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蔡金刚 ]http://www.k57.com.cn/dispbbs.asp?boardid=45&id=8824
在为父亲的冤案奔走过程中，我们也有被拒之门外的经历，那一户户深隐在胡同里的深宅大院，那一扇扇血红的大门紧紧关闭着，这种大宅邸的大门关上后，往往是严丝合缝，你一点也看不见里面的情景，当你久扣之后，大门上会有一个专门的小口打开，从里面漏出的是卫兵警惕的目光，仔细问明你的身份来意后，叫你等一会，随后就来告诉你，主人不在家，或者什么别的理由，然后不容分说眼前那道小缝便会重归于无。任你再怎样敲也不会再打开，若是你再坚持，那么你的身后往往就会出现人民警察的身影了。
不知怎么，在这时我常常会想起我们从小受过的教育，那些文艺作品里，当年的大大小的干部们藏在老乡的炕洞子里的情景……
坚冰终于融化了。3个苦命的孩子，等了11年，父亲终于恢复名誊，恢复党籍，平反昭雪了。屈辱和痛苦的日子结束了，就在这时读到父亲留下的一封充满爱与亲情的遗书
1979开春的一天，高法黄仁贤来电话，说常州来人了，问我是否见一下。我那时对常州法院的恶感可想而知，本不想去看我们熟识的面目，黄仁贤说还是见一见好，于是我就去了。常州和江苏省来了两个人，他们见到我，开口便要我们回去，说这自有组织调查云云，说：“你父亲是反革命，复查并不意味着改变结论。”话中不时遗露威胁之意。我申辩说：“是不是反革命需要复查后结论，结论要实事求是，至于我们回不回去，不取决于你们。”高法的黄仁贤听着我们的唇枪舌剑，表情严肃，并不说话，但是在最后他说了这样几句话：“他们（指来人）的话并不代表高法的意见……”
常州来人的态度，使我感到极大的压力，他们既然携案卷来京汇报，高法看后究竟是什么结论，这是至关重要的。几天后，我再去高法询问时，黄仁贤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案卷已经看过，经刑庭和高法院领导研究认为：事实不能成立，因此原判决是错误的，已经决定要常州和江苏省回去重审，作出撒销原判的判决。”他严肃地告诉我，这是高法领导和刑庭领导研究过案卷后的正式决定。他还告诉我，部队方面已经和他们取得了联系包括黄老办公室丛秘书等各方正在协调，力促早日解决。他的声音并不大，但在我听来，无异于春天的雷声在我耳边轰鸣，实在无法形容我当时的心情，兴奋、悲伤、痛苦、愤怒交织在一起，只会说一句：“谢谢，谢谢您！”黄仁贤说：“不用谢我，这是党的方针政策，应该感谢党！”他看着我又感慨地慢慢说：“‘文革’中被害惨死的人很多，但像这样一个出身红军的高级干部被经司法判决公开枪杀的全国仅此一例，影响是很恶劣的，我从事审判工作多年也是第一次遇到。”
迫于形势和最高法院的压力，常州方面曾于1979年2 月做出了一个复查报告，报告认定父亲：“确有组织武装上山打游击，建立反革命游击根据地的企图”，只是因为“没有行动”；另外“恶毒攻击红太阳，但未有扩散”；所以撤销原判。这个显然是胡说八道的复查报告，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我们和北京方面的拒绝。
坚冰虽已被打破，但彻底融化尚需时日。虽然“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随着形势发展深人人心，正在逐渐成为指导工作的方针，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拨乱反正也已成为社会潮流，但是多年来形成的僵死了的思维定式，不是马上就可以扭转的，两个“凡是”的影响还在，尤其是在过去历次政治运动中推波助澜、获得既得利益的人，在“四人帮”倒台后，摇身一变的手握大权者，对这种变革是不满的和抗拒的，这种心态尤其是在对过去冤假错案的落实政策上表现出很大的阻力。很多案件的复查工作皆不是一帆风顺的，都要经过推、拖、阻乃至反复，案子的复查就这样拖了下来。
