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1950年，那时候周恩来是中国的总理，毛泽东的大管家。
我在朦胧中经历了抗美援朝、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合作社、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三年困难时期”，在大跃进的轰轰烈烈中老百姓突然间就没有吃的了，那是一个恐怖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总理还是周恩来。
奇怪的是经历了那么多苦难的中国人不仅没有对中国的当权者有任何怨言，还对他们越来越崇拜，特别是对最高领导者毛泽东。据《炎黄春秋》披露，1950年毛泽东亲自在庆五一的口号中加上“毛主席万岁”这一句，此后这个口号变得越来越响。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密谋策划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这个口号就淹没了其他口号而响彻中国。
刘少奇邓小平等很大的一批领导人倒了，但周恩来还在，外国人称他为中国共产党内的“不倒翁”。这时候的周恩来更是名副其实的毛泽东王朝离不开的大管家了。
大管家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中显得越来越重要，这是中国每一个普通老百姓都可以感觉到的，那时的中国就是一个大火场，红卫兵杀人放火，阻断交通，破坏生产，捣毁文物无恶不作。周恩来就是一个不知疲倦的消防员，但他纵有三头六臂，怎奈东边不着西边着，灭了南方有北方，把这个年近七旬还退休无期的大管家累得吐血。周恩来既要安排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又要安排老百姓的生活，还要保护身边的干部，还得管外交事务，还有要全程陪着西哈努克东游西转，更劳心的是他还要没日没夜的陪“中央文革”的那帮小丑们多次接见红卫兵，苦口婆心的劝导他们，说服他们，但往往是事倍功半。
从当时的报纸上看，那时的周恩来很英俊，浓眉大眼炯炯有神。他也和毛泽东一样穿上了军装，与同样穿军装的陈伯达、江青、康生、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一起出现在公众面前。当时的那种帅卒不分的军装受到了全国的热捧，特别是年轻学生，人人都渴望能够得到一件，而且最好是旧的，洗得发白的为上品。我的亲属里只有一个堂哥在上海部队服役，但联系不上，也就得不到发白的军装。后来才知道他当时被党派到越南去“抗美援越”了，幸好没有死在那儿。
我唯一的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1966年的国庆节，那是毛泽东第四次检阅红卫兵。我虽然不是红卫兵，但作为一个中学生还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还是可以到北京去接受伟大领袖检阅的。那时的我实诚的对毛泽东无限的敬仰和崇拜，好像他真是心中的“红太阳”。于是拿上一本《毛主席语录》，和同学一起坐上免费的火车就上了京城。
当时的北京，城墙和牌坊虽然早被拆除，但多处的城门还在，天安门广场南面现在毛泽东陵墓的地方是一片松树林。故宫已经关闭，当年如果不是周恩来采取了断然措施，想必故宫也和定陵、孔庙一样毁于红卫兵的兵燹之中了。
1966年国庆的凌晨我们就被解放军叫了起来，每人发了两个馒头，自己灌了一瓶自来水集合，被领到北京城南的一个胡同里进行了漫长的等待，胡同里安装了高音喇叭，我们听了林彪元帅的讲话，周恩来总理的讲话，然后开始了漫长的检阅，北京城一刻不停的疯狂响着“毛主席万岁”的怪叫，直到下午我们才挪到天安门广场。
那一刻的激动现在怎么形容也不过分，任何宗教的虔诚都比不过我们。我们像林彪元帅一样，挥动着《毛主席语录》，向着天安门涌去，顾不上什么步伐和礼仪了。东长安街的学生拼命的要往前面挤，天安门前面的学生又幸福的望着伟大领袖不肯离去，广场上成千上万的《毛主席语录》群魔狂舞，红成一片，乱成一团，多亏了解放军一路的维持秩序，才使得有百万人参加的大检阅能够进行下去。那时候解放军不带武器，他们对民众和蔼可亲，我们对他们印象非常的好。
城楼上的毛泽东那天没有穿军装，大概因为是国庆节，想他也不愿让外界认为发生了军事政变。远远望去，老人家真是身材魁梧，昂首挺胸，志得意满；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元帅着一身绿军服，右手举着自己主持下搞出来的红宝书，和毛比起来要矫小些；周恩来也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了一身浅灰色的中山服，在城楼上的他很好认，因为他在中央新闻电影纪录片和报纸上出镜的次数最多。那天周恩来活动范围很大，常在城楼上走动并和其他人在说话，天安门城楼的东西两侧都留下了他的身影。其实，那天城楼上还有刘少奇宋庆龄朱德陈云邓小平等很多领导人，但我却没有什么印象了。
