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毕欧先生的故事

 

他其实叫范毕欧斯·库吐诺维奇。老家是希腊人，父亲却在罗马尼亚拥有庄园和土地，很有钱，，，直到盟军取得二战胜利，革命的罗马尼亚突然大规模进行土改。

 

－共产－

 

那天，我在大学图书馆里翻开报纸，一眼就看到了政府将所有庄园主的土地收归国有的红字标题。我坐着牲口拉的架子车赶回家，二十几里的山路，坑坑洼洼的，颠了五六个小时。到家园时，已经有土改委员会的人在守卫着，把我拦在了外面。

 

其实，在头一天夜里，委员会的人便突然闯进了庄园。他们限令我父母，在一个小时之内，每人只允许带上不超过二十五公斤的衣物，滚出庄园。其余的东西，全部原封不动，划归委员会。那个荷枪实弹的苏联人，曾经是苏联坦克军的一名军官，这会儿成了委员会的头儿，指挥着农场里的工人，封存我们的财产。

 

一个在庄园做了很多年长工的老汉，把父母亲暂时安顿到邻村自己的家里。我见到他们的时候，母亲已经躺在床上，昏过去两叁次了。记得那是一九四九年三月三日。

 

范毕欧先生当时正在城里大学化学系读大三，是一名很优秀的学生。他寄宿在父亲的一个法国朋友家里，那年迈的法国人是城里有名的律师。他还一直在他表姐所在的医院的化验室里打工，这位表姐并且是这家医院的领导。

 

－失学－

 

一夜之间，万贯家产荡然无存，除了那晚藏在衣服里带出来的一点儿首饰，我们一无所有。之后的几个月，母亲病倒在长工家里，父亲更无法面对这个现实，抱着一线希望，到处找机关上访。一次次的申诉被无情地驳回；许多原来的朋友，此刻也是爱莫能助，远远地躲开。有这么十来天，父亲还被关进监狱，幸得法国律师出面，不然老命可能不保。

 

身居领导岗位，又是革命党员的表姐，几经周折，委员会的一位官人，终于愿意聆听我们的冤屈：土地和房产，按政府土改的规定，该共产就共产，我们从命。但是的但是，那些属于祖辈承传的琴棋书画，文献资料，那些手工器具，餐炊具，那些身上穿的，铺上盖的细软，，，也这么说收就收，实在是欺人太甚，伤天害理呀！

 

嘴皮说破，眼泪哭干。官人最后冷冷的一句，父亲终于彻底垮掉。那王八蛋，你道他说的啥：收了你们的东西，有收条吗？没有？有我都难帮到你，更别说没有。

 

下一个，很快地，灾难就落到我头上。教务长通知我：因为隶属庄园财主的狗崽子，上面要收我的学费。一个月五百大洋，交不出来就滚蛋！那时候，一个全职的医生，每个月也才是一百五十的收入，我在实验室打零工，连五十都挣不到。就这样，我离开了学校，这辈子从此没再能回到大学里去，把那最后一年的课程读完。

 

范毕欧先生个子不高，但却是一个烈性子的年轻人。经历了此一番劫难，对共党政府，他的心中满是愤怒，满是仇恨。朋友中，他时常口出激烈的言辞；暗地里，他每每收听BBC电台的广播；他甚至大打出手，痛殴过政府的密探。与此同时，老家的人正在偷偷地帮助他们取得第三国护照，准备着有一天，能逃离罗马尼亚。

 

－出逃－

 

我还在表姐的医院里上班。医院里还算好，毕竟都是些有文化的人。当中不少人，很同情我一家的遭遇。每个星期，我们也要政治学习。可大家坐到一起时，都不认真讨论政府的主题，而是愿意听我报告BBC广播里美国人在欧洲的消息。每到节庆日，同事们还推选我出来负责出墙报，挂花贴彩，装点气氛。可是，发自内心地，我感觉到，在这个国家的日子，是越来越不好过。

 

