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天一怒为蓝颜——猪年杂感

冲天一怒为蓝颜——猪年杂感

今日除夕，进入新一年的步伐已经数以小时计了。扑面而来的仍旧是雪灾的报道，好在已渐渐平缓。

没想到一个平凡的猪年竟有那么多事发生。

猪年，关于猪的新闻一直未断，牵涉到千家万户的就是猪肉在猪年一下子金贵了起来，八戒肉比唐僧肉还贵。

猪肉贵了，老百姓顺理成章有了联想——会不会有不法商户“发明”猪肉的代用品？于是北京电视台适时推出了“纸馅包子”的新闻报道，国人大哗，外人侧目，好生轰动。

不久，假包子成了假新闻，记者坐牢，国家挽回了面子。

纸包子尘埃落定，关于中国出口商品特别是出口食品的质量问题仍旧在世界各国继续发酵。咱们政府发言人出面抚慰，他负责任地说中国食品质量近些年有很大提高，国内市场去年是百分之70，今年是百分之80，而出口食品质量是百分之99合格.

外交部发言人秦刚11月27日说今年1月至9月，欧盟对中国出口食品的不合格率为0.84%，而中国向欧盟出口食品的不合格率仅为0.2%。

还有关于“奥运猪”的报道。

外国人放了心，可是做为中国人，我心里却很不是滋味。

特别是看到这样一篇报道，有百分之60的中国人对自己的饮用水不放心。

套用若干年前一篇人人要背的文章的句式——咱们中国人不远万里，把百分之99合格的食品送给外国人吃，自己吃百分之70到80合格的食品，给外国人吃放心肉，自己喝不放心的水，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

我在想，如果这些数据是加拿大政府公布的，特别是有关“奥运猪”，加拿大的纳税人会如何反应——加拿大政府是加拿大纳税人养活的，理应把加拿大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你们凭什么把本国人当二等公民？

这两天日本举国上下拿中国“毒饺子”说事，可是全世界人都知道，日本产品第一流的供应本国、二流供应北美西欧、过时货才卖到第三世界。

也许中国人长期接受国际主义教育，从来认为勒紧裤带支援别人是天经地义的事？

中国人都知道1959-1961年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外交部重大历史档案解密后我们看到,1960年几内亚向美国要求粮食援助，美国没给，中国政府主动向几内亚提供大米援助，援助大米的数量不是一百吨、一千吨, 而是一万吨, 有文件和照片为证.当时一个城市户口成人定量是20几斤，这一万吨即2000万斤粮食可以让100万中国人活上一个月，而每年青黄不接的日子就那么几个月。解密的外交部档案还透露, “60年还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

我国著名外交家伍修权将军在他的《回忆与怀念》中讲述：1962年，阿尔巴尼亚要求粮食援助。恰巧从加拿大购进的几艘小麦船正驶往中国，接到中央命令后，立即调头驶向阿国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伍将军心痛地感叹：“中国正处在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我们连句感谢也没有换来，中国人慷慨呀！”

是“中国人”慷慨吗？有几个“中国人”当时有了知情权或者参与权？

是中国人“慷慨”吗？谁都知道这是伟大领袖为了领导世界革命。

刘少奇之子接受香港电视台访问，说当年刘对毛说，“人相食，我们要上史书的”，62年七千人大会又不顾伟大领袖“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说法，说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结果引来杀身之祸。

如果出一道“智力测验题”——中国出口粮食最多的年份是哪年？我想所有人想扁了头也想不到，是1961年。但这是国家统计年鉴上标明的。

20世纪下半叶中国历史有几个怎么绕也绕不过去的坎——57、59-61、66、××。

······

让历史由我们的子孙去操心，还是继续说猪年的事吧。

福建东南快报3月30日报道 2月14日情人节那天，在三明沙县夏茂镇，谢老汉一家准备杀猪过年，将公猪抬到了杀猪案上。此时，相距不足百米的罗家，带着小猪崽正在暖阳下漫步的母猪听到公猪临死前的痛苦嚎叫，以百米冲刺的速度直奔谢老汉，将其一下子撞倒在地，导致谢老汉两颗门牙被撞飞。还未等谢老汉爬起来，母猪就咬住他的手，待其挣脱出来，母猪又几次冲刺撞击他的肋骨、后背等部位。

“冲天一怒为蓝颜”的母猪就是题头图那位。

它没有读过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的诗句，也没有看过《疯狂的石头》，但知道“顶你的肺”！

这又让我想起多年前的往事。刚到上海几个月，“组织”上派我参加“工作队”去远郊南汇县一个小村。我借住的人家没有电，河对面畜牧场有，记得当时站在此岸看彼岸颇有“星汉灿烂，若出其里”的感觉，现在回想也不过“两三星火是瓜州”。然而就是这一线光明使得此岸的年轻人一到晚上就聚集到彼岸，我当然也不例外，一是就光明，二是图热闹，正当的理由是自己负责团的工作，应该和年轻人在一起。

畜牧场有两个班，一养鸡养鸭，二养猪养牛。前者大多是年轻的女孩子，后者是清一色中老年男子，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顺舟伯。

顺舟伯当年50出头，有个独一无二的“行头”——可以从胸盖到脚面的硬牛皮围裙，除腰间有个皱折，简直刀枪不入。

顺舟伯丰富的人生阅历引起我极大好奇，他种过地、杀过猪、看过风水、箍桶盖房也在行。我常常忘记自己的“工作范围”，与他交谈更多。

有一席话让我终生难忘。

话题从牛皮围裙说起，“知道我为什么要穿这么厚的牛皮围裙吗？”他二两酒下肚，眯着眼问我。

“不知道”。

“我在养猪之前可是个杀猪的，不但杀猪还杀牛羊······”那晚他仔仔细细给我介绍了一番“屠宰知识”。

羊最老实，杀羊完全不要避开其他的羊，有时你在羊圈前杀完羊，血还没干，后面的羊就会把带血的草吃掉。

（若干年后我读到中国一个著名作家写他在“干校”杀羊，说，给前面的羊放完血，后面的羊会自己走到你面前躺下。）

牛最可怜，我们到人家去杀它，它似乎早就知道，其实它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我们，但主人把我们引进门，它会跪在主人面前流泪。

猪最厉害，拼命挣扎，没有三五个大汉根本捆不住它，又咬又顶，有一次我的师弟就被咬掉半个命根子，这也不好叫主人赔呀，再说又怎么赔？自认倒霉。

多少年过去了，有次我突然想，是不是真有佛家说的轮回？

如果下辈子不能做人，难道真要做畜生？

如果做畜生，我绝不做看家护院的狗，它效忠人一生，到头来人还不是把“狗奴才”、“狗腿子”、“狗仗人势”这些不光彩的字眼给了它；

也不做媚态十足的猫，即使涂上“文化口红”；

要在牛羊猪三者之间选择，我绝不做任人宰割的羊；

也不做屈膝求饶的牛，尽管一直有人号召我们做“老黄牛”、“领头羊”；

要做就做有情有义、宁死不屈的猪。

有鉴于此，在猪年即将过去之际，请容许我对福建三明那头猪致以崇高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