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人口学家忽悠不了历史
易富贤
【观察编按】 今年是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全面实施30周年，这个决策中匆忙、专断、缺乏科学论证，执行中野蛮、残暴、造成了广泛的人权侵害的“国策”，长期以来受到了国际人权人权团体和人口研究者的批评。近年来，民间研究者对这一政策的批评声浪也日益汹涌澎湃。旅居美国的科学家易富贤（网名水寒、中山水寒）就是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者之一。他的论著《大国空巢》 ，全面系统反思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讨论。中国信息中心和劳改基金会长期关注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在这一政策实施30周年之际，我们愿意为海内外研究者提供园地，以期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1980年公开信明确说独生子女政策只能实行三十年，现在面临三种选择：
1、继续独生子女政策不动摇。我想没有哪个政治家承担得起这一历史责任的。这一选项可能性为零。
2、各种二胎方案平稳过渡。
3、停止计划生育。
站在现在的角度看，二胎过渡似乎比较可行，既有利于政策连续性，又满足目前掌握发言权的城市居民生二胎的愿望（他们很少有生育二胎以上的意愿；而农村人口又不掌握发言权，不过历史会帮弱势人群发言的），更能消除一些人口学家的“停止计划生育后会出现出生堆积高峰”的担忧。但从历史角度看却是后患无穷。
本来一胎化就已经是错误的，1980年也只说只能实行30年。 30年之后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三千多万的出生堆积高峰，对民族持续发展是极为有利的，也算是部分挽回30年一胎化的损失。但是如果用二胎过渡方案，将这个堆积高峰“过渡”掉了，这就与1980年的决策者和学者无关了。谁能承担得起损失的三千多万人口的责任来？这次是单一年龄结构的三千多万（全部是孩子），从社会持续发展角度看，损失的三千多万孩子，相对于战争年代或者天灾年代损失上亿人口！
其实本届政府在计划生育上完全可以站的很超然。因为他们与当初启动计划生育无关，也与2001年制定计划生育法无关。相反，于2003年逐渐放开了人口政策讨论。并于2004年启动国家人口战略研究（本意是不错的，可惜被战略组领导忽悠了）。如果十一五停止计划生育，对于本届政府来说是大功，可惜这个政治大礼包被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给撕得粉碎。十二五规划如果停止计划生育，历史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评价，并且可以一举扭转过去几年的被动局面；中国早已错过了用“二胎方案”过渡的时机了（如果十五规划、甚至十一五规划，还可以用二胎过渡），但现在已经晚了，人口政策已经陷入了被动局面，如果用二胎过渡，今后就更加被动，并将永远被动，那么今后的评价将非常难看（甚至比对当初启动一胎化还难看）。人口“过渡”掉了，政绩也自然“过渡”掉了，历史的恶评却“过渡”来了。
计划生育所造成的人口危机即将全面爆发。今后对计划生育政策将是恶评如潮。停止计划生育是大势所趋，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残酷的现实迫使今后的领导人必须开辟人口政策新局面。人口政策与经济政策不一样，具有高度时限性，如果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将赢得宝贵的时间，今后的领导人将能够专注于鼓励生育，是双赢。如果将停止计划生育任务留给今后的领导人，从停止计划生育到鼓励生育，又得经历几年时间，并且坐失良机，生育率很难提升了，是双输。
美联社援引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教授格林哈尔夫的话说，中国政府将避免一胎化政策的戏剧性改变，否则会勾起人们痛苦的回忆。她说，中国政府将一步步地让这个政策归于解体，直到有朝一日人们醒来，突然发现一胎化政策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胎化了。
