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3)

父亲----我们永远的楷模

(3)

1966年, 凡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都知道, 几乎每天有惊人的事件发生。这一年的年初，舆论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完全是同一个调子的批判文章。 如果说， 在前一年的报纸上登载的关于太平天国后期将领李秀成究竟是忠于太平天国的人还是叛徒的争论，似乎还有点学术讨论的味道，到了这一年批判“三家村”的邓拓，吴晗，廖沫沙，那就是一片痛斥，严厉批判和劈头盖脸的怒骂，使对方完全没有回话的余地。 当时看了这些批判文章，我们老百姓似乎有这样的感觉， 这个“三家村”真是吃了豹子胆了，连伟大领袖都敢表示不满。在当时，经过了几十年对伟大领袖的个人迷信宣传，人们简直把他当成了神仙，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简直就是老百姓的上帝。所以，在伟大领袖的一声号令下，中央揪出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反党集团。在他的示意下，所谓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出笼，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了。从那一年起，我们的国家走进了长达十年的黑胡同，几乎掉进了无底的深渊。从意识形态上，它与人类社会几千年来的文明进步的潮流背道而驰；从经济生产上，它使我国远远落在了当时同等发达水平国家的后面；在生活水平上，更是下降到世界上人均水平最差档次的国家之列。可悲的是，当时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经过了无数次的学习，批判，“忆苦思甜”教育，“新旧对比”教育，“斗私批修”教育，反而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因为我们生活在世界革命的根据地里，肩负着发起世界革命，拯救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受苦人的使命。 而父亲在当时, 应属于少数有点清醒意识的人, 而且不可能不有所流露, 因此, 他不可能逃脱挨整的命运。 在折腾了十年之后，到头来看到的是无数人家破人亡，无数场无谓争斗和无数个人间悲剧。人们的理想毁灭，良知丧失，生产更加落后，经济更加衰败。 这时回想起父亲那个时候的所作所为所想，真是感到十分敬佩。 在那样的情况下， 他已经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强盛起来尽其全力了。 对于“文化大革命”， 绝大多数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无论是父亲那一代和我们这一代， 无不希望它是“空前绝后”， 永远再不要发生第二次。

那一年父亲43岁。这个年龄，本来是事业有成的最好时光。 按父亲已积累的丰富经验和充沛的精力，他本来可以为国家的微电机事业做出更多的成绩和贡献，但是，他却突然从事业的顶峰跌到了人生的深渊，几乎到了活不下去的地步。

