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假装
民族:满汉半袭。信仰:三顿饭一张床。爱好:练贫。性格:大愚若智。目标:(1)减少满足了嘴对不起胃的次数(2)把贫穷表现为不露富。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给林彪发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称为“5·7指示”，指示的内容是：
“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这个指示不光指挥了军队，还影响了工厂、农村，决定了后来的教育内容。
1970年大学提出走出象牙塔，“开门办学”的方针，把社会当作工厂，让研究与实际结合。
但是，大学研究真正把研究用于生产实践是改革开放、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以后的事。市场经济以后，大学真正开了门、院系开了门、教授家也开了门，真正做到了“走出去请进来”。
我们那些根本没有认真学习过的孩子也能沾上老二高中的名声，算是运气。遗憾的是在“开么办学”的教育方针指导下，二高中并没有给我们日后所需要的知识。
7年级增加了许多新内容，除了已经熟悉的语文、数学、农业常识、体育、音乐外，第一次接触了外语、物理、化学。
外语学习俄语，外语老师指定我作课代表。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我能毫不费力地自然地发出那个颤音来。俄语的颤音对一些人来讲很难，连老师发的都不能算自然。可是对赶马车的农民来说，易如喝汤。北方赶马车的车夫都用“嘚儿～驾～”吆喝牲口，很多车夫的“嘚儿～”都打着颤，没想到那竟是标准的俄语发音。很小的时候看过一出戏，戏台上赶车的夸张地发颤音，我回家后就一直模仿，住到前五里营子听车夫吆喝声的机会更多了，那个音也就发的更好了。下了课很多同学围着我探讨发音要领，我非常认真地教她们“嘚儿～驾～！”
后来有人提出“不会ABC照样干革命”，更有甚者说“不要吃中国饭放外国屁”，仅仅一年俄语课就停止了，“嘚儿～驾～”也派不上用场了。当时的班主任夸我记忆力好，可是俄语单词我一个也没有记住，记得学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举起手来，缴枪不杀”之类的口号。倒是我那些同学出洋相模仿老师时还能说出几个单词。
语文老师和丈夫大学毕业后一起分配到锦州。她讲一口纯正的老北京腔，在锦州很少听到，把痰吐到干净的手绢里再把手绢卷好放回兜里的举止，让我们肃然起敬，她的课没有人捣乱。她指定我作她的课代表。大概是忍受不了锦州的狂风和红高粱，她跟丈夫一起申请调动到丈夫的故乡连云港去了。临走时她送给我一个塑料皮日记本作留念，第一页上是她手抄的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不光给我留下了她的笔迹，还让我第一次体会到诗的传情意境。
我和两个要好的同学开始到处找古诗词，找到后抄在小本子上然后互相交换。那时古诗词也被当作封建糟粕不能出版了。只有《卖碳翁》那种反应人民疾苦的才能在课本上见到。语文老师之所以敢抄那首诗给我，是因为里面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毛主席在给阿尔巴尼亚友人时用过，不会被认为是封建糟粕。
