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马里奇疑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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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离现在既近又远。那是冷战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正较劲。中国跟苏联也不对付，还在乌苏里江打了一仗（珍宝岛之战）。但放眼整个世界，1969年还算是风平浪静的。那一年，尼克松刚当上美国总统，正在兑现其竞选承诺，逐步从越南撤军。年轻的阿拉法特也是刚刚上任，开始领导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中东此时并无战事，局面相对平稳。

话说约瑟夫·库马里奇，在他将要返程新西兰的时候，奥克兰这一头，安东尼和伊万便开始着急他的行期。可每次和老家联系，约瑟夫总是不能确定动身日期，一拖再拖。眼看回头签证的最后期限就要到了，安东尼才终于收到弟弟从贝尔格莱德发来的电报：约瑟夫将于10月30日，星期四下午，乘坐塔斯曼帝国航空公司的TE222航班回到奥克兰。（注①：他们帮约瑟夫办的回头签证将于第二天，10月31日，星期五，过期。注②：新西兰航空——Air New Zealand的前身就是这个塔斯曼帝国航空——Tasman Empire Airways）

等到了那一天，10月30日，安东尼和伊万一起去接机。奇怪乘客都出来完了，仍不见约瑟夫的身影。更让他们感到不安的是，连约瑟夫的行李都出来了，可是，弟弟，他人躲哪儿去了呢？焦急之下，安东尼通过机场问讯联系到航班。从奥克兰往回查悉尼，查澳航，因为当初那机票联的是澳航，飞的是澳航的袋鼠航线——The Kangaroo Route。可是，问了半天，怎么也问不出个结果来。

上图就是当初安东尼帮约瑟夫购买返程机票时，旅行社打出来的行程单。单子上只是列出了一个简化的行程，即从克罗地亚飞经意大利罗马，悉尼，终点是奥克兰。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些，我把其中行程的部分放大。请注意，单子上的日期是9月26日至28日，那是安东尼一厢情愿的安排。他希望约瑟夫能稍微提前一些，不要等到签证的最后期限。因为同乡们之间一直再传，邻村就有一位乡亲，去澳大利亚时因为签证过期被拒绝入境，原机遣返，损失可大了。

接机只接到了行李，没接到人。安东尼拿着那件行李的行李票去问，航空公司查出，该行李的始发地是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行李的主人是约瑟夫·库马里奇。这件行李是在印度的加尔各答机场才被转载到英国航空的航班的。航班号是BA934。但是，航空公司可以证实，在这班航班上，并没有一个名叫库马里奇的乘客。

注：当年联合运营袋鼠航线的有：澳航——Qantas，新西兰航空，英国航空——即BOAC（BOAC 是 British Overseas Airway Corporation 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简称），印度航空，和MSA航空——马来西亚-新加坡航空。

连续的询问，在第二天，10月31日，终于有了实质性的回复。不，那不是什么回复，是噩耗！来自于香港：约瑟夫已于10月31日当天猝死于香港的伊丽莎白医院！

得知这个消息，安东尼和伊万全懵了。猝死是怎么死？怎么就死了？你们去问问医院吧。香港机场方面也不知该如何回答。安东尼把长途电话拨到伊丽莎白医院的院长室，院长不在。接电话的是一位苏姓医生。问约瑟夫是怎么死的？苏医生告说，是心肌梗塞，病人在香港启德机场发病，送到医院就死了。

什么？病人？我弟弟约瑟夫这辈子就从未生过病。心肌梗塞？我弟弟约瑟夫心肺功能可是好着呢。他年纪轻轻的，谁梗塞也轮不到他梗塞。这事儿，医院有出死亡证明吗？苏医生解释，未经联系上死者亲属，医院对尸体不可做任何处置。你们应该联系的，是香港警务署，他们才是管事的机构。

香港警方？香港？安东尼从最初的懵懂中回过神来：我弟弟约瑟夫怎么会出现在香港？他的机票联程是我从新西兰给订的，根本就不经停香港啊。安东尼和伊万都不知道约瑟夫是怎么改的票，案发的时候不知道，那以后，至今，也仍是一个谜。

等联系上了香港警务署，管事儿的一上来就建议尸体火化。这怎么行呢？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更何况我们达尔马提亚人，世世代代，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我们的人死了，是不能火化的。安东尼坚决不让火化。