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典型的鸵鸟心态。人的寿命有几十年，过去的痛苦能够这么轻易忘记了？人命关天的事情几百年（数代人）都难以忘记。并且迟迟不停止计划生育，既错过时机，又会增加新仇（比如广西博白事件，广东等地近年系列恶性事件）。中央不明确喊停，地方政府有社会抚养费的利益驱动，只会更加积极抓计划生育（比如广东电白县2009年1-4月征收了80万社会抚养费，但2010 年同期却征收社会抚养费高达430多万元），会自动停吗？现在停止计划生育的阻力在于面子问题；但是今后连里子都没有了，面子还有什么意义？
决策要超越民意，引导民意，而不能总是被民意推着走。1980年实行一胎化的时候，也得到了知识精英一面倒的支持，但是历史证明是错误的；现在放开二胎也会得到很多知识精英的支持，但历史也会证明是错误的。民意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当初支持一胎化的知识精英们，现在也认为当初是错误的了。几年前网络民意一面倒反对我们，现在是一面倒支持我们了。
现在人口学家们的二胎过渡方案看起来让决策层容易接受，但其实从长远看是政治陷害国家领导。他们其实已经陷害了上一届领导了。1980年代的领导人对计划生育是有保留意见的，坚决反对制定计划生育法，并且在全国两百多个地方试点二胎。但是1990年之后，胡鞍钢等人口学家非常活跃，在他们的游说下，最高层非常重视计划生育，取消了大多数二胎试点；并且又采纳胡鞍钢的分税制改革（领导人亲口承认胡鞍钢是其智囊），使得民生压力加大，老百姓根本养不起孩子了。这两重原因再加上经济发展本身降低生育意愿，使得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 年的1.2，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次出现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奠定了人口全面崩溃和经济衰退的基础，今后数千年的历史学家都将重点研究这一段历史。在人口学家们的忽悠下（胡鞍钢在2000年还反对调整人口政策），决策层对人口危机毫无知觉，反而并且又在2001年制定了计划生育法，2002年开始，中国计划生育才真正“合法”。
应该说，胡鞍钢等主流人口学家对于中国生育率的快速下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最近胡鞍钢在《南方周末》的文章中（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0-03/18/content_10228835.htm）却将责任往江泽民身上推。胡鞍钢：“自1991年江泽民将计划生育作为第一位的问题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很快就下降了，从80年代妇女总和生育率2.7—2.8降到 2000年的1.7—1.8，中国就已经成为一个人口低增长的国家，突然进入到“少子化阶段”。我定义的少子化阶段即生育率在1.8以下，如果现在城市不到1.3，那么就是过度少子化了。因此中国不光是老化问题，少子化问题也出现了。”
从历史角度看，生育率下降的首要责任当然应该由决策层承担，但这话不能由胡鞍钢说出来。因为就是胡鞍钢等人的忽悠，江泽民才“将计划生育作为第一位的问题”的。现在问题出来了，胡鞍钢却反咬一口，将责任往领导身上推，将自己的责任推的一干二净。
胡鞍钢讲话的另一层含义，1980年代生育率还有2.7-2.8，计划生育有必要，直到2000 年生育率还有1.7-1.8。他当初的建议并不很错。但胡鞍钢凭什么资料说1980年代生育率还有2.7-2.8（两次人口普查资料都认为生育率只有 2.4左右，这也是人口学家所公认的）？2000年人口普查明明显示生育率只有1.22，胡鞍钢凭什么说2000年生育率还有1.7-1.8？
1990年代的决策智囊胡鞍钢将责任往当时的领导人身上推，那么现在的决策智囊今后又会将责任往谁的身上推？他们今后会说：“责任不在我们呀，当时的领导人非常重视计划生育，非常重视人口分子分母，提出‘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2000年人口普查已经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也证实生育率只有1.3，这都是公开的数据，但领导人就是不相信这些客观数据，那我们只好给他们瞎编个1.8的生育率来让他们高兴高兴，我们也要谋生呀。我们是为人口政策转变做出贡献的，我们多次上书提出二胎过渡方案，但领导人就是不采纳。领导人连二胎方案都不采纳，哪会停止计划生育呀？民工荒出现好几年了，领导人还不停止计划生育。这不，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再次证实了超低生育率，但领导人仍然不停止计划生育，而只采纳二胎过渡方案。两次人口普查都不足以让领导人下决心停止计划生育，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呀？”
