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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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海归心声，非诚勿访》暨《海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访谈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新创基金会发布并拥有版权，欢迎转载但敬请保留此声明，并标注原文链接。
中国科大“重承诺”
2007年初开始，在田纳西大学我开始考虑回国。当时另一所物理与科大齐名的高校提供了很好的offer，而科大很多熟识的教授希望我回科大效力。我无法不认真考虑母校的召唤。——我在2007年8月底到中国科大报道，在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和科大物理系任教。
我的观察是：首先，中国科大“重承诺”，对于人才不轻易乱开条件，但会不折不扣、不遗余力的执行。人事部门和院系领导对承诺看得很认真，对于启动经费的承诺肯定不会食言。科大在启动经费方面政策也较灵活，以确保实验室建设的顺利进行，比如从学校临时借款。
2009年，中国南方某高校海归学者自杀案件，引起了海外华人对中国高校诚信的普遍怀疑。对我，科大兑现了工作与生活待遇承诺。我想或许确有因其他机构开出更具诱惑条件而离开科大的人，但没听说因科大不兑现承诺而离开科大的例子。这点科大做得相当不错！
其次，海内外公认中国科大是做学问的好地方，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大城市。科大的学术声誉一直不错。
我很喜欢周围的同事，周围同事的水平越来越高：与国外高水平教授相比，可能有些方面有所差距，但不会低一个档次。科大有聪明的学生，我实验室已来了三批学本科生，他们和十余年前的我们同样聪明，虽然我们的高考分数可能比他们要高一些。实验室有几位令我印象深刻的学生：0502的熊俊曾获得郭沫若奖学金，毕业后前往普林斯顿大学；而另一位去了香港科技大学的方向明，我也非常骄傲，他的特点是学什么都特别快，动手能力非常强。他的毕业论文是半导体工艺模拟软件开发，他仅用一个月就做得相当不错，令软件的原作者刮目相看。聪明之外，科大学生不拘礼仪，可能需要更全面的教育。很多同学给我写信，无头无尾，从不署名，我无从知道他们是谁。科大学生需要更大气，需要领袖人才。这些都是可改进之处，也需要我们作为师长共同努力。
第三，中国科大能为海归学者提供较好的居住条件，最近的引进人才都可以分到比较舒适的房子（面积在北京可以称为豪宅），这是科大的很大优势。我也到国内别的科研机构访问，与我们竞争的其他科研院所（例如中科院物理所），房贴看起来多些，但对比房价，仍然非常有限。
海归最佳时间窗口
海归回国，往往难过“夫人关”与“子女教育关”。我比较幸运，夫人没有阻力。回国时机对孩子正好——回国两个最好的时间窗口，要么在孩子上大学后；要么在孩子上幼儿园与小学时。2007年儿子还在读幼儿园，刚回来他中文充满了奇怪的倒装句式；现在的问题是原来流利的英文忘得不少。我期望他以后重新捡起来会很快。他在中国科大附小读书，目前我非常满意，老师很负责任。由于有大学的影响，小学较之外校更注重素质教育。科大附中附小和幼儿园对科大教授子弟几乎是免费的（校外的孩子或许要收上万的学费）。中国科大附中质量也不错，高中提升很快，我实验室有教授的女儿放弃合肥一中，选择留在科大附中读高中。当然，我们需要面对安徽的大环境，这里上大学面临的竞争要比北京上海激烈一些。希望科大领导更重视附中建设。
如果回顾归国三年的生活，分享给面临选择的海外学者的真实感受是：如果在美国能获得名校助理教授，这是不错的选择，但我们也遇到过选择一辈子做博士后不回国的华人，他们事业太限制，一直做千老，对身心或许是很大的打击。他们牺牲自己，换取第二代的教育前景。
中国因你不同
如果想发挥自身能量，体现“世界因你不同”，中国的机会与成长空间，令人动心！
首先，中国对科研的庞大投入还在迅速增长中。真正有才华的学者，funding不用愁（只要你愿意天天去写grant）。
