蛇,狗,猫和知青们的二，三事

        我本来与动物界既无恩，也无仇，但自从下乡当过知青后，对它们有了深切的感受。

       1969 年 1 月，我和兄弟俞仁孙（同校高一同学）与原成都四中的一千多同学来到凉山彝族自治州的宁南县插队当了知青。几个月后，不，应该是一周后，我们就深切地体会到了动物脂肪和蛋白质对我们肠胃的巨大吸引力和重要性。

        首先是，我们在城里是每天三顿饭，哪怕是 1960 年的困难时期，据说四川省就有一千万人因饥饿死亡，但城镇居民的定量，哪怕是少得可怜，学校食堂还能每天开出三顿饭，我们中学生好歹还有一日三餐。到了农村人民公社，我们必须入乡随俗，和社员一样每天吃两顿饭。这两顿饭都是苞米粥或是苞米与大米各半的蒸饭 , 蔬菜是少量清汤寡水的青菜和咸菜。吃得差不说，还要从事干不完的繁重农活，包括挖地，上肥，浇地，除草，插秧，打谷，等等生产队的大集体劳动，以及种自留地，打猪草，喂猪，挑水，做饭，等为知青点的小集体劳动。总之，大家从早到晚四肢没停过。这样，在每天的两顿饭之前的两三小时，我们这个知青点的十一个知青，无论是往日体力充沛的五个男生，还是活泼欢快的六个女生，都已经是饥肠辘辘，四肢无力，心里充满着对食物的渴望，特别是对肉类食物，那简直是“想你想到心窝窝里”了。

一天上午，我们十一个人中的十个人正聚在我们的称之为饭堂的一个小房子里吃饭，而缺席的一位是王有恒同学，他因病躺在隔壁“楼上”的男生寝室里。他连吃饭都不得不缺席，可见他病得不轻。说起我们的饭堂和男生宿舍，我们不由得不生气：生产队给我们作饭堂的这间屋子，是生产队煮猪食的地方，里面有两个大灶和大锅。我们下地出工时，有一个女社员就用这两口大锅煮猪食，我们回来了，就洗干净这两口锅，用来煮我们吃的饭菜。说起我们五个男生的寝室，那就更差劲了，那是一个大猪圈兼厕所的顶楼。我们五个人的褥子和被子铺在泥巴和木头组成的地板上。楼下是两个大木栏，木栏下面是一个大粪坑，生产队的几头猪就在我们下面吃喝拉杂撒，只要我们一回寝室，下面的邻居就用其独特的声音和气味影响着我们五大感官的两种：听觉和嗅觉。起先，我们听信了生产队说的队上实在腾不出别的房子来给我们住的说法，再考虑到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应该接受艰苦生活的考验和磨练，我们接受了生产队给我们的安排。后来，我们才明白，这显然是对我们知青的一种不欢迎的表示。

首先，我们十一个人来了，每人每年要分掉他们两百口人的 400 多斤谷子。在土地和产量都不增加的情况下，明打明的就意味社员们自己的口粮减少了。其次，我们知青的待遇要远好过当地农民。我们下乡了，国家每人给了 200 元的安家费，而他们从来没有这样的好事。其三，按当时的政策，我们知青养的猪，我们可以 100% 的享受，农民养的猪，自己吃一半，无偿上交给国家一半。等等。在他们看来，城里来的人都是好吃懒做的，虽然长得高大白胖，就连我这个在城里人中个子较矮的人，也被农民称之为长得又高又大之人。但我们干起肩挑背磨的繁重农活来，远远干不过他们这些又瘦又小的人，至少是在下乡后的头几个月是如此。所以，心目中的隔阂和行动上的排斥必定要显示出来。