那时候，有很多所谓优秀份子，自愿地为共产党在做密探。我中学的同学当中，就有一个。那天，我们几个正聚在广场喝咖啡，忽然见他走近来。多年不见，我仍旧把他当朋友，招呼他入座，还一一把在坐的向他做介绍。哪晓得，当他听到我们在谈论BBC的消息时，竟站起来向广场那边正溜达着的秘密警察走过去。我们几个见势不妙，撒腿就跑。

 

第二天，三更半夜，警察来砸我的门。他们借口有人密报，从我屋子里每晚都传出打字机的声音，因此他们要搜查。我的打字机，收音机啥的，当场全部被拿走。

 

没过多久，当再次遇见那个中学同学时，我忍不住上前质问，为什么要如此对待我？说着说着，满腔怒火不打一处来，我扑上去，把他拽进旁边一胡同口里，劈头盖脸一顿狠揍。直打到那家伙出血倒地，才逃之夭夭。

 

躲回长工老汉的村子里，我们一家，除了离开罗马尼亚，已经再没有任何选择。

 

一九五零年八月二十三日，范毕欧一家，持中立国瑞士护照，从黑海边上一个小镇出关，悄悄离开了罗马尼亚，开始了漫长的逃难旅程。

 

－难民－

 

那是一个黑月风高的夜晚，经历了数日的长途跋涉，我们按事先安排好的时间，从事先通融好的关口，登上了事先安排好的一条货船。在就要上船的最后一分钟，一个海关的人突然走过来指着我说：放下你手中的箱子，你不再需要这些东西了。

 

那些箱子里装着我全部的书籍，证件，笔记，和照片，装着二十三年来我的出生地留给我的，最后的，一切。我想跟他理论，可我感觉到所有人的眼光都在示意我不要坏了大事。含着眼泪，攥着拳头，咬着牙，我上了那条货船。

 

货船载着这一百来人，沿着黑海航行，穿过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在希腊境内的一个小岛靠岸。岛上唯一的教堂，成了临时的避难所。在那里，我们被要求重新登记，身份是希腊裔罗马尼亚难民。

 

两个月后，我们这一百多人，被转移到离雅典城八十多公里以外的一个更象点样子的难民营中。政府根据我们个人的条件，安排我们一边学习，一边工作。我因为是学化学的，被安排到附近的一个矿上顶夜班化验样品，报告每天开采出来的矿石的成色。父亲则每天要到离难民营不远的一所警官学校里，给士官生煮咖啡。如此，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是一九五一年的春天。

 

三月里，跟着报春的鸟儿一起到来的，是一个远道而来的新西兰难民接收小组。他们尽情地描绘地球那一头的一个岛国，在我们每个人心中展开了一幅美好的画卷。让我们重新开始吧，找回那属于我们的自由的生活。

 

他们带着我们所有人的材料，带着我们的希望，走了。接下来的，是漫长的等待。

 

新西兰难民接收机构经过评审，第一批名单下来，批准了范毕欧先生的移民申请，但没有批准他的父母。一九五一年六月，一艘由希腊政府提供的客轮，满载着一百五十名希腊裔罗马尼亚难民，启航前往意大利，从那里，他们将会合其他欧洲国家的难民，一起移民新西兰。

 

－艳遇－

 

从雅典到意大利的圣塔路西亚，中间我们的客轮停靠过马尔他。在圣塔路西亚，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难民营。我们在那里等待将要来接我们去新西兰的大轮船，等了一个月。期间，因为我们只是中转，没有外出行动的自由，象被关进监狱的犯人。但是，每人每天，却可以领到十个美金的旅费。

 

那天，我用一块大洋跟伙伴们打赌，我要出去，到城里去。我偷偷地塞给看守两盒香烟，他便答应放我出去。我则向他保证，当天晚上一准回来。结果，当天晚上，我没有回来，而是第二天早上。伙伴中，我成了英雄；难民营，更加强了对我们的看管。

 

