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见六四明星

    六四学运领袖与文革红卫兵头目
    虽说在不少人心目中，他们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我却总不能截然分清。
    学生永远是对的麽？你我都当过学生，知道有热情无经验，是学生的共性。不过，不同学生的天差地别却是有目共睹的。三岁看老，固然失之於武断，但一个人的性格品行，却早在高中、大学时便可看出端倪。
    五七年反右前后我正读高三面临高考。所就读的高中，乃历史悠久之名校，校领导与老师们大多是老知识分子，还没学会依凭家庭出身定学生优劣的阶级斗争标准，而总从品德、能力与成绩来度量学生。为了让这班深受青睐的学生考好也是为学校争光（从五七年开始安徽全省高中高考排名次），我们班仅是写几张大字报，便算了事。
    只记得某天，听说高二的同学，斗争一位曾教过我的老师：打她、叫她跪下、把她的鞋抛到屋顶。我心中除了怕，剩下的就是对那位老师的同情及对那些学生的反感。
    进大学後，才听说，学校中不少老师成了右派及反革命，关的关，劳教的劳教。对我而言，因熟悉的老师大多幸免于难，所受的震撼远不及文革那样深重。
    当红卫兵在中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时候，到中学教书不到四年的我竟被那些比我小不了几岁的学生，贴了满墙大字报，贴得宿舍房门没法开，贴得床上帐子上墨臭熏天。记得我们曾被学生押解到农村劳动，一群学生坐在田埂上彼此谈笑风生却监督我们不让稍事休息，还蛮横地不准我们在骄阳似火的地头上戴草帽，不许我们略有交谈……。而当那些造反派的学生领袖甩动军用皮带，抽打用细绳挂着大牌子的所谓‘黑帮’教工或以拳打脚踢来显示他们‘革命性’的时候，我才明白人的好坏并不在于年龄的大小。
    我清楚地知道，参加八九年游行的学生及各行业的人，是出于希望加速改革步伐，纠正腐败现象，盼望国家尽早好起来的。然而凡事欲速则不达，不了解中国的国情，妄加指挥会事与愿违的。
    到了五月中旬，大多数人已不热衷（或已厌倦这于事无补的熙攘），坚持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就既有忧国忧民者，也不乏另有企图，或什麽明确目标也没有只不过赶赶热闹的人。
    之後几年的事实，便可使人看出广场上出足风头又最快跑到国外的人物究竟如何。在我心目中他们等同于文革红卫兵首领。
    可悲的是，人们或出於私心，对大凡在中国闹事者，一概赞扬喝采，唯恐天下不乱；或出于无知，先入为主听风是雨，不辨明是非。最终令无辜者受祸，奸佞者偷笑，国家民族受损。
    有时出于良好愿望，也会被利用，酿成悲惨的结局。这是人们应该记取的。
        （此文写于1994年，写罢无处可发，留此存念）

看见王丹吾尔开希在台湾学运有点恶心,发个旧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