话又回到那天我们十个知青正在狼吞虎咽地吃这天的第一餐饭时，突然听见隔壁发出惊叫：“蛇！快来人！一条蛇在屋梁上！”我们立刻明白，那是躺在寝室里的病号王有恒在呼喊。那时，仁孙动作最快，他拿起一把砍柴的大斧就冲了出去。这种大斧，斧头有好几斤重，斧刃磨得争光发亮，用硬杂木做的斧柄足有三尺长，当地人叫它“开山”，足见其威风和气势。我和其他两位男生屈炳武和杜军，也各自找了件柴刀，镰刀和菜刀之类的家伙，跟在仁孙后面，从墙外的梯子进了我们的寝室。在屋顶亮瓦照射进来的阳光帮助下，顺着王有恒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一条长蛇在慢慢爬行。它的头部已经拐入黑黑的角落里看不见了，大半部蛇身正在横梁上慢慢变短。说是迟，那时快，仁孙轮起手中的大斧就朝那蛇砍过去。“碰”的一声，房梁震动了下，梁上的灰尘扑面而下，然后半段蛇身从梁上落到了楼面上。仁孙的这一猛砍，真是又准又狠，一下就把蛇斩断了。他这几个月来上山既为生产队又为知青点砍柴，整日猛抡大板斧，无论是体力和技巧都大有长进。但是，蛇仅管是斩断了，它的前半部却消失在黑暗的角落里。我们打起手电筒到处找，不见踪影。

这时仁孙提起掉在地面上的半条蛇，被斧子砍断的地方流着血。王有恒说，蛇有再生能力，这条蛇还活着，它会回来报复的。大家都说，这个猪圈楼上不能再住下去了，要去找队长换地方。于是我们四人立刻前往队长家。队长名叫杨成明，才四十岁出头，人已显得很老了，满脸皱纹，秃顶。他正在吃饭，看见我们四个知青手里拿着斧子，镰刀，砍刀什么的，还有一条冒着血的无头的蛇，不知道我们要干什么，满脸惊慌。我们向他说明来意，他松了口气，说，那你们就搬到场坝上库房里去吧。现在还没到收谷时候，先到一间空屋里住着，到秋收时再说。这样，我们五个男生就搬到了库房里的一间大房间去住。另外，饭堂的两口锅也不再煮猪食了，专门用于我们知青做饭。所以，那条在我们住所出来的大蛇，为我们改善居住条件做出了很大贡献。

不过，仁孙并没有使那半条蛇的贡献到此为止。他把蛇尾钉在门外的一棵树杆上，把蛇皮和内脏取下，把蛇肉切成一小段小段，放到锅里，加上盐，辣椒等作料，做成了一锅蛇肉汤，给大家增加点营养。我们全体男知青，包括病号王有恒都啧啧连声地吃了，女生中，除了一位坚决不敢尝以外，其余的不但吃了，还说可惜只有半条，太少了。

我们饭堂的门正对着公社最大的“一条街”，即一条大约三四米宽的石板路，是当地五百个男女老少过往的主要通道。以前当地人从不知道蛇也可以吃，现在不用多久，知青打蛇吃蛇的事就传开了。以后，农民们看见哪里有蛇，就来告诉我们，只要有可能，我们决不放过改善伙食的机会。

冬天来了，蛇冬眠了。我们喂的猪还远远未到该杀的时候，而我们的肠胃却等不及了，迫切地需要脂肪和蛋白质。有一天，杜军说看见一只狗老在打谷场附近徘徊，看得出来是一只无家的野狗。

考虑到狗跑得快，不容易打死，所以主要策划人仁孙说“不能硬攻，只能智取”。他先到公社卫生院去找来几颗安眠药，然后把它们分别夹在几小块牛肉里。这几小块牛肉也是来之不易，是不久前生产队的一头牛从山崖上掉下来摔死了，队里按全队人头分给我们的。我们知青点的女管家黄亚东决定“细水长流”，把一部分牛肉腌起来。现在，她同意忍痛拿一点出来作为打狗的诱饵。

要让野狗上钩真不容易，仁孙慢慢走近它，扔给它第一块，看着它吃下去了，再接近一些，扔过去第二快，吃下去了，在接着扔给它第三块。都吃下去后，我们四个男知青就拿起了锄把和扁担，悄悄地走到它附近，等它肚里的安眠药药性发作。我们等了有一个钟头，看见那只狗由很警惕变为无精打采，又似乎要打盹，但就是不躺下去，慢慢地，它又开始精神起来。这时，我们判断给它吃进的安眠药只能到这种程度了，不能再等了。