那天，我出了难民营就直奔火车站，搭上进城的火车。一进城，我就叫了一辆马车，用蹩脚的意大利语跟马车夫交流。没几句话呢，我被他当成游客，拉到附近一家妓院。那里的妓女，每次只收两个先令。可惜都长得太丑，把我吓跑出来，沿街瞎逛。

 

这时候，走过来一个女孩子。她看我说话穿衣都不象本地人，长相却十分的意大利，便无论我再怎么解释（自己是一个偷跑出来的难民），认定我是美国人。忽然把我当成是纽约布鲁克林来的西西里黑手党那么样来崇拜。她热情地向我介绍她的城市，图书馆，画馆，战争博物馆，并且还领我去了著名的圣塔路西亚海滩浪漫了一个下午。

 

我们，两个人，开开心心了一天，傍晚的时候，我向她告别，向她说明，我必须赶回难民营营去。可她却不依不饶，非要我见见她的父母，到她家里去吃一顿晚饭。她那里盛情难却，我这里也早已是依依不舍。尤其是当她闪着大眼睛认真地看着我的时候，向看守作出的保证立码就九霄云外了。

 

那晚，见过她父亲母亲，饱餐了一顿意大利家常饭菜，喝过葡萄美酒加咖啡。我进了她的小屋。，，，

 

在圣塔路西亚难民营等待了一个多月之后，范毕欧先生和其他一千一百名欧洲各国难民一起，登上了一艘七千顿级的货船，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澳大利亚的伯斯港，最终，于一九五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抵达新西兰首都惠灵顿。海上航行时间六周。

 

－新生－

 

尽管是免费的，可那真是一条糟糕的船，一次糟糕的航行。

 

船上的伙食很差，分给我们的根本吃不饱，便经常在夜里溜进厨房，偷些洋葱和面包，就着吃。船在航行到印度的时候，忽然出了故障，停在那里不动，好几天。正好是盛夏，正好靠近赤道，我们这些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匈牙利人，保加利亚人，，，哪里受过那份煎熬，白天象热锅上的蚂蚁，夜里全部，挤着，睡在甲板上。

 

好不容易，我们在惠灵顿港口下船出来，第一印象：人呢？那天刚好是星期日，我们徒步从码头走到火车站，老长的队伍。可除了我们，四周一个人也没有。很象战争时候的空袭，或者知道我们的到来，害怕发生瘟疫。

 

在火车站，来的难民分别搭上去不同地方的火车。跟我在一起的，还剩八十个人。我们这八十人，去到新西兰北岛的一个难民营，在那里停留了一个月。一边学习英语，一边熟悉当地的环境。政府让我们填表，谈自己的志愿和想法。我填了，希望到大学里去学习，完成我的学业。可是却被告知：新西兰需要的不是科学家。

 

一个月后，我们又被招呼上船，去了新西兰南岛当时的一个水电站工地。工地上，分给我们住的是石块垒起来，茅草编起来的房子。睡的是木板床，一人还分了一张过冬用的草垫子。第二天，又每人分给我们一把铁锹一把镐，叫我们上工地，开山。

 

就这样，我成了新西兰的移民。辗转于南岛的数个水利工地，一干就是八年。直到一九五九年，才终于领到一本新西兰护照，回到惠灵顿，开始了真正自由的生活。

 

范毕欧先生的故事，到此本该告一段落。可是，还有，那场战争。那场战争呢？在我的要求下，老人又补上了下面这一段：

 

－战争－

 

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读的就是德国人的教会寄宿学校，接受的是准军事化的教育。德国战败后，德奥籍教会人员被送进了盟军的教导营，学校由罗马尼亚政府接管，直到我毕业进了理工学院。

 

在寄宿学校里，我们学习德语，英语，法语，好几门语言。我们有良好的体育设施，篮球，足球，游泳，田径，，，我最喜欢的是乒乓球。曾经参加过国际比赛，在大学里并且是冠军。

 

