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马里奇疑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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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12月24日，圣诞节的前一天，香港北九龙裁判法院，约瑟夫·库马里奇死因调查庭的三名陪审员，经过了大约45分钟的后室商议后，于午间2点15分，重新回到法庭。首席陪审员向法官表示，陪审团已达成一致意见，裁定：21岁南斯拉夫籍青年约瑟夫·库马里奇，职业不祥，于1969年10月31日于香港伊丽莎白医院证实死亡。死亡原因为：糖尿病恶化，引起急性心脏衰竭，导致肺水肿而死。死因属自然（死亡）。

法庭主持，验尸官科菲尔德在允许陪审团员退庭，进入后室审议之前，先发表了大段讲话，对本案审理做总结发言，引导陪审员判案。科菲尔德指出：可能影响陪审员作出公正裁决的因素，包括了对本案的社会关注度。无论是在开庭审理之前，还是在审理过程当中，一直有报纸新闻对本案的种种评论。陪审员在裁定死因时，不应受到此类报章议论之影响。

在讲到传闻证据时，科菲尔德重点提到两件事，一是新西兰大律师凯文·瑞恩的证词，当中不少是其与他人谈话中道听途说来的，在法庭上做引述。陪审员如果接纳这些传闻证据，则往往会偏离事实，十分危险。

其二，科菲尔德提到一位警方证人，香港著名男校华仁书院（Wah Yan College）的科格伦神父（Fr Coghlan）在庭审聆讯初始出庭作证。老人家讲述了约瑟夫在从加尔各答飞往香港的飞机上的若干表现。但那其实并不是科格伦神父亲眼所见，而是他的一位朋友，麦凯布神父（Fr McCabe），在一次与他喝咖啡，闲聊之中谈到的。而这位真正与约瑟夫同机的麦凯布神父，后来便离开了香港，去了加拿大。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传闻证据。陪审员要特别小心加以考虑。

我很奇怪，当科菲尔德在总结发言中，谈到警方法医官李福基的证据第时候，竟然明目张胆地使用了双重标准。他特别提醒陪审员们予以考虑：警方李法医官之所以会改变初衷，是因为他最近才听说（recently heard）自己所用试剂条有错。这明明也是一个典型的传闻证据啊，并且是本案的一项关键证据。而科菲尔德并没有警告陪审员，须特别小心加以考虑，否则会偏离事实，十分危险。他而是鼓励，要求陪审员予以接受。身为法官，如此公开地践踏法理，混淆视听，居心叵测啊！

在发言之最后，科菲尔德强调说：有关死者致死的原因，（陪审员）可以考虑专家与（各位）医官之证词。案中并无显示死者遭到（警察）暴力对待，亦无证供显示其他之可能死因。所以，如果陪审员认为死者之死因为肺水肿，则可裁定其死于自然。

上图：当年香港华文报纸报道约瑟夫·库马里奇死因调查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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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约瑟夫·库马里奇的死，对于北九龙裁判法院给出的，死于自然，这个结论，我们该做如何评价？法庭聆讯内容，是否解释了死者家属心中的疑惑？聆讯进程本身，证人证词，是否经得起事实的检验？真的是如验尸官科菲尔德所说的，无证供显示其他之可能死因吗？死于肺水肿，就能等同于自然死亡吗？真的是如那位港大医学教授所说的，只有糖尿病才会引发其所描述的6种症状吗？那6种症状，真就能对上约瑟夫·库马里奇在香港期间的状态发展吗？

说到底，约瑟夫·库马里奇真的是死于糖尿病吗？香港警方和法庭，真的没有对约瑟夫的真正死因进行掩盖吗？

请容我一样一样来，把本案的诸多疑点给大家捋一遍。

1）关于出租车司机证人

首先说说那个没来出庭，但却是从九龙城警察署载上约瑟夫去机场的出租车司机。我们假设他名为X。

这个X司机，从九龙城警署的阿诺德帮办的证词，以及出庭作证的那位王姓出租车司机的证词来看，与王司机并非是同一个人。

如果说，王姓出租车司机——就是声称从旺角拉上约瑟夫，绕尖沙咀，最后约瑟夫不顾行李，自行离去的那位——是看到报纸新闻后，主动联系警方的。（否则难以想象警方是怎么找到他的。）那么，更有可能主动联系警方，而且，警方也更有线索去找的，应该是这个X司机。X司机刚好没看到本案新闻，也没听人八卦过本案内容，所以没向警方报案的可能性，是极小的。