1979年的3日10日，还是部队率先有了举动，中共军事学院党委做出了关于父亲被错划右派的改正决定。决定说：“蔡铁根对向苏军学习有些看法，向中央领导同志写信是合乎组织原则的，不应视为向党进攻，鉴于肖克同志所犯错误的结论业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撤销，蔡的所谓包庇肖克反党宗派活动理应予以否定……据此蔡铁根的右派分子是属于错划，应予改正。遵照中央军委（一九七九）十号文件规定，决定撤销对蔡铁根划为右派的决定。”决定最后说：“待江苏省高级法院对其反革命罪甄别结论作出后，再根据党的政策和有关规定做好善后工作。”
这个20年以后才得以改正的决定’，对父亲来说已经太晚了，但它毕竟是来到了。这个决定为常州地方平反昭雪我父亲的“反革命案”扫清了道路，也清除了一个重大的借口。其间部队方面花费了很大力量，曾多次派员联系催促，但地方并无反应。
春天来了，虽然来得晚，但它毕竟来了。街道两旁的槐树上已经冒出了绿油油的嫩芽。这春天的景象却又使我愈加焦急和烦躁。毫无疑问，大的方针政策已经决定但问题却久拖不决，这阻力只能是人的问题了，想来那些人明知一个同志是无辜的，遭受迫窖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即使没有阶级感情、同志感情，难道就没有一点人类的侧隐之心吗？
愤愤之中，我提笔给党中央写了封信，认为在方针政策已定的情况下，必须彻底清除“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建议在组织人事上落实。因为政策再好也要靠人执行，无人执行的政策再好也是无用的。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我在招待所里等得度日如年，北京的首长们和领导同志们，虽经多方努力催促、交涉，但因他们大多是部队的领导干部，对于一个省的地方政府却也是无能为力。
直到这年的6月，全国人大五届二次会议将在京举行的时候，十分关心此事的黄克诚同志决定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名义，亲自找了参加会议的当时的江苏省委负责人许家屯谈。我并不知道这次谈话的内容和详情，如今黄老已故去，许家屯也远涉重洋去了地球的另一边，但是我知道，在这次谈话中许家屯答应回去督促落实此事。
在为父亲的冤案昭雪过程中，黄克诚同志自始至终给了我们巨大的帮助和支持，在生活上也得到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也正是由于他的干预和过问，冤案才得以最后昭雪。我们曾经想过，黄老为什么这么关心此事，关心我们？他是否和父亲曾经熟识呢？后来才知道，黄老确实认识父亲，但那是因为他和父亲在当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中分别持两种不同的意见。但是当时我却并不知道这些，我今天才知道，能如此为曾经和自己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申冤昭雪，是很高尚的，彭总和黄老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共产党人应有的胸怀。后来许多老同志们在提到这一点时，他们都伸出大拇指说：“黄老不愧大将风度！”表现出由衷的钦佩与赞赏。我们也永远感谢他并记住了他！
一次我打电话给黄老，当我提及父亲和我们的过去时，听筒中那苍老的声音叹了口气说；“孩子啊，不要再提过去那些不愉快的事啦，好吗？我们还是向前看吧……”我沉默了，无疑他说的是对的。
五届二次人大结束后不久，迫于压力，江苏省委直接向常州派出了工作组，直接领导参与了对整个案情的复查，经过一个时期的紧张复查工作，克服了重重的阻力和干扰，终于在7月底向省委做出了新的报告。报告说，当年常州的定案是根据一个所谓“特情”的报告。这个“特情”供认他当年的报告是“我自己的想象”和“臆造”，“有的话是我说的”，这个为了“立功”的无赖，受人指使做了陷害父亲的凶手。父亲曾到宜兴的一处风景区去游览过，职业军人出身的他，本能地留意任何地方的地形，他说宜兴山地地形很好，万一蒋介石真的反攻大陆，我们可以和他在此打游击。于是这个“特情”把这些话加工成父亲是去看地形的，要组织游击武装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父亲到常州后，自然和许多转业退伍军人来往较多，有时难免发发牢骚，于是这就成了以父亲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父亲在他个人的日记里，有一些批评毛泽东的话和对当时一些极左政策造成的天灾人祸的批评，这些都被一些别有用心，对他怀恨在心的人利用了。最后终于把始终坚持自己思想的父亲残害而死！
