什么：滴水不漏犯了什么法？漏划是谁漏了的？你再补划好啦。那年头，要搞臭一个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给他安上“乱搞男女关系”的罪名。所以，镇上人给我父亲加的第一个称号，也是最令孩子觉得没脸见人的一个称号。小学班主任老师还唆使我去跟踪父亲，“捉他的奸”，我也的确跟踪过一次。跟踪了两条街，最后看到父亲进了我的一位堂爷爷家。班主任老师要我汇报跟踪情况，我就如实说了。他说：“那就对了，你父亲乱搞的就是你那个堂奶奶！”到我十岁时，父亲更被划为右倾分子（本来镇上领导想划他右派分子、因上面政策规定只能划成右倾），被关押在镇工商联的一个小屋里写检查，一连十四天不准他回家。我母亲每顿做好饭后，用一个有盖的大陶瓷碗盛好给父亲的饭菜，再包上厚布巾，叫我去送给父亲。到了那里，工商联的一个干部接过去，先打开布包、揭开碗盖细看，然后又用筷子仔细地翻动饭菜。最后他把布巾甩给我，说：“回去吧，送下顿饭时再拿回这顿饭的碗筷。”我送了十四天饭，却没有见到父亲一眼。后来听说划我父亲右倾分子也不符合上面的政策，于是就把他划为坏分子。从当了坏分子以后，父亲就经常被派去做劳工，此外，每天还要打扫两个公共厕所。那些年，流经黄泥镇的长河河道淤积，年年发大水。劳工活主要是在枯水季节把河床的泥沙挖上来，加到堤坝上。到了星期天和节假日，与我同班的孩子们没有一个去参加这种劳动的。我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却因为是坏分子的儿子，刚满十岁就被强迫参加这样的劳动（在工地上还有一个比我小一岁低一届的资本家的儿子）。我被人故意安排挑着泥沙担子，紧跟在我父亲身后。我是父母最小的儿子，我出生时父亲已快五十岁了。所以我父亲那时已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他的担子又被人故意装得一头很重、一头很轻，令他一路趔趄、苦不堪言。那些人还高声对我喊叫：“你怎么当少先队员的？你舍不得催促前面的坏分子跑快些吗？”我忍气吞声地挑着担子越过父亲的身边跑到前面去，同时我的泪水混合着汗水，默默地在脸上流淌着，有些落在胸襟前，有些顺着脖子流进破旧的冬衣里面去。

 

（2）

 

到了淮北，因为父亲而一直笼罩着我的羞辱感烟消云散，我以为万事大吉了。所以我从十三岁就开始写入团申请书，但是直到考大学，我仍然没有入上团。大学二年级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全国的学校都停了课。大学里的师生关系，要么变成了朋友关系，要么变成了敌我关系。我们年级的政治辅导员艾老师也是年级党支部书记，他一直对我很友善。我在一年级时，他就指示我们班团支部让我入了团。文革开始后，他更是毫无领导的架子，多次喊我到他的办公室去闲坐。有一天，艾老师喊我到他的办公室去，突然问我：“你想不想知道你考大学时考了多少分？”我当然想知道。他就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档案袋，抽出一张纸，说：“你考了五百五十一分，是你们这一届全院一千多名新生里的第二名。你们班考得最低的是三百○一分，你们两个相差二百五十分呢。你考大学那年，清华最难考的系录取线才四百八十分，你为什么没有填清华呢？”我说：“我填的第一志愿就是清华，第二志愿是北航。可是我们高中的班主任找我谈话，说我的家庭政治条件不好，说我本人连团员都不是，他说考清华、北航的首要条件必须是团员。他就当着我的面，拿起毛笔，把我填的头两个志愿涂掉了。”艾老师笑了，举起另一张涂有两条粗墨杠的纸给我看。我一眼就认出，那正是我的高考志愿表。艾老师说：“千万不要觉得委屈哦，小B。比你考分更高、却什么大学也没有考上的，全国肯定有成百上千！你相信吗？”我点了点头。接着他小声对我说：“我早就注意到，你的助学金等级太低。现在学校里乱哄哄的，谁也不管这些事，院部财务只照着各系送去的表格发钱。我已经向系主任反映了你的困难，我们给你升了两个等级，从这个月就开始发。你不要跟任何人说这事，若同学们问起，你就说从一入学就是这个等级。”我感激不尽地说了声“谢谢”。

当时我忽然想到：啊，对于我们学生来说神秘莫测的高考录取内幕和提高助学金等级这样的我连想都不敢想的大事，艾老师都对我直言相告，我何不趁此机会问问那压在我心头多年的困惑呢？

