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呵
呵呵
1965年6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在《文物》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从王谢墓志出土论〈兰亭序〉的真伪》一文，之后《光明日报》做了转载。
该文认为，从当时南京出土的王谢墓志（晋代）来看，《兰亭序》失去了晋人惯用的带有隶书笔意的笔法，因此断定它不是晋代遗留下来的作品。
其次，从文章的内容来看，其作者是在王羲之所作《临河序》的基础上加工而写成的。
因为文章前半部描写欢快之情，写得很流畅，后半部突然悲痛起来，这与晋人达观以及王羲之本人性格大相径庭，故值得怀疑。
再者《兰亭序》的开头，“岁在癸丑”的“癸丑”两字，也有问题，郭认为是后人加上去的。
根据以上情由，郭推断《兰亭序》乃是一赝品，并非王羲之的作品。
郭文发表后，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看了，不以为然，于是写了一篇《〈兰亭序〉的真伪驳议》要与郭沫若争论。
该文的观点认为，唐初各大书法家如欧阳询、虞世南等都在学王帖，而唐太宗也酷爱王之书法，我们没有理由否定唐初书法家的鉴别能力。
其次，若以东晋书法当接近于隶书，而《兰亭序》却是行书，因此就怀疑《兰亭序》非晋人之作，这是方法论的错误。
王字本身有发展过程，它脱胎于旧时代而又高于旧时代，向行书方面发展，故能称之为“书圣”，其理由即在此也。
再者，从美学的观点上看，《兰亭序》书法、文思之潇洒、飘逸，与东晋士族的风貌也相吻合。
综上所述，高文坚持《兰亭序》仍为晋代王羲之手笔，并非后人之伪作，其论点与郭文针锋相对。
高文写好，寄出被退回，没有哪家报刊敢于登载。
原因是当时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年代，所反对者又是学术界之泰斗，且郭文中又援引当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观点为同调，这更是令人谈虎色变了！
高在一筹莫展之时，想起了在重庆时的诗友、老前辈章士钊，而眼下又是他们文史馆系统的中央文史馆的馆长，于是向他求教，把文稿寄给了章士钊。
章看了高文，深表同情，并在来稿上略有改动，退回表示愿意为之帮忙。
第二次高二适将文章改好后，直寄章士钊并请他推荐给毛泽东“评鉴”，求之“得以公表”。
章再次收到高文后，即于7月16日写信给毛泽东，向他推荐高文，并介绍了高二适的情况，希望能够得到发表，章函云：
润公主席座右。兹有读者江南高生二适，巍然一硕书也（按硕书字出《柳集》）。专攻章草，颇有发明，自作草也见功力。兴酣时并窥得我公笔意，想公将自浏览而喜。此钊三十前论文小友，入此岁来已白发盈颠，年逾甲子矣。然犹笃志不渝，可望大就。乃者郭沫若同志主帖学革命，该生翼翼著文驳之。钊两度细核，觉论据都有来历、非同随言涂抹。郭公扛此大旗，想乐得天下劲敌而周旋之。（此论学也，百花齐放，知者皆应有言，郭公雅怀，定会体会国家政策。）文中涉及康生同志，惺惺相惜，此于章草内为同道。该生来书，欲得我公评鉴，得以公表，自承报国之具在此，其望虽奢，求却非妄。鄙意此人民政权下文治昌明之效，钊乃敢冒严威，遽行推荐。我公弘奖为怀，惟望酌量赐予处理，感逾身受。端此藉叩
政绥
章士钊 谨状
七月十六日
该生致钊书附呈，不须赐还。
毛泽东看过章的来信和所附高二适的文章后，次日即复函给章士钊说：
“……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上部，盼望寄来。”
同日，毛泽东也给郭沫若发去了一信，内云：
郭老：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行严先生信亦先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未知尊意若何？
敬颂安吉！并问立群同志好。毛泽东1965年7月18日
章信、高文留你处。我复章信，请阅后退回。
关于《兰亭序》的真伪，因论辩双方都拿不出足以驳倒对方的充足证据，故没有最后结论。
在毛泽东的亲自关怀和支持下，《光明日报》和《文物》杂志均先后刊载了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一文和影印的手稿。郭沫若针对高文发表了《驳议的商讨》和《〈兰亭序〉与老庄思想》两文，与之辩论。
尔后，高二适也再次写了《〈兰亭序〉真伪之再驳议》一文，回敬郭沫若。
由于领导上的重视和鼓励，在全国学术界很快呈现出了一片“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一霎时从中央到地方的报刊均刊登了有关《兰亭序》真伪的论文。
当时参加争论的学者，除郭、高二位外，有龙潜、启功、于硕、徐玉森、赵万里、史树青、沈尹默、高承祚、严北溟等人。
双方争论的焦点，在于流传至今的晋代王羲之所写的《兰亭序》是真的还是后人之伪作。
前者为肯定派，以高为首；后者为否定派，以郭为首。
两派争论不休，因双方都没有充足证据，故此争论，最后也没有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