其次，中国有聪明的青年学生，这些研究工作的生力军较之欧美大学，总体素质仍然有差距，但培养学生的成本低很多。
在基础科研领域，中国高校的硬件设备在有些方面可能可以与美国媲美，甚至超过。前几天，我与回国过暑假的熊俊（0502）吃饭。他提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电子输运的一位权威教授，经费比较拮据——实验室还在用软盘；测试输运的magnet设备只有两台。此教授的设备与他在国内某高校任教的弟子相比，堪称简陋。但他们虽然设备不是最好，但学问却能做到国际最好，这大概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回国意味着更大的舞台、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意味着参与感——我们在美国可以去迪斯尼，去很多风景如画的国家公园。美国似乎永远空气新鲜，天空湛蓝，但内心深处我们是否仍然谨小慎微，因为不属于那里？回国有归属感、使命感，我们属于中国，回国肯定有不满意之处，我们还可以骂骂。骂是因为爱。这个国家的发展，我们得以参与其中，这是最好的体验。
海外学者往往担心国内的行政手续，担心落个户口也需要往返周折。不容否认，国内的行政体制不同。回国之处我等待将近2个月办好户口和身份证，是繁复了一些。不过在美国的SSN卡也要等待一段日子。美国的好处是手续比较简单。时隔将近三年，我不能回忆办理户口的细节，说明这段经历不算不顺，不算悲惨（到让我无法忘怀的地步）。
海归的逆向文化震撼（reverse culture shock）对从小长在国外的华人是个问题，但对于在中国长大，接受大学教育的学者，并不可怕。我在美国只呆了五年，回国只是把淡忘的捡起来而已。回国之后，我仍然会回忆起在美国与欧洲的恬静生活。初回国内，不免对比中美两国——美国人似乎更快活，中国人活得更累。美国佬工作也非常勤奋，精神压力却不大。周末跑去教堂、开party聊天。我实验室个老美technician，他收入不高，夫人还不工作。他整天很快活，经常去打乒乓球、棒球。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或许需要向美国人学习。
回国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光，我们只能献给年纪尚小的孩子——合肥的城市正在迅速拓展，尽管起初并不想买车，我们也买了一辆国产荣威汽车，主要用于接送孩子上各种培训班，以后也将用于上下班代步。
合肥已经告别我们求学时的那个时代。当时我们从江西中南部到合肥，同学父母中说，你们科大学生都和小偷一样，因为我们永远是半夜离家、回家。孙金龙主政之后，合肥的交通便利条件有了极大改进——我经常到北京出差，航班较频繁，并不觉得遥远。如果乘坐火车。科大到上海三小时；到武汉两小时；北京-福州高铁将经过合肥，将来北京到合肥，时间将在三个半小时。
曾长淦教授与孩子在一起。
说明：标题与子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曾长淦教授简介
曾长淦，1975年出生于江西泰和，1997年、2002年分别获得中国科大近代物理学学士、博士学位。 2002年至2007年，曾长淦在美国田纳西大学物理与天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7年，曾长淦被聘为中国科大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教授。
曾长淦的研究兴趣是低维凝聚态物理的实验研究，主要工作包括纳米线电荷自旋序的观测和调控，稀磁半导体的新型动力学掺杂实现，铁磁薄膜/半导体异质外延的制备，反常Hall效应的起源，铁基超导体表面结构和表面电荷序研究，以及单分子的高分辨表征和功能调控。已发表SCI论文26篇, 包括1篇Nature Mater.，5篇Phys. Rev. Lett.，1篇Nature，1篇J. Am. Chem. Soc.。