1967年的1月，王洪文一伙在上海夺了政权，宣布成立“上海人民公社”。随后毛泽东表态支持，只是叫他们改个名字叫“革命委员会”。造反派们开始了全国的夺权，史称“一月风暴”。之后全国武斗大爆发。周恩来拿着芭蕉扇，中央文革拿着风火扇，周恩来怎么灭得了这个火！当这把火烧到军队的时候，林彪元帅发了火，要枪毙了那个“臭婆娘”（指江青），这把邪火才止于辕门。
天下大乱没有换来天下大治，无奈之下全国进行了军管，那时叫“支左”，于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后来又开始“清理阶级队伍”，那时我已经在工厂上了班，我身边的师傅莫名其妙被他自己带的徒弟揭发，说他拿毛主席语录牌做了箱子，于是被揪出来批斗了、清理了。在那个乱哄哄你年代，全世界最忙的人就是周恩来了。他不光管国家大事，连我所在的山西省的事、太原市的事，甚至驻太原的第十三冶金公司的事、太原纺织厂的事和昔阳县大寨大队的事他都在管！
在我眼里的周恩来对毛泽东从来都是毕恭毕敬的，他永远带着一枚毛主席的像章，而且言必称主席，礼仪上也绝不僭越。他对江青也侍如国母，常常喊出“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我当时很不理解，只觉得很滑稽，无论是年龄、经历还是资格都远高于他人的周恩来怎么会这样无耻？现在，中国这么多年来充斥银屏的皇帝戏已经对此作了最好的诠释：在中国，就连丞相、首辅大臣都得对皇上口称“奴才”，都要跪下山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周恩来当然不能例外，也莫敢例外。。
中国历史上，诸葛亮也是这样一个大管家，以亮一手之力，能够维持没有什么人才的蜀汉政权苟延多年，不能不说已经是一个奇迹了。诸葛亮“事必躬亲”，甚至对军中士卒“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主簿杨颙劝他要学学西汉丞相丙吉“忧牛喘而不问横道死人”，丞相陈平“不知钱谷之数，曰：‘自有主者’”。亮回答说：“受先帝之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我尽心也！”所以最后蜀汉灭亡实为天意。
同样才华过人周恩来实在有汉诸葛之遗风也，而这两位丞相所处的时代太相像了，这是周公的悲剧。
后来林彪元帅和毛泽东决裂出走殒命，全国人民的思想都处在混乱之中，周恩来在这多事之秋临危受命，收拾残局。不久查出得了重病，他终于像蜀汉诸葛丞相一样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尽管如此，他也没有能够逃掉被批判的命运，接下来的批林批孔，戏剧性的左派林彪元帅变成了“极右”，然后就是批《水浒》，批投降派宋江，1973年就批到了周公的头上了。
1974年国庆前夜，从枪林弹雨中走出来的周恩来，拖着弱不禁风的病体，主持了最后一次国庆招待会。从新闻纪录片上看，尽管总理百病缠身，他还是很有风度的照看着坐在轮椅上的毛泽东的宠臣康生。由于文化大革命走到了死胡同，中国的大管家周恩来被严厉批判后反而威望大增，已经远远超过了毛泽东。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几乎所有的人都仰望着他，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掌声。多年以后，电影演员王铁成惟妙惟肖的再现了当时的情景：周恩来用他嘶哑的声音说：“二十五年前，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向全世界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其实作为总理的周恩来并没有站了起来，刘少奇也没有，邓小平也没有，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我们都得听命于一个人，都得臣服于一个人，都得接受一个思想的领导，不能有党，不能有派。容不得你有自己的思想，容不得你有其他的行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甚至你想“散发弄扁舟”或者是“乘桴孚于海”都不行。
周恩来在腥风血雨的1976年1月去世了。那时的我已经成了家，尽管我在信仰上困惑，前途上渺茫，经济上窘困，但听到这个消息我还是流下了眼泪，第二天我出自心声在车间的黑板上诌了一首七绝诗：
“七十八年战春秋，沤心沥血为神州。忽然一日辞世去，悲歌如海泪成河。”
工厂的师傅们都很悲痛，那期的黑板报只有这一首诗，保存了很久没有人舍得擦掉。
后来江青在周公遗体告别仪式上没有脱帽，引起了众怒。毛泽东终于没有参加周公的丧事，让亿万人们非常失望。北京城数十万群众史无前例的主动的在凛冽的寒风中伫立在长安街两侧，送别了敬爱的周恩来。那年的清明节，不仅在北京，其他各省的人们都在各自省会的广场上给他送了成千上万的花圈，还有数不清的悼词和诗歌。这就是后来被历史称为“四五运动”的事件。
毛泽东没有动用军队就镇压了四五运动，但几年后被别人平了反。
大管家兢兢业业二十七年没有管好这个“家”，不能全怪他，但他也有责任。
2010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