但是这个“特情”是奉什么人、什么部门的指派而来，父亲被害的真实原因和背景，直至今天我们也不能得知，任我们如何努力打听，有关方面和有关知情人甚至是那些同情父亲和我们遭遇的老同志，对我们始终三缄其口，我们只知道当年对父亲的陷害与残杀是以国家以党以革命和集体的名义进行的。我知道，这样的事决不是我们一家。
夏日的一天晚上，我打电话到李达副总长那里询问，秘书告诉我，江苏省常委会正在举行，会上将要讨论这个问题，要我再等一等。午夜过后，秘书电话通知说：“常委会业已结束，工作组报告通过，会议决定撤销原判，彻底平反昭雪！小蔡啊，向你祝贺！”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
9月17日，江苏省常州市法院终于正式做出了撤销原判的判决书。判决书说：“经复查，事实证明原判决认定的事实和使用的法律都是错误的，是惨遭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迫害，纯属冤案。现依法改判如下：一。撤销原判……二、宣告蔡铁根无罪，推倒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予以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就是这几十个字的判决书，我的老父亲已经无法听到了，我们3个无辜的孩子等了许多年，受尽了屈辱与痛苦，为了它，多少皓发白首的领导同志为此奔忙，还有多少工作人员的心血，才换来了这几十个字的判决。
判决书迅速报中共中央纪检委，最高法院、总政治部、送军事学院等机关。
坚冰终于融化了，严寒终于无法抵挡太阳的光芒。
就在撤销判决的第二天，9月18日、中共军事学院党委做出了另一份决定，鉴于常州撤销原判，宣告无罪，故决定：“恢复蔡铁根同志的政治名誉，恢复党籍，恢复原级别……”
我注意到了这份决定和第一份决定的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在这份决定中，父亲被称为“同志”了！
在这之后不久，我的感情又经历了一次巨大的波澜。那天我突然收到了退还给我们的父亲在狱中临刑前写给我们的遗书：
“刚刚、沙沙、南南，亲爱的孩子们，可怜的孩子们，最使爸爸放心不下的孩子们：……”刚看了这个开头，泪水就已经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不能不和你们告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是因为爸爸对你们来说已经没有用了，不仅没有用，而且还对你们有害处呢！如果爸爸还活着，还留在你们身边，那你们就是“右派分子’的子女，甚至还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子女，它就影响你们的未来，影响你们的发展前途，使你们无缘无故地遭受屈辱。痛苦和歧视，虽然你们都还小，还需要爸爸的抚育和教养，但我这个爸爸不仅起不了这样的作用，而且还要起坏作用。所以爸爸还是离开你们好。不要以为爸爸心狠，也不要哭爸爸，可怜的孩子们，原谅爸爸吧！
“不过我没有做什么坏事，我这一辈子对得起党，对得起中国人民，对得起中国的革命事业。我为这个事业出生入死，流血牺牲，真正忘我地工作了30年，我只是感到对不起你们，你们将要成为孤儿，这是我真正的罪责。这是我心中感到最遗憾和最痈苦的事。
“我危害到你们，使你们天真无邪的幼小心灵受到严重的创伤，完全破坏了你们已经不太幸福的童年生活，使你们痛苦，使你们羞耻。并且还在你们未来的道路上布满了障碍，严重的妨碍着你们的发展前途，是爸爸害了你们，是爸爸该死，恨爸爸吧！你们完全有理由恨爸爸！