语文老师调走以后，换上来的是学校有名的“老夫子”田老师。大概是为了不让玻璃瓶底般的眼镜滑落下来，他总是半仰着头，嘴角总是浮现着讽刺的看破红尘般的微笑。他那微笑又让好逗的学生们感到可亲可近可挑衅，他一进教室学生们就欢呼起来。最佩服的是他讲课从来不用教材。文革已经7年了，几个革命样板戏孩子们早就倒背如流了，中学生的教材却仍有《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片段。他把教材撇在一边跟我们聊天，考我们语言基本功，记得他提的第一个问题是：解释“估计”一词。看我们答不上来，他得意地笑。看他笑，我们就像输什么似的懊恼，想找机会赢他，就得学习。他的课一晃就到时间，临下课时他会打开课本，从《红灯记》或《智取威虎山》唱段的缝隙里找一两个词解释一下应付差事。
田老师给我开“小灶”：作了一些难读字的卡片，让我查字典；说我更适合练颜体字，送我一本字帖，也是我生平第一次有字帖。那字帖的内容竟是“烈女碑”，这在当时是冒天下之大不违的，我不敢给任何人看见，一个人偷偷地“照猫画虎”。
数学老师是个热情开朗的中年妈妈，她能用活泼的语言把几何定律讲得好懂好记，在她的指导下，我们体验了证明出一道难题来的痛快。她快人快语，不光教我们数学还参与我们的活动，直截了当的批评每一个人的短处。我们视她为朋友。她对我格外关爱，一次我惹了大祸，她努力去保护我，背地里却狠狠地训我。
音乐老师年轻美貌。她太漂亮了，天生丽质、娇美妩媚、朱唇皓齿、双瞳剪水、娇小玲珑，这些词好像都是为她预备的。太漂亮的女人不适合作中学老师，她的美分散学生注意力。太美的人都骄傲，又美又有才能的人专横，这两样她都占了。她从内心瞧不起我们这些混乱中长大，一问三不知的学生。教我们音乐，发现我们不识简谱，她背的课无法进行。一个人不会是羞耻，一班人不会是阵势，她生气时学生们仍乐乐呵呵，毫不在意，这更让她感到无法以对。
事件终于爆发了。她一手拿歌谱一手指挥着大家“哆哆米米”地唱歌时，坐在第一排的男生把她当模特画素描，画完后把画纸高高举起来给后面的同学看。再漂亮的人，张嘴唱歌的时候也有走形的瞬间，那同学就抢着画了那一瞬。全班笑乱了套，年轻的美女弄清是怎么回事以后哭着跑了，以后再没有给我们班上过课。她那时正在指导校宣传队排练当时流行的《丰收舞》还有鼓励上山下乡的话剧，找个借口就可以停课。
物理、化学是最容易接近实际、直接为工农服务的课程。物理教材以电机原理、化学教材以农药化肥为主。但是不管教材怎样只要在上课就能学到东西，高超的老师总能从基础讲起最后绕到教材上去。那时洗衣粉刚刚面世，化学老师讲的“洗衣粉就是利用酸碱中和原理制造的，以往用碱面和肥皂洗衣服是自己在洗衣盆里中和而已”的话一直记在脑子里。回忆起化学老师时，当时认真听讲了的同学都能记起几句自己忘不了的话：眼药水里有氯化钾，但你不能在眼皮上夹块氯化钾，要有一定的比例。
不知为什么学校没有开历史、地理课。
政治课和历史课结合在一起讲什么儒家、法家，讲剩余价值的理论，也许很重要，但只要是与时事政治有关、新闻报道中能听到的内容，同学们就听不进去，听不进去时的50分钟就很难熬，坐不住的学生就闹。7年5班坐在第一排的几个小个子整天翻着花样闹。几个家伙就像商量好了似的轮流闹。那会画画儿的男生像个青蛙，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蹦起来干点儿奇事逗大家笑。有一次老师正比手划脚讲“社会曲折前进，螺旋式上升”的时候，青蛙冷不丁地把他的臭黄胶鞋甩到讲台上，老师去制止他，跟他打的不可开交。社会是怎样曲折前进螺旋上升的，到毕业也没有接着讲。
小个子中还有一个能闹的是我小学同班的女生何锛儿，因为她前脑门后脑勺突出得像粽子，所以得了“锛儿头”的爱称。我跟郭大肥斗争的时候，她一直站在我一边。她是智囊形人物，不单独作案，总要组织几个人，比青蛙的危害力大得多。她捣乱是看不惯班主任在入团问题上偏向一派。
