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往事
已经过人生路程的大半，以往的路曲折艰难，记载下过去的酸甜苦辣，走好现在和将来的每一步，也为后辈作参考。
父亲----我们永远的揩模
(5)
著名作家
在父亲的工厂里，作为第一把手的军管会主任要开始抓生产，打算把一些生产技术骨干从牛鬼蛇神的队伍里解脱出来返回到原来的生产岗位上去，而第二把手王书记则要继续抓革命，把这些人留着当活靶子继续批判。这两个人斗的结果是第一把手胜了，王书记被调离工厂。这个死对头走后，父亲就被解脱出来，参加到厂里的生产组下的技术组当一名普通工作人员。这样，父亲在离开了工厂车间整整六年后，才得以回来，重新开始他熟悉和热爱的工作。俗话说，江山好移，秉性难改。父亲的秉性就是工作，他不管自己的位置和处境，一出了“牛棚”，看见厂里整整六年不但未搞出一个新产品，连老产品都搞得一塌糊涂，既无产量又无质量，心里急得就象火在燎。这时他还未彻底平反，仅仅是作为“可改造”的人员进行工作，但他把个人恩怨和委屈，统统都放在脑后，一个劲地想把过去的好产品恢复起来。他的干劲和忘我工作，使得厂里的技术工作开始走上轨道。他向领导积极提建议，把那些由于种种政治原因而被迫离开技术岗位的人找回来。同时，他努力把文革以前的质量管理制度，产品检验制度以及各车间各工种必要的操作程序恢复起来。尽管当时的大环境使他的努力事倍功半，他仍不泄气，不停地向各方解释，劝说，呼吁，希望尽快地重建生产秩序。几个月后，厂里的专案组对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查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来个不了了之。不久父亲就被任命为厂里的技术组组长，实际上是恢复了文革前的工厂技术负责人的职务。
1973年来到了。这一年，选送到大学去的工农兵学员要经过文化考试。当时在车间里当工人的老三报了名。他是与厂里其他子弟一起从农村招上来的。他回厂后，尽管父亲已出来工作了，但厂里的左派们硬是给他分配了一个最差的工种，冲工。当时车间里大量使用一种缺乏劳动保护的冲床来制造电机的金属壳，搞不好手指头就会被冲掉一根。老三在车间里工作得很好，车间里没有阻挡他报名上大学。在全厂报名的几十个考生中，他的考试成绩位居第二。位居第一的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四川希望集团四兄弟中的老大刘永年，他当时也是该厂的一个工人。成绩公布后厂里的左派们不想让位居第一和第二的考生去上大学，借口是这两个人的父亲的历史问题还未彻底搞清楚。一些朋友也为父亲的处境担心，怕他作为考评负责人之一让自己的儿子上了大学，有走后门的嫌疑。父亲的头脑特别清楚，他说：“中国的古人都知道，推荐贤士，要‘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所有人在成绩面前人人平等，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尽管这以后发生了张铁生交白卷的闹剧，还是没有改变大学对厂里考生的录取名单，老三和他的朋友老刘一起进了电子科技大学电子计算机系。这无疑是他人生中的一次巨大转折。
可是到了下一年，在四妹要上大学时，厂里的左派们真是对父亲背后搞了名堂。四妹是在1972年和厂里的子弟一起下到了川北的旺苍县。她在那里努力劳动，和生产队的农民们也相处得很好，所以74年有大学到她下乡的地方去招生时，她被当地生产队第一个推荐了。厂里也派人到乡下去帮助大学的招生工作。厂里派去的管此事的人是一个阴险的中年人，一方面他收到了不得让前走资派的子女上大学的指示，他对学校来人说四妹的父亲是有政治问题的人，使该大学的人改变主意招了一个各方面都差了许多的子弟。另一方面，他又回来散布四妹已被四川大学外语系录取的谣言。等到真相大白，别人已经去上大学而四妹还留在农村天天劳动时，生米已做成熟饭，一切都已成为事实，改变不了了。四妹又继续在那偏僻的山里呆了两年，然后有一个中专学校来招生，她就去报考，被录取了，就到了那个中专校去学习水力发电。
