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的一幕
在一个十几平米的房间里，一个扎着两条短辫子的小姑娘，手里拿着两本“杂文集”。杂文集不是正式出版的那种，是用普通的作业本大小的白纸订的，每本也就是二十来页厚。看得出封面“杂文集”三个字是经过钢笔描重了几遍的。
小姑娘对面站着一位戴有近视眼镜，瘦高而儒雅的中年男子。男子在谈论着什么，身子略向前倾，目光尽量和小姑娘平行，以便得知小姑娘对他讲话内容的重视程度。上午的阳光从男子左边的窗口射进来，薄薄地，静静地，极清晰地投射出一幅凝重的画面。
这时四十多年前的一幕，发生在文革中期。那位儒雅的中年男子，是我的父亲。而那位小姑娘，就是当年正上初中的我。这一幕一直储存在我的记忆里，至今画面如初。我的父亲是位中学教师，虽然这是父与女的一幕，也更可以说是老师对自己最关心的学生的一幕。
那天，我是拿了我和同学莉莉写的诗和文章订成的杂文集给父亲看，想让父亲指教一番的。莉莉是我的闺密，我是在她的影响下，把自己写的东西也订成杂文集的。
我站在父亲面前，期待着父亲的夸赞和指教。然而，当他看完了我们的“作品”后，神色却黯淡起来。他没有给予太多评论，而是看着我停顿了片刻，然后用极其沉重地口吻说道，“听话，以后不要再写东西了”。他的语速缓慢，我听的真真切切，但却错愕不解。从上小学起，父亲就经常指导我的作文。每当我的作文被当做范文念的时候，我回家都会告诉父亲。我的作文参加全校竞赛时，父亲也是很喜悦的。为什么现在不让我写东西了呢？
我告诉父亲，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他问我“你看到现在那些作家们的下场了吗？”。我没有作答，只是注视着父亲的双眼。那两片稍有浑浊的眼镜片似乎把父亲的担忧，成几何倍数地放大出来。记得当时我没有想那些作家的下场，因为报纸上常说那是自绝于党和人民。我突然想起的却是，已经有几年，父亲从未问过我的作文了。而且那几年，父亲自己却在写作文，那是不需要什么文法和技巧的作文，就是写“检查”。“检查”这个词在当时妇孺皆知。
父亲又继续说到，文字这东西太危险，自古就有文字狱。他慢慢地讲述着历史和现今，我上了一堂在那个年代，只有作为父亲的老师，关门教女才讲得历史课。在父亲殷切地注视下，为了让父亲放心，为了自己不成为报纸上所说的那些反面教材，我冲着父亲，像所有听话的孩子那样，乖乖地点了点头。就这样，在那幕画面里，父亲像我人生的搬道夫，搬了搬道岔，我这辆人生的列车便转了方向。
我收起了杂文集，也收起了作家梦。
（父亲节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