曾长淦2008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他曾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香港求是奖学金、共青团中央“五四”奖学金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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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大“重承诺”
2007年初开始，在田纳西大学我开始考虑回国。当时另一所物理与科大齐名的高校提供了很好的offer，而科大很多熟识的教授希望我回科大效力。我无法不认真考虑母校的召唤。——我在2007年8月底到中国科大报道，在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和科大物理系任教。
我的观察是：首先，中国科大“重承诺”，对于人才不轻易乱开条件，但会不折不扣、不遗余力的执行。人事部门和院系领导对承诺看得很认真，对于启动经费的承诺肯定不会食言。科大在启动经费方面政策也较灵活，以确保实验室建设的顺利进行，比如从学校临时借款。
2009年，中国南方某高校海归学者自杀案件，引起了海外华人对中国高校诚信的普遍怀疑。对我，科大兑现了工作与生活待遇承诺。我想或许确有因其他机构开出更具诱惑条件而离开科大的人，但没听说因科大不兑现承诺而离开科大的例子。这点科大做得相当不错！
其次，海内外公认中国科大是做学问的好地方，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大城市。科大的学术声誉一直不错。
我很喜欢周围的同事，周围同事的水平越来越高：与国外高水平教授相比，可能有些方面有所差距，但不会低一个档次。科大有聪明的学生，我实验室已来了三批学本科生，他们和十余年前的我们同样聪明，虽然我们的高考分数可能比他们要高一些。实验室有几位令我印象深刻的学生：0502的熊俊曾获得郭沫若奖学金，毕业后前往普林斯顿大学；而另一位去了香港科技大学的方向明，我也非常骄傲，他的特点是学什么都特别快，动手能力非常强。他的毕业论文是半导体工艺模拟软件开发，他仅用一个月就做得相当不错，令软件的原作者刮目相看。聪明之外，科大学生不拘礼仪，可能需要更全面的教育。很多同学给我写信，无头无尾，从不署名，我无从知道他们是谁。科大学生需要更大气，需要领袖人才。这些都是可改进之处，也需要我们作为师长共同努力。
第三，中国科大能为海归学者提供较好的居住条件，最近的引进人才都可以分到比较舒适的房子（面积在北京可以称为豪宅），这是科大的很大优势。我也到国内别的科研机构访问，与我们竞争的其他科研院所（例如中科院物理所），房贴看起来多些，但对比房价，仍然非常有限。
海归最佳时间窗口
海归回国，往往难过“夫人关”与“子女教育关”。我比较幸运，夫人没有阻力。回国时机对孩子正好——回国两个最好的时间窗口，要么在孩子上大学后；要么在孩子上幼儿园与小学时。2007年儿子还在读幼儿园，刚回来他中文充满了奇怪的倒装句式；现在的问题是原来流利的英文忘得不少。我期望他以后重新捡起来会很快。他在中国科大附小读书，目前我非常满意，老师很负责任。由于有大学的影响，小学较之外校更注重素质教育。科大附中附小和幼儿园对科大教授子弟几乎是免费的（校外的孩子或许要收上万的学费）。中国科大附中质量也不错，高中提升很快，我实验室有教授的女儿放弃合肥一中，选择留在科大附中读高中。当然，我们需要面对安徽的大环境，这里上大学面临的竞争要比北京上海激烈一些。希望科大领导更重视附中建设。
如果回顾归国三年的生活，分享给面临选择的海外学者的真实感受是：如果在美国能获得名校助理教授，这是不错的选择，但我们也遇到过选择一辈子做博士后不回国的华人，他们事业太限制，一直做千老，对身心或许是很大的打击。他们牺牲自己，换取第二代的教育前景。
中国因你不同
如果想发挥自身能量，体现“世界因你不同”，中国的机会与成长空间，令人动心！
首先，中国对科研的庞大投入还在迅速增长中。真正有才华的学者，funding不用愁（只要你愿意天天去写grant）。
其次，中国有聪明的青年学生，这些研究工作的生力军较之欧美大学，总体素质仍然有差距，但培养学生的成本低很多。