这一年的夏季，突然有一天，父亲所在工厂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 从每个车间到每个科室，从工厂的大门围墙，到食堂，到宿舍，每个可粘贴纸张的地方，都贴满了关于揭发、纠出、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牛鬼蛇神”俞鼎鉎的大标语和大字报。然后，几千人召开批判大会，把父亲及其他十几个人扭送到会场前面的舞台上，每个人脖子上挂着一块铁板做的牌子，上面写着每个人被安上的罪恶称号。父亲胸前的牌子上写着“走资派，反动权威，牛鬼蛇神”和父亲的名字，名子的每个字上打着大大的鲜红的叉叉。他们每个人都弯着腰，弓着背，对着大家，听着一个个接着上台来批判的人无情的揭发和辱骂。批判他们的人最常用的话是：老实交代！你抵赖！撒谎！然后高呼口号：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的人揭发得激动万分，甚至拳打脚踢，以表示其愤怒和与被批斗者划清界限。那场面真是铺天盖地，声势浩大，如泰山压顶一般，使任何从未经历过这种阵势的人感到毫无招架和抵抗的念头，完全落入心如死灰，身如行尸的境地。批判大会快结束时，主持会议的书记宣布，父亲一行人全部离开各自的工作岗位，集中起来劳动改造，并随时随地接受批斗。就这样突然从受人尊敬变成了人人喊打，每个亲身经历过的人，在第一次陷入这种境地时，肯定有不想活了的念头。后来了解到，当时许多人就是没有经得起这突如其来的第一个冲击波而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那一天，父亲第一次被批斗后被人押送着回到家里。当时，家里只有母亲和尚在厂子弟学校上小学的四妹和五弟，三个在市里上中学的孩子还未回来。父亲的眼镜被打歪了，脸色呈死灰色，胸前挂着一块牌子，一块沉重得足有几十斤重的大铁牌，被用铁丝套在父亲的脖子上，勒出一道血印。看见父亲被人折磨成这样，母亲和两个孩子都再也忍不住他们伤心的眼泪。那几个押送父亲回家的人似乎觉得他们的任务还未完，又把母亲和两个孩子教训了几句，要他们和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要站稳革命立场等等。他们一走，母亲赶紧将父亲脖子上的大铁牌取下来，把他扶到凳子上坐下，给他倒上一杯水。母亲边流泪边说, 别人说你什么都不是真的，只要我们知道你是好人就够了。 那些把你打成牛鬼蛇神的人才是真正的牛鬼蛇神。父亲坐在那里足有一个小时，什么话都没说。 他把自己的眼镜取下来，用镜头布擦拭了一下，又带上。然后，他突然很快地站起来，把那块侮辱人的大铁牌拿在手上, 说了一句, 我要去找王书记讲讲道理，然后就走出门去。 那位王书记就住在我家的楼下。当时, 全厂职工的住房是按家庭人口来分配的。我家七个人，住在第二大户型的房子里，共三间住房，一间小厕所和一个小厨房，没有厅房。每层楼有两户，我家和宋厂长家住在三楼，虽然他已经调到附近一个工厂工作了，但仍可保持他的住房，只要他愿意，因为反正两个厂的住房和工厂都是公家的财产。

父亲走后，母亲在家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父亲回来了。他还是非常生气，看不出情绪上有任何好转。事后从父亲给我们讲述那天晚上他去见王书记的情景，可以想象这位一辈子搞政工的书记有多深的城府和多么老到的手段。在对父亲的批斗大会上，主持大会的正是这位书记。 在大会上，他是显得多么地正气凛然，慷慨激昂和义愤填膺。那天父亲走进王书记的家里，他本来是准备在对方把他推出来以前呼吁几句要按事实，要讲道理的话，出乎意料的是，王书记见了敲门进来的父亲，一副很和气的表情说，我知道你老俞会来找我的。现在是群众运动嘛，群众运动总是有过火行为的，矫枉过正嘛。 总之，他把自己亲自布置的要揪出哪些人，如何收集材料，如何安罪名，如何开大会批斗，哪些人发言，批判稿怎么写，最终怎么审定，等等杰作，推得一干二净。然后，他告诉父亲，从过去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来看，总是一开始轰轰烈烈，出现过头行为是常事。记得在延安整风时，柯大鼻子（当时已去世的原上海市和华东局第一书记，”左派”领导人之一）被斗惨了，后来还不是平反了，成了革命领导干部。所以，你老俞不要有抵触情绪，要正确对待群众，耐心接受群众批判，要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父亲说，您王书记搞了一辈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现在一夜间就把我由一个国家干部打成了反革命，这符合唯物辩证法吗。我这一生从没有做过坏事，为什么要把我当敌人对待，还要我挂这块牌子。王书记不回答这些问题，只是说，你先回家休息吧，我明天让人给你换一块小一点的牌子。正说着，从外面进来倆人，一个是戴眼睛的年轻人，父亲的秘书，在批斗大会上用标准的普通话揭发父亲如何用资产阶级白专道路思想对他， 一个贫农子弟的腐蚀。一个是姓陈的中层干部，他是厂党委宣传部长，批斗父亲的急先锋。 他倆一见父亲，都有点诧异。那位年轻人把脸转到了别处，毕竟他和父亲朝夕相处了几年，父亲除了鼓励他专业务外，还在关键的时刻帮了他一把，使他娶到了厂部最漂亮的女秘书，从内心讲他揭发父亲纯粹是为了表示与已成了“反动派”的直接领导划清界限，使自己今后的前途不受影响。而那个中层干部则要老练多了。他一见父亲就立即吼了起来，姓俞的，这是什么时候了，你居然还敢跑到这里来向王书记喊冤叫屈，赶快给我出去。说着，他把父亲连推带搡推出了王书记的家。

