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和灾难的区别---说说中国和日本民族性格的区别

最近有些关于中，日民族（人）性格的区别的思考， 主要是这种区别产生和形成的原因。 写出来，供大家参考和批评。

（一） 几千年来，中国人承受的是苦难，日本人承受的是灾难，苦难和灾难对民族特性的养成还是不一样的。 苦难是困苦和灾难的混合，是贫困和灾难间频出现的一种自然生存环境。这儿所说的灾难是那种不可预期的具有破坏性的突发事件。这种突发事件使人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应对。苦难文化和灾难文化的重要区别在于灾难爆发的频率，和人们应对以及渡过的方式。苦难环境下，当灾难发生后，人们会组织起来（或被组织起来），互相帮助，设法战胜和渡过灾难，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自然会使人们产生向心力，也可能导致人们对权威的信服和崇拜，这就是所谓的忠于集体的观念的来源，人们在很多灾难发生的时候，需要互相帮助，这就是使得“义”和仗义成为人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观念。

另外一种选择是远离灾难（逃难）。 选择远离灾难，也是人们对待灾难的一种不得不为之的方式。 但是逃难是有条件的。例如灾难是发生在陆地上的，人们开动两只脚就能逃难（在海洋上逃难就几乎成为不可能）。第二是灾难发生前有足够的征兆，例如大旱绝收，例如有些兵祸，人们有时间准备逃难。（地震，海啸就没有足够逃难的准备时间。） 第三有地方可逃，这就要求地大域广。象在中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而在一些岛国，弹丸之地，逃难就可能没有意义，或不可能。） 逃难，对人们或民族的性格，文化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有难能逃，使得人们不再过分畏惧灾难，不会感到绝望；而有难不能逃的人们，会有一种绝望的感觉，而经常性的绝望会导致人们的精神变态。 逃难的磨练，会增加人们的智慧，强化人们对抗灾难的韧性，增长人们的见识，例如文化和生存技能的交流。对逃难来说，不同人群的不同逃难的方式，其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逃难也会使人们产生极大的嫉妒心态。逃难是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陌生的地方，逃难的人们会养成不遵守新地方的风俗习惯的弊病，所谓事缓从俗，事急则可从权。逃难是人们消极对待灾难的方式，因而逃难会导致人们的侥幸心理，成就人们的所谓的机会主义。

灾难的环境则是频繁的发生灾难。一个接着一个的灾难，例如地震过后是海啸，海啸过后是瘟疫，瘟疫过后是饥饿，或者匪患，然后又有火山喷发，硝烟漫天，融岩淌流，新的地震或者海啸。在灾难频发的环境下，有时候想逃离都很困难，因为地带狭小，灾难环境下的人们不得不接受频繁多灾难的轮番“轰炸”。在这种环境下生活繁衍的人们和那些虽然有灾难但又有时间修复和逃难的人群的文化养成是有区别的。在灾难环境下生存的人们，没有或者很少时间去应对灾难的发生，至少个人没有能力去应对，所以他们必须学会用集体的力量来降低灾难带来的损失。例如在海上作业，突遇风暴，会顷刻翻船，大家肯定会一条心，团结一致争取可能的（集体）存活，没有人会偷懒，投机，因为一存俱存，一亡俱亡。

苦难和灾难的环境都会使人们变得服从权威，养成敬畏超自然的心态。因为灾难的发生是多方面的，所以人们很可能是多神崇拜。在乐园环境下生活的人们也需要宗教，但是那是一种寄托，一种心灵上的归宿。而不象生活在灾难和苦难环境下的人们，宗教的崇拜不仅仅是一种心灵的寄托，而是寻找对于灾难下的创伤的一种安慰和康复。有时还是一种能规避灾难的“手段”和保护。

日本为什么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侵略中国事，叫嚣要三个月灭亡中国，因为那是日本人的思维习惯。日本人常常在大自然灾难的打击下，会认输服软。你说海啸席卷，火山喷发，地震山摇时，日本人会有什么感受，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认栽服输。所以日本人对强者也是认栽服输。这会成为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当然在武士决斗时也是这种思维。他们当时认为日本比中国强，只要把南京打下来，中国人就会认输服软，因为他们是所谓的强者。 他们也正是按这种思维习惯去思考中国人和中国的领导阶层的。但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毕竟和日本人不一样，因为中国地大人多，疆域辽阔，中国人在灾难来临时，能抗则抗，不能抗则走，即所谓的逃难。日本人没有这样的习惯， 也没有这样的思维。所以当老蒋，“逃难”逃到武汉逃到重庆时，日本人就傻眼了，居然把中国的首都拿下了，中国还没投降，逃难逃走了？ 真还没考虑到中国还有这么一招。 当年日本偷袭珍珠岛时，也是这种思维方式。按日本人的思维方式，既然美国没有了海军，日本就是太平洋上的霸主。但是日本人按自己狭岛式的思维方式，没有想到美国强大的工业的再生产能力，珍珠岛的损失，根本对美国不能够构成所谓的损失。日本人认为偷袭了美国的海军基地，就给美国造成了致命的打击，根本没想到偷袭珍珠岛只是拔了老虎嘴上的毛而已。这些都是岛国的狭隘的思维习惯。