要上胡老师的课了，何锛儿把她那一排人的文具都放到地上摆出罢课的架势。老师问其原因时她说“是地球的吸引力”，上一节物理课刚刚学的。还有一次她干脆把椅子转180度，背朝老师面向同学坐着。问其理由，她说“老师的吐沫星像淋浴”。她也有不闹，老老实实地爬在桌子上假寐的时候，老师刚要批评她脑子空虚才导至了……，她先抢着说“井没压力不出油，人没压力轻漂漂”同时作个铁人王进喜顶天立地的英雄造型，弄得老师说不出下半句话来。一次排队去参观，她跟并排打头的女生手拉着手像逛大街似的左晃右晃往前走。后边的人跟她吧，队伍就蛇行；不跟吧，队伍就唏哩哗啦散了。班主任发现后追上去，刚要对她讲排队行走时打头的起领队作用，话还没有说完，她就用京剧的拖腔说“羊群走路看头羊，革命要靠共-产-党～”同时一甩胳膊一昂头，作了个柯湘亮相的动作。柯湘是革命样板戏《杜鹃山》里的女领导。同龄人能把《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倒背如流，但是能把柯湘记这么熟的没有几人。何锛儿小小年纪喜欢听戏。老师批评她时，差不多的她都能用戏剧、电影里的词把老师顶回去。看她跟老师闹，总能笑到肚子疼。
即便是这样的课，也不能坐在教室里上满一个学期，课程表里有学工学农，我们必须离开教室，到农村到工厂去劳动。
升入中学一个多月的时候，我们见识了“二高”的另一个优越的地方，学校在西郊(石油六厂附近)有自己的农场。农场里有老二高学生盖的房子，中午可以坐在房子里吃自己带来的饭。天气刚刚回暖，我们去那里翻地，种菜种豆，收获的果实补给了本校教员。校农场容纳不下全校学生学农，我们还时常被派到西郊农村。去这些地方单程步行一个多小时，大好时光消耗在路上、菜地里了。
学工可以不出校门。佩服“二高”，让学生亲眼看到电能是怎样转换成热能的，热能又转换成了教员福利。学校把物理实验室改装成校办工厂为外贸公司加工塑料袋。外贸提供的塑料卷筒上等距离地印着图案：深紫色的椭圆里有一只可爱的黄色小鸡，袋的底部印着“NET1000g”。按照塑料袋的加工过程学生分成三组：(1)把卷着的塑料筒切断的、(2)用夹子把筒壮塑料袋两边各塞进去1／3(装进冷冻鸡后成四方形)的、(3)用电阻丝把塑料袋底部粘在一起。粘塑料袋的机器很简单：课桌中间按了一条粗电阻丝，电阻丝上方有一根包了绝缘材料的压轴，压轴可以像踩缝纫机一样控制。不管哪道工序5分钟准能学会，然后你就像帮助家人摘韭菜一样作简单重复劳动就可以了。这个工作还挺忙，赶上外贸公司大量订货的时候，我们还拿着毛巾被，睡在教室的课桌上干过夜班。
一个个“NET1000g”的鸡肉口袋从我们手下加工成形，但实际生活中我们已经好几年没有吃过鸡肉了。也就是那时候锦州卖过一次不要票的“变蛋”。一直到今天只听人们说过“咸蛋”、“松花蛋”，没见有人提过“变蛋”。“变蛋”顾名思义，就是变了质的鸡蛋。谁都知道鸡蛋变质后会变黑变臭，知道下一步怎样吗？变硬，成固体。臭过了头儿就变成了“奇味儿”，还是不是硫化氢我不知道。锦州只卖过一次，买到的人不多，我家居然买到几个。那时的商店都是国营的，国营的好处是明码标价标品名，“变蛋”就是“变蛋”，决没有写“存放时间过长的的鸡蛋”。不会让你吃了以后老琢磨是不是“地沟油”。
让胃亏肉的孩子每天成百上千地加工着鸡肉塑料袋是不是太残酷了？“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第一、我们这代人没怎么吃过鸡肉，人们不会想念自己没有吃过的东西。第二、政治课上讲了：我们国家是块肥肉，美帝苏修都在觊觎这块肥肉。生活在他们那里的人民啃黑面包，资本家把牛奶倒入大海也不肯给工人喝，世界上还有2／3受苦人……。结论是：我们是世界上最幸福的民族。最幸福的民族才有能力把这么多鸡肉输出到别的国家。给孩子们讲课，把我们的祖国比喻成肥肉最能表达出我们国家的富裕。那时的孩子只知道肉最好吃，鸡啦鱼啦是高级材料，但离现实太远。