根据阿诺德帮办的证词，X司机从九龙城警署门前拉了约瑟夫，要去机场。可是，却又没有拉到目的地。（约瑟夫随后便出现在旺角。）中途一定发生了什么变故，对此，他应该很有印象。

而且，因为有阿诺德帮办亲自叫的X司机出租车，还专门向他（用粤语）交代了要送约瑟夫去机场。警方如果要找到X司机，应该是轻而易举的。阿诺德帮办对X司机其人，其车，进行描述，就不难找到X司机所在的出租车公司。再按时间地点这么一查，X司机是肯定能找得到。问题是，警方为什么不去找找这个X司机呢？约瑟夫是怎么上的他的车，警方知道。可约瑟夫是如何离开他的出租车的？时间，地点？对于本案，难道不是很重要的信息吗？为什么举手之劳，警方却舍近求远呢？

除非————这个X司机，根本不存在！

并且，出庭作证的这位王姓出租车司机，他的证词，也是完全不合逻辑的。在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到此，很显然，我的结论就是：九龙城警察署，把约瑟夫从英国空军机场军事禁区带回，盘问，最终是放人了。但时间并非如阿诺德帮办所说的，是在上午10点送约瑟夫上了X司机的出租车。而是在更晚些时候。

而警方为什么又要找一个王司机出来做假证呢？这里面就隐约可见香港警方不可告人的目的了。（打住。且听下回分解。）

2）关于伊丽莎白医院里的那15分钟

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那位特邀出庭的港大医学教授，在他的证词里提到：约瑟夫曾经昏迷！并且是在警察叫了救护车，将约瑟夫送至伊丽莎白医院的时候。教授讲了糖尿病人可能出现昏迷的原因，又讲了——依当时的情景，也就是说，在那15分钟里，要求一个医生（尽管是对糖尿病很有经验的医生）当场判定约瑟夫属于身患糖尿病而昏迷，确实较难。

由教授供证的这昏迷一说，与医院急诊检查室的翁医生的证词显然对不上号。翁医生并没有提到约瑟夫有出现昏迷。虽然在现场的目击证人是翁医生，教授并不在场。但我相信，港大教授应该不会无中生有，给警方添麻烦。他而是专程来法庭，抛出一套所谓的专业理论，替警方擦屁股，求证不得已而为之的——第三个死因的。

这里面，暴露的是警方与教授的沟通出现了问题。翁医生做了假证，说约瑟夫没有出现昏迷。否则应该是允许留院观察和治疗的。但是，警方没有及时与教授统一口径。结果教授把不该说的，也在法庭上说了。

这15分钟里，关于约瑟夫的状态，三个证人，给出了完全不同的三种描述：教授说，约瑟夫之昏迷，医生难做判断。翁医生说，因约瑟夫暴躁，抗拒，使若干检查无法进行。而警方证人梁警司却说，约瑟夫在医生面前，显得很安静，情绪平稳。我的天呐！我们究竟应该相信谁？三人之中，必有两个在撒谎。不是吗？

3）关于伊丽莎白医院院长给家属的死因确认信

回顾在案发的时候，伊丽莎白医院的院长曾经亲自给家属写信，确认约瑟夫的死因是醉酒。那封信，家属具体是哪一天收到的，如今约瑟夫的二哥，伊万·库马里奇老先生已经回忆不起来了。但是，根据证词，政府高级化验师埃奇利的化验报告，是在11月6日就完成并提交给了警方的。也就是说，院长大人要么就是没等出化验报告，便不负责任地通知了家属，一个假的死因。要么就是明明知道化验结果酒精为零，却依然向家属谎报死因。