人口学家们已经用独生子女政策让两代领导人背下历史恶名。难道现在的领导人还会钻进他们的“二胎过渡”的圈套？
政治人物更应该在乎历史的评价，而不是政治连续性。公元前前607年，赵盾族弟赵穿攻杀晋灵公于桃园，董狐认为赵盾身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诛国乱”，罪责难逃，乃直书“赵盾弑其君”，以正视听。孔子以其“书法不隐”，赞为“古之良史”。
春秋时期齐国权臣崔抒杀死了荒淫无道的齐庄公，似乎有为民除害。要史官太史伯写成：齐庄公是害病死的。不料齐史官太史伯在竹简上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将太史伯杀掉。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三弟太史叔也不屈不挠，照录“崔杼弑其君”，也被杀。崔抒对太史伯的四弟太史季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如果你能够更改的话，可以放你一条生路。太史季说：“史官的责任是根据历史事实，失职而生，不如死。就是我不写，天下人也会写。你可以杀太史，但却改不了事实。”说完，伸长脖子等死。崔杼无可奈何，只得作罢，放太史季回去。路上碰见齐国的另一史官南史氏抱着竹简迎上来。南史氏说：“我以为你也会被杀掉，所以接替你来了。”太史季把写好的竹简给他看，南史氏才放了心。
南北朝时东魏权臣高欢和史官魏收联手伪造历史，为篡权寻找合法依据。结果《魏书》一问世，舆论大哗，被称为“秽史”。魏收死后坟墓被所掘，尸骨露于荒野。
赵盾、崔杼、高欢这样的政治强人“硬改历史”都失败了，现在是网络时代，历史就更加难以被改写了（人口普查中任何数据舞弊的现象都会被陆续公开的；并且即便最近一两次人口普查继续被“修正”，但今后的人口普查仍然会还原历史人口）。1.8的生育率能够忽悠领导人，难道能够忽悠历史？历史将采纳冰冷的客观数据（比如1.2的生育率），而不会采纳被篡改的1.8的生育率。今后书写历史的将主要是现在反对计划生育的贩夫走卒超生的后代，而不是现在支持计划生育的知识精英的后代（他们的后代将很少，很多人将绝后）。
停止计划生育虽然不符合政策连续性，但符合历史的连续性。历史总是从新的角度给予政治家们以不同的评价，关键是要看领导人是用在过去的眼光与错误政策保持连续（不可避免地要连带承受历史的指责），还是用未来的眼光开辟新的人口局面（享受历史的掌声）。人口政策是不进则退，没有中间选择。
2000年人口普查已经查明生育率只有1.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2010年的人口普查只要证实生育率低于1.8就完全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如果2010年的普查显示生育率在1.5以下(甚至低于1.2)，而又出台一个二胎过渡方案，那么今后会如何评价这项决策？会如何评价这段历史？
易富贤
【观察编按】 今年是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全面实施30周年，这个决策中匆忙、专断、缺乏科学论证，执行中野蛮、残暴、造成了广泛的人权侵害的“国策”，长期以来受到了国际人权人权团体和人口研究者的批评。近年来，民间研究者对这一政策的批评声浪也日益汹涌澎湃。旅居美国的科学家易富贤（网名水寒、中山水寒）就是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者之一。他的论著《大国空巢》 ，全面系统反思了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在海内外引起了广泛讨论。中国信息中心和劳改基金会长期关注中国的计划生育问题，在这一政策实施30周年之际，我们愿意为海内外研究者提供园地，以期对这一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1980年公开信明确说独生子女政策只能实行三十年，现在面临三种选择：
1、继续独生子女政策不动摇。我想没有哪个政治家承担得起这一历史责任的。这一选项可能性为零。
2、各种二胎方案平稳过渡。
3、停止计划生育。
站在现在的角度看，二胎过渡似乎比较可行，既有利于政策连续性，又满足目前掌握发言权的城市居民生二胎的愿望（他们很少有生育二胎以上的意愿；而农村人口又不掌握发言权，不过历史会帮弱势人群发言的），更能消除一些人口学家的“停止计划生育后会出现出生堆积高峰”的担忧。但从历史角度看却是后患无穷。
本来一胎化就已经是错误的，1980年也只说只能实行30年。 30年之后停止计划生育会出现三千多万的出生堆积高峰，对民族持续发展是极为有利的，也算是部分挽回30年一胎化的损失。但是如果用二胎过渡方案，将这个堆积高峰“过渡”掉了，这就与1980年的决策者和学者无关了。谁能承担得起损失的三千多万人口的责任来？这次是单一年龄结构的三千多万（全部是孩子），从社会持续发展角度看，损失的三千多万孩子，相对于战争年代或者天灾年代损失上亿人口！