我就说：“艾老师，我家的政治条件很差吧？我父亲到底算不算阶级敌人呢？”他愣了一会儿，然后哈哈大笑起来，说：“小B呀，你怎么这么幼稚啊？你的父亲不也是北京你大哥的父亲吗？你们共同的父亲若是阶级敌人，你大哥进得了中央两报一刊评论组吗？你大哥属于中央军委直属部门的干部，你以为中央军委能重用一个阶级敌人的儿子吗？你那中学班主任对北京的高校情况真是毫无所知。我告诉你：我们学校录取的新生中团员比例才是全北京高校里最高的，我们学校最看重录取新生的政治条件，也是全北京高校里闻名的。那么，你父亲若是阶级敌人，我们学校会录取你吗？你看你们班三十个人，入校时就有二十七个团员，一年级时你和AAA又入了团。现在你们全班只有BBB一个人还不是团员，那是因为BBB本人死活不愿入，其实他家的政治条件也相当好。”艾老师说到这里，搓了搓双手，十指交叉地托住自己的后脑勺，上身仰到椅背上去。然后，他两眼望着天花板，好像自言自语，带着我能听得出的讥讽和忧虑，说：“我们学校呀，可能出不了什么科学家、实业家，但一定要出些政治家的！”说完又坐正了，哈哈一笑说：“随便说说。好了，你回去吧。对了，这里有一张盖好了我们系公章的领物单，是系里补助给你一套新棉衣，你拿着这个单去总务处领取就行了。那里有五种号码的棉衣，你试试哪个号码合身就领哪个号码。”

与艾老师这次谈话之后的四十多年时间，证明了他那天说的关于我们学校要出些政治家的话，决不是随便说说，而是说了一个预言。这四十多年里，我们学校的毕业生中，确实没有出什么科学家、实业家。但当到了这个泱泱大国的国级和省级领导干部的我校毕业生，竟有几十人之多！

 

（3）

 

与艾老师谈话之后，我一下子觉得心头轻松了许多。当天我就领了新棉衣，过几天又领了新等级的助学金。然后我故意跟外系的一个同学结伴，开始了南下串联。那时我的母亲还住在北京大哥那里，我是每个星期天都能见到她的。而艾老师的一席话，就像一根粗壮的风筝线，把我的思念一下子拉向了久未见面的父亲。我与串联同伴匆匆游玩了南京、上海、杭州、广州，在广州我和他各花三角钱买了十斤香蕉，分手各自回老家。我提着十斤香蕉，兴冲冲地回到分别已一年半的故乡黄泥镇。父亲见了我高兴得合不拢嘴，摸着我放在桌上的香蕉，问：“你怎么有路费回来？你怎么要买这么贵的水果回来？”我说：“毛主席免了我的路费，我是绕了一大圈从广州回来的。这香蕉本是广东特产，在那里很便宜，跟我们家的萝卜一样价。”父亲说：“好，好，好。正好我这几天也有空在家。从前天起，政治学习就停了，因为原先主持政治学习的人已经是被揪出来的阶级敌人。今年长河没有发大水，所以冬天也不用修堤坝了。‘牛鬼蛇神’一多起来，脏活累活就转给了比我年轻的‘牛鬼蛇神’去做。以前我扫的那两个厕所，现在归你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扫了。”我一听这话，心里感到像出了一口闷气那样通畅。

父亲连忙要我坐到火桶里取暖。我先到处看了看，家里的陈设已经面目全非了。父母房间的大茶几上，原来最显眼的一对明朝青花大花瓶和一对青花大果缸都不见了。父母睡的宁波雕花红檀木大床，门脸两边和上方的雕花屏风被砸得只剩了框架。另外两个卧室里的花梨木大床也一样被砸得支离破碎。过去客厅里供祖宗牌位的高台几和两个睡房里的大衣柜，全都是红木雕花的，但面上的雕花都被铲平了。厨房里一溜排列的花瓷菜坛也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粗陶泡菜坛。

“这都是谁干的？”我问父亲。

“还不是跟你一样戴着红袖章的学生伢呗。”父亲仍然笑嘻嘻地给我端来热茶，拧亮煤油灯。那时镇上已经有了电灯，但供电不正常，家家户户的煤油灯还是少不了的。然后他抱着一个铜手炉，在我对面坐下，开始了我们父子之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彻夜长谈。