1975年邓小平主持工作时，父亲由衷地为满目苍痍的国家得到大刀阔斧的整顿而高兴。他兴致勃勃说，邓小平的能力在国家领导人中是第一流的。他给儿子们说，宋厂长过去参加过邓小平主持的国务会议，印象非常深刻。邓小平召开的会议决不会冗长，他总是抓住主要问题快刀斩乱麻地加以解决，次要问题留给部下解决，决不胡子眉毛一把抓。现在让邓小平出来抓工作，在各方面全面进行整顿，国民经济有望恢复和发展了。趁着这个整顿的潮流，父亲对厂里的技术工作也进行了整顿。他把过去行之有效的制度重新颁发，要求各科室和车间执行。他认为国家建设了这么大的一个微电机工厂，不能只满足于按计划给一些整机厂生产配套零件，应该有自己的设计单位开发和研制新产品。他向厂领导提建议，做方案，要人员和材料，但是这时候的各级领导人忙于政治运动和眼前的生产任务还应接不遐，哪有脑筋考虑开发新产品。到了这一年的年末，政治风向变了，所谓的反击右倾反案风开始了，掌握国家权力的四人帮天天叫喊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使工厂的领导人都不敢理直气壮地抓生产了。在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统治下，哪个企业领导人想把生产搞上去， 都没有好结果。父亲的好朋友，后来成了老二的老丈人的宋厂长，有一次在他的工厂里想促一下工人的积极性，发了一点奖金，结果被人告到北京去。他被叫到北京四人帮中央去，在那里挨了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严厉训斥不说，回来更是在全省工交系统被批判。那年他被撤职又被批斗，被整得很惨。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年真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年初，当时最受人尊敬的周恩来总理去世了，接周总理班的邓小平又被打倒了。这几乎是断掉了中国人要求有正常秩序的仅有一线希望。许多人发自内心地流了眼泪。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真是瞎了眼，或者是利令智昏到了极点：他们下令不准祭悼周总理。这引起了全国老百姓的愤怒， 在
7月底，传来了河北省的唐山发生大地震的消息。这次地震发生在一个百万人口城市的市中心，房屋百分之百地倒塌了，据以后公布的消息，死亡人口总数为24万多人，比去年年底印度洋发生强烈海啸各国死亡人数的总数还多。可是当时的中国受灾老百姓没有得到别的国家的任何援助。中国的老百姓连是否有权要求得到援助都不知道，可以说，当时的中国人肯定是世界上对自己对社会权力最少的人民。老大和老二所在的建筑企业在唐山大地震后不久就奉命开拔到唐山去，在一片废墟上去建设新唐山。唐山市区震后的那种惨状，非本文所能描述得出来的。
中国人的忍耐精神可说是世界上一流的， 只要他们有一口饭吃，就一定不会起来造反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造反，真是地地道道的跪着造反，世界上哪有高呼着权力最大的人万岁万岁万万岁的造反？对中国人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是他老人家终于在那年的9月份去世了。在这之后不到一个月，不可一势的实际上是狗仗人势的四人帮就倒台了。
听到这个大快人心的消息，父亲的心里真是高兴得乐开了花。他说，这是十几年来最值得高兴的事，这下国家有希望了，四个现代化有希望了。在父亲乐观情绪的感染下，我们全家都沉侵沁在欢乐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中。不久，工厂换了厂领导，由一位姓
除了抓技术更新和新产品以外。父亲也认为工厂的规章制度到了非抓不可的时候了。那时，全体工人和职员已经十年没有正儿八经地上过班了。说来好笑，那时的人连遵守上下班的作息时间都作不到了。许多人早上9点才到工厂里晃一下，10点半就大摇大摆地走出厂门，到外面自由市场去买了菜，回家做完饭，刚好到下班时间。下午也是一样，本来是一点半要上班的，结果是3点才到厂里晃一下，4点半就又走了。如果说那时就采取严格考勤，按钟点付工资的话，那肯定车间已被养成坏习气的工人们推倒了。记得那时父亲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厂领导轮流去看守厂大门，不到下班时间任何人不准离厂， 哪怕是没事干也得在厂里呆着。而且，父亲是第一个前去守大门的厂领导。据别人讲，也是守得最认真的一位。大约过了好几个月，人们迟到早退的习惯才慢慢得到扭转。