家属们又去找了航空公司，找新西兰政府部门。机票退钱我们也不要，约瑟夫是死是活，你们得把他送回奥克兰来。我们要在这里安排土葬。

约瑟夫的遗体，最终于11月5号回到奥克兰，并于当天安葬。

跟着运送尸体的文件一块来的，有一份由香港伊丽莎白医院开出的死亡证明。那上面注明的死亡原因，与当初电话里苏医生解释的完全不同。这一回，死因成了饮酒过量。因饮酒过量引起肺水肿，导致死亡。

这，这，不对呀？医院方面前后说法不一。先说的心肌梗塞，怎么想换就换，成了饮酒过量了？安东尼再次设法联系上了伊丽莎白医院，这次是院长亲自写的回信，信中坚称约瑟夫的死因是醉酒。可是，库马里奇家的人都清楚，约瑟夫虽然不是滴酒不沾，可他从来不多喝，基本不爱喝酒。

几天之内，库马里奇家人没有迎来欢天喜地，活蹦乱跳的弟弟，而是卷入了一场灾难。整件事情包含着太多的自相矛盾，太多的无法解释，太多的难以澄清。

库马里奇·约瑟夫的葬礼，是一个完全由政府相关部门，警察，和殡葬殡仪公司共同操办的低调的葬礼。来参加葬礼的人，除了库马里奇家族在奥克兰及其附近的亲朋好友，只有另外几个人。有新闻记者，政府联络员，和南斯拉夫驻新西兰大使馆的官员。库马里奇的父母，尼古拉和凯特，没能来跟小儿子道别。

到了这个时候，更多的消息在向奥克兰汇集。约瑟夫·库马里奇的死，成了本地的社会聚焦。连新西兰政府外交部，内务部的人都掺和进来，联系家属，问寒问暖。可是，安东尼和伊万，他们知道的越多，心情就越难平复。对弟弟死因的质疑，也越来越强烈。尤其是有一天，当他们看到了朋友从香港带回来的报纸。那报纸对约瑟夫于10月30日晚在香港启德机场的表现，不但做了报道，还刊载了照片。

看看上面这两张香港报纸发表的照片，约瑟夫像是心脏病发了吗？当然不是。是醉酒了，发酒疯吗？仔细一看也不像。他那受制变形的身躯，那痛苦而恐惧的面孔，倒更像是不堪折磨，难以承受中发出绝望悲鸣。更像是一个面对鬼子兵，宁可死也不愿从了的良家妇女。

照片上那些个武装到牙齿的香港警察，显然不是在尽力抢救一个喝高了，喝到肺水肿的临危病人。而是如临大敌，以多打少，强制扭送一名罪犯归案的工作照。而这同时也说明了，约瑟夫在转送伊丽莎白医院之前，先是落在了警察的手里。这一点，更令家属们感到疑惑和不安。

一位居住在香港的南斯拉夫裔女士，通过南斯拉夫驻新西兰使馆联系上了库马里奇兄弟。她向安东尼证实了，约瑟夫不仅仅是最后落在警察手里，并且从一开始，从他入境香港开始，就几乎一直是在警察手里。约瑟夫·库马里奇根本就是死在了警察的手里。

这位名叫爱丽丝的女士告诉安东尼说，她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在香港工作的英国人。所以就在当天，在得知警察局跟约瑟夫沟通有困难的情况后，她曾经主动联系警方，希望在语言方面能帮上点儿忙。可是，从她向警方了解到的信息来看，约瑟夫的处境是越来越糟糕。他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里，两次被警察送往医院。一次就是他在机场被警察带走之后，时间大概是在10月30日的晚上9点来钟。另一次，是在10月31日临晨4点左右，这一次，约瑟夫死在了被送往医院的路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了？约瑟夫会惨遭如此境遇？回头看弟弟的一生，有三件完全不合乎逻辑的事，竟都在同一天发生了。那就是：约瑟夫此生从未生过一天病，却在一天之内病死在了香港。约瑟夫一生从不嗜酒，却因醉酒而亡。约瑟夫一生本分，遵纪守法，从不会和警察有任何的交道可打，在新西兰不会，在南斯拉夫更不会。可他却一朝惹上了香港警察，并且无法挣脱，直至一死。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说明约瑟夫的死必定另有玄机，说明一切皆有可能，说明我们并没有得到事情的真相。最最起码的，说明这是一起非正常死亡。

库马里奇兄弟于是想到了要找律师，要找真相，要找到挖掘真相的途径。可是问题来了，库马里奇兄弟并没有什么钱，也请不起律师，更无法负担到香港去做调查的费用，甚至再掏不出钱来，买一张飞去香港的机票。

唉！首先，为什么会是香港？究竟是何原因，约瑟夫会出现在香港？在展开本案的案情之前，这个问题是绕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