“有个叫CCC的学生，可惜他来晚了一步。他说认识你，是县中比你低两届的，他是那些戴红袖章学生伢的领导。要不是他来了，恐怕连床板都要砸碎，那就睡不成觉了。他还拦下了一些东西没让那些学生拿走，喏，这个铜手炉就是，还有铜帐钩和一些东西。只可惜那一柜子B氏宗谱，我求他拦下来，他说：‘B伯，那是明文规定要没收的，我帮不了忙，对不住。’CCC真是个好人，只有他喊了我一声‘B伯’，还说了‘对不住’。前头来的那些学生伢很凶，吓得我浑身发抖！”

啊，那B氏宗谱若能留下来，可谓无价之宝了。那是用一个像如今的五十吋大彩电侧过来那么大的花梨木柜装着的十六厚本线装的宣纸印制的木刻版书籍，书籍的开版大约与如今的A3纸尺寸相当。其中第十六本的后半本，是父亲用工整的楷书亲笔写的。因为那后半本记载的是一九一二年即民国元年B氏修宗谱之后的新资料，就是我们这一辈（人字辈）和下一辈（作字辈）两代人的资料。前十五本我很少翻看，记载的是从江西瑞金府北迁到皖、鄂、湘、赣交界地带的B氏一支的资料。北迁之年是明朝初叶，具体年份我现在记不清了。北迁时的最长辈为第一代，到人字辈为第二十代。我只记得第一本开篇头一句话是：“吾乃B叔牙之后也，源于山西上党郡。”我很小的时候就问父亲：“B叔牙是谁呀？”父亲就对我讲了管B之交的故事。我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地点是位于湖北省潜江县的五七油田。有了第二个孩子之后，我星期天骑着公家的摩托车下乡采购鸡蛋和油，无意中碰到一个姓B的本家。我那时刚满三十岁，他大概比我年长十几岁。一听说我姓B，立刻热情地把我拉到他家里，就叙起了家谱。他本以为我这么年轻，不懂家谱，没料到我比他还懂。我问他是什么辈份，他说听他父亲说过，他是作字辈，他父亲是人字辈，不过他父亲头一年已经去世了。我说我正是人字辈的，他就要给我磕头，我赶紧拦住了他。他说他受荆州地区族人委托，要他负责修家谱，全区B姓的人已经集资超过十万元。一年前，钱就转到了他手里。他也骑自行车跑遍了荆州、黄冈两个专区和湖南的常德专区。花了整整一年时间，无奈根本弄不到人字辈以上的资料。人字辈的人，也多已作古。而作字辈往下，连该叫什么辈也没有人知道。我就对他说了我家保管的B氏宗谱文革时被红卫兵抄家拿走、再也找不回来的情况。我说：“若是我家的那一柜东西还在，你就轻轻松松地挣这十万块钱了。”他说：“我哪里奢望搞到那么多资料！我只想搞清楚作字辈和后面的资料就行了。不瞒家叔，就是我连作字辈的资料都搞不齐，本家们也心甘情愿出这个钱，只要印出一本家谱来就行！”于是我就劝他，暂且以能搜集到的资料为准，尽快把家谱修出来算了。他说也只好那么样了。说着就叫他婆娘拿出一蔴袋花生和一塑料壶花生油，往我摩托车上绑。还说：“鸡蛋我家里有的是，只怕车子在路上都颠碎了。下次家叔再来，我专门用结实的筐子给您绑一筐鸡蛋回去。”我掏出预备好采购用的全部现金三十元塞给他，他死活不要。一年之后，我再骑摩托车去找他，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村庄了。

 

(4)

 

我问父亲：“那楼上米仓里的书，一本都不剩了吗？”父亲在解放前开过“裕成布号”,也代他的外祖父经营设在我家店堂一侧的“云松书屋”。解放后，我家的店面就光是“裕成布号”，“云松书屋”剩下的书都归了父亲。父亲把那些书运到楼上，散乱地堆了半米仓。那米仓是一间四平方米左右的小屋，只有一扇门坎很高的窄门，没有窗户，屋顶有三块明瓦透光。那里虽名叫米仓，但我从来没有见过里面有米。我孤独无朋的童年时代，在米仓里度过了多少无忧无虑的时光啊！我从四岁起就喜欢躲在米仓里看书，或爬或歪躺在书堆上，随手拿本书看。六岁上学以后，下午一放学，米仓就是我的唯一去处。看着看着，光线渐渐昏暗，而我也在书上面睡着了。常常是母亲举着煤油灯，父亲抱起睡着的我，把我抱到楼下后再弄醒我，母亲把给我留的晚饭端给我吃。米仓里没有如今说的四大名著（三国、水浒、红楼、西游），大部分书是“四书五经”、《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我看不懂，也不去翻。有我能看懂一些的，如《百家姓》、《三字经》、《千家诗》、《增广贤文》、《醒世恒言》等。但我最喜欢看的，还是新文化运动以后的白话散文和小说。后来收进初中或高中语文课本的好多课文，我竟然多年以前就在米仓里读过了！

