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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跟几个好友一起包饺子，其中一人开玩笑说另一个“看你的手笨得跟猪似的”，那朋友不慌不忙地申辩说“科学家研究证明猪比狗聪明”。
人们形容谁的屋子又脏又乱时常说“像猪圈似的”， 最近又听一个农学院毕业的人说“猪非常爱干净”。猪圈又脏又臭，但是猪睡觉的地方很干爽。
就是说猪又聪明又干净。猪圈又脏又臭是人懒的过。
养猪方面，东北与河北方法有所不同。东北人在很多方面羡慕关里人，但在养猪上绝对自豪。刚到锦州的时候一个亲戚说“咱这疙瘩的猪肉比关里香。关里的猪圈通着厕所，那叫啥玩意儿”。后来不止一次听人说“关里的猪圈叫啥玩意儿”的话。那以后，我每到一个村子，都先跑去看猪圈的结构。
1967年夏第一次去妈的老家保定时，在那里领教过通厕猪圈，更领教了猪的聪明。长方形的猪圈，猪炕和厕所在对角线上至少也有5米，不管你多么轻手轻脚去厕所，猪都能闻风而动，迅速跑来，伸着嘴巴、瞪着眼睛渴望地等在坑底。我要拿好多纸盖住厕所才敢去。因为浪费了草纸，挨了姥姥骂。
妈和姐借住在一户没有孩子的中年夫妇家的厢房里。主人夫妇干净利索，待人也非常好。院子不太大，有猪圈还有连着猪圈的厕所，但是没有令人讨厌的气味。至今还常常琢磨是猪“收拾”的及时呢，还是主人勤快的结果。
主人家养了十来只母鸡，妈也养了7—8只母鸡，不管谁家喂食，鸡都蜂拥过来，两家人也都不排斥对方的鸡过来吃食。不知怎么训练的，下蛋的时候，各上各的产床，从没有走错过。晚上各回各的窝，也没有走错过。虽然只有十几米之隔。
姥姥听说我自去年过生日后就再也没有吃到过鸡蛋，特别心疼，每天作饭前给我煮一个吃。
南柏舍的农民没有自留地，家里也没有足够种菜的院子。生产队有一小块菜地，偶尔会分一小把韭菜。夏天也很少见到新鲜蔬菜，就着咸菜或大葱吃馒头、窝头的时候多。村里常有推着自行车来卖大葱的，秋天还来过卖梨的。听到吆喝声，人们拿着鸡蛋出来。村里的买卖基本是用鸡蛋作货币进行交换，一个鸡蛋定价为5分钱，不管大小都当5分钱用。所以人们尽量拿小的来换。卖东西的人把换来的鸡蛋拿到供销社，按国家规定的价格卖了以后才能完成“蔬菜—鸡蛋—现金”这一过程。要想换多一点钱的话，就拿到集市上坐在那里等城里来的买主。不光蔬菜这样换，香油、芝麻酱、豆腐等，凡是个人的小买卖都用这种方法。鸡蛋的货币作用产生了“鸡屁股银行”的说法。
妈每月有47元的工资寄来，可以说是村里的大财主。可是一年后工资停发了。妈连自己的口粮都挣不出来，靠兄弟姐妹给姥姥寄来的生活费接济。
姐跟队里的年轻姑娘一样，一天三出工(早饭前一次)。妈体力跟不上，有时只出半天工，我跟妈在一起的时间比在石家庄上班时多了。
能劳动的人下地，不能劳动的老人在家做饭带孩子。我没有上学，跟在姥姥身边转来转去，每天下午用半导体收音机听“红小兵”节目是生活中的唯一乐趣。文革前的“小喇叭”节目改为“红小兵”节目，播音员的声音也不再是“小叮当”那么甜，内容也多了有“实践”意义的东西。
记得听了这样一个故事：两个农村孩子打了一瓶油，回家的路上不小心摔碎了瓶子，油全洒了。他俩急中生智想到在学校学的比重原理，把地面上的土收到一个盆里，盆里放进水让油漂起来，这样把油又收回来了。
油有多贵重，我比谁都清楚。要是我洒了一瓶油一定会急哭了。从那个故事里我知道了油比水轻，甚至有过以后自己也试试的想法。不过现在想想有点儿不可能。(突然脑子里闪现了地沟油)。
家里没有书，只有一本我让妈从城里买来的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剧本。也许是因为没书看，也许是受锦州京剧团子弟们的影响，我特别喜欢那本书。段落分行、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脑子里老也忘不了的是括号里的关于唱法的注释“西皮流水转跺板”这个词。就那一本书陪我过了半年多的时间。
南柏舍距石家庄仅50公里，生活水平却有天渊之别。村里人几乎都穿自家织的布，供销社买来的棉布叫“洋布”，大姑娘定亲的彩礼多是花洋布，结婚那天才穿洋布衣服。我穿了件小碎花的人造棉短袖衬衫，走到哪里不管认识不认识的，大姑娘小媳妇都来用手捻一下，一边捻一边说“这么好看，这么软”。洋布已经是舶来品了，人造棉就像是外星来的东西一样。
