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百废待兴
1983年时,在国内,文革造成的烂摊子还没有完全收拾好,改革开放还刚起步不久,企业界到处还是吃大锅饭,劳动纪律涣散,生产效率很低。到了海外,一下就处于市场竞争的环境中,一切都很不适应。俗话说,打铁先要本身硬。我们的工程是否能干起来,干得好,按时完成,关键是看几个带头的人表现得怎么样。
先说一下项目经理程经理。他来利比亚之前是局直属土建二公司主管生产的副经理,而且是我们施工企业少有的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但是在十年文革期间,他受到很大冲击。首先,他出身地主家庭,虽然在解放后入了党,但仍属于知识分子臭老九之列,不可能被委以重任。文革期间他更是被翻来覆去批斗了许多次,所以碰到事情显得前怕狼后怕虎的,很多该管的事不管。例如,工人们经历了文革期间很长时间的停工,已经变得懒散,正常的作息时间不能保证,各工种的人只干自己工种的活,不愿从事其他工种的工作,等等。总之,纪律不严,工作效率不高。我问老冯,为什么明摆着该抓的事程经理不抓,不管。他说,我们这些出国的二公司人员,不管干部工人,很多都是单位的职工子弟。其中,许多人是亲戚串亲戚,得罪一个就是得罪一大串,所以程经理有难处,也可能是文革时被整的够呛,心有余悸,不敢大胆管理。
程经理之下就应该是华工了,他本来是二局领导指定担任项目经理的。他业务能力很强,每次我陪他与业主的结构工程师讨论图纸时,他都能很快指出图纸上的缺陷和矛盾之处,对方对他很佩服。但他认为他在国内连个副科长也不是,管不了他的本单位的子弟兵,所以坚持要辞职,非要上面派一个正式的公司经理来坐镇。我曾经劝他不要辞职,大胆挺下来,坚持住,熬过这一关就是胜利,就有前途。因为,能把在国外的困难项目完成了,好歹也是个业绩。不过,他没有听从我这个有点血气方刚或过分自信的,职称是助理工程师的意见。顺便说一下,我本来只是个从电视大学机械专业毕业的大专生,分到局科研所工作后,按理应该只给个技术员的职称,但为了出国工作方便,单位破格给了我一个助理工程师的职称,这使我感激不尽,也是我在国外努力工作的一个动力。例如,当我接到通知,顾问工程师到了某个检查点检查工作,不管这个地点离我所在的地方有多大一段距离,如果没有汽车或自行车,我就跑步赶到现场。阿布巴克也常常要陪同顾问工程师,有一次他见我从很远处跑步前来,就说你这个人一定是当兵出身的人。我想被人说成是当兵出身的也不错,过去我想当兵却是连门都没有。我就说你怎么知道的,他说他们利比亚每个男性成年人,每月有一天必须按照政府的要求参加军事训练,所以他知道军人的风格。后来我们之间很熟习了,他曾经多次在我面前发泄对利比亚最高领导人卡扎菲搞个人独裁的不满。每当他在我面前谈论政治时,我就不吭气,我想,万一哪天你被卡扎菲抓去坐牢,我才不跟你一起去呢,我在国内祸从口出的教训已经够我记取的了。
除了华工外,我们工地还有两位工程师,人们趣称他俩是工地的哼哈二将。他们一位是电气工程师王工,说话老是发出有些冲人的哼哼声,另一位是管道工程师谢工,他是个乐天派,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且老爱哈哈大笑,所以人们给了他俩这样一个称号。王工是位50多岁的电工技师,经验是有的,但交流能力一点没有。我这里不是说和老外交流,而是和中国人交流。因为他说的满口山西土话,别人要费很大劲才能搞明白他说得是什么。他还没等电气工程开工,就因家里的突发事件回国了。谢工这个人,要我说实话的话,真是有辱中国工程师的形象。这里不是指他的外表形象,而是因为他的最弱项恰恰是他的本职工作,即管道工程师的工作。
