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时期来，关于蒋介石与四川抗日根据地的策定这一重大历史问题，史学界向来少有涉及，个别论著即使在涉及这一问题时，所引用的论据也大多是蒋介石1935年3月4日在重庆的一次讲话“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并据此认为蒋介石一到四川，就确定了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如刘敬坤撰《重庆与八年抗战》以及台湾吴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周开庆撰《蒋总统与四川》等等，皆持此种观点，但均语焉不详，更乏对蒋介石策定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前因后果、具体经过的详细论述。在此，笔者既不敢苟同上述论点，也拟对此间题作一全面的论述。
一、要抗战势必迁都
由于历史的多方面原因，使得中国的一切诸如政治统治的中心，经济事业的设置，文化教育事业的创立以及军事防御的部署等大多集中在华北、华东等沿海地区。这种地域分布的差异性，不仅带给了中国东西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而且更主要的是给中国的军事防御、国防布署等带来了诸多不利，这种不利到了本世纪二十年代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掠取了中国东北，其全面侵略、吞并中国的野心昭然若揭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和突出。对此，一切有识之士都深刻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和对策，即向中国内陆发展。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就开始比较认真地考虑战争爆发后应取的对策问题，而在这些问题之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首脑机关和国家指挥中枢的安全问题，因为此时的国民政府己经觉察到日本军队进攻上海的真正目的和企图，“即系对于首都加以直接危害与威协”。为了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保证国民政府得以自由行使职权，国民政府于事变后二天即1月30日宣布政府迁洛阳办公。当时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在叙及这一重大决策的动机和目的时称“因为日本一方面以海陆空军猛攻上海，一面派大批军舰开到南京，其目的在威逼政府签字于丧权辱国的条约。当时事机是非常危急，如果错过了，则将至挽救不及。所以我们即日开紧急会议，决定迁都洛阳，把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放在安全的地位，以便自由行驶职权。”所以1932年3月在洛阳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就将“我们今后是否仍然以南京为首都，抑或应该在洛阳要有相当的时间，或者我们更要另找一个适宜的京部”作为一个“重大问题”而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并视之为“此次会议的第一要义”。会议鉴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步步紧逼以及首都南京在对外战争中所处的不利地位，根据当时中国的政治态势，讨论通过了《以洛阳为行都以长安为西京》的提议案并作出了“（一）以长安为陪都，定名为西京；（二）以洛阳为行都；（三）关于陪都之筹备事宜，应组织筹备委员会，交政治会议决定”的重要决议。
国民政府迁都洛阳，是南京国民政府也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一方面说明了南京国民政府已认识到首都南京在对外战争中所处的不利形势，另一方面它也表明了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方针的某些变化，从而作出了迁都这样一项重大而正确的决策，并开始考虑到战争全面爆发后首都的安全与迁移问题。
二、国人注愈力转向四川
虽然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最先将选择陪都、行都的着眼点放到了西北和中原地区并开始对陪都西安进行筹划与营建，但那是根据当时的历史情况和政治环境决定的，是国民政府尚未将西南诸省真正纳入它的统治范围之内时所作的迫不得已的决策。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面对着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这一客观现实，东北、华北、华东、华南等沿海地区不能作中国战时首都的缘由已显而易见，而西南诸省自民国成立以来一直处于各个大小军阀的混战与割据之中，与国民政府的关系也是若即若离，很不稳定；在若大的中国版图内，能够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首都且牢牢为国民党中央所控制的就只有中原和西北地区了。尽管如此，将西北地区作为中国的战时首都仍是不理想的。因为中原和西北地区既同样容易受到日军强大武力的威胁，又接近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这对于当时尚未完全与苏联恢复外交关系，坚持反苏反共的国民政府来说，其所感受到的威胁并不小于日本，而且，统治新疆的盛世才，也未被国民政府所控制，而是变乱无常，这对国民政府来说，也是一块心病。因此，必须重新寻找一个比洛阳、西安更为安全且地大物博、人力众庶的地区，来作为战时国家的根据地。为此，作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专负军事责任的蒋介石，于1934年秋开始，用一年多的时间，马不停蹄地对中原、西北以及西南的十余个省份进行巡视、考察、分析和研究，最后，蒋介石经过对各地地形、物产、交通、人文的综合考察，作出了将这个战时国家的最后根据地确定在四川的重要决策。