于是，我拿着一根锄把，在背后竖立举着，悄悄走到狗的身后，趁着它不注意，把锄把横过来，从左到右，用我的全身力气，朝狗的腹部猛击过去。天助我也，我只感到两胳膊猛一震，野狗被重重一击，狂叫了一声，朝右边滚了两圈，然后跳起身来朝前蹿去。如果这当儿只有我上阵的话，那就注定让它跑脱了，因为我的锄把和握着锄把的双臂都还在身体的右边，身体来不及复位，就无法冲上前去再给它致命一击。在这关键的一刻，屈炳武，这个戴着眼镜，平常显得是文弱书生一个，这时却毫不手软，对准冲到他面前的狗头就是一扁担，正好砍在狗的头部，它倒了下去，还来不及再站起来，这时从侧面两边冲上来的仁孙和杜军又给以猛击。这样，这只身长有一米多的大野狗，总共只嚎叫出一声，就呜呼哀哉了。

仁孙这个人从小就手脚麻利，是干任何事的好手。他迅速地把狗剥皮，开膛，切成小块。这是女同学们已把水烧上，作料放上，就等狗肉下锅了。我们七个知青坐在饭堂的草蹲（一种用稻草编的矮凳），一边往柴灶里添柴火，一边闻着炖肉的香气。顺便说一下，这时我们知青点已经有一位男生因病照顾回城，一位军人后代的女知青参军走了，还有两位女生转到离成都较近的县份插队，还剩下 4 男 3 女坚持留在宁南的大山里。三位女生除管家黄亚东外，还有沈宏和刘垦荒。她们二位在吃苦耐劳，努力使自己身心“革命化”方面比我们所有人都做得好。

正当我们七个知青准备好碗筷，想要放开肚子来一次狗肉宴时，想不到几乎全生产队的男女老少都来到了我们饭堂外面。原来，这里的习俗是，谁打了野狗或野猪，或什么别的“外快”，大家就有权来分享。这下好了，所有的狗肉给每位兴致勃勃的客人分一块还不够，后来的人只好喝一点汤了。我们七个知青最后就每人喝一勺汤，算是解了馋。不管在哪里，吃大锅饭都是没有积极性的。后来，我们就不再想方设法去打野狗了。

除了狗肉，猫肉也是鲜美无比的，它根本就不是象传说的那样是酸的。

那是我们当知青的第二年。在第一年底，我们已经喂大了自己养的猪，过春节前，我们也和各家村民一样，把近两百斤的肥猪宰了过年。在那个缺衣少食的年代，把一头小猪伢养成一头大肥猪是真不容易。人们每天都要为它准备饲料：把红薯藤，菜叶，等用铡刀切碎，再混和米糠等在锅里煮，煮好了，放一阵等它凉下来，再提着大半木桶的饲料，来到猪圈，倒进木槽里。这个工作每天要占我们两个多小时，天天如此。直到过年前杀猪那天为止。

杀猪那天真是我们这一年最快活的日子，因为这是各家庭为自己辛勤劳动的收获日子。时隔 40 多年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景象：一口大肥猪尖叫着，被我们四个男知青按在木桌上，仁孙口里含着一把磨得争光发亮的杀猪尖刀，双手帮其他三人捆住猪脚，然后一刀捅进猪的喉咙，这口大肥猪一下就毙命了。看着仁孙的麻利劲头，我不禁想起他一年前还在城市里安装当时最先进的 8 管半导体收音机，干着那种精益求精的工作，现在一下成了风风火火的宰猪匠，真是环境改变人呐。

在厨房里，三位女生在忙着给灶里添柴吹火，烧一大锅开水，等仁孙用嘴从一条猪脚把整条猪吹涨后，用来烫猪去毛。在处理完猪毛和内脏后，大家就忙着用洗干净的猪肠和剁碎的猪肉做香肠。这几十斤香肠才是我们最想要的东西，因为今后半年我们的荤菜就靠它了。它是我们用来解馋，并满足身体对蛋白质和脂肪需要的最佳食品。

香肠做好了，把它挂在了我们知青点住房“堂屋”的梁上，让它风干烟熏。我们知青点的房子也像村民们的住房一样，中间一间堂屋，有一个火塘，冬天里每天晚上生着火，既可以取暖又用来照明。

一天半夜，我起来小便。我拿着手电筒正想开大门时，听见房梁有动静，用手电筒一照，只见一只大猫在咬挂香肠的绳子。“这还得了，想偷吃 ….”, 还没等我细想，只听见“哗啦”一声，这只大猫在夺路而逃往外窜时，卡在了我们房子的土墙缝里，进出不得。这时，我满脑子里都是对这只猫的愤恨：它居然敢来偷吃我们最宝贵的劳动成果，还不该“罪该万死”吗？我本能地扔下手电筒，双手抓住正在我眼前还在使劲朝外挣扎的猫身，使劲往里一扯，然后把它举过头顶，朝地下猛一摔。只听见“嘭”的一声，这只很有些分量的大猫还来不及叫一声，便毙命了。