这位院长大人，并没有出庭作证。但是，很明显，一个是失职，另一个，则是帮助警方掩盖罪行。是犯罪。究竟是哪一种情况呢？我认为，掩盖罪行的可能性极大。也就是说，香港警方决定要将约瑟夫的死做成醉酒，时间就是在11月6日。

埃奇利对血样尿样以及骨髓的化验结果，肯定让警方是吃了一惊，怎么会没有酒精？但转念一想，觉得约瑟夫随身带了度数高达67.6%的酒，并且喝剩下半瓶。这将是一个很有利的证据，在法庭上说服陪审团，约瑟夫是个酒鬼。再者，约瑟夫的尸体于此前一天，11月5日在奥克兰下葬，香港警方是收到新西兰方面的通报的。于是警方会觉得，尸体已经埋了，这瞒天过海的事，就做成了一大半。

其实，约瑟夫，正是如家属所证实的，根本就是一个不爱喝酒的人。警方在已经知道了约瑟夫体内不含酒精的情况下，还要再送那瓶梨酒样品去给化验师化验，这就表现出他们已经是心中有鬼了。

香港警方万万没有想到，在过了一个月之后，凯文大律师介入，首先就决定要开棺验尸。在这一个月时间里，警方已经把醉酒的Case都包装好了，假证人，假证，都安排好了。结果，凯文大律师到香港，不但有了奥克兰尸检结果（部份结果），还跟化验师埃奇利通了电话，掌握了警方的底牌，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4）关于港大医学教授之出庭作证

要印证本案的的确确在约瑟夫的死因上出现过变数，从醉酒，匆匆忙忙改成了糖尿病，一个简单证据，就是这位港大教授的出庭安排。如果还能够找到法庭当时的文字，文件，我敢说，这位港大教授一定不在最初的证人名单上。而是后加进去的，在凯文大律师离开香港之后。甚至他所说的，对死者心脏，肺，及肝脏切片样本亲自进行了化验，也是仅仅发生在他出庭作证的前几天，新鲜出炉的。

5）关于法医官李福基的证词

警方法医官李福基的证词，既关键，又可疑。

李法医官的验尸报告我虽然没有见到。但其中死者尿样化验无糖份（阴性），这是可以肯定的。否则就不用当庭予以推翻了。这一点，说明了什么？说明在凯文大律师没有来到香港，没有代表家属对官方给出的醉酒死因提出质疑之前，由警方提交法庭的文件，包括警方的验尸报告，都是以醉酒为死因而设计的。而这一设计方案，随着凯文大律师的到来，随着《中国邮报》事件的突发，被完全打乱。而那些通过法庭已经公布出去的文件内容，想改也来不及了。所以，当实在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时候，警方使出了最为卑鄙的一着：在验尸官科菲尔德的配合下，公然作假，称——刚刚得知，尿样化验试剂棒所用试剂为过期！

李法医官在其证词里，提到了另一名职员交过给他一份化验报告。该化验报告的结果显示，死因符合醉酒，而不是糖尿病。这份（醉酒）化验报告，如果真的存在，则显然与政府高级化验师埃奇利的化验报告（酒精为零）完全矛盾。我们已知的是，这两份报告，无论哪一份，在开庭之初，都没有交给法庭对外公布。否则，凯文大律师就不需要亲自打电话到政府化验室去问了。

试想，如果不是凯文大律师以及《中国邮报》这么样横插一杠子，如果约瑟夫的死因，仍维持官方原先既定的调子——酒精中毒引起肺气肿。那么，埃奇利的化验报告就根本不会对外公布。而换上来到，一定会是那份，伪造的，——由另一名职员交出的化验报告。

可见，在这里，李法医官说漏嘴了。其实，只存在一份货真价实的化验报告，那就是——化验师埃奇利的化验报告。而这——由另一名职员提交的化验报告，本身就是警方为了掩盖事实真相而准备的。只是由于事情进展不顺，发生了突变，没有派上用场而已。李法医官根本就不应该在证词里提到这份报告。因为那将进一步证实，香港警方有造假，掩盖行为。证实约瑟夫·库马里奇——死于谋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