从那天开始，在以后的六年里，父亲再也没有机会和权利走进他热爱的车间和科室一次。他开始了一种监外劳改犯的生活。他的工作就是，在有批判会的时候，给人当批判的靶子，谁想怎么批怎么骂都请便，有的只是大帽子和大棍子。 在左派们的嗓子喊哑了，需要休息不批判的时候，父亲和他那帮已成了阶级敌人的大约十几个人就打扫食堂，马路，厕所，在建筑工地上用铁锹拌和混凝土，再用铁桶把混凝土挑上四五层楼高的摸子里，等等，总之，干一切那些革命派认为是最累最遭罪的活。

周末了，在外面上中学的三个儿子回家来了。他们通常周末回来，先饱餐一顿母亲做的好饭菜，然后换洗穿了一周的脏衣服。而这次回来， 看见父亲成了牛鬼蛇神，和他们天天在学校批斗的那些反动校长老师一样成了阶级敌人，这个刺激真是够大的， 他们无论如何不能相信自己这样崇敬和爱戴的父亲几天不见就成了反革命。儿子们中平常比较关心政治，因而也就中阶级斗争的毒较深的老大不禁悄悄地问母亲：爹爹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全厂的人都骂他是反革命？ 母亲流着泪说，你父亲是好人，好干部。他一心想的是工厂是工作，他没有干过一件坏事。人一辈子谁没有说错过话，说过几句错话就该用放大镜照出来，被无限夸大和上纲，当成反革命打倒吗？ 当儿子们说在学校里有人用军用皮带上的铜扣猛打那些牛鬼蛇神头部和脸时，母亲哭得更伤心了，说那是作孽啊，无论如何不能动手打人的，即使那人有错，甚至有罪，也不能打。母亲的话，让儿子们心里的震动非常大。母亲在我们子女心目中始终是善良的化身。她在全厂的职工家属中也是出了名的善良。记得过去我们家还在山东博山时，她总是力所能及地接济那些家庭人口多，工资低的人家，尽管我们一家七口都靠父亲一人的工资，也说不上比别人富了多少。当我们家离开山东的时候，有好些家里孩子多，生活拮据的家庭妇女尚借了母亲在当时看来是数目不小的钱，母亲没有向这些人提起任何钱的事就离开了那里。这都是那位丈夫被遣送回乡的杨家伯母后来说起的。所以，在所有被揪出人员的家属都受到牵连，都在不同程度上受气挨整的情况下，母亲从未挨过别人的骂，更没有挨过打。

听了母亲发自肺腑的话,  儿子们不禁走到厂里的大食堂里，看那些所谓揭发父亲的大字报，到底说了些什么。看来看去，大多是重复着那几条：

-         走白专道路，不但自己走，还鼓励年轻人走。

-         崇洋媚外，有一次他曾和别人谈起：现在我国的微电机行业比美国落后二十年，比苏联落后十年。

-         攻击党的政工干部，有一次在一个晚会上轮到他向大家表演节目，他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从前，海底的龙王大摆宴席，请了许多宾客。受邀宾客其体重必须超过一定标准。乌龟收到了邀请，但是蛇和虾没有得到邀请。于是他们想了一个办法：让蛇盘到乌龟的脖子上作为围巾，虾跳到乌龟的胸前作为徽章，让后乌龟大摇大摆地经过了龙宫的大门，皆大欢喜。据揭发者分析，父亲是以乌龟比喻党的领导干部，以蛇和虾来比喻党的政工干部，说他们趋炎附势。