最痛苦的是每次劳动结束后“评劳动模范”的时间。流水作业，少了谁的力量也不行，你却偏偏要从当中选一名干得最好的，这不是挑拨离间、制造矛盾嘛。但是，当上劳动模范就等于为入团积攒了一大笔资金，很多人心里盼着选上自己，没希望入团的人绝不愿意拿自己的票给别人凑资本，所以就出现了长时间的沉默。结果每次我们都选一个劳动时沉默不语的女生，她因为没有小舌头，从来都是只笑，不多说话，不打闹，也不那么赤裸裸地争取进步。
“开门办学”不光干这些轻作业，后来干脆把我们当劳动力随时调用了。看看我们7、8年级时劳动留下的足迹：
1、锦州市教育局占用我们学校操场临街的部分盖家属宿舍，那地基是我们挖的。
2、锦州市动物园里的人工湖是我们挖的。
3、锦州市中央大街(火车站---百货大楼) 路西的新华书店的地基是我们挖的。
这些工程都是在冬季进行的。锦州的冬天，白天也在零下十几度，表土部分一镐下去只能锛起几个小土渣。每个工地都按着高音喇叭，女高音朗诵着鼓励士气的宣传稿。
再看看我们的命运：70％的同学90年代后期下岗，自谋生路。“夫妻下岗，孩子上学，你知道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吗？”几十年不见的同学这样诉苦。当然也有开工厂、作买卖成大款的，中专大学各考上一人，但他们都说感谢父母文革期间暗地里教的一些知识。可是，真正的贫下中农、工人阶级中有几人能在家里教自己孩子的呢？
干不了脑力劳动，干体力劳动。能够联系上的男同学有在水果批发公司抗大包的，三人在蹬“神牛儿”。锦州把人力三轮车称为“神牛儿”，不知“神牛儿”指的是三轮车，还是蹬三轮车的车夫？如果是后者，咱东北人的幽默有点儿太残酷了---怎么能把人跟牛比呢？还“神牛”！锦州出租汽车起步价5元，神牛儿起步价4元，我那些同辈在用血汗跟汽油竞争。不管干什么靠自己能力吃饭就光荣。愿他们连体力都没有了的时候能够衣食无忧。
没有跟上时代步伐的知识水平，被淘汰下来是自然的。然而，想过没有，不学习的孩子和不让孩子学习的大人，哪个责任更大？哪个更可恶？那些只要是毛主席指示就照办、就夸张地过分地实践的领导们，你们是在打着“开门办学”旗号非法使用童工。法律允许的时候，一定状告你们去！
( 80年代初，何锛儿被分配到我们打过地基的新华书店工作。她到了那里大声说“我最有资格在这里工作，这地基是我打的”。班主任常到她的柜台去找她聊天，她还在声讨老师待人不公。他俩好像已经打出交情来了。
“蹬神牛儿”是锦州人在最无奈情况下才干的职业。干这个职业的人一般不跟同学联系。某天一个同学下了神牛儿，车主既不收钱也不抬头看人。坐车的人细看才发现是同班那个老实的×××。这件事，
说的人听的人心里都挺难受。)
(20)绿洲枯竭
原来大姐也学的俄语呀，遗憾我只记得“打死为打你呀”。
给大姐“悄悄话”留言了，请查看。
后来派上了用场, 在俄罗斯工作一段时间, 能够交流.
你的经历应该拍成电影或电视连续剧, 如果有这个想法, 我或许能帮助．
谢谢你跟读。
后来就是你预料的那样一波三折地走过来。
现在人想念那个时代不奇怪,那个时代不是所有人挨整，有得势的。老实人也不会喜欢那个时代，不管家庭出身好坏。
谢谢你跟读。后来就是你预料的那样一波三折地走过来。
现在人想念那个时代不奇怪,那个时代不是所有人挨整，有得势的。不过，即便出身好，老实人也不会喜欢那个时代。
你呢？你下了乡？后来上了学？日本故事还会接着写。。。期待
现在看到很多年轻一些的人，重现说要回到毛时代，实在是。。。把那个时代真实地记录下来很必要呢。
二高中的老师，人都很好。所以日子好过一些。
文革后期坐山吃空，74年锦州供应很差。咸鱼能见到，鸡没有见过。我家虽是菜农，但和市民同住一个院子，没有养鸡的空间，也没有养鸡的粮食。
我在文革后期上小学，已经开始上外语课，还是英语，看来锦州地外语教学还是不错地。
你们家那时不养鸡吗。鸡和鱼在锦州当时还是蛮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