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英杂记（02）

(旅英杂记 02)

 

伦敦的第一印象

 

田  心

 

 

希思罗机场外面的停车场比天安门广场还要大，小汽车停得密密麻麻。从飞机到候机楼，是坐摆渡车过去的。我心想，这下出了机场之后，一定要越过至少天安门广场那么远的路才能雇到出租车或进入地铁。

其实不然。伦敦城区虽然比北京上海都大，街道却修得出奇地给人以方便。许多街道窄得仅仅容纳两车道，街区小得像豆腐块。每个街区的四面都是商店，不像北京的王府井或上海的南京路那样，只是一条街繁华，交叉方向的街道就冷冷清清。伦敦的商业区就像上海的城隍庙，不过是成千上万个城城隍庙拼在一起。地铁出入口不像北京那样远离人行道，孤零零地设在大街心里; 而是像一家普通商店一样占着不宽的门面，毫不突出，毫不孤立，等你进去以后，才发现进入了又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伦敦。地铁站内靠滚梯连通上下五个层面，我担心他们把地球挖穿了; 不像北京地铁站内只有一层。

我刚领到行李，就看到了BP派来接我的华人职员邓先生。他领着我没走几步路，就到了他停车的位置，原来就在楼内，不是我先前看到的那个巨大的露天停车场。我忍不住问邓先生，是不是因为停车楼内没有空位了，那么多汽车才停在机场停机坪旁边的露天停车场呢？邓先生开始没有弄懂我的意思，然后就大笑说：“那些车呀，那是卖汽车公司的陈列品啊，故意向空中旅客做广告的。”

邓先生一边开车一边对我介绍路边的景物，他是个非常热情善谈的人。他是我碰到的第二个高度赞扬伦敦的华侨。以前我听曾老先生盛赞过伦敦，而邓先生的赞扬更令人信服。他说他在美国、日本、香港都长住过，最喜爱的还是伦敦。好像伦敦什么缺点也没有。我立即问他：“气候呢？‘雾伦敦’难道也是令人愉快的吗？”谁知他竟然听不懂“雾伦敦”是什么意思，他大概连狄更斯或司汤达的小说都没有读过。后来我听BP的华盛顿先生说，从1952年开始，伦敦周围建了许多除雾设施，伦敦早就不以雾著称了; 而且年轻人里也的确很少有人还读狄更斯或司汤达。邓先生才三十来岁，肯定生于1952年之后，可能的确没有读过狄更斯或司汤达，所以他听不懂“雾伦敦”是很正常的。

如今很难找到狄更斯笔下的伦敦了。即使很古老的建筑物，也每年修缮，使人感觉不到一点破败的痕迹。街上到处是长椅、鲜花、公园和草坪。在北京，好像永远也难轻易获得长椅坐。可伦敦街上的椅子永远也不会“客满”。海德公园星期天仍然有人讲演，但“民主墙”上却什么也没有贴。街上到处有“乱丢垃圾罚款一百英磅”的牌子，但还是有垃圾废纸，不过比中国的城市干净多了。

伦敦市政建设的最伟大成就是地铁。在地铁里旅行，会使人立即产生像登临了中国长城那样的感觉。过去学英语时，学到伦敦地铁，不知是怎么回事。如今亲身经历一下，方才惊叹不已。九大线路，在地下交叠多层，能通到伦敦的各个角落。无论你从哪个站下去，买一张到“A”站的票，在地下无论换多少次车，最后只要你是从“A”站出口上到街上就行。无所事事的穷人倒是可以整天整夜地呆在地铁里面，换车也行，不换车也行，反正里面冬暖夏凉。后来我才知道各国地铁都是无家可归之人的栖身之地。北京地铁也已建了二十来年，但若与伦敦地铁相比，恐怕再过二百年也赶不上。

此时正是伦敦的好季节，气温与北京的金秋相仿。衣着因人而异，有穿短大衣的男人，也有穿袒胸露背衫的妇女。我本人在早晚穿一套西装（我很快就发现街上走路的男人是很少有穿西装的，但我除了西装就没有别的外衣），中午把西装上衣脱掉，穿衬衣正合适。在BP办公楼里倒是所有的男人都穿西装，且打领带。但在街上就大不一样，偶尔见到穿西装的，也不打领带。看来英国绅士对非正式场合的穿着观念大有改变。妇女的衣着则能显示英国道德观念与中国道德观念的差异。尽管地铁里的广告说“GO AS BARE AS YOU DARE”，但街上并没有见到谁穿得很裸露。尤其是上身，至少也穿着乳罩和背心，下身倒是有穿超短裙的。公共场所男女接吻随处可见，但其动作并不比北京傍晚时分所见的过分。巨大的差异是在出版物上。街上摆卖的有些杂志封面令人不敢正视，刊登各种各样性交、同性恋、性苦闷的照片，甚至还有写上姓名地址的。这在中国还是绝对的禁区。SOHO之夜，也不像过去学英语时所听说的那么可怕。我住的酒店离SOHO非常近，有两天晚上我从泰晤士河边步行回酒店穿过SOHO，我看那里也就跟傍晚的广州西濠一带差不多。黑社会肯定各国都有。但黑社会毕竟是黑社会，总是害怕政府的。伦敦的治安是不错的。再贵重的钟表、首饰、电器商店，都是通宵敞着玻璃门窗的，没有中国那种玻璃门窗外面特制的铁栏杆或防盗门。

在伦敦街上闲逛，发现伦敦的外国游客太多了。有一天我大概问了五十次路，只有一次问到了伦敦本地人，大部分人的回答都是：“我也是外国人。”在公共场所和BP办公楼里，都能见到各种肤色的人，不像在中国的中等以下的城市和广大农村里，还有围观或尾随外国人的情况。黄种人在伦敦市民中的比例不低，主要是做餐厅或旅馆工作的。我住的酒店餐厅工作人员中多数是黄种人。黑人做清洁工的很多。在SOHO附近的中国城里吃了一顿午饭，整个饭馆的工作人员全是广东人。不过，在伦敦遇到的中国人大部分是从香港过去的，很少有人能讲国语，他们只会广东话或英语。伦敦的中东阿拉伯人很多，听说都能讲英语。

伦敦的物价总的来说比中国贵得多。食品、衣服、日用品、交通、住宿都比中国贵。我住的五十英磅一天的酒店房间，顶多也就相当于广州二十元一天的。十几英磅一餐的饭，赶不上广州十元的。衣服鞋子更是贵得吓人。出租汽车也不是学英语时书上说的那种几十便士的价钱，而是起步就是一英磅。但手表、照相机、电器比中国便宜得多。我每餐饭都吃掉一架相当不错的照相机。总之，价值观念必须彻底改变一下，才能避免许多精神上的折磨，避免作金钱的奴隶。

 

 

（写于一九八三年九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