-         攻击党的多快好省的总路线，说多快好省不符合辩证法，是做不到的事。

-         攻击58年大炼钢铁运动，说炼出来的不是钢是废铁。

-         攻击人民公社，在有一次工厂组织下乡帮助农村收割庄稼时，说现在实行了三自一包，农民的积极性起来了，庄稼长得好多了。

-         以封资修的思想腐蚀青年，有一次给他的秘书看有首唐朝白居易写的诗，大意是花开了就去摘，等花开过了再去摘就太迟了。这是鼓励年轻人去追求腐朽的风花雪月。

-         重用坏人，如让黄世仁式的地主分子杨某人负责新产品试制的工业装备，还有许多只专不红的人得到重用；打击工农干部，如将贫下中农出身的方某人调离设计科，等等。

还有许多鸡毛蒜皮的事，罗列了许多。当年，老大已是十八岁的青年人了。他在中学班级的共青团里担任了一个小干部，自认为有点政治觉悟。他看了所有给父亲贴的大字报后，认为父亲是说了不少错话，办了不少错事，但是不应该当成反革命对待。 他认为如果揭发的是事实的话，父亲最严重的罪行就是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进行了攻击。 他很想知道父亲是否是真的说了那些话，他很希望那些话仅仅是别人的捏造。但是有一天，当他试探着问父亲，别人揭发他说的那些关于攻击三面红旗的话是否是真的时，父亲说，有些话是说过， 但是被人断章取义地引用了。如说的关于我国微电机行业与外国相比的事，他后面的鼓励大家奋起直追的话就被人删去了。还有关于用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父亲说，国家选乒乓球运动员，就是看他能否拿到冠军。别的行业也一样，他不主张要办的事情还未开始，就把别人的祖宗三代查一查。他又说，你也不小了，有些事情你应该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了。从小时候到长大成人，在我们懂事以后，父亲总是和我们平等地朋友般地谈论事情，讨论问题，从不强迫我们服从他的意见，他总是以理服人，让事实来下结论。

他说，孩子，你们的父亲是做技术工作的，做技术工作和做别的工作一样，需要认真负责地做，不能有虚假。做人也是这样，不能做虚伪的人。我这一辈子做事要做真事，讲话要讲真话，如果环境不能让我讲真话，我宁愿不说话也不能讲假话。大字报上批判的那些关于三面红旗的话，我是讲过。但是要分清讲话的地点，场合和背景。例如， 我讲过，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总的要求，总的目标，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每件事都做到又多又快，同时又好又省。比如你们今天晚上做作业，如果你想很快就把很多道题做完，那出差错的可能性就大。如果你要把每道题都作对，不要有差错，那你必须仔细做，认真做，做完了后还要检查一遍，那必然就要做得慢一些。这是客观规律。我们做任何事情就要尊重客观事实，按客观规律办事。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事，我只是看到了一些现象，我不敢说我看见的就是对的，但是，有些事情可能在当时，当代或许都得不出一个正确的结论。你们都知道，现在谁都知道地球是在绕着太阳运行。但是三百多年前，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太阳是绕着地球在转。后来有位天文学家叫哥白尼的，经过多年的天文观测和研究，终于得出地球绕太阳运行的结论。但是他在世的时候不能公开和发表这个科学的理论，因为只要他公开这个与当时公认的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唱反调的学说，他就有被处死的危险。他的理论的拥护者科学家布鲁诺就是因为公开宣传哥白尼的观点被处以死刑。所以，我想告诉你们的就是，对任何事情，必须用科学的合乎客观规律的观点进行思考，不要盲目地干，不要看见别人干什么自己也跟着干。比如，现在到处在破四旧，不经过调查和合法的手续，到处把许多人的家抄了，挖地三尺，把别人的财产随意拿走，这是错误的。又如，你们的学校，是一个有上千年历史的文庙，现在，你们脑子一热，就把庙里的木匾和石碑统统砸毁，这是极其愚蠢和错误的。这些文物记载着历史，我们建设现代国家也不能不要历史，否定过去的一切肯定是错的。没有古代的人发明水稻，发明造纸，我们今天有大米饭吃，有书读吗？对外国的东西也一样，别人的东西好就是好，我们跟他们学，学会了，再想法超过别人。但是不能把别人的好的非要说成坏的，闭着眼睛不顾客观事实，这就连追赶的起跑线都找不到了。我今天给你们说的都是不合时宜，与你们从广播里听见的，报纸上看见的肯定是反着来的。也许你们不理解，不赞成，但我是用作为父亲的一片诚心和爱心来讲给你们这些基本道理的。如果有人拿我今天讲的话去告密的话，那我明天可能被乱棍打死。即使这样，我也要让你们知道认识世界的基本道理。如果我不能活着看到这些道理得到验证的话，你们将来也肯定会看到的。至于所谓重用坏人，那要具体事情具体分析。至于什么“乌龟赴宴”, 什么“腐蚀青年”，纯粹是牵强附会和胡说八道， 我都懒得驳斥了。