父亲摇了摇头说：“你妈好些年前就撕那些书引火做饭，这你是知道的。你上大学以后，我干脆拣出一些我自己喜欢看的，把剩下的统统搬到柴房了，省得她上上下下地拿。烧了倒好，要不也被红卫兵没收了。”说着，父亲放下手炉，起身到床边，掀起褥子，拿了两本书过来。我一看，高兴得在火桶里站了起来！原来是两本线装的张恨水小说：《啼笑姻缘》和《夜深沉》。

我问：“我在米仓里怎么没有见过这两本书？”

父亲笑笑说：“岂止你没有见过？我把它们藏在枕头里时，恐怕你三哥都没有出世呢。”

我马上翻起那两本书来。前不久，我们红卫兵占领本校图书馆的时候，我和我们班的BBB抢到的是一批翻译小说，如莫泊桑、巴尔扎克、迭更斯、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我看到同系的一位“战友”抱走了一摞张恨水小说，我曾跟他约定了要交换着看的。可后来再也没见他，可能是外出串联了。

父亲又抱起铜手炉，说：“不用忙着看，你不是要在家住几天吗？我跟你说说，我为什么特别喜欢看张恨水的书。”于是我放下那两本书，看着父亲的脸。天哪，我怎么从来没有注意到：我的父亲根本不像个小商人，更不像个坏分子。他五官端正，前额宽阔，两耳肥大，双眼慈祥。他说话中气十足，声如洪钟。再看看他收藏了几十年的这两本线装书，我实在不能理解他怎能熬过那些扫街扫厕所的岁月！

“张恨水就是我们潜山人。他老家在北乡岭头，是大户人家，在梅城也开有商铺。我在梅城当学徒的那家师傅张洪翥，就是张恨水父亲张耕圃的堂兄弟。张恨水只比我大三、四岁，他到梅城店来小住过，人很和气。当然他不认得我这个当学徒的，可我怎能不认得老板家少爷？他出了名以后，我就没有机会见到他了。但是他写的书，出一本我就买一本。要是都能留下来，恐怕一百本都有了。”

父亲又给我和他自己续了开水，把他自己喝茶用的紫砂茶壶放在套于煤油灯外的铁丝架上，利用煤油灯罩里往上冲的热气保温。我估计他马上要讲张恨水与谢冰心的故事了。那个故事，我记不清听他讲过多少遍。我也曾问过高中的语文老师，老师证明我父亲说的是对的。我上大学以前，他一讲那故事，我就显示出厌烦的表情。但是这天晚上，我觉得我过去的厌烦表情，是对父亲多么大的不敬和伤害啊！我想，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洗耳恭听，以弥补从前对父亲的诸多亏欠。

果然，父亲讲起了老故事。“你以前语文课本里有谢冰心的散文，谢冰心就是谢婉莹。你知道谢婉莹为什么起笔名叫谢冰心，张心远为什么起笔名叫张恨水吗？”因为这是我已经听烦过的话题，我当然知道，但是那天晚上我说我不知道。于是父亲眉飞色舞地说：“他们两个谈过一段恋爱，就是我在张家的梅城店里当学徒的那年月。可那时张心远的名气不大，谢婉莹是北京大户人家的小姐，瞧不起我们安徽潜山小地方的人，就以起笔名冰心的方法拒绝了张心远。张心远呢，也不好直接恨谢冰心，就起笔名来恨结了冰的水。你想，谢冰心的文章是写给小孩子看的，她的文笔岂能好过张恨水？中国历来最大的文人，都是出在我们潜山、桐城一带的！桐城派的文章你念过吧？”