1980年电子工业部组织了一个微电机代表团到日本去考察。父亲作为该代表团的团长，在那里进行了仔细地考察和研究。回来到达北京后，当时老大老二在距北京只有两个小时路程的唐山工作，就到北京来看他。他谈起了这次考察的感想，说这二十年日本发展得真快，我们和日本在电子行业的差距在这二十年加大了很多。一个很小的工厂，只有我们厂一个仓库那么大，占地面积不到我们的十分之一，生产的产品产值相当于我们的两倍还多。他送给老大一个计算器，给老二一只手表。这两件物品在当时的中国是很贵重的东西了，但他说这些东西在日本是放在杂货店里面卖的， 价格相当于在日本吃两碗炸酱面。他还告诉我们，现在到了我们中国人奋起直追的时候了。我们如果再像文革那样耽误十年的话，到时候甲午海战和抗战初期的局面就会重演，我们中国人在世界上就无立锥之地了。父亲的话，使他们更感到时间的紧迫。他们俩都是属于被文革耽误了的老三届中学生。在文革时期，他们不可能有受教育的机会。四人帮倒台后的第一年，他们都参加了高考，成绩都过了录取分数线，可是左等右等不见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到来。过了许多年他们才知道原来他们所在的企业出于本位主义，根本就没有把他们的挡案交给招生学校，也不让他们知道。 那时任何学校都不会招收无挡案的学生的，哪怕成绩再合格。在那之后两年，老大得了个机会去上了企业办的电视大学，而老二连上电大的机会都没有给，理由就是一句话：工作需要。所以，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己抓紧时间学习，尽量使业余时间过得充实有意义。
1982年，父亲的上司朱老太婆因身体吃不消，要求卸去厂长的职务，并让父亲接替她担任厂长。父亲希望由比他年轻的人担任，而他则专心抓技术工作。但上面坚持要让他担这个担子，最后父亲答应干两年，在选定能接替他的人后他就退下来。对于父亲担任工厂的行政第一把手期间的业绩，我们知道的不多。大概是因为当时已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了，他也忙，给我们讲得很少。83年夏天，老大在北京等去利比亚施工的签证，遇到来北京开会的父亲。父亲给他讲了一些厂里经营方面的事。那时，工厂生产的一种民用电机销路很好，主管部门的意见是每只电机涨价5角钱，这样这一年这个产品可以多赚两百万。父亲坚持不涨价战略，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父亲在位期间有一件事为我们全家所反对，那就是他没有用他的权力将四妹从旺苍县水利局调回成都来。我们家唯一的女儿那时仍在边远的山区工作。四个儿子，除老大在外地工作外，其他都在成都工作了，而且都先后从电子科大毕业，其中老五是文革后入学的研究生。相比之下，四妹的境遇要差一些。我们都要求父亲将四妹调回厂里工作，有的部下已经做好了安排，就等父亲点头同意了。但父亲始终未点头，这样四妹就一直在那里工作着，直到二十年后，她才从旺苍退休回到成都来照顾年迈患病的父亲。
在厂长的岗位上父亲干了两年多。过了六十岁， 他就离开了这个职务，改任技术顾问。此外，作为我国微电子行业的专家和创始人之一，他还兼着电子工业部的一些学术团体的名誉职务。这时的国营906厂可以说是它的最昌盛时期。这从父亲离开岗位后，不时来我家与父亲聊天的老同事老部下的谈话中可以看出。父亲在5年后的1988年完全退休。由于他是在1949年以后参加工作的，他退休后的待遇是不可想象得低。厂里不少退休中层干部，在49年前是国民党的大兵，在解放前夕被俘虏，当了共产党的大兵，他们退休以后是按照离休干部的待遇，收入几乎是父亲的一倍。对此，父亲的心里从来没有产生不平衡。他说，我对国家尽了力，尽到了责任，我心里很舒坦。现在只要吃的饱，穿的暖，有房子住就行了。有时，对于别人出自对他的同情而发的牢骚话，他不以为然。他说，三国演义里的曹操说宁肯我负天下人，而不能让天下人负我。我们应该反着来才对。