听着父亲的这番话, 再回忆着父亲从来是多么忘我的工作, 对我们从小就是恩威并重，既对每个孩子充满着爱，但又不溺爱。记得我们住在山东时, 他曾经三次一个人带着我们弟兄三个到上海去和杭州去。他从博山车站把我们一个个抱上火车闷罐车箱，到了张店，再一个个抱下，转火车到济南，再从济南转火车到上海。一路上，他给我们指点着这是黄河大桥，这是蒲口火车轮渡，等等。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留下祖国大好河山的美好印象。他从苏联考察回来，带回家的最重的一件行李就是一副叫积铁的玩具。用这一大盒里带孔角铁和各种零件，参照着图纸，我们可以装配出汽车，火车，坦克和飞机等各种机械装置。在我们弟兄中， 老二是最心灵手巧的一个。他最早喜欢上机械和电气装置，恐怕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在我们上小学五，六年级时，父亲买来了矿石收音机的元件。老二按图纸将线路接通后放到耳朵上一听，居然有声音了，从此他就喜欢上了无线电，几十年锲而不舍，成了这方面的专才。总之, 父亲在我们心目中是那样的慈祥和优秀，他讲的道理是那么不可辩驳， 他在我们心里的形象决不可能因为别人给他挂了大黑牌而改变。后来，我们几个子女不但没有按当时的潮流与“反革命”的父亲划清界限，反而经常跑到大食堂去帮父亲扫地，后来在“牛鬼蛇神”统一关押时，担心父亲的肠胃受用不起食堂里那钢铁般的饭菜，以及不愿父亲每餐都要在那另类的队伍里忍受着两千人的白眼，母亲每顿饭都自己做好，让四妹和五弟给父亲去送到厂里的临时拘留所去。 这两个小弟妹是厂子弟小学的学生，除了受到成人们的白眼以外，还要受到同学的歧视，甚至辱骂，他们都默默地忍受住了。三个大孩子则按期带着理发工具去给父亲和别的被关押者理发。后来父亲说，家庭的温暖和理解，使体质偏弱的他挺过了那时的种种精神折磨和身体摧残。他认识的不少有着和他类似经历和处境的人，尽管原先身体比他好，却没有熬过那个年代。更使我们佩服的是，父亲即使被打成“阶级敌人”，也从未放弃自己的专业知识。不论他在白天经受了再剧烈的批斗或是再劳累的“劳改”，晚上他总要阅读或翻译技术资料。

在度日如年的煎熬中，“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过去了。这时，“文化大革命”就像是荒山野地里烧起来的山火，一旦起来就四处漫延，不是那些把它点起来的人轻易就控制得了的。那时， 全国各地自我标榜的革命造反派都分裂成了互相对立的两大派，先是用口斗，再是动手，然后是用自制的长矛和大刀，后来干脆动用了真枪实弹，甚至机关枪坦克。这两大革命派都忙着和对立面打仗, 顾不得再去揪斗父亲他们这些所谓的死老虎。 这样， 父亲得以回家， 暂时离开了那些批斗和劳改的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