早在民国初年，蒋介石就认为在中国各省之中，能作革命根据地的，“只有两省可当选。第一是广东，……其次就要算是四川了，因为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丰富，都在任何各省之上，而四川同胞的天性，富于民族的情感，一贯的忠于主义，勇于革新，所以我们若能以四川为革命的根据地，就更能使革命早日成功。”蒋介石的这种“蜀粤并重”的思想，以后又多次向孙中山等人提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仍是以相当的注意力关注着四川的一切，对四川这个中国的重要省份，也是志在必得，只是限于长时期地与各个军阀及中国共产党进行战争，还无暇地也无力顾及四川。这种状况一直到年底才开始有彻底转变。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红四方面军于第四次反“围剿”失败后，不得不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经过辗转跋涉，他们于1933年初抵达川北陕南一带并重新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的这一举动，引起了蒋介石的极大不安和四川军阀的恐惧，但此时蒋介石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江西中央红军方面，还无力顾及四川，只是在舆论和财力上支持四川各个军阀对川陕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为此，他先后任命田颂尧、刘湘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四川剿匪总司令”，令其统率所属全力围剿红四方面军，结果，田、刘二人均以惨败而告终。兵疲力乏财困、走投无路的刘湘，不得不于1934年11月13日乘轮东下，赴南京向蒋介石请示和乞援，要求国民党中央派员入川，统筹“剿匪”大计，以帮助他剿灭红军并维持自己在四川的霸主地位。刘湘的这一举动，正合蒋介石的心愿，就在双方在南京进行商洽和讨价还价之际，中央红军也因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被迫进行长征并抵达湘黔边境，有进入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的趋向。所有这些，使得全国的注意力骤然地由江西转向四川，即所谓“以前关心江西匪祸猖撅的人们，现在视线都转移到四川来了。”迫于中共主力红军入川这一现实，刘蒋双方经讨价还价，互相让步，迅速达成协议，蒋介石帮助刘湘统一四川军政并保证他在四川的霸主地位，将红军赶出四川；刘湘则同意打开关闭未启的四川门户，允许蒋介石的中央军及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率别动队入川，统筹指挥督促“剿匪”事宜。12年21日，国民政府明令改组四川省政府，任命刘湘为四川省政府委员兼主席，并授以统一四川军事、政治、经济的特权，而由贺国光、杨永泰率领的参谋团一行余人，也于1935年1月12日顺利抵达贡庆，从而开始了国民党中央势力近十年来对四川、西南的逐渐渗透和真正控制，也为蒋介石入川部署一切打下了基础。
三、蒋介石策定四川为对日抗战的根据地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偕其高级幕僚陈诚、顾祝同、杨永泰等乘飞机由武汉飞抵重庆，从而开始了他长达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蒋介石这次西南之行的真正动机，首先固然在于追剿红军和统一四川及西南诸省于国民党中央势力的控制之下，而另一方面，此行对他最终确定以四川为抗日根据地的决策有著重要的影响。蒋介石一到重庆，就表现出与他中原、西北之行不同的态度与兴趣。3月4日，也就是抵达重庆后三天，蒋介石在出席四川省党务特派员办事处举行的扩大纪念周上作了他到四川后的首次公开讲演-《四川应作复兴民族之根据地》，在讲演中，蒋介石以大量的篇幅阐明了四川地位的重要及其历史上的作用以及四川各界应尽的责任。他说“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我们既然有了这种优越的凭藉，不仅可以使四川建设成功为新的模范省，更可以使四川为新的基础来建设新中国。”在讲话中，蒋介石还引用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民谚来说明四川地位的重要及其与国家治乱的关系并以之开鞭策四川。蒋氏称“中国自古还有一句话说：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话并不是随便说的，其中确含有很大的意义。我提出这句话，也并不是要来责备四川同胞，乃是说明四川对于国家治乱的关系与四川同胞的责任之重要。我们无论从历史的事实来证明，或从四川在全国中所处的地位来看，四川的治乱，确可以影响全国的安危。所以要统一国家，完成革命，必须四川同胞先来负起这个责任。如果四川同胞不能负起革命责任来尽力于大命事业，我们整个革命事业，更没有完成之一日。”这里，蒋介石虽然对四川的地位十分重视并褒勉有加，但他并不是于此扰下定了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决心的。