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 话 的 变 迁
田 心
我童年时代居住的小镇上有两部电话:一部在镇公所里,一部在邮电局里。镇上解放了,我大哥穿着军装回家探亲,带我去邮电局给在外地工作的二哥打电话,叫我准备好跟二哥讲话。邮局的柜台很高,大哥把我抱起来坐在柜台上。等了十来分钟,电话接通了,但是没有讲上话。因为那边单位领导说我二哥正在上班,他会转告我大哥要对二哥说的话。我年龄虽小,却突然产生一种没讲成电话的遗憾; 不过因为曾离电话机那么近过,还是激动了好几天。
我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每栋学生宿舍楼里有一部电话,打电话和接电话都是免费的。但若你想打电话时有人在打,或者话筒放在旁边(表示有人去喊听电话的人了),那就不知要等多久了。那时候我们系里有个高干子弟,别人说他家里用的是“红电话”。(我至今也不知道“红电话”是什么意思,可能电话机是红色的吧?所以后来我自己家里安装第一部电话时也选择了红色的话机。)但那位高干子弟在学校与家里通电话,还是站在宿舍楼里排队。
我在英国留学时没有给国内打过一次电话,倒是经常帮我当时打工的那个餐馆的香港厨师打电话到香港。那个厨师不会讲英文,而打国际电话要从那边的分机接线到伦敦国际台,再接到香港国际台,再接到港岛、九龙或新界的电话局,最后接到他家的分机。接好后我把话筒交给他,他开始用广东话跟家里人讲话。打完电话之后,他请我去酒吧喝一次威士忌。我心疼他花钱,推辞不去,后来他就每次给我十英磅作为讲英文的报酬。最后回国时,我的航班临时改变,不得不通知我大哥,因为他要去机场接我。我狠狠心,给大哥家打电话。接通北京国际台之后,北京女话务员说我要的号码是军线,不能接。我就跟她商量能不能记一下我的航班号,由她转告我大哥。她说要请示领导。过了几分钟,我听到另外一个女人的声音说:“接通吧,录下他们的讲话内容就行了。”那次电话花掉我几十英磅,心疼了好几天。
我第一次使用程控直拨电话是一九八三年,但只限于在外资酒店里打给国外的用户,打国内还是要拨通单位总机之后由话务员转。与程控电话同时出现的新玩意儿是电传,后来又出现了BP机。在中国,电传机从出现到消亡,可能都没有使用过中文,现在的多数年轻人恐怕不知道电传是什么东西。初期的BP机也只能显示数字或英文,不能显示中文。就那样的BP机也要卖上万元一个,不是一般人用得起的。但那时我们单位的副厅职以上领导,专车里有车装电话,我搭他们便车时看见他们在飞跑的车上跟家里人通电话,羡慕不已。
一九九○年,我开始使用手提电话。但那不是我私人的,只能在有紧急公事时打一下,不敢打给自己的亲朋。那玩意儿外号叫砖头,有两斤来重,听说一个要值十万元以上(开户费就是两、三万)。后来单位发给我第二部手提电话时,体积已经变小了一些,但还要几万元一个。到一九九五年时,我用的手提电话已经不到半斤重了,并且准备从模拟改为数字。那时使用手提电话的人总之还是少,所以它仍然是身份的象征之一。到内地中等城市里出差,在街上用手机接电话时,必定有人围观。我的一个朋友总结说,那年头用手机的是三种人:一是处级以上的公家人,二是先富起来的生意人,三是与前两种人有瓜葛的女人。
一九九九年和二○○○年,我在美国住了两年。没想到这两年是中国手机突飞猛进的两年。我从美国带回来一个价值二百多美元的摩托罗拉手机,居然熟人谁见了都说我老土。我一看从前的部下用的手机,果然个个都比我的高级,功能也远远超出“电话”的功能了。我领一个鬼佬到深南路统建楼的二手手机市场一看,他说:“我跑了那么多国家,可以肯定地说,任何其它国家的任何城市,不可能有比深圳更发达的手机市场。”
不过手机使用人的身份却全倒过来了。因为最广泛使用手机的人群依次是:废品收购人员(即捡破烂的,捡到大件时需要互相通知合作),各公司跑街的推销员(广东话叫“马仔”的),应召的女郎或男郎……至于高官、大亨和名妓,偶尔用一下手机,都是别人弄好了递到脸边,讲完话自有人接过去保管。
中国的固定电话,最显著的变化是位数越升越高。以前的县城东莞,现在也是八位电话号码了,这一点连发明电话的国家都自叹不如。我在英国的熟人家里电话,过去是四位数的,至今还是四位数。原来是五位数的,还是五位数。最高升到了七位数,就再也不往上升。所以,凡家里电话是七位数的家庭,就没有什么可以自夸的了,肯定不是皇室贵族之家。美国是全世界科技最发达的国家,纽约是全世界电话最多的城市,但是要说电话号码位数,却赶不上中国,全美国的电话都是七位数。人家手机的号码也是七位数,而我们中国的手机号码早已是十一位数了。哎,我怎么也弄不懂这些道理。
更不方便的是,现在几乎买不到纯电话功能的手机了,各种各样的手机都有短信、照相、游戏、上网、日历、计算器、词典等等功能。这种功能越来越多的手机,对于年龄越来越老的我来说,实在越来越浪费,因为我还是只使用其中的电话一种功能。
(二○○六年一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