“刚刚，虽然你还只有 10岁，但你却是爸爸最大的儿子，而且是四年级的学生了，应该懂得很多事了，经过爸爸这次事件，你应该更懂事了。不仅要最听话，最懂事，最爱劳动，最会做事情，而且还要做弟弟妹妹的模范，带领他们影响他们……
“可是我的孩儿，你的性格很不好，太刚、太强、太硬、宁折不弯，很像爸爸，这是很危险的！因而也是爸爸最不放心的。希望你能变得聪明些，能随机应变些。宁折不弯如我，结果只有折，爸爸的事你是亲眼看到的，你也多少懂得一些了，应该接受这惨痛的教训，切记，我亲爱的孩子。
“南南，你最小，又最调皮，但也最可怜，所以爸爸也最不放心你，然而我已经不能再照顾你了。你本来是个最聪明，最懂事，最关心爸爸的好孩子。可是由于你小，又调皮，不听话…… 所以爸爸最不放心你，你如果能听话，不和刚刚争，不和沙沙闹，那该多好呢，爸爸不是更放心了吗？你能改吗？我的儿子，爸爸多么希望你能改呀！
“沙沙，你是个女孩子，就是头脑笨了点儿，我想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聪明起来的，你本是最憨厚，最能忍让的，可是近来，我看你也变得爱争吵了，这很不好，要坚决改，当然哥哥弟弟欺负女孩子，故意找你的麻烦，那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你如果在家里玩得不开心，可以出去找女孩予玩，但不要和她们吵，女孩子应该特别听话。”
“我最不放心，最难割舍，最依恋的孩子们，爸爸要和你们永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这不是暂时的离别，但你们不要想爸爸，也不要哭，爸爸对于你们是有罪的，但你们都是好 孩子，你们没有罪！你们应该得到国家和政府的照顾！”
“别了，我亲爱的孩子们，让爸爸吻你们！别了，我最亲爱的孩子们！”
在无声的泪水流淌中我读完了这封和着血泪和无限亲情的遗书，直到现在，我轻易不敢看这封信，读它那真是生离死别、撕心裂肺般的痛苦。
为准备平反大会和追悼会，我赶回了常州。我们首先提出了寻找父亲骨灰的要求，常州落实政策办公室的两个工作人员和我们一起找到了城外的火葬杨。火葬场工作人员说当年经手此事的一位老工人已经退休了，又费了许多周折，我们找到了这位退休在家的老工人。他听我们说完来意后说：“是我处理的，尸体是公安局让拉的，浑身是血，真惨哪，当天就火化了，后来通知家属，她（指继母）说不要了。我用纸包包的，放了几天，没有人来问，就把骨灰倒在一口专门放无人领取的骨灰缸里了。后来处理骨灰时，一起倒掉了，就埋在烟囱旁边了。”
我们和老人一起来到火葬场，在他的指点下，在烟囱旁的一块空地上挖了起来，火葬场的许多工人听说后都自动来帮助挖掘。一个上了年岁的老工人边挖边唠叨说：“我早就知道，老干部怎么能随便杀头的呢！”当挖到一米多深时，坑里开始渗出了水，土质也开始变黑了，又挖了几下，露出了白森森的骨渣，正在七嘴八舌议论的围观者一时也静了下来，但是由于当年倒下的是一大缸骨灰，怎么能够分得清楚是谁的呢？我们无力地坐在坑边，想了半天，没有办法，最后找来几个大塑料袋，尽可能多装上挖出的骨灰。
追悼会后，一辆面包车拉着我们和当年为父亲同案关了10年的俞须涌，向长江边上驶去，在一条不知名的通向长江的河湾里，经工作人员向当地交涉，当地派出了一条机帆船，拉着我们向长江驶去。
船驶出了河港；来到了宽阔的江面上，急风卷着细细的雨丝向我们扑来，黑沉沉的乌云低低地压在江面上，在遥远的水平线上和江水弥合到了一起。远处一艘巨轮正喷吐着浓烟沿江而下，不时传来低沉的汽笛声。浪花拍打着我们乘坐的木船，发出“啪啪”的响声，几只白色的江鸥不时掠过江面，发出一声声凄厉的叫声。船开始掉头了，掌舵的汉子喊了声“到江心了”，我们解开塑料袋，把骨灰和着花束缓缓地倒入江中。我们默默地做着这一切，俞须涌倒了一杯酒，倾入江中，含泪喊了声“老蔡啊，我送你来啦！”一声哀恸，泪如雨下，泪水和着雨水模糊了我们的双眼，倒下的骨灰和着黄色的菊花在江水中打着旋，向船后飘去，渐渐消失在江水中了。最后，我们把自己亲手制作的一个白色的大花圈抛向了江中，我心中 默念，愿这千古江流分清父亲的忠骨，把他带到一个安宁洁静的地方去。