按照合同,在现场安装排水管道前,承包商要向顾问公司提交施工详图。这个施工详图,就是在顾问公司颁发的管道干线走向图的基础上做一张标上坐标和标高的大图。顾问工程师BROWN向谢工交待了这项必须做的事,要求在7天内完成。谢工当面答应得好好的,但是就是不做。到了该交图纸的那天,他没有交给BROWN图纸,而是一个礼物:一块漂亮的中国织锦。BROWN拿过礼物,看也不看就放到了一边,说,我要的是干线施工图纸。他又给谢工7天时间,但这是最后期限。回来后,我问谢工7天时间应该够了吧,哪知道他说,在国内施工详图都是设计院出的,施工单位从不做这些事,所以他仍然不打算做这个施工详图。
我和老冯商量此事该怎么办,因为管道工程是我们项目工程量最大,最值钱的工程,如果老这样一周周拖下去,倒霉的是我们自己。更何况合同条件里规定了是我们施工方的责任,这是摆在我们面前必须要做的事。作为管道工程师,谢工是第一责任人,现在他坚决不干,但总得有人干才行。老冯说,老谢这个人,别提了,从文革前他从学校毕业来到我公司后就是个花花公子,在我们公司跳舞是出了名的。文革十年他除了参加运动,积极闹革命外,什么都没干,工程,业务,技术,早扔到九天云外去了。这次派他出国,要不是凭着他是建工总局某处长的女婿,从业务能力上讲,怎么也轮不到他。他这个工程师,真还不如我这个技术员。我就说,既然他是这么样个人,那这个施工详图干脆由你来做吧。他说,这没有多大难的,我从技工学校毕业干水电工程已经十几年了,这事难不住我,但是我抢了工程师的工作,别人会怎么看我?我就再三劝他说,你干了这件事,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以后我一定请顾问公司给你写一封推荐信,就说你老冯是个合格的工程师,你拿着这样一封信,走到哪里都管用。老冯终于说,那好,你说话算数,这管道施工图的事就包在我们测量组身上吧。
从第二天起,老冯就带着他的两个徒弟,白天在工地测量将要铺设管道的坐标和地面的标高和距离建筑物的尺寸,晚上就在会议室的大桌子上画图。同时,他也不是自己闷着头画图,因为毕竟他在国内都是按中国规范施工,而在这里执行的是英国规范,所以我和他经常向BROWN请教英国规范的事。BROWN是个胖墩墩的英国人,大家搞熟了后就很好说话了。他说他过去也是从事的承包商职业。承包商嘛,就是客客气气的,说得不好听,就是低三下四的去挣大钱。他在南非当承包商挣了足够的钱后,就参加这家顾问公司来挣这份虽不丰厚但很安稳的工资钱,而且,当顾问工程师的好处就是,可以扬眉吐气,指手划脚,找别人的麻烦,过自己的舒服日子。
一个星期后,老冯按时完成了雨污水各条主干管的施工图,交BROWN批准后,管道的施工就开始了。这比华工领导的结构施工详图整整晚了两周。为了给自己打圆场,谢工说他是坐办公室画图不行,但是在现场领导施工就看他的了。不过,这也仅仅是提提虚劲,练练嘴巴功而已,真干起来后,他就出洋相了。原来,我们工地地处海边,地下水位很高,刚开挖下去两三米,地下水就象和大海连通了似的,使劲朝上冒,老谢这下又抓瞎了。白天他在工地傻呆呆的站着,看着管道沟离要求的深度还差很远就挖不下去,找不到解决的办法,晚上就和一帮工人在一起打扑克,再不去考虑工程上的那些烦恼事。看着工地上进展很慢,工程上不去,每个有点责任心的人都很着急。有一天我向程经理抱怨说,谢工是个不称职的人,是不是该撤换掉他。程经理说,他已做了安排,过几天就会知道。