在基础科研领域，中国高校的硬件设备在有些方面可能可以与美国媲美，甚至超过。前几天，我与回国过暑假的熊俊（0502）吃饭。他提到普林斯顿大学做电子输运的一位权威教授，经费比较拮据——实验室还在用软盘；测试输运的magnet设备只有两台。此教授的设备与他在国内某高校任教的弟子相比，堪称简陋。但他们虽然设备不是最好，但学问却能做到国际最好，这大概是我们需要学习的！
回国意味着更大的舞台、更大的发展空间，也意味着参与感——我们在美国可以去迪斯尼，去很多风景如画的国家公园。美国似乎永远空气新鲜，天空湛蓝，但内心深处我们是否仍然谨小慎微，因为不属于那里？回国有归属感、使命感，我们属于中国，回国肯定有不满意之处，我们还可以骂骂。骂是因为爱。这个国家的发展，我们得以参与其中，这是最好的体验。
海外学者往往担心国内的行政手续，担心落个户口也需要往返周折。不容否认，国内的行政体制不同。回国之处我等待将近2个月办好户口和身份证，是繁复了一些。不过在美国的SSN卡也要等待一段日子。美国的好处是手续比较简单。时隔将近三年，我不能回忆办理户口的细节，说明这段经历不算不顺，不算悲惨（到让我无法忘怀的地步）。
海归的逆向文化震撼（reverse culture shock）对从小长在国外的华人是个问题，但对于在中国长大，接受大学教育的学者，并不可怕。我在美国只呆了五年，回国只是把淡忘的捡起来而已。回国之后，我仍然会回忆起在美国与欧洲的恬静生活。初回国内，不免对比中美两国——美国人似乎更快活，中国人活得更累。美国佬工作也非常勤奋，精神压力却不大。周末跑去教堂、开party聊天。我实验室个老美technician，他收入不高，夫人还不工作。他整天很快活，经常去打乒乓球、棒球。我们中国人在这方面或许需要向美国人学习。
回国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光，我们只能献给年纪尚小的孩子——合肥的城市正在迅速拓展，尽管起初并不想买车，我们也买了一辆国产荣威汽车，主要用于接送孩子上各种培训班，以后也将用于上下班代步。
合肥已经告别我们求学时的那个时代。当时我们从江西中南部到合肥，同学父母中说，你们科大学生都和小偷一样，因为我们永远是半夜离家、回家。孙金龙主政之后，合肥的交通便利条件有了极大改进——我经常到北京出差，航班较频繁，并不觉得遥远。如果乘坐火车。科大到上海三小时；到武汉两小时；北京-福州高铁将经过合肥，将来北京到合肥，时间将在三个半小时。
曾长淦教授与孩子在一起。
说明：标题与子标题均为编者所加。
曾长淦教授简介
曾长淦，1975年出生于江西泰和，1997年、2002年分别获得中国科大近代物理学学士、博士学位。 2002年至2007年，曾长淦在美国田纳西大学物理与天文系从事博士后研究。2007年，曾长淦被聘为中国科大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实验室（筹）教授。
曾长淦的研究兴趣是低维凝聚态物理的实验研究，主要工作包括纳米线电荷自旋序的观测和调控，稀磁半导体的新型动力学掺杂实现，铁磁薄膜/半导体异质外延的制备，反常Hall效应的起源，铁基超导体表面结构和表面电荷序研究，以及单分子的高分辨表征和功能调控。已发表SCI论文26篇, 包括1篇Nature Mater.，5篇Phys. Rev. Lett.，1篇Nature，1篇J. Am. Chem. Soc.。
曾长淦2008年入选中科院“百人计划”和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他曾获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论文、中国科学院院长奖学金、香港求是奖学金、共青团中央“五四”奖学金等荣誉。
声明：《海归心声，非诚勿访》暨《海归@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访谈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友新创基金会发布并拥有版权，欢迎转载但敬请保留此声明，并标注原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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