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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知道了,10月30日早上,约瑟夫从香港启德机场停车场走掉后,误入了机场旁边的一个军事禁区——英国皇家空军(RAF)香港军基地。从早8点过,到9点20,这一个多小时,他应该是在该基地的军事人员手中。
死因调查庭开庭第一天,就有一位皇家空军警卫,威廉中士,出庭作证说:10月30日早间,他见到约瑟夫出现在禁区内。他左手拎着一只手提包,右手提着一个手提箱,看着像游客,不像禁区相关人员。但因为他是个白人,身材又那么的魁梧,威廉中士误以为他是美国人,是中央情报局的人。在他朝禁区里面走的时候,就没有上前阻拦。可是才过了不一会儿,又见到这个人提着箱包往外走。这一次,警卫威廉将约瑟夫拦了下来。时间是8点15分。
威廉上前问话,该男子似乎慌不择言,答非所问。而且,居然装作听不懂英文。于是将他带到警卫室。在看过此人的证件,确认了他的南斯拉夫籍身份后,空军方面还联系了启德民用机场,了解约瑟夫入境香港的情况。知道约瑟夫的确是不懂英文,他们才通知了香港警方,叫警察来领人。威廉还说:在等警察来提人的这段时间里,约瑟夫表现颇为紧张。他两眼失神,双手不停地搓捏,全身冒汗,自说自话。
威廉中士在法庭作证的时候,凯文大律师还在飞往香港的飞机上。在读过这位从英国空军来的威廉中士的证词之后,凯文大律师觉得,这简短的证词,不但没有解答他心中的疑问,反而由此产生出更多的不解。事情的经过,真如威廉中士所叙述的那么简单吗?
凯文找到了他在法庭上遇见的一个熟人,叫卡普兰(Kaplan)。卡普兰先生是香港英文报纸 The China Mail(《中国邮报》又名《德臣西报》)的一名记者。他以前在新西兰做记者时曾与凯文大律师有过交道。
当晚,卡普兰先生被请到酒店房间,对凯文大律师进行特别采访。凯文把这么个机会给了他,是希望此案能引起香港社会更广泛的关注。他们两人在酒店里究竟聊了些什么,我到现在也只能是瞎猜。因为凯文大律师在他的《司法正义》一书中对此只字未提。而且,我到香港公共图书馆去查,《中国邮报》旧报纸存档,从1866年存到1961年,将近存了一百年。可那以后就没有档案可查了。(该报于1974年停刊。)
《中国邮报》在12月12日,头版头条刊登了卡普拉先生的报道全文。通栏标提是:
《约瑟夫·库马里奇死于谋杀!》
该报道的内容,我想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1)约瑟夫家属先后被告知不同的死因——心肌梗死,醉酒。
2)奥克兰法医验尸报告得出的一些真相,以及
3)香港那位化验师向凯文大律师披露的化验报告内情(当然不会提及真实姓名)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约瑟夫不可能死于醉酒。如此将真相公之于众,才能打乱这个(所谓的)约瑟夫死因调查庭的方寸。醉酒说不过去,就必然要另行编造一个死因。而想用一个谎言来掩盖另一个谎言,是难上加难的事。是会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的。凯文身为刑事辩护律师,很清楚这一点。
此外,凯文大律师也明白,这篇报道一旦刊登出来,自己在香港也就呆不下去,该回奥克兰了。因为法官科菲尔德一定会恼羞成怒,以他干扰法庭聆讯,妨碍司法公正为由,彻底剥夺他代表家属出庭的权利。
果然,《中国邮报》这篇爆炸性的报道,使香港其他各新闻媒体的记者,以及原本就非常关注约瑟夫·库马里奇离奇死亡案的各界民众,于当天,12月12日,蜂拥至北九龙裁判法庭。奇怪怎么会一下子冒出这么多的人,验尸官科菲尔德有点始料不及。因为他碰巧在当天,照例,昂首走进法庭之前,既没看报,也未曾留意早间新闻。
观察到法官大人明显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代表政府的那位检察官,伊万斯(Evans)于是提出与法官共进内室私聊。等半小时后他们俩重新回到庭内,科菲尔德马上变脸。接下来的法庭聆讯被叫停。陪审团成员被请到内室等待。法庭临时一改,成了现场批判大会。由法官主持,政府代表检察官挑头儿,对《中国邮报》的那篇文章,对文章的始作俑者——凯文大律师,展开攻击。批判会上,凯文大律师因涉嫌鄙视法庭,妨碍司法公正,几乎被软禁。
法官严厉指责说,在未经法庭许可,未有法庭调查所得出的死因结论之情况下,煽动媒体,发表此种文章,企图扰乱是非,误导陪审团。毋庸置疑,这是冲着本法庭来的,是冲着香港司法精神来的。在此问题的性质没有定论之前,涉嫌肇事的凯文·赖恩,不得擅自离开本庭,更不得擅自离开本港。最为严厉的是,凯文大律师被勒令交出本人护照。