其实本届政府在计划生育上完全可以站的很超然。因为他们与当初启动计划生育无关，也与2001年制定计划生育法无关。相反，于2003年逐渐放开了人口政策讨论。并于2004年启动国家人口战略研究（本意是不错的，可惜被战略组领导忽悠了）。如果十一五停止计划生育，对于本届政府来说是大功，可惜这个政治大礼包被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给撕得粉碎。十二五规划如果停止计划生育，历史还有一个比较好的评价，并且可以一举扭转过去几年的被动局面；中国早已错过了用“二胎方案”过渡的时机了（如果十五规划、甚至十一五规划，还可以用二胎过渡），但现在已经晚了，人口政策已经陷入了被动局面，如果用二胎过渡，今后就更加被动，并将永远被动，那么今后的评价将非常难看（甚至比对当初启动一胎化还难看）。人口“过渡”掉了，政绩也自然“过渡”掉了，历史的恶评却“过渡”来了。
计划生育所造成的人口危机即将全面爆发。今后对计划生育政策将是恶评如潮。停止计划生育是大势所趋，开弓没有回头箭了，残酷的现实迫使今后的领导人必须开辟人口政策新局面。人口政策与经济政策不一样，具有高度时限性，如果现在停止计划生育，将赢得宝贵的时间，今后的领导人将能够专注于鼓励生育，是双赢。如果将停止计划生育任务留给今后的领导人，从停止计划生育到鼓励生育，又得经历几年时间，并且坐失良机，生育率很难提升了，是双输。
美联社援引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教授格林哈尔夫的话说，中国政府将避免一胎化政策的戏剧性改变，否则会勾起人们痛苦的回忆。她说，中国政府将一步步地让这个政策归于解体，直到有朝一日人们醒来，突然发现一胎化政策实际上已经不再是一胎化了。
其实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是典型的鸵鸟心态。人的寿命有几十年，过去的痛苦能够这么轻易忘记了？人命关天的事情几百年（数代人）都难以忘记。并且迟迟不停止计划生育，既错过时机，又会增加新仇（比如广西博白事件，广东等地近年系列恶性事件）。中央不明确喊停，地方政府有社会抚养费的利益驱动，只会更加积极抓计划生育（比如广东电白县2009年1-4月征收了80万社会抚养费，但2010 年同期却征收社会抚养费高达430多万元），会自动停吗？现在停止计划生育的阻力在于面子问题；但是今后连里子都没有了，面子还有什么意义？
决策要超越民意，引导民意，而不能总是被民意推着走。1980年实行一胎化的时候，也得到了知识精英一面倒的支持，但是历史证明是错误的；现在放开二胎也会得到很多知识精英的支持，但历史也会证明是错误的。民意是动态的，不是静止的。当初支持一胎化的知识精英们，现在也认为当初是错误的了。几年前网络民意一面倒反对我们，现在是一面倒支持我们了。
现在人口学家们的二胎过渡方案看起来让决策层容易接受，但其实从长远看是政治陷害国家领导。他们其实已经陷害了上一届领导了。1980年代的领导人对计划生育是有保留意见的，坚决反对制定计划生育法，并且在全国两百多个地方试点二胎。但是1990年之后，胡鞍钢等人口学家非常活跃，在他们的游说下，最高层非常重视计划生育，取消了大多数二胎试点；并且又采纳胡鞍钢的分税制改革（领导人亲口承认胡鞍钢是其智囊），使得民生压力加大，老百姓根本养不起孩子了。这两重原因再加上经济发展本身降低生育意愿，使得中国生育率从1990年的2.2下降到2000 年的1.2，是中国数千年来第一次出现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奠定了人口全面崩溃和经济衰退的基础，今后数千年的历史学家都将重点研究这一段历史。在人口学家们的忽悠下（胡鞍钢在2000年还反对调整人口政策），决策层对人口危机毫无知觉，反而并且又在2001年制定了计划生育法，2002年开始，中国计划生育才真正“合法”。
应该说，胡鞍钢等主流人口学家对于中国生育率的快速下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最近胡鞍钢在《南方周末》的文章中（http://nf.nfdaily.cn/nfzm/content/2010-03/18/content_10228835.htm）却将责任往江泽民身上推。胡鞍钢：“自1991年江泽民将计划生育作为第一位的问题后，我国人口出生率很快就下降了，从80年代妇女总和生育率2.7—2.8降到 2000年的1.7—1.8，中国就已经成为一个人口低增长的国家，突然进入到“少子化阶段”。我定义的少子化阶段即生育率在1.8以下，如果现在城市不到1.3，那么就是过度少子化了。因此中国不光是老化问题，少子化问题也出现了。”