听见响动，住在两边侧房里的男女知青们都出来看是怎么回事。我敢说每个人看见地下躺着的大肥猫，心里都是高兴的。仁孙二话没说，马上把它拿到厨房，几下就斩头去尾，剥皮开肚，收拾干净后就放在一个大瓦钵里，盖上木盖，上面再压上一把开山大斧。而猫皮及内脏等不能吃的东西，就沉入粪坑里作肥料。收拾完毕，他才回寝室继续睡觉。第二天早上，当我们的厨房里冒出煮肉的香气时，村民们路过我们的房子，进来看我们煮的是什么好吃的。有了上次吃野狗的教训，这次我们就不再说是打的野物了。我们说是在集市上买的兔子肉，这下没人来分享了。

关于小动物们的回忆，我本来想就此打住的。尽管是当时的环境把我们这些本是善良的人变成了杀动物，吃宠物爱好者，但现在看来，总不是文明人应做的事。但是后来，又有一件事与一只猫及当年当过知青的人们有关，使我难以忘怀，所以也记录在此。

那件事发生的时间已经是我们离开宁南大山后的第13 年了，那是在80 年代初，我和一帮当过知青的中国工人，参加了我们所属的国营建筑企业在利比亚班加西承揽的工程项目。

当时，我是一个工长，管理着这一支 50 多人的小队伍。我们正在执行的任务是在一条交通繁忙的大马路上，横切马路铺设 5 条直径为 30 厘米的地下污水管道。这 5 条管线要铺设在 6 米深的地下，分别在五个夜晚完成。每一条线的施工的内容是：从晚上 6 点起，截断该施工段马路两端的交通，施工机器设备进场，破沥青路面，开挖，简单支撑，铺沙垫层，安装铸铁管道，通接管线与马路两头的人孔井，管道试压合格，分层回填碾压，再次试压合格，铺设沥青路面，在早上 6 点前拆除路障使马路通车。

如果早上 6 点没有通车，那对不起，卡扎菲时代的利比亚警察可不是吃素的，轻者去警察局关个十天半个月的，重者坐牢。几个月前，我曾经作为我公司经理的代表（说来也惭愧，我们 200 多人的工地中，我这个能讲半吊子英语的人，是唯一的一个能说英语的人，自然就成了对外联络的全权代表），前往警察局和关押所谓非法劳务的集中营去救出被当局误抓的中国工人，见识过他们的作为，所以在交通要道上施工绝不敢马虎。

由于全体人员的聚精会神的工作，严格按程序按步骤一环扣一环地施工，第一和第二路段都进行得很顺利，都是在清晨 5 点结束工作，撤离现场，但在第三个路段施工时，在一个接近尾声的关键步骤出了问题。

这是在管道已经安装到位，第一次试压成功，回填碾压也已完成，但第二次试压不成功。按规范要求在试压的 10 分钟内，气压表里的气泡下降不得超过 12 厘米。而我们接连两次试压下降幅度都超过 14 厘米。以往遇到这种稍有漏气的情况，我们在管道内表面上刷一遍沥青，就可以解决问题，使管道的气密度合格，这个办法也得到了英国监理工程师的认可。

像以往一样，管道工人要把一条长长的粗铁丝伸到地下 6 米处的管道里，在粗铁丝上固定住一个浸透液体沥青的纱布团，在管道两端的人孔井来回拖拉几次就成了。但这一次我们很不顺，特别是在这样险恶的地点和时间。我们的人无论如何不能把粗铁丝从管道的一端捅到另一端。这时时间已到清晨 3 点半，离撤离工地的时间只有两个半小时，而这小段时间还要留一小时给铺设沥青路面和撤离所有机器设备材料和路障等，时间不等人，我和所有这些知青工友们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时，管道工班长雷明富一拍大腿，说：“办法有了！”他让我马上派汽车送他回离这里10 分钟路程的宿舍去，把宿舍里养的大灰猫拿来。这下我们都明白了他的主意：既然我们人进不了 30 厘米直径的管道，猫总可以进去吧。只要把一根绳子绑在猫身上，让它从黑暗的管道里朝对面明亮的出口走过去，然后用猫带过去的绳子把粗铁丝拉过来就成了。小雷这个人过去是从重庆下到川北通江县的知青，人很聪明。我们的管道试压的堵头，在本地市场买的单层钢板堵头都密封不严，试压时经常漏气。后来小雷制作出了双层钢板夹橡胶板的堵头，用在堵管试压时，百发百中，从未发生堵头漏气情况。