凯文大律师一下子身陷重围,孤军奋战,但一点儿也没有惊慌失措。他毕竟是一个见过世面,身经百战的庭上名嘴,名律师。学识与城府,也决不在香港这些法律界人士之下。所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关于那篇报道,凯文郑重声明,文章之标题,显然是报社所为。他本人不曾对任何人说过库马里奇是被谋杀的。但是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所暴露出来的,越来越多的事实,不能不使人们更加强烈地对这一起离奇死亡案,产生此种怀疑。
这时候,法庭内外,已有听众开始要求登记,作为兴趣人士,参与后续的庭审聆讯。记者们也争先要对《中国邮报》所刊文章的内容,进一步提问。更多的躁动,恐怕还是来自于幕后。从政府的层面,新西兰,南斯拉夫,甚至是英国(空军),美国(中央情报局),中国大陆(社会主义阵营),,,
担心将此案做成政治事件,且迫于多重压力,在午休过后重新开庭时,法官科菲尔德再次变脸。他有请凯文大律师进入证人席,代表没能前来出庭的那位奥克兰法医,宣读那份奥克兰验尸报告。
那是一份尚未完成的报告。在新西兰,刑侦鉴识,是有它的一套科学规程的,并且随着年代与刑侦科技的变迁,不断有所发展。因此,在当时,奥克兰验尸报告中个别项目,比如血样化验,还要等几天,才能出结果。(尽管迟来的最终化验结果,与之前的初步化验结果相吻合,再次证实了约瑟夫体内不含酒精,也未见糖尿病变。)
法官科菲尔德,在各位检察官们针对奥克兰验尸报告提问完毕后,宣布休庭。并延迟开庭。将下一开庭日定在了下个星期三,12月17日,而不是星期一。凯文大律师在他的《司法正义》一书中写道:法庭这么做,目的显然是为了打发他走人。策略上,是要排除干扰。而我以为,那只是目的之一。更主要的是,在后面的证人出庭之前,根据前三天的庭审变化情况,对库马里奇的死因,要拿得出,除了酒精中毒引起肺水肿之外,下一个,说得过去的,解释。这是一个需要方方面面协调和统一口径的过程,必要时,还需要修改记录,人证,甚至化验结果,,,而完成这些,都是要花时间的。
凯文大律师于12月12日当晚便打道回府,离开了香港。他在书中把这次出关描绘成逃离。因为直到他坐上飞机,飞机起飞,飞越南中国海,他没有半点安全感。随时觉得有人在紧盯着他。甚至在登机口,非同寻常地,他看到有四个香港警察。其中一个,从肩章就看得出来是个高官。他们是不是在等候着缉拿嫌犯?空姐在看过排队登机的凯文递上的登机牌后,并没有马上交回给他。她而是转身,一脸不自然地,将那登机牌递给那位警察高官看。高官过目许久,然后点了点头,凯文才得以放行。
凯文大律师中途撤了,无可奈何,心有不甘。他坚信此案中必定有鬼。他担心库马里奇家人将无处申冤。一个等同于谋杀的罪行,竟然可以通过一个死因调查庭,明目张胆地予以掩盖。这是凯文作为一名律师,无法抑制的,永远的心痛。以至于在事过三十载后,他还用心将此案,以重重的一笔,写进了他的《司法正义》一书中。凯文大律师当然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些香港警察,检察官,法官的,永远不变,黄色的脸。
上图:凯文大律师之篇章《库马里奇事件——中国式谜团》
即使今天,依然有一些严重的罪行被明目张胆地予以掩盖。我们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多伦多,我们隔壁就是一家沥青厂,17年,这家工厂的粉尘,烟雾,噪音,震动和臭气肆无忌惮地对着我们释放,这个可耻的用污染损害公众健康和自然环境的罪行,一直获得多伦多市政府和安大略省环境局的支持,并且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利试图把这个罪行合法化,多伦多市政府把这里改成了重工业区,完全无视这里众多的商业和轻工业设施,以及周边的居民区,安大略省环境局则给了他们污染排放许可证。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环保法明确规定了任何造成或可能造成不良影响的污染排放不能准许,而这里的法规也对改zoning有一定的程序要求,那么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造假,对周边环境的描述严重造假,伪造沥青厂到居民区的距离,伪造这里制造业的数量。在1999年沥青厂租用这块地时就开始造假,假报告,假数据,违反法定程序,省略公众意见征询程序,这样的手法一直玩到今天。
公众针对多伦多市政府的新zoning的上诉历时四年仍然没有听证,申请上诉安大略省环境厅的新污染排放许可证被驳回,现在申请重审,结果还没有出来。
这一切也是我们作为民主法治国家加拿大公民的无法抑制的心痛。什么时候这个罪行才能停止作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