这下我不得不打断父亲了。因为我知道他对桐城派的那点知识，不过是从黄泥镇的几个浅薄文人那里听来的，不像他对张恨水的知识那样，起于对学徒时期的老板家少爷的真诚崇拜。我父亲连私塾都没有读过，更没有进过学堂，他是自学成才的。他一生看过的书真不少，张恨水小说这一项，恐怕连文科大学生也赶不上他。但他长期订阅的报纸，则只有一份“参考消息”。无论他把每张“参考消息”连中缝也不漏地读完，仍然从未弄清过南斯拉夫和赫鲁晓夫两个人为什么老是吵架。至于他讲的关于张恨水与谢冰心的故事，如今我才知道，那纯属民间误传。事实是，谢婉莹发表她的第一篇小说《两个家庭》时，第一次使用了“冰心”为笔名。她说：“当时我不愿同学们知道文章是我写的，而‘冰心’笔划既简单好写，又与我的名字谢婉莹的‘莹’字的含义‘光洁、透明’相符。”至于张心远为什么起笔名叫张恨水，据石楠所写的《张恨水传》的解释是：张心远曾经在苏州的蒙藏垦殖学校读书，受当时的“鸳鸯蝴蝶派”文人影响（鸳鸯蝴蝶派文人起笔名一定要带个什么“生”），他就起了一个笔名叫“愁花恨水生”。后来，张恨水先生自己也解释过他的笔名来历，说那与谢婉莹完全无关。他说他的笔名“恨水”取自李煜的词“相见欢”的最后一句“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5）

 

但我仍然佩服父亲。在那么贫寒、受欺压的环境里，他仍不失为故乡小镇上的文人之一。他酷爱象棋，偶尔也打打麻将（改革开放之前的麻将决不是赌博工具）。我看着手里的《夜深沉》，忽然联想到父亲还有一个文化强项，也是他唯一的自我娱乐项目，就是拉京胡。偶尔他也自拉自唱几句，在故乡小镇上，算得上一名京剧票友。我二哥B荣祖十几岁时就能登台演京剧“杨门女将”里的佘太君，可能是受了父亲的影响。当然，更因为我们家乡本是徽班进京成为京剧之前的发源地。历来家乡人称京剧为大戏，称黄梅剧为小调，家乡各县都有一个京剧团和一个黄梅剧团。我记得父亲在扫街扫厕所的那些年里，也没有停止过拉京胡。

“京胡还在吗？”我问父亲。

“在。这也多亏你的校友CCC，要不都跟这手炉一起被拿走了。”说着，父亲到床的侧面取来了胡琴。一边拿松香擦着弓，一边问我：“你在京城学了几句京戏没有？”我说没有。再往后两年，全民学唱京剧样板戏，我倒是认真学会了《沙家浜》和《红灯记》里的几段，准备回老家与父亲对琴的，不料再也没有机会了。

父亲调好了弦，问我：“想听什么？”我指着张恨水小说《夜深沉》的封面说：“就拉这个吧。”

于是父亲闭上了眼睛，他拉任何曲段的引子时总是先闭眼，拉完引子再睁开眼睛。然而他睁开后的眼睛就好像走了神，都沉浸到那乐曲中去了。我静静地听着，听着，我听出在引子之后，他反复地拉了三遍慢板。然后拉完中板，就停住了。他抱歉地说：“扫了几年厕所，手生了，不行了。”

我说：“好听。我正好也不喜欢听后面那段快板，跟曲名不符。”

父亲睁大了眼睛看着我：“你懂了不少哦，在哪里学的？”

我说：“我在学校乐团的民乐队拉二胡呢。我们队长是苏州人，比我高两届。他吹拉弹唱样样行，京胡也拉得好。他拉‘夜深沉’的时候，跟您一样，从来不拉最后的快板。”

父亲听了，连说了三声好。收起胡琴，说：“念大学是对的，学的东西多。你奶奶临终时的唯一遗言，就是要我砸锅卖铁都要供你们这一代人念书。当然她不明白念书还分那么多等级，我也是你们兄弟五个都念了书以后才知道那个分别。你大哥考大学时填报了四个大学：清华大学、金陵大学、中央大学和他实际上去念了的建国法商学院。我们小地方的人也知道清华大学好，金陵大学好，中央大学好，可是越好的大学要的钱也越多。我东拼西凑，勉强凑够了他念建国法商学院的首期学费。我听说你念的学校，也是解放后才从清华大学分出来的？好。你去北京念大学，惭愧我没有供过你一分钱，我对不住你哦。你们娘儿母子，我都对不住。”

父亲抱着铜手炉，低头叹息。我马上把艾老师给我加了助学金的事告诉他，还告诉他，从上大学时开始，我三哥每个月都给我寄七元五角(两个月寄一次十五元)的零用钱。系里最近还补助给我一套新棉衣，就是我身上穿的这套。