南柏舍是公社所在地，村头有农具修理厂、合作社、粮食收购站、小学和中学。能看到电线杆子，也架着电线，但是没有电流通过。天黑以后围小煤油灯那一点儿亮光干事。
在这样的环境下迎来了1970年。新的十年开始了，想必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中央电台慷慨激昂地朗诵了。南柏舍村一点儿也感觉不到时间的推移，农民们按照原始的耕作方法、原始的生活方式迎来一次次太阳的升起，又送它一次次地躲进地平线底下。
没有电、没有书、连洗脸都不敢多用水。但是，有妈有姐有姥姥就没有不安和不满。我不用惦记做晚饭，也不用吃那红高粱米和熬白菜锅边上贴的饼子。更不用听人叫我“右派的闺女”。
那是文革中我生活得最平静的半年。
锦州站四小学的同学们送走了寒假，迎来了新学期，我在的班换了新班主任。新班主任听说我一个学期没有来上学，断定我在锦州没有户口，带着班长到三姑奶家查我的户口。说来也巧，正赶上年初发布票，户口本被街道主任收去了。看三姑奶拿不出户口本，班主任更确信不疑了，她摆出不弄个水落石出不走人的架势，三姑奶被难住了。
“粮食本上也有名字”，班长的这句话救了三姑奶。三姑奶以后每当想起那天的事情时就夸班长机灵。可那班长知道老师怀疑我，一直暗中欺负我，是我的克星。
再在南柏舍呆下去会给三姑奶带来麻烦。我又抹着眼泪离开了妈的家。
然而，真正让我抹眼泪的事，发生在返途中。
妈又托亲戚帮我在北京办中转签字手续，临上车时亲戚很礼貌地说：“谢谢你爸给我们带来锦州特产，转告他好好学习党的文件，好好改造。”
也许她说“好好改造”时没有任何恶意，只是当时的一句“应该”说的话，但我觉得那是莫大侮辱，至今消化不了，更没有转告给爸。来自亲属的欺辱性语言比来自生人的刺人更疼。
但是，上了去锦州的火车时我眼睛一下亮了，一车厢全是解放军。我真怀疑自己是不是上错了车厢，再看看票上的号，也是一进门的这个座位，已经坐在那儿的军人也告诉我没有错。跟亲人解放军坐在一起不用担心“上坏人的当”了。
车厢里三人坐那列坐位的最后一排的对面，也就是靠门的座位只能坐两个人。其中一人是这一车厢士兵的最高上司 — 连长，旁边坐的是她的媳妇，像是从农村来的新媳妇。我的座儿在三人座靠通道的位子上，靠窗的战士把他的坐位让给我，自己坐到边上。对孩子来讲坐火车能遇到靠窗的坐儿，就等于买彩票中了奖。那战士把他中的“彩”让给了我，“人民军队爱人民”是真的！
开车后不久乘务员来卖书 —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5毛钱一本。集体行动的时候，来卖党的文献，谁敢不买！连长买了一本，战士们每人买了一本，我也买了一本。半年多了，除了《红灯记》以外，我好久没有看到过别的书了。还真打开在那儿看了一会儿。前面的几页都是照片，有大会期间毛主席的照片，还有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研究问题的照片，主席台上的照片……。讲话内容看不懂，就看后面长长的名单。车厢里没有人看，都是买了就收起来了。我的，连长的都没有收起来，放在小桌上了。
年轻战士说说笑笑，连长夫妇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对面坐的两个战士识时务，到车厢另一头“玩儿”去了。车厢这一角只有连长夫妇和我，我要是再稍微大一点儿的话，也就识时务地走开了，那时实在太小，看人家小两口打闹还跟着笑。
两人打闹时弄翻了桌上的一杯水，把毛主席像、林副主席像泡到了“汪洋大海”里，这在当时是不折不扣的“现行反革命罪”。两人非常惊慌地收拾，好在书皮没有湿，不太引人注意。
车厢的另一头儿，战士们掰手腕、叫歌，热闹起来。连长对我说“那么热闹，你还不过去看看”。
等我看回来的时候，桌子上的文件汇编就剩一本了，放在靠我坐位这边，是那本泡了茶水的。纸干了，开始发翘。我看看连长夫妇，连长表情极其不自然，新媳妇不以为然。我想找他们讨回自己那本，又怕他们反过来栽赃给我。看那媳妇满不在乎的表情，能感到她已经预备好了对付我的话。不得已，我把水泡的汇编装进了自己的书包。后来的时间一直都很尴尬，他们也不再打闹了。
下车后，见周围没有人，我迅速把那本汇编扔进了站台上的垃圾箱。
至今我都觉得那天作得对，但至今都觉得窝囊。因为太窝囊，至今都没有对任何人讲过。
以后一定要嘱咐孩子：“千万别上好人的当！”
(11) 秘密
军队里的竞争更厉害，到连长位置不容易，肯定是有“两下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