小雷坐着皮卡车走后，紧接着一辆外形极像甲壳虫的小车开进施工现场。这是业主的现场代表阿赫迈德 (Ahmed) 来了。他是个巴勒斯坦人，长得高大英俊，褐色头发棕色眼睛，从美国留学回来就被业主，一家利比亚政府公司聘为工程师，专管我们这个小工地。最近这几段工程，他每次在清晨的这个时候来了，看着第二次管道试压成功后，就在验收单上签字。凭这张验收单，我们就可以申请工程进度款了。

见面握手后，我请阿赫迈德等半个钟头再看试压，他了解了原因后，看了看表说，要抓紧时间，我可不愿意明早在警察局看见你。我说我们会按时完成的。然后，阿赫迈德像以往一样，开始和我聊开了，而且，他的话题老是与“政治”有关。尽管我多次提醒他，我是来做工程的，政治是政治家们的事，他还是老扯这些问题。

这次他说，从报纸上看到，中国政府近年来对外援助的钱在逐年递减，这是怎么回事？中国不再是第三世界的朋友了？我说你最好到中国大使馆去和官员们讨论，我们普通人不了解这些事。但是他不罢休，紧逼着问我，那你作为个人对此有什么看法？我不相信作为一个男人对世界上的事没有看法。按照老外的观点，男人们的永恒话题就是政治和女人。

说老实话，我对阿赫迈德早就不感冒了。这个人技术和经验都不怎么样，架子倒不小，他该签字的时候每次都不是很爽快。他每月 500 多第纳尔工资，而我的工资一月不到 50 第纳尔。他经常说，他们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中受教育最高的，也是人均收入最高的人群之一。有一次我坐在他的车里和他一起出去办事，这天天气热了，他把身上的一件半新旧的皮夹克脱下，顺手就扔弃到车窗外。我当时就在想，我这辈子还没穿过皮夹克呢。我们中国人 60 和 70 年代自己勒紧裤腰带，饿得半死不活的，还要拿钱拿物支援像他那样的一群人，是不是值得？如果说，十几年前，我们还真把自己当成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劳苦大众的一根葱，到了八十年代，我敢说老百姓中起码有一大部分，并不是很情愿地去支援那些事实上远比我们中国人富有的国家。

话说这天夜里，我们的工人已经在工地苦干了七八个小时，我自己也感到身心疲惫，面对阿赫迈德的无理问题，我忘记了由于我的“不当言论”在单位给我造成的 N 次麻烦，忍不住开始回击他。我说，如果我国政府真的在近年减少了对外援助，那也是正确的。各国人民首先要靠自己管好自己的事，不能依靠别人支援。更何况，我们中国人现在是世界各国里，不是最穷的，也在最穷的国民之列。看看在利比亚工作的几十个国家的人，有哪个国家的人比我们中国人穷？让穷人拿钱出来支援比他富得多的人，恐怕不很合理吧。就好比你我之间，你的收入比我高十倍，我可以时不时给你买个面包夹肉，但让我请你吃牛排大餐，我就请不起了。听了我的话，阿赫迈德的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正在这时，我听见了小雷的喊声：“老俞，试压成功了，快让他来验收！”我就停止了谈话，请阿赫迈德和我一起下到了 6 米深的井下。井下当时有小雷和两个试压的工人，加上阿赫迈德和我共 5 个人，挤在直径为两米的井里。阿赫迈德看着气压表，气泡稳稳地停在那里 10 分钟没有下降。我就把验收单和笔递给他，请他签字。这时阿赫迈德指着小雷怀里抱着的大灰猫说，为什么这只猫在这里，身上还有一段绳子？不用翻译，小雷也能明白他的提问。小雷把身子弯了一下，做了个把猫送进管道口的动作。