蒋氏上述的四川“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并不是针对当时的情形下说的，而是就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的保路运动导致了武昌起义的成劝而言，主要是讲四川过去对国家的贡献，其目的是为了勉励四川的“各界同志”，希望他们能精诚团结，共同努力，“一致在总理主义与精神系统之下刻苦奋斗，……以担负起革命救国与复兴民族的整个责任。”这是为其督剿红军、统一四川及西南诸省作舆沦鼓动和心理导向这两个目的服务的。所以，那种认为蒋介石一到四川就确定了以四川为中华民族对日抗战根据地的观点，既有失偏颇，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尽管如此，但蒋介石一到四川，的确表现出许多与他中原、西北之行不同的地方，这首先在于他一到四川，就大张旗鼓地阐明、强调了四川对国家、对民族的重要性，并公开、明确地表明了他自己对四川的高度重视和殷切希望，而所有这些，则是他中原、西北之行根本没有的。
3月24日，蒋介石离重庆飞贵阳。这以后，蒋介石来回穿梭于贵阳、昆明、重庆和成都各地，在不同的场合，针对不同的对象，为了不同的目的和动机，他又作了多次不同内容的讲演和训示。在这些讲演和训示中，蒋介石既有“剿匪反共”的训令和煽惑，也有其倡导的新生活运动、新经济运动的宣传和鼓动，还有其关于统一四川、统一西南的指令和打算。当然，这当中也不时夹杂着一些诸如“四川夙称天府，果能急起直追，其成功必尤为宏速。”“惟有以我们新的四川人才以造成新的四川，建立新的中国。”“贵州最容易建设，也最应迅速建设成为民族复兴的一个基础。”“我们云南全省同胞，对于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无论就天时、地利、人和各方面看来，云南种种条件都具备，可以作为复兴民族最重要的基础”等对四川、贵州、云南三省表示重视、希望及勉励的词句。但这些表白和词句仍是片面的和不系统的。随着蒋介石在西南三省所呆时间的延续，也随着他对西南三省地势、气候、矿藏、物产以及民众意愿的进一步了解和认识，还随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工农红军的撤出四川，更随着国民党中央势力对西南三省的深人渗透以及对该三省政治、经济、军事、财政控制的加强和巩固，蒋介石对西南三省特别是对四川的认识才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也于此过程中逐渐形成并越来越坚定且在他离开四川之前完全确定了下来。8月11日，蒋介石在峨嵋山军训团为受训团员作了题为《川滇黔三省的革命历史与本团团员的责任》的训话，训话对云贵川三省光辉的革命历史推崇备至，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与赞扬，蒋氏称“在建立民国的革命事业上，川滇黔三省，实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四川，实为革命的发祥之地，这实在是中国革命历史中四川最光荣的一页。”10月6日，蒋介石在成都出席了四川省党部扩大纪念周并于会上作了题为《建设新四川的根本要道》的讲演，讲演再次强调了四川地位的重要及其与国家治乱、民族兴衰的密切关系，第一次明确、公开地提出了四川是中国首屈一指的省份，“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的思想。蒋介石在讲演中称“我自入川来，直到昨天为止，留心体察四川的情形，总觉得我们中国其他任何一省，都比不上我们四川。你们看四川的土地“大而又肥美，所产的东西，不仅种类繁多，几乎无所不备，而且量多质美，更为别省所不及。……尤其是山川形势的雄伟奇峻，格外难得。……再加气候之温和，和人民之众多与勤劳优秀，更增加四川之伟大。四川因为有如此伟大优良的自然环境，与悠久深厚的文化基础，实在是我们中国首屈一指的省份。……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方面，实在不愧为我们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倘若四川不能安定不能建设起来，整个国家也就没有富强复兴的希望。所以，四川之治乱即中国兴亡之关键，今后四川决不可乱，一乱国家就要亡。”如果说蒋介石的上述表白还不足以说明他已下了最后决心定四川为抗日根据地的话，那么，两天之后蒋介石在成都作的另一次题为《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的讲演，则更充分、全面、明白、肯定地说明了这一点。他说“大家要晓得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一定可以复兴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致我们以使“死”命！我们今后不必因为在华北或长江下游出什么乱子了，就以为不得了，其实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
在这里，蒋介石既说明了四川在对外战争中的重要性，也分析了战争爆发后中国可能比现的种种情况，还谈及了他对国防的意见。最后，蒋介石明白无误地宣告在对日战事发生后，无论中国出现什么情况，何种困难，但只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国家必可复兴，“其实不必说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只剩下了我们四川一省，天下事也还是大有可为。”函至此，蒋介石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遂完全、牢固地确定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