德国人还在罗马尼亚的时候，曾经给我父亲的农场送来过十一名俄军战俘，长年帮我们干活。我因此还学会了一点俄语。那些战俘，我们对他们很好，可他们的命运很悲惨。俄军打回来的时候，解放了他们。却没有让他们告老还乡回俄国，而是发给他们武器，把他们送上战斗的最前钱。给他们的武器，是没有装子弹的。很快便有消息传回来，当初在我们农场的十一名俄军战俘，无一幸免，全部阵亡。我猜这正是俄国人所希望的。

 

罗马尼亚人一向很见风使舵。德国人强大的时候，他们干当傀儡。战争才打起来，他们就把俄国人统统抓起来了，献给德军。后来俄国人打过来了，他们又把德国人抓起来，献给俄军。

 

虽然从没有战火能烧到我们的庄园农场，但是，当挺进的时候，两边的部队都曾要求我们提供军需的粮草和宿营地。总的印象，俄国人因为是红军，从不在占领区作乱。不奸污妇女，不偷不抢，比起德国人来时，要文明得多。

 

记得在德国人撤走之后不久，有一天夜里两三点钟，忽然见俄国士兵叫门，送来一封有俄军指挥官签名的，写给父亲的信：我们有六百个士官，将借贵农场暂住，需要提供如下军需粮草，，，按价补偿。一下子，满园皆兵。帐篷，车辆，马匹，弹药，，，。

 

那以后，还发生这么一件事，令我至今想起来，寒毛管还竖。

 

我有一个伯父，在小镇上开了间酒馆儿，每个礼拜，都要到农场来拉食品。肉，果，蛋，菜，酒，，，他喜欢打猎，在农场总放有几把长抢。尤其是冬天的晚上，月光照在雪地里，又明又亮。我和伯父就放狗出去把野兔赶到雪地里，自己躲在一边射猎。

 

有一天，记得是就要过圣诞节了。半夜里，狗的叫声把我们惊醒，是几个带抢的人正跳进园子，可能要抢我们的东西。伯父猫腰窜出去，躲在暗处朝天鸣抢。没想到这几个贼人反而开枪打坏了我家的门窗玻璃。我见到一个人影，已经很近，于是就端抢朝他还击。他中弹应声倒地，其余几个贼人见状才仓惶逃走。

 

我们几个把受伤的贼人拖进屋里包扎，才发现是个俄国士兵。伯父赶忙到离农场不远的俄军兵站报告，我则以为自己闯下大祸，害怕得浑身打抖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俄国人开了一辆美国吉普车到农场来调查出事当时的情况，看了他们开枪打坏的玻璃。带走了找到的弹壳，也带走了心里仍七上八下的我。到了兵站，进了俄国军官的屋子。那俄国军官坐在桌子后面，我站在桌子前面，傍边还站着一个翻译。和我们并排的，是腿上打着绷带的那个受伤的俄国士兵，坐在那里。

 

在我们再一次分别交代了情况之后，军官从抽屉里掏出一把手枪，啪，的一抢，就这样把那个士兵当我的面给毙了。我蒙上自己的眼睛，转过身去，心想下一个就是我。可是，没再有抢响。你们可以走了，那俄国军官挥了挥手，还通过翻译向我道歉。

 

那晚，总共来了五个强盗，三个罗马尼亚士兵，两个俄国士兵。除了给当场毙掉的这个，其余也都抓到了，送进了监狱。

 

记得盟军开始空袭罗马尼亚是在一九四三年的冬天。当时离我们不远，几十里以外，是一个油田。在盟军眼里，那里恐怕是德军在罗马尼亚唯一重要的军事目标。于是白天是美国人的飞机，晚上是英国人的飞机，轮番进行轰炸。我常坐在高高的草堆上面，用望远镜，遥看那壮观的场面。其中有一次空袭，广播里说，从埃及飞来了一百架美国轰炸机，结果被击落了八十架，不知是真是假。

 

阿猪

零四年十一月

新西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