日本虽小,但是丛林法则下竞争环境的残酷和险恶程度远胜于中国，日本的灾难也远比中国多， 包括发生的频率和每次灾难的强度，例如地震，海啸，火山爆发。在中国，失败了，你可以逃跑，南有东南亚，西有西藏和大漠，北有草原和西伯利亚。但在日本，四面环海，失败了只有死路一条，没有地方躲和藏的。这就是日本人性格形成的重要原由之一。

相比来说，在重大关头，出现日奸的几率要远远小于出现汉奸的几率， 因为日本是灾难文化，中国是苦难文化。中国人在灾难发生时还有机会逃难，还有回旋的地方，东方不亮西方亮。共产党在江西让老将整得山穷水尽，不得不转移，来个两万五千里长征，所谓“长征”无非是边逃边看。在日本，假说有个日本共产党被日本政府军打成七零八落，只能投降或战死。逃跑是不可能的。逃难会导致人的机会主义思维，人的侥幸心理。有侥幸心理和机会主义思维，就有可能出汉奸。当然汉奸有两种。 其一是不得不为之，在侵略者的枪口下，为了活命，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良心，作一些损害中国人利益的事。但是良心有愧，心有不安。其二是心甘情愿的为侵略者卖命，当然也是为了换取某种利益，例如金钱，官位等。 汪精卫是抗日战争中出现的汉奸，他不象吴三桂那样把侵略者引进中国，而是在在中国经受很大战争灾难的时候，一种想逃离灾难的表现，当然结果是对中国人民造成了更大的灾难。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汉奸的出现比较多，很大程度上是苦难文化和逃难文化的一种反映。 中国人惧怕死亡，因为中国人总是能看到存活的希望，例如逃难。当然西方人更怕死，例如法国人，还没怎么样打战，就整体向德国人投降了，意大利人更是不能打仗。投降会是主流。西方人和中国人相比投降的可能性还要大些。但是日本人不会那么轻易投降，这不光是军国主义的教育，更是日本灾难文化的结果。

在频繁的灾难轰炸下，屈服或不屈服都是一样的结果。所以日本人很多宁可自杀也不投降，就是灾难文化环境影响所造成的。和日本人的尚武相比，中国人更加崇文一些，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的自然环境要比日本人好一些　越是恶劣的生存环境越能造成人的拼命精神，如果把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国南方鱼米之乡的人们相比，这一点会很清楚 (崇文或者尚武)。所以把日本的灾难文化和中国的苦难文化相比，中国人的生存环境要好一些，所以中国人崇文要多些，日本人的拼命精神要强些。　

因为虽然中国人经受了很多灾难，但是中国人有战胜灾难的必要时间和回避灾难的广阔地域。所以比较来说，中国人没有象日本人那么绝望， 中国人心存善意，期待明天会更美好。中国人对恶劣的环境有一种藐视的心态，中国人认为我们可以战胜灾难，克服苦难，有一种“人定胜天”气势，当然由此产生的另一个消极方面是，很多人会很自我，以自我为中心。所以，中国几千年来争夺皇位的梦想和行动从来没有停止。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就是这种心理的反映。 所以几千年来皇帝们轮流坐庄（而日本人的天皇传承有上千年的历史）。就是在一个朝代内部也是你争我夺，兄弟相争，外戚篡权，叔侄相残，甚至父子猜忌。这种现象在日本传承过程中甚少（也有）。

中国人常常会用自己认为对的东西来约束自己的行为，用所谓的道德来规范自己的处世，处事的方式在有没有熟人，在不在集团内部变化不大。中国人对孝道的认识，对朋友的义气是发自内心的，并且带有一种崇拜的心结。例如苏武牧羊持节，二十四孝的故事，桃园结义的效仿，在中国人心中是一种较为普遍的情节。日本人对朋友，对同事的友善是一种谦卑，对长官的绝对服从是一种内心并不十分情愿，但又不得不表现的无奈，因为环境文化是要求这样，所以就带有着某种变态的成分。 如果苏武是日本人， 我猜有两种可能， 自杀， 或者变节投降，但是不会持节那么长的时间。

在忠孝节义中，中国人以孝道为先，至少大部分中国人考虑孝要比考虑忠（于国家和民族）要强烈一些。这是农耕文化的特征，也是逃难文化所必然会导致的结果。试问在逃难的路上你是考虑你的家人多一些，还是考虑国家，民族的问题多一些，是继续携老扶幼在逃难的路上继续前行呢，还是打算回去救灾救难呢。所以中国人最大的仇恨是“杀父之仇”。 日本人对国家的忠诚程度要比中国人强一些，因为日本人所面对的是不可能逃离的灾难，他们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来渡过灾难，那么忠于这个小社会就成为必要和必需。就拿二战中日本兵在战场上的表现来说吧，为天皇尽忠，和向天皇谢罪比比皆是，虽然是愚忠。当日本官兵切腹自杀时，会不会想到家中的老父衰母弱妻幼子，咱不知道，但是中国人在生死存亡时，很有可能想到老父慈母妻儿。日本人效忠天皇，效忠社会，其中有军国主义的熏陶和引导，也有日本文化的本质原因。或者说日本文化的本质是日本军国主义产生的温床。（现在如果不是美国的占领和监控，日本的军国主义复活是轻而易举的事，也是必然会再发生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