从历史角度看，生育率下降的首要责任当然应该由决策层承担，但这话不能由胡鞍钢说出来。因为就是胡鞍钢等人的忽悠，江泽民才“将计划生育作为第一位的问题”的。现在问题出来了，胡鞍钢却反咬一口，将责任往领导身上推，将自己的责任推的一干二净。
胡鞍钢讲话的另一层含义，1980年代生育率还有2.7-2.8，计划生育有必要，直到2000 年生育率还有1.7-1.8。他当初的建议并不很错。但胡鞍钢凭什么资料说1980年代生育率还有2.7-2.8（两次人口普查资料都认为生育率只有 2.4左右，这也是人口学家所公认的）？2000年人口普查明明显示生育率只有1.22，胡鞍钢凭什么说2000年生育率还有1.7-1.8？
1990年代的决策智囊胡鞍钢将责任往当时的领导人身上推，那么现在的决策智囊今后又会将责任往谁的身上推？他们今后会说：“责任不在我们呀，当时的领导人非常重视计划生育，非常重视人口分子分母，提出‘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得很大；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得很小。’2000年人口普查已经显示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也证实生育率只有1.3，这都是公开的数据，但领导人就是不相信这些客观数据，那我们只好给他们瞎编个1.8的生育率来让他们高兴高兴，我们也要谋生呀。我们是为人口政策转变做出贡献的，我们多次上书提出二胎过渡方案，但领导人就是不采纳。领导人连二胎方案都不采纳，哪会停止计划生育呀？民工荒出现好几年了，领导人还不停止计划生育。这不，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再次证实了超低生育率，但领导人仍然不停止计划生育，而只采纳二胎过渡方案。两次人口普查都不足以让领导人下决心停止计划生育，那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呀？”
人口学家们已经用独生子女政策让两代领导人背下历史恶名。难道现在的领导人还会钻进他们的“二胎过渡”的圈套？
政治人物更应该在乎历史的评价，而不是政治连续性。公元前前607年，赵盾族弟赵穿攻杀晋灵公于桃园，董狐认为赵盾身为正卿，“亡不出境，返不诛国乱”，罪责难逃，乃直书“赵盾弑其君”，以正视听。孔子以其“书法不隐”，赞为“古之良史”。
春秋时期齐国权臣崔抒杀死了荒淫无道的齐庄公，似乎有为民除害。要史官太史伯写成：齐庄公是害病死的。不料齐史官太史伯在竹简上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将太史伯杀掉。太史伯的二弟太史仲、三弟太史叔也不屈不挠，照录“崔杼弑其君”，也被杀。崔抒对太史伯的四弟太史季说：你三个哥哥都死了，如果你能够更改的话，可以放你一条生路。太史季说：“史官的责任是根据历史事实，失职而生，不如死。就是我不写，天下人也会写。你可以杀太史，但却改不了事实。”说完，伸长脖子等死。崔杼无可奈何，只得作罢，放太史季回去。路上碰见齐国的另一史官南史氏抱着竹简迎上来。南史氏说：“我以为你也会被杀掉，所以接替你来了。”太史季把写好的竹简给他看，南史氏才放了心。
南北朝时东魏权臣高欢和史官魏收联手伪造历史，为篡权寻找合法依据。结果《魏书》一问世，舆论大哗，被称为“秽史”。魏收死后坟墓被所掘，尸骨露于荒野。
赵盾、崔杼、高欢这样的政治强人“硬改历史”都失败了，现在是网络时代，历史就更加难以被改写了（人口普查中任何数据舞弊的现象都会被陆续公开的；并且即便最近一两次人口普查继续被“修正”，但今后的人口普查仍然会还原历史人口）。1.8的生育率能够忽悠领导人，难道能够忽悠历史？历史将采纳冰冷的客观数据（比如1.2的生育率），而不会采纳被篡改的1.8的生育率。今后书写历史的将主要是现在反对计划生育的贩夫走卒超生的后代，而不是现在支持计划生育的知识精英的后代（他们的后代将很少，很多人将绝后）。
停止计划生育虽然不符合政策连续性，但符合历史的连续性。历史总是从新的角度给予政治家们以不同的评价，关键是要看领导人是用在过去的眼光与错误政策保持连续（不可避免地要连带承受历史的指责），还是用未来的眼光开辟新的人口局面（享受历史的掌声）。人口政策是不进则退，没有中间选择。
2000年人口普查已经查明生育率只有1.2，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3，2010年的人口普查只要证实生育率低于1.8就完全应该停止计划生育。如果2010年的普查显示生育率在1.5以下(甚至低于1.2)，而又出台一个二胎过渡方案，那么今后会如何评价这项决策？会如何评价这段历史？
评论
目前还没有任何评论
登录后才可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