船往回走了，细雨丝丝，风仍在呼啸着，直到很远很远，我们还能看见江面上那时隐时现的那小小的白色。
父亲，他这来自北国大地的儿子，带着燕赵儿女的豪情，带着与日寇血战的征尘，带着对祖国与人民的忠诚，也带着无尽的屈辱与痛苦，永远地消逝在这烟雨苍茫、包孕着吴越大地的长江之中了。
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礼堂里，一面鲜红的党旗覆盖在一个小小的骨灰盒上，盒子前面放着父亲的那张半身像片，他依然向所有注视他的人微笑着。盒子里放着的是 他生前常戴的那副老花镜和那只烟斗，还有为他昭雪平反的决定书……
现在，我也有了一个可爱的儿子，他近来常常问我：“爸爸，人家都有爷爷，我的爷爷呢？”我告诉他，“爷爷死了。”他问：“死是什么？”我说：“就是在天上飞，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他想了想又问：“那爷爷老在天上飞吗？不下来了吗？”又若有所思地自言自语：”我爷爷还一回没见过我呢！”
后来，我收到了不少父亲的老首长、老战友们从各地发来的唁电与来信，在为冤案昭雪表示兴奋和向我们慰问之余，又莫不表示痛惜。一位老战友在来信中写道：“他是我的老首长，在我军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现代化革命军队上来的时候，为加强教育训练工作，多么需要他重返工作岗位啊……”我想起了惠浴宇同志的这样一段话：“真实目的未必可以公之于众的频繁的政治运动．不知误了多少正事，毁了多少同志，又养出了多少权奸……当老布尔什维克走上布尔什维克恐怖的审讯室和刑场，比起牺牲在公开的敌人法西斯匪徒刀枪下的烈士们，他们的死，难道不更为悲壮、惨烈吗？”
“沉冤数十载，“四人帮”及其他们的前任们毁尸，心中有鬼，曾落井下石，推波助澜而摇身一变手握大权者灭迹，虽然千方百计地清查，要搞得水落石出又何其难，在我中华五千年的历史里，尘封着多少这样的千古疑案，埋葬着多少这样的铮骨忠魂。”
在《肖克回忆录》中。肖老将军又不胜痛楚地提到了父亲的死，他在一首缅怀父亲的诗中有“宁为玉碎不折节”之语。我想我们的先烈抛头洒血，不正是为了建立一种追 求真理，坚持正义而无需流血的社会制度和环境吗？即为了“不折节”而无 需“玉碎”。从我们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到彭德怀、贺龙乃至我的父亲，他们的死是多么惨痛的教训，这应该永远使我们警醒，努力建设完善的社会主义法治是我们事业能健康发展的最重要保证。
我深深怀念我的父亲，我为他骄傲！
多年来，我曾试图追寻他的身影与踪迹，因为我总觉得他没有死，但我找不到他的所在，可又觉得他无处不在。冥冥之中，他好像始终在注视着我。
当我来到他当年战斗过的平西老区，我忽然觉得他原来是回到了这里，那巍峨峥嵘的太行峰峦就是父亲和他许许多多已牺牲了的战友们的身姿，那滚滚奔腾的拒马河水的涛声是他和他的同志们亘古不灭的呐喊！那山间阵阵吹拂着的秋风，就像父亲的大手在轻轻抚摸着我！
我带着孩子来到宽阔的天安门广场，指着那蓝天中飘扬的五星红旗问他：“国旗为什么是红的？”孩子用他的童音骄傲地回答：“因为那是先烈的献血染红的！”我一字一句地对他说：“记住，那上面也有你爷爷的一滴血！”
我希望今后的孩子们不再有我们那样的不幸的童年，而这不应妨碍我们追求真理、坚持正义。
写于1996年10 月
发表于1998 年8 月至12 月《中华儿女》
修改于2004年6 月
作者的话
这篇文章是在1998年8月起至12月的《中华儿女》上连载发表的。我觉得有必要做一点说明，文章并不像《中华儿女》编者在文前说的那样是我主动写的，而事实是因为我看见一些杂志书籍上关于我父亲的文章写的与事实有许多出入，有一本杂志甚至说我父亲是为彭德怀而死，而《中华儿女》在若干年前也在其他文章中提到我的父亲这件奇冤，于是我在1996 年给《中华儿女》写了封信作了些说明，当时《中华儿女》的总编扬筱怀同志即约我写这篇文章，说实话，对于我父亲的冤案，我自己也深知尚有许多禁区，有些我是知道的，有些我至今也还不清楚，所以当时是扬筱怀同志一再动员的热情使我动笔写了，前后大约十多天。在写的时候，我自己确实是已经尽量注意了那些众所周知的避讳，但是即使这样，在经过有关部门审阅时，还是遇到了麻烦，军事科学院战史部负责审查者认为：“文章的基调比较低沉。作者以亲身感受比较详细地叙述了蔡铁根及其子女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批评了毛主席、党中央的“错误”，基调消极，不符合弘扬主旋律，催人奋进的时代要求，况且也有损于党的形象，不利于党的团结和统一。”
