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网上看到一篇2022年关于罗素《西方的智慧》中译本的文章。
文中指出，“半年来，从我研读的多个版本看，马家驹、贺霖两位先生所译的《西方的智慧》可谓精品之作，复旦大学几位教授的译本与之相比差距大焉，老一辈学人严谨的治学态度可为吾辈楷模。”
《西方的智慧》1959年英文原版及国内各种中文译本（图by作者上海王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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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摘录1990年父亲马家驹（字里千）74岁完成《西方的智慧》的“译后记”。
“译后记
1987年年末，世界知识出版社约我翻译罗素的《西方的智慧》。对我来说，罗素是一个并不陌生而又陌生的名字。50多年前，上海一所大学用他的一部著作《中国问题》作为一年级英语教本，我随班学习，模糊地知道他对我们民族颇有好感，并且对苦难的旧中国深抱同情。自此以后，对他的一切就没有作更多的了解和研究。因此，纯粹出于老年怀旧的心情，就贸然应承了这个邀约。”
“原说1989年第一季度要交稿，时间较紧，经找到和我同校而不同系、不同师而同时学习《中国问题》的老同学贺霖兄，他欣然同意各译一半，然后互校。后来又改为我先译出初稿，由他审校整理，最后由我定稿，加了译注和索引。贺霖兄是数学家、工程师，曾到美国深造，对英语有精博的造诣；而且认真负责，一丝不苟，纠正了初稿中的错误和疏忽。感激之余，更使我重温青年时代同学切磋的旧梦，实在是衰年一大乐事，自然也不免有点惆怅。”
“罗素曾于1920年夏访问初建的苏联。他从下诺夫哥罗德顺伏尔加河而下的时候，遇见一批流民，从而萌生了西方文明前途黯淡，要转向东方寻找希望的念头。同年8月，他应北京大学之邀来华讲学，在华一病几死。回国后，写了《中国问题》。
当时中国正处于五四运动以后的直奉两系军阀混战祸国岁月，罗素就预见到总有一天，中国将在世界事务中起重要作用。他认为中国需要变革，但首先要避免全盘西化，不该把曾使自己卓然自立的东西一起丢掉。”
“他在将近100年的生命历程中，作为一位无神论者，对人类怀着挚爱，至死为人类的未来担忧。栖栖惶惶，奔走呼号，不免失望而依然乐观，凭此一点，也就是对后来者的鼓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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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智慧》，作者伯特兰·罗素（1872年5月18日—1970年2月2日），英国哲学家，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