过了几天,大家看见谢工和王工已经收拾好了各自的行李,上街去采购了东西,他们领导的管道班和电工班的工人们也给他们聚了餐:欢送他们打道回府了。他们离开工地后,消息才开始透露出来,知道了他俩事情的人都说程经理真是把他们安排“绝”了。原来,国内给程经理发来了秘密通知:谢工的妻子得了不治重病;王工的儿子刑事犯法,将要执行死刑,需要他回国签字,他们二人都得立即回国。程经理对他们分别做出的安排是:对王工说,谢工的妻子得了重病,需要谢工立即回国,而谢工独自上路不安全,需要派王工护送他回国,王工任务完成后还要回工地来;对谢工说,王工家里出了事,必须安排他紧急回去,怕他路上不安全,派谢工护送王工回去一趟。这两个人都为程经理给他们安排的好差事心中高兴不已,面露喜色地离开工地回家去了。回到家后,他们都傻眼了:谢工知道了他妻子是得的肺癌晚期。经过他照顾了一段时间后撒手而去了。再后来,谢工设法调动到河南地方上的建工局当了高官,又娶了一位更年轻漂亮的太太。而王工,一回到家,知道了他的回家是为了在他儿子的死刑执行书上签字,他的返家反而加快了他的儿子被处死刑的进程,立即气昏了过去。那一年,他的儿子参加了一次在旅游景点聚众抢劫和强奸一个外国人的罪行,正好碰上国内从重从快地打击刑事犯罪的运动,很快被处死刑,立即执行。如果在平常年份,作为一个协从犯,也就是判几年的坐牢徒刑。
我们工地的哼哈二将走了后,工程没有受影响。程经理指定华工兼管管道工程,电工班长代理王工的事,他们都干得很好,一点不比他们的前任差。
为了解决深沟地下水的问题,华工采用了整个深沟地段打钢板桩,局部地段打双层钢板桩,用来护壁挡水,在沟底用密集的大口径水泵不间断的猛抽,终于止住了汹涌的地下水,使工人可以在5-6米深的深沟里清理底部,铺设管道垫层,安装管道,打压试验,最后回填交工。由于必须进行抢工,实行三班倒的24小时连续施工,工地上所有人都紧张起来了,管理人员和后勤人员轮流在工地日夜值班,随时解决工地和工人的急需,如食堂给夜班人员供给伙食,医生随时可以给伤病员治疗,材料工具等及时供应到现场等等。真是一紧张起来,人们的精神面貌都发生很大变化。
管道工程开始抢上去后,接下来就是电气工程了。原先总包公司请的电气工程师是个阿尔及利亚人,白白净净,每天西装革履的,看样子比这里的欧洲人还精神,但却是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我们项目电力工程分项的监理单位不是英国顾问公司,而是市政府电力局,我们每次通过这位总包的电气工程师向市电力局申请开工,每次都被用各种各样的借口打回来。后来阿布巴克急了,就抄了那位阿尔及利亚人的鱿鱼,另请一位名叫法拉基(FARAJ)的利比亚人来当电气工程师。这次,他是请对人了。原来,FARAJ就是市电力局一位权力不小的科长,当时年仅33岁,比我还小两岁,他被阿布巴克用每月500第纳尔的工资请来,每天只在他从电力局下班后的业余时间里,来我们工地工作2小时。FARAJ刚来时,怕别人知道他在给阿布巴克的绿山公司干活,每天不穿西装革履,而是穿着一身阿拉伯长袍,拖着拖鞋,开着一辆很破的日本三菱汽车,好像是来访问作客那样,来到我们大活动板房的工地办公室。
FARAJ一来,就成了我们的好朋友。首先,我们递交的任何关于电力工程的文件,不管是进口设备材料的申请单,或是施工方案等,都交到他手上,他保证两周之内拿到批准书。一般情况下,他半小时内就办完公事,然后,他说阿布巴克交待给他的第二个任务就是用剩下的时间和我聊天,提高我的沟通能力,过了两小时就开路走人。FARAJ是利比亚的黎波里大学的毕业生,回到家乡班加西后,就在市电力局当工程师。因为他是本国人,所以受到信任,提拔很快,成了有决定权的一位管理者。FARAJ年龄不大,但阅历丰富,他已经几乎走遍世界各国,包括去过美国,欧洲英,德,法,意大利等国,亚洲的日本,新加坡以及澳大利亚等国。FARAJ说的英语也比阿布巴克说得标准清晰,特别是他很健谈,既喜欢描述事务,也爱发表评论,所以我们聊起天来,真是海阔天空,上到天文,下至地理,从各国风俗,到世界历史地理,无话不谈。和他交往后,我感到我的英语听说能力又有了不小提高。