“文章涉及到许多党和国家、军队的领导人。诸如对毛主席、彭德怀、黄克诚以及许世友、肖华、张宗逊等的看法和评价，对于苏联援助我国的看法，对于学习苏联经验和反对教条主义等问题的看法，都带有一定的感情色彩，具有一定的片面性，易引起不同意见的争论，有碍于大局的稳定。”
“文章中有些用语尖刻、贬损。诸如讲许世友是“颟顸、愚忠”等等，很不严肃。另外有些地方上下文连接不紧，逻辑性不强，有些地方文字重复，且比较粗糙，有些提法欠斟酌，有些表述不尽确切，等等。”
文章因此被搁置了下来。
虽然扬筱怀同志和我尽了许多努力，但是文章还是被搁置了两年之久，直到1998年父亲的老战友李仲奇伯伯专门给《中华儿女》写了封信后，文章在被做了些删改后才得以发表，我明白在我们目前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办刊者的苦衷，对编者写在前面的话也十分理解，我至今还是非常感谢扬筱怀同志的勇气的。不幸的是不久前他遭遇车祸逝世，令我和许多人感到痛惜。
这次准备将文章在网上登出时，我把原先被删改的内容重新恢复了，而且把有的人名直接写出来了，因为我想，他们地下有知，是应该感到羞愧的。正像有人说的那样“有的共产党员，用最冠冕、最冷酷、最残忍的手段往死里整自己的同志……在党章里，在马克思的著作里，哪能找到解释。”
“几十年过去了，推人落井的人，迫人致死的人，挑三戳四的人，坐观斗虎的人，残害忠良的人，趋炎附势的人，落井下石的人，装腔作势、起哄围攻的人，卖友求荣、陷人以过的人，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人，用同志的鲜血染红了顶子的人，全都福寿康宁的活到了“不知明镜里，何处惹秋霜”的年纪了，不知清夜扪心知否自愧，生者已矣，死者何堪？”
我十分同意这样的意见：“虽然要重现历史的真实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不放弃迫近真实的历史的每一丁点努力，正是由于我们一点又一点的努力，使我们叙述的历史越来越迫近真实的历史。”
我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觉醒了的人们的努力，我们毕竟在向着历史的真实一步步地迫近。
我想说的是，文章中的一些说法或是迫于现实的考虑，或是却是还被故意遮掩着确实难以弄清所至。请智者明鉴。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对一些人名和事实，我还是回避了，不过所幸的是，有许多历史的真相已经在和正在不断被揭开，一些貌似岸然的圣像露出了本来人性就有的另一面。那些死了的，他们真的能安息吗？那些活着的，他们真的能安心吗？
我非常感谢许许多多一直在关心讨论并希望弄明白许多历史真相的人们，我们一起等待，我们一起努力，历史已经证明了，历史不是什么胜利者写的，而是人民写的。
“时刻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纯洁与清白，绝不卖身投靠眼前貌似强大的恶势力，哪怕它披着华丽的外衣，钱权不动，不为金钱权势所收买，也不怕金钱权势所造成的巨大威胁，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呀！
其实，一个民族的脊梁莫过于此，一个时代的精神莫过如此，一个人真正的生命价值也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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