父亲抬起头，伸手摸捏着我棉衣袖口的里里外外，连声说：“好布料，好棉花，里外三新，好。”然后他的手就按在我胳膊上，说：“孩子，这艾老师，你这四个哥哥，全都是你的恩人哪。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记得吗？”我连忙说：“记得。”

父亲挪开了他的手，问：“有对象了吗？”

我说：“还没有。”

“没有好，不要着急。找对象是终身大事，要慢慢挑。定了就不能反悔，休妻是家族大耻。我知道你看过B氏宗谱，你没有我看得细。安徽有句骂人话叫‘操你祖宗十八代’，巧得很，B氏宗谱里，在我上面的祖宗正好是十八代。我查遍了这十八代祖宗，丧妻续弦的有，妻在纳妾的也有，唯独没有一个祖宗休过妻。你的四个嫂子，各有千秋。从相上看，她们跟你四个哥哥，一对一对的都有夫妻相，都能白头到老。女子无才便是德，美妻是灾，才妻是祸，这都是对丈夫说的，不是对社会。一个国家当然有美女才女，为社会共有。若共产共妻，就必出问题。你不要找太漂亮、太聪明的对象，不丑、不傻就行。你是国字脸，瓜子脸和鸭蛋脸的女人对你不相宜。记住，适合作你对象的，是猴子脸的女人。有目标后，你先把相片寄给我看看，我只看她相片就知道合适不合适。”

我连忙答应了。因为父亲算卦、算命和看相的本事，是黄泥镇上和四乡小有名气的。尤其是他若认为重要的人和事，就不会单打一地算，而是把卦、命、相这三者结合起来算。他看过我中学时候两个与我关系密切的同学的照片后，就说其中一个“非寿者之相”，那个同学不久游泳时淹死了。他说另外一个“要提防、不可深交”，果然那个同学后来向学校告密，把我误将收音机拧到了苏联电台的事，说成是我有意偷听敌台，我差点被学校开除。

一九六六年冬天是我情欲躁动不安的一段时间。上面说了，我从学校图书馆搬了一大摞封资修书籍回宿舍，一本一本地看了起来。那时我刚满十九岁，一脱离教条思想的桎梏，就像野马脱缰，饥不择食。我很快被那些封资修毒素害得春心荡漾，恨不能立刻变成莫泊桑笔下的俊友杜洛阿，跟哪个多情少女坠入到温柔乡里去。无奈人穷志短，我有贼心也没有贼胆，充其量只能把自己关在宿舍里，想象着书中的黄金屋和颜如玉，瞎写一些所谓的英雄所见。后来沉到长江里的满满十七厚本日记，有三分之一是在那段无政府时期写的。

父亲的教诲，我感到实在是宝训箴言。我当时确实愿意早日结束那种青春苦旅，赶紧找一个猴子脸的、不丑又不傻的女人结婚算了。我战战兢兢地问父亲：“您看我什么时候能完成终身大事呢？”

父亲闭上眼睛，又掐了半天手指，口中念念有词。然后慢慢地睁开眼睛说：“定下对象应该就在一年之内，成亲恐怕还要等几年。”

今天想来，我实在佩服父亲的预测。八个月后，我在串联到大连的时候，遇到了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她。我从见到她的第一眼，就认定这必是要与我相伴终生的女人了：因为她正是一张猴子脸。若按老乡张恨水先生写的美女三个字标准“白、高、肥”来说，她一个字也沾不上。但我记住了父亲头年冬天对我说的“不丑、不傻就行”，心中就暗暗地拿定了主意。等有了她的第一张相片后，我就把它寄给了父亲，父亲回信说“合适”。更没有想到的是：她是一九六八年冬天大学毕业分配工作的，我那时候还在“念书”。她没有告诉我，就把第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元五角的几乎一半，二十元整，寄给了我父亲。那时离父亲归天已只有几个月时间，他老人家故意不忙兑现汇票，逢人就拿出来炫耀：“最小的儿媳妇（其实那时离我们结婚还有两三年呢）给我寄钱来了！”无疑，父亲挂念最小儿子婚姻的那份心事了却了，伴随着极大的安慰。

 

（6）

 

夜已深沉，算完我的婚姻大事后，我没有要求，父亲却主动地为我们五兄弟都算了算。他拿出一个小本子，那上面记着全家人的生辰八字。

父亲算我大哥时，花的时间最长。算算停停，又找出大哥最近的一张相片，仔细看了之后，再重新算。最后父亲面露不安地问我：“文革以来你大哥还好吗？”我说：“好呀。他被抽调到中央两报一刊评论组了，那是中央文革直接领导的写作班子，不好还能进得去？”父亲说：“不对，他两年之内必有大灾。你回去告诉他，凡事要小心谨慎，大灾来自身边小人。”我点头答应。