FARAJ不仅是说得漂亮,做的也漂亮。不到一个月,我们工地的电力工程的所有批文都已拿到,工程可以开工了。我们主要任务是从两公里外的市区变电站把数根电力电缆铺设到我们工地所在的1070套住宅小区。电缆沟挖好后,就可以开始铺设电缆了。FARAJ到工地看了我们的准备工作,看见了我们做电缆头的工具和设备,放电缆卷筒的钢支架等,就问我为什么电缆沟里没有放卷扬机和滚轮,这些是安放电缆需要量很多的器材。我在国内的安装公司工作多年,放电缆的活也参加过多次,从来没有用卷扬机和滚轮来铺放电缆的,因此我们也没有准备这些器材。我就说,我们打算用200个人排成队,每两米站一个人,用人工铺设。FARAJ笑了,说这样做效率低,人受累,你们中国人真是太省钱了,让我来帮你们一把。第二天晚上,FARAJ让他的部下从市电力局拉来了几百个滚轮和好几台卷扬机,让我们使用。程经理让我问他是否要收租金,FARAJ笑着摆摆手,说:“Free of charge!(免费)” 程经理高兴地对我说,这个FARAJ是我们在利比亚遇见的第一好人。
尽管用上了FARAJ支援来的滚轮和卷扬机,为我们节省了一些时间和人力,我们全体人员,包括50多岁的程经理本人,和唯一的一位女士,刚从当时的第五机械工业部借来,到工地不久的阿拉伯语翻译,还是必须放下手里的其他工作,接连几个晚上都在铺电缆工地上,听着指挥哨音,一个接一个地传递那沉重的电缆,一米米朝前拉到位。之所以要在白天休息,从晚上一直干到第二天早上,就是为了尽量少地让当地人看见我们中国人在大搞人海战术:几百人排在一起用人手铺电缆,整个现场,哨子声,喊叫声,响成一片。不过,FARAJ倒是被我们这种干劲感动了,他也跳到电缆沟里,和我们一起拉着电缆。在休息时间,FARAJ向程经理提出意见,希望程经理把我们中的唯一的那位阿语女翻译送回宿舍去,说不应该让女人来做该由男人来做的事。程经理同意了,但我们这位女同胞不干。这位女翻译,不但长得像个小伙子,脾气也像男人。她说,在我们国家,妇女能顶半边天,男人能从事的工作,女人都能做。FARAJ听了女翻译用阿语对他说的理由,不为所动,仍然坚持让她回去休息,程经理只好对她说,你还是回去吧,我们要尊重当地人的习惯,她才同意走了。后来我们又和FARAJ讨论起伊斯兰教一个男人可以讨4个老婆的风俗。FARAJ说这是种很古老的风俗了,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人,都是一夫一妻制。他还开玩笑地说,他本人就是让他娶第二个老婆他也不会娶,因为,…,他用三根手指比了个数钱的动作。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我们项目的大部分工作已经完成:雨水和污水干管和连接管道的几十座人孔井快要建完,小区内外的电缆也基本铺设完成,工程款收得差不多了,但是算起成本来,使人泄气:工程亏损,入不敷出。另外,一部分工人也将面临无工作可做。这时,阿布巴克跑来告诉我们,让我们和他续签一份协议,把原来和他签的合同中不包括的小区内排水支管工程也给他做完。我们感觉到,使我们工地由亏变盈的机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