使我们想不到的是，阿赫迈德发火了，说道，你们竟然把一只活生生的猫塞进这么脏的管道里去。你们这是在折磨动物。靠折磨动物来完成任务，这个字我不能签！

听见他的话，我心里的那个恨，真没法控制得住。他这是明明在刁难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几十个人已经辛苦了大半夜，如果不验收这条管线，天亮后这条管子上方的路面上每小时要过数百辆各种车辆，再要想试压成功几乎是不可能。我们这几十个人的人工费，所有机械的台班费，包括吊车，挖土机，空压机，打夯机，水泵等费用全赔进去不说，还要重新申请在此路段封路开挖，还有可能引起最终的工程延误和罚款 …… 。

想到这，我赶紧对阿赫迈德说：这哪里是折磨动物，这只能说是让我们的小猫在管道里旅行了一趟。您看，它一点都没有受伤害。更何况，这只猫对我们验收管线一点关系都没有。请赶快签字吧，我们马上要铺设沥青路面了。

“ You bloody Chinese! You torture animals! You are animals too! You Chinese have no education, you are poor people with nothing! I will certainly not sign this paper today!” ( 该死的中国人！你们折磨动物，你们也是动物！你们中国人都是没有教养的人，都是穷光蛋 ! 我今天就是不签这个字 !)

阿赫迈德用英语喊叫起来。然后，他转过身来，朝通向井口的铁爬梯走了一步，一只手抓住头顶上的一格爬梯，一只脚准备朝上跨。小雷他们三人因为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站在那里没有动作。

我这时脑子里一片空白，只剩下唯一的念头，就是他非签字不可，别的什么都来不及考虑了。我大喊了一声：“ Nobody can go!” ( 不准走 ) 然后向前冲了一步，双手抓住阿赫迈德的衣领朝后拼命一拖，就像当年把偷吃我们知青香肠的猫摔在地上那样，把身高比我高一个头的阿赫迈德拉倒下来，坐在地上。

这时，我指着阿赫迈德的鼻子，喊叫了一段我在利比亚两年中所说的最流利最通畅的英语。这些话一点没有经过遣词造句，一点没有经过思考，完全是脱口而出。因为印象深刻，始终忘不了，特记载如下：

“ You bloody Palestinian! You bloody bastard! You must sign this paper, no matter you like or not, no matter you want or not! If you don’t sign, you can never go out from this well. If you don’t sign this paper, you are our enemy! You become Chinese people’s enemy! I will beat you to die right here， right now! I will bury your dead body beneath this bottom of manhole, 6 meters underground! Your wife, your newly married beautiful wife, will become a widow from today!” ( 你这该死的巴勒斯坦人！你这狗杂种！你今天必须在这张纸上签字，不愿签也得签！不想签也得签！你要不签，你休想走出这口井！你不签，你就是我们的敌人，你就是中国人的敌人！我要把你揍死在这里，现在就揍！我要把你的尸体埋在这口井底下面，就在这地下 6 米深的地方！你的老婆，你新婚的漂亮老婆，从今天起就会是寡妇！ )

小雷他们三人，虽然不知道我在说什么，但见我让阿赫迈德吃了个坐墩，接着又是唾沫横飞，握紧拳头，咬牙切齿的样子，每个人都知道要动手了，他们飞快地抄起家伙：用来封堵头的榔头，扳手和钢钎，对阿赫迈德怒目相向。井上的中国工人，听见井下吵嚷，也从上面伸出一排脑袋向下看。顺便说一下，我的咒骂中提到阿赫迈德的新婚妻子，也反映了在另一方面我们对他不满的潜意识：他时不时带着他金发碧眼性感而又漂亮的老婆，在我们这些已经性饥渴了两年的人们面前 , 摇头摆尾，晃来晃去，使我们不得不受到刺激，不得不感到嫉妒。

阿赫迈德一定是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或者是当时流行的李小龙的香港武打片对非洲和中东地区的影响力起了作用（当地人误认为中国人都是武功高手），他没再说一句话，拿起笔在验收单上签了字，站起来，爬上铁梯，离开了工地。从此，他再也没有刁难过我们，更不敢再咒骂我们是该死的中国人了。

我呢，从此以后与小动物们，无论是猫，狗，还是蛇，再没有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了。

2011 年 12 月 18 日回忆记载

蛇,狗,猫和知青们的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