时代的车轮进入了二十世纪的最后十年。许多国营企业，随着其体制的僵化，设备的老化，管理者的腐化，而进入了暮年。过去成都东郊的工厂区曾经是最令人羡慕的地方，现在成了贫困区，一些工厂甚至靠卖地卖设备等手段给职工发一点工资和奖金。这时，老二和老三认识到，在这样日益衰败的国营企业继续干下去，总有一天会成为殉葬品，于是他们邀约了在电子科大当教师的老五，创办了民营企业“鼎盛电子研究所”。这个名字一语双关，既表示对企业的展望，又用了父亲名字的谐音。父亲对此事从一开始就很支持，很积极地出谋划策。“鼎盛电子”成立十年来，在三兄弟和他们各内当家的辛勤操持下，从无到有，规模虽不算大，其产品在四川省打开了销路，累计为国家上缴了上百万元的利税，自身也有了办公室，车间和设备。这件事肯定是父亲在晚年中最使他高兴得事。顺便提一下，除了俞氏三兄弟办的企业，在本厂子弟中还有一家民营企业也办得不错。这就是杨祖怀家父子三人办的金属加工企业。杨老伯就是在四十年前被打成黄世仁式的恶霸地主被遣送回乡的那位工艺科长。 两年前父亲生病住院期间，杨老伯和他的两个儿子来看父亲，碰见我们几兄弟。杨老伯对父亲谈起他的经历。 他说：“那年我被批得一塌糊涂，成了十足的坏人，我几乎不想活了。我也没来找你俞总求情，因为我知道你虽然是个好人，但那时也是自身难保。幸好我被押送到了老家后，乡亲们并不这样看我。他们先让我当了农机厂的工人，然后让我搞设计产品，后来干脆让我什么都管。我就这样一直干下来了。改革开放后，厂里给我平了反，让我回成都来退休。我退了休没事干，就把过去给乡亲们干的事拿到成都来照样办，就这样办起了工厂。我两个儿子一个喜欢技术，一个喜欢经营，生意做得不错，我这是因祸得福。” 听到这里，父亲借用了“百毛女”中的台词说：真是文革把人变成了鬼，改革把鬼变成了人。大家都高兴地笑了。
父亲的一生，在时间上看，尽管不幸的多灾多难的年代多过好日子的年代，但他总是保持着平和而稳定的情绪。用现代人的话来说，就是智商高，情商也高。这既有先天性的因素，也有后天形成的性格。从后者的角度来分析，可能由于他爱好广泛，对生活总是满怀信心和期望。 尽管他的专业是电子工业，他的兴趣确没有只局限在专业上。 他的阅读很广泛。他的书架上除了过去要求他看的马克司列宁的著作外，还有许多涉及哲学， 历史， 科学史，文学，等“杂”书。我们记得的这些书的作者有牛顿，爱因斯坦，洪保德，康德，歌德，达尔文，赫胥里，弗洛伊得，莎士比亚等大师的著作，也有中国古代和现代的许多历史和文学作品，包括论语，史记，三国志，三国演义，水浒，儒林外史和鲁迅，茅盾和巴金等名家的著作。他说他在年轻时很喜欢读巴金的急流三部曲，认为当时这套小说鼓舞了一代知识青年。他不喜欢“红楼梦”，说年轻人如果陷入了贾宝玉和林黛玉这样一种境地，一天到晚哭哭涕涕，卿卿我我，肯定是不会有出息的，古代和现代都一样。在艺术领域中， 父亲喜欢看京剧。小时候我们住在淄博时，经常有些有名的剧团来演出。那时就父亲带我们三兄弟去看京剧。如“三叉口”，“四郎探母”，“捉放曹”，“草船借箭”，……等等。在乐器中父亲喜欢拉二胡。他自己也拉过。在我们临离开山东省以前，父亲专门带着我们坐车几小时去“聊斋誌异”作者蒲松龄的故居去参观。 对外国的艺术，他也愿意去接触和了解。他在前苏联学习时，为了看一场当代最有名的巴蕾舞大师乌兰诺娃的“天鹅湖”，不惜花掉了自己一个月的生活费。可惜，他的这些爱好都是在我们懂事前表现的，我们进入青年后，这些全成了“封资修”的东西，所以这些文艺细胞我们都未感染上。但是，毫无疑问，这些古今中外优秀的文化遗产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对他的性格的培养肯定是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平常，这种影响可能不会被人注意到，但是在关键的要命的时刻，可能就决定了他的行为，使他能把事情看深一些，远一些，比别人更有信心和办法渡过难关。这恐怕就是人们所说的文化底蕴。由此可以看出，父亲这一生， 在物资财富上并不富有，而在精神财富上却很富有。 我们感觉到，他这一生从对幸福的感受上，应该不比那些大字识不了一筐的，或者是仅仅以数钱为乐趣的千万富翁要差。
在父亲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仅管他已体弱多病，但他始终保持着心态平衡，情绪乐观，精神豁达。他要求在他去世后将自己的角膜捐献出来给失明者。他说，人的最终死去，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就像一条河流，从涓涓细流开始，逐渐扩大，离源头越走越远，最后变成了一条宽阔的大河流入大海。人来自自然，最后归于自然，就像河流流入大海一样。现在，父亲已经与青山翠柏为伴了。他的精神，品格，才智，业绩和贡献将永远留在我们后辈人的心里，与我们永存。
2005年2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