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祖国花朵
游故宫，下馆子，也许是上托儿所以后了，已经长大的我，会记很多有趣的事。
1954年我四岁上托儿所，是铁道部托儿所第一届入托的小朋友。托儿所在王府井大纱帽胡同。每天早上爸爸带我去托儿所，再到霞公府上班，当然有时候第一件事是先去东单点心铺“吃独食”。
托儿所的所长，是当时铁道部部长刘建章的夫人刘淑清。托儿所原来可能是王府、公馆什么的，大宅院好几进，雕梁画栋，落地窗宽大明亮。院子里的小猴子活泼顽皮，绿翠鸟歌喉清脆婉转，我常常留些点心渣喂它。最喜欢的是活动室的大积木，喜欢在积木搭成房子那儿钻进爬出。我也喜欢老师阿姨小朋友们，每天傍晚离开他们总有点依依不舍。有天早上太阳都老高了，爸爸还在忙着什么，我等不及了，自己穿新开路过东单、王府井两条大马路一溜烟进了托儿所，急得妈妈穿着拖鞋追过去，把我捉拿归案，放墙根罚站。
要说这并不怪我，谁让托儿所乐趣无穷呢，贪玩的我连午觉都舍不得睡。有一次躺在床上，我东看看西瞧瞧，一抬头看见朱老师在换旗袍，左一件右一件，换个没完，赶上《花样年华》张曼玉了。旗袍换好了，她把我、萍萍、启方叫起来，摆好位置，让我指着画报上的和平鸽，只听咔嚓一声响，祖国的花朵被记者叔叔拍成了大照片。后来老师告诉我，那张照片上了画报，我居然当了一回封面人物！
那年代，新建的托儿所办得还很正规，成龙配套有专职医生。被医生捉住打预防针的事，我早已忘得精光，只记得有次到东单三条儿童医院看病，我犯浑耍赖哭着不肯打针，爸爸笑我说“在托儿所打针从来不哭嘛！”我满腹经纶的爸爸，这你就有所不知了，天下的稚童都会拣最爱自己的人欺负诶。
时间过得真是飞快，1957年我光荣毕业了，校长老师医生工友都来和小朋友们合影留念，那只可爱的鸟笼也在照片里面。拍完照，我得到了人生的第一张文凭，油印的证书盖着大红圆章，上面说我们“接受的是按教育部方案进行的教育”。正儿八经的！
六，母校印象
过了暑假，我背着花书包上学了。
出家门往东，走不远就是我家四姐妹共同的母校。据说母校原址是明代文思院，就是官府工艺品作坊，后来改建成招收清末八旗子弟的官办学校，1907年始称象鼻子中坑小学。民国时期的母校类似于现在的重点学校，一九八几以前，比不远处的史家胡同小学“牛”多了。
有网人回忆说，历史悠久的老母校古朴气派，柳绿成荫。我在“象小”只读过两年，对他笔下的广亮式门楼、抱鼓石门墩毫无印象，倒是记得大姐的课桌。那时我还很小，大姐不放心把我一人留家里，就带着我上学。上课铃响了，她一把把我塞到课桌下面，也不知忍了多久，身披红斗篷的我居然没被发现，也许老师佯做不知？天知道。
多年以后说起“象小”，姐姐们都会提到一位地理老师，舞迷，会抱着椅子转圈跳三步四步。有的时候，课间短短几分钟，舞迷老师都会在教员室里来一段“蹦擦擦”，引来男女同学一堆，躲在窗外挤着偷看西洋景，一个个拼命憋着不敢笑出声。
我头一回写信是在一年级暑假。那天真热，树梢纹丝不动，知了声声一浪高过一浪。呆着无趣，想起写封信给同学宋辉。信写好了，去向爸爸讨邮票，爸爸笑我信封上“辉”字写得太开，成了“光军”。不过人家宋辉收到信了，还很快回信请我去家里玩，于是我开始有了社会交往。
宋辉在班上功课好，但穿着并不特殊，没想到她的房间好看极了，家具十分讲究，金色的饰件闪光发亮。一边和她谈跳皮筋论小人书，我一边瞎想，宋辉在家准是个小公主，在她家我觉得有点不自在呢。
除了宋辉那儿，我还去过一个男同学家，他家也在胡同里。男同学家孩子成群，进门就是炕，赤贫，兄弟姐妹倒也团结友爱相安无事。小孩子们的玩具就是一管锡制牙膏皮，大大小小几个孩子围着火炉，把牙膏皮放在铁皮盖里烧着玩，看融化的锡液冒着气泡流动变形，转眼变成一片云朵，瞬间又化为小猫小狗。我和他们一起疯玩，高兴得忘了回家。
那时的“象小”，贫富一律招在旗下，不像今天的重点学校，矫情，贵族化，有点势利眼。正是母校“象小”，让我结识了不同阶层的小朋友，走进他们的世界，体会别样童年，感受了贫和富的区别。
转眼到了1958大跃进那年，“祖国建设跨骏马”，首都十大建筑已是蓝图成竹在胸，中央各部委办公楼机关宿舍渐次落成。铁道部西迁公主坟，还在西城复兴门一带盖了宿舍，于是爸爸又搬家了。
从此，我告别四合院，告别童年，把花香叶浓，鸟鸣虫唱，把儿时的种种美好留在心里，去迎接不一样的大院生活，去拥抱红领巾崭新的明天，续写更多的光阴的故事。
走“笔”至此，已近年三十。眼前浮现着儿时礼花一树腾空而起，顺口溜出一句“除夕好，最忆是童年。”是啊，人生如梦，岁月无情，猛然回首才发现，往事多已淡忘，唯有小时候的事情记忆最深，回味无穷。几十年积淀在心底，最不起眼的小事情，碎的捡不起来的小东西，已成陈年佳酿，无比甘醇，使我“忘掉天涯孤旅的愁，一醉到天尽头”。
“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干杯啊朋友”！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