算二哥算得最快。结论是：“他最大的问题是膝下有女无儿，我记得已经告诉过他。”

算三哥费的周折也不大。父亲说：“你三哥憨人憨福。要说仕途财运，你们五兄弟里数他最差。可是他的命竟是儿孙满堂，要在东北发出B氏一支旺族。”

算四哥也很费了些时间。父亲一边算一边对我说：“你四哥从小多灾多病，本该夭折的。你祖父请来道士念经，活了下来。他娶你四嫂前，是你妈先有了意思，再叫我去看的，那时他们男女双方还没有见过面。我看她缺乏旺夫益子之相，也对你妈讲了。但你妈只想顾全两家本是世交，我又是个被专政对象，哪敢挑挑拣拣？就那么将就了。你四哥一生命苦啊，走也要走在你们四个人前头。”二十几年后，我四哥患了肝炎。没有拖多久，就英年早逝了，走的时候五十四岁。头一年冬天，我们父母坟头的一棵五根壮枝大树（亲友都说那象征我们五兄弟），突然被冬天里极其少见的雷电击断一根。当时祖坟所在地的一位本家对我二哥说：“明年你们五兄弟里，怕是有一支要遇难啊。”听到这话，第二年我们五兄弟都夹着尾巴做人。没料到，竟是应验在四哥身上。

算我时，父亲频频地抬头看我。时而又拉起我的双手（先左后右），看指纹、捏虎口和掌心。最后说：“你跟你大哥年龄相差十八岁，命中却有许多相似之处。那么你要记住我刚才说的，你大哥必有大灾的那个年龄。”然后又笑了笑说：“不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祸来躲不过，福来不靠求。我这一生中，给别人算过成百上千的命，虽没有谁来说我算错了，我自己可不敢说都算准了。其实呢，人的一生一世，就跟编好的一台戏一样，万事都已注定，人不过来演一遍，但演员断不能自己改变编好了的戏。你以后有钱了，记住不要花钱在算命上。哪个算命的也不会比我今天夜里给你算的更准。你信不信？”我点点头。

那天夜里，父亲和我都没有睡意。久未听到过的鸡鸣声令我吃了一惊，我问父亲：“您还养鸡了吗？”父亲说：“养了，天亮就杀一只母鸡招待你。”我说：“母鸡留着下蛋吧，杀只公鸡呗。”父亲说：“只有一只公鸡，一是留着报晓，二是留着打水（就是交配的意思），这样我留到春天的蛋就又能孵小鸡了。”我说：“天快亮了，我们还是睡一会吧？”父亲说：“当然要睡。我烧了热水的，现在去拿来给你泡脚。”我阻拦不住，作为小儿子，竟然像贵客一样被父亲伺候着。

我们家乡人认为好吃的东西就是鸡、鱼、肉、蛋。我在父亲身边住了三天，他每天杀一只鸡，买一条鱼，买一斤不要肉票的高价肉。鸡蛋就是家里鸡生的，每顿饭都是父亲做，我只管吃，也不知道吃掉多少个鸡蛋。我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吃了二十多天营养不良的串联饭之后回家，当然能吃。我餐餐狼吞虎咽，尽情享受家乡美味。而父亲一个年近七旬的老人，毫无龙钟老态，也跟我一样能吃。他顿顿风卷残云，不容一点饭菜浪费。有一顿饭后收拾桌子时，他为自己的吃相解嘲说：“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我现在自我检查身体的办法就是吃饭。民以食为天，吃和穿的确很重要。那年开我的批判会，有人批我说的‘人生在世、吃穿二字’是什么腐朽人生观。其实那也不是我发明的话，要是从积极的方向去解释，那话也并不错。要解释为：人生不要好高骛远，衣食无忧，夫复何求？”我望着父亲壮壮实实的体态，听着他睡觉时如雷的鼾声和起床后如钟的话音，以为他至少要像我祖父一样活九十多岁。我万万没有想到，此后才两年多，他就长眠不醒了。我能想象到，那最后两年多里，他又受到了何等残酷的文革打击啊。

我怕父亲三天里为我花光一个月的生活费，第二天我就叫他不要买高价肉。他说：“不要紧，马上蜡月就到了，我还会像往年一样，在门口摆起代写春联的摊子，挣一笔大钱的。”我说：“今年文革，移风易俗，恐怕没有人贴春联吧？”父亲满有把握地说：“移风易俗的年头就贴移风易俗的春联啰，我都想好不少新对子了。你放心，这黄泥镇是三县交界的重镇，谁也禁不了三县农民贴春联的。”果然不出父亲所料，那年的春联贴得比往年更红火。

在故乡的那三天中，基本上没人来打扰我。可能是因为特殊时期，人人都摸不清对方阵线、不敢随便串门的缘故。我也乐得关起门来，一口气读完了张恨水的两本小说。离家之前，我把回京途中可能要花的钱留好，然后把多余的三元钱，夹在《啼笑姻缘》里，和《夜深沉》一起，放回父亲的褥子下面。

 

（7）

 

将近三十九年之后，就是我现在写这篇文章的三年半以前，二○○五年七月十六日夜里，我忽然想起了在故乡黄泥镇的那个冬夜，父亲说的我与我大哥命中有许多相似之处的话。我对照几十年来已经发生的事，感慨不已，夜不能寐。当即起身，打开电脑，写了一篇散文《大哥与我》。现在我把这篇散文一字不改地贴在下面，作为我这篇怀念父亲文章的最后一段，也再次表达我对父亲预测人生的准确性的惊叹。愿父亲的在天之灵安息！

 

我父母共生了十三个孩子。即使在男孩子里，大哥也不是老大，我也不是老五。但是后来成活的只有五男二女，女孩子不算家里人，于是大哥就成了老大，我就成了老五。

我和大哥的经历很相似。他十八岁时到当时的首都南京去上大学，我十八岁时到当时的首都北京去上大学。他上的是工商管理专业，我上的是经济管理专业。后来我才明白，微观经济管理其实就是工商管理，不过不同时代追赶不同的时髦，相同的专业就得了不同的名称。就好像西方的LOGISTICS在中国大陆本来叫后勤，在香港叫物流。大陆改革开放以后，说话腔调都以香港腔为时髦，于是大陆的后勤一夜之间也变成物流了。

大哥上了大学不久之后，就参加了翻天覆地的新旧中国交替的革命，后来一直也没有管理过工商。我上了大学不久之后，就参加了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后来倒是还管理过一段经济，但多数时间里是不务正业，没有在经济管理方面搞出什么名堂。

大哥三十八岁时，落入了人生最大的低谷。由于他得罪了新调入他那个工作单位的毛的小女儿，于是，一天后半夜，突然被年轻的军人们从家里带走了。我三十八岁时也落入了我一生最大的低谷。那年我从英国留学归来（八十年代前期能出国留学的中国人总算混得太好了些），回国后刚刚任命我当处长，就有人举报我里通外国。结果查无实据，不了了之。但是我也就从那时候开始对本应从一而终的单位不忠，密谋策划，终于在五年后做出了令同时代人不敢想象的事：调离了当时如日中天的中国海洋石油对外合作行业。

大哥生了一双儿女，女大儿小。我也一样。大哥的女儿比男人更好胜，虽然入了美国籍，住在花园洋房里，但她的言谈表情中似乎没有幸福的影子。我的女儿也算个小女强人，也拿了美国绿卡多年，入美国籍就看她愿不愿意，她在大公司里做个能管两三个人的小头目，挣钱比我拿全中国最高工资的时候还多几倍(指数字,不是实际含金量)，可是眉宇间总是写满了愁苦。大哥的儿子丝毫不受出国潮影响，决心与北京共存亡，三十岁才结婚，婚姻像我们这代人一样一生一次、一次终身。我儿子也对出国不感兴趣，跟父母好像贴了万能胶，快二十八了，还没有对象，估计也要满了三十才会结婚，结了就不会离。

大哥在家里一年到头地接待家乡穷亲戚和军队穷战友，又为自己的儿孙操劳。我自从退休之后也用另外一种方式为穷人服务，也为自己的儿孙操劳。

大哥今年七十六了，一打电话，嗓音洪亮，应答敏捷，就知道他必定高寿，还能为穷亲戚穷战友和他的儿孙辈做上十几年好事。既然我跟大哥各方面都很相似，但愿我也得享高寿，为我所服务的穷人和我的儿孙辈再做上十八年又加十几年好事吧（大哥比我年长十八岁）。

 

 

（第7段引文写于二○○五年七月十六日，全文完稿于二○○八年十二月）

[傻猫儿]

真是记得真切，那么多细节都记得。好可惜原本健康乐观的父亲，被文革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