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回忆父亲（1）

2004年12月4日, 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 我们兄弟姊妹五人与他们的伴侣, 以及两位在身边的孙女, 一同来到成都东郊的金龙山, 将我们敬爱父亲的骨灰安放在这青松翠柏的墓地里。 睿智健朗的父亲，您一定会喜欢儿孙们为您安排的这个树木葱茏的休憩之地。您看，您的身边有亲家和长期老朋友作伴，有花木自然，与您一生豁达率真、无私热情的性格多么协调。 亲爱的父亲， 您可以放心地安息了。您的形象在我们心目中是那样的高大完美，您将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我们的爱里。您永远是我们学习、 工作和生活的楷模。 站在这绿水青山中， 面对着遗像中父亲那清秀和蔼的面容，我们情不自禁地回忆起父亲与我们相处的点滴往事，您的音容笑貌，您的正直与善良，您的聪明才智、深邃广博的知识的慈爱形象，象电影一样清析地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父亲名叫俞鼎鉎, 曾长期担任原国营成都电机（第906）厂总工程师, 厂长和技术顾问。他的职务和业绩也许不能用伟大和辉煌来形容， 但是他的品德，性格，才能和学识，应是那一代人的佼佼者。如果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主要以人对社会的真正价值为标准来衡量一个人的时代，那他一定会对国家和社会承担了更大的任和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第一篇：青年时代

父亲于1923年2月23日出生在现在的浙江省余姚市。他的父亲早年曾经当过米店的学徒，后来到了上海，慢慢地往社会的上层爬，大概过了中年以后，他成为上海一家叫做汇中银行的小银行的副经理。在他这棵大树的庇护下，子女、亲戚和朋友等数百人从余姚陆续迁到了上海。父亲是他的兄弟姐妹四人中最小的一个。他是在上中学的时候来到了上海。父亲天资聪颖，他在读中学时，年龄是班里较小的，成绩却始终名列前茅。1941年，18岁的他参加了高考。考化学那天，他因身体不舒服晚到考场一个小时，他想，完了，这次肯定是明落孙山了。哪知道由于他的数学，物理和英文考得特别好，居然榜上有名。聪明的父亲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而且进了在当时很难录取的交大电机系。那时的电机系，就和现在的IT行业一样，是相当热门的。但是，父亲的良知和爱国心使他不愿意在日本侵略者的占领地继续他的高等教育。他要到当时中国的大后方重庆去念大学。 那时，重庆是中国的陪都，即临时首都。上海交大的一部分已搬到那里。父亲拿着大学的转学证书，约了其他两个伙伴，告别了亲人们，特别是忍痛告别了已经和他心心相印的青梅竹马爱人阿芳，即后来成为我们母亲的黄毓芳，踏上了长达半年之久的转学之路。一个不到二十岁的青年，毅然离开繁华的上海，离开温暖的家和青梅竹马的恋人，甘愿选择长途跋涉半个中国，冒着生命危险奔赴重庆读书，仅仅是为了不愿在日本人控制的地盘上忍气吞声地完成学业，这也是一种青春激情和爱国情怀！ 那时的中国, 早已被侵略和反侵略的战火烧得遍体鳞伤, 要想跨越数省, 穿过无数条战线, 防线和封锁线, 遇到的艰难险阻以及生命危险, 是现在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们所无法想像的。首先，作为一个学生离开日本人占领的上海去外地求学是危险的，如果被查出，有可能丧失性命。父亲掩盖自己学生身份的办法是: 把他的皮鞋的后跟取下，挖一个小洞，把学校的证明书放到洞里再钉牢。在父亲他们启程的一行三人中， 父亲的年龄是最小的，他们三人中有一位是要到美国去学物理的研究生，一位也是到大后方去上学的学生。但是，过了不久，父亲自然而然地成了他们的主心骨。因为在错综复杂的局面中，遇到危险或困难时，需要当机立断做出判断，并且判断要迅速准确，否则可能是灭顶之灾。例如，他们离开上海，到达浙江省后，那位研究生老兄就急着到一个海边城市去坐船到美国去。根据当时的时局，父亲判断分析说：“如果按我们的速度，日本军队一定会早于我们到达那里，等我们抵达时港口早被封锁，不可能有船出海的。”于是他们改变了行走路线，朝福建方向进发。几天后，从那个海边城市逃出来的难民证实了父亲的判断是对的。那位研究生老兄顺利离开他们前往香港，坐船去了美国（四十年后他作为美籍核物理学家回国讲学，父亲在北京与他见了面，他们曾经很感慨地回忆起当年这段不平凡的往事）。又有一次，他们赶路的前方又成了敌占区了。要到达国统区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继续往前走，再次进入敌占区；要么绕很远的道，经过共产党的游击区，再进入国统区。此时父亲身边余下的这位伙伴非常犹疑：一是不想再绕很远的路，二是听说共产党游击队是杀人不眨眼的暴民队伍，不敢往那里去。父亲对他说，他读过美国记者埃德加 • 斯诺写的《红星照耀着中国》一书, 里面描述的共产党的部队根本不是什么土匪, 而是一支由一批为理想为国家而献身的知识分子领导的, 是一支组织严格、纪律严明的军队, 经过共产党的游击区肯定是比重返敌占区要安全得多。到敌占区只能是死路一条。在父亲有力的说服下，这位伙伴振作精神，和我父亲一起进入江西和湖南交界的地区。 一天夜里，在一个小山村的客栈里，他们被一伙挎着短枪的便衣队伍叫起来。父亲和他的同伴被这些人轮流审问。父亲见这些人态度严厉但不失礼貌，特别是他们对父亲的钢笔，墨水和笔记本很感兴趣时，他就判断他们是有文化有理性的人，可能就是共产党的队伍。他友好地说：“这几样东西就送给你们吧，我到了学校可以再买。”这些人就收下了这三件东西，然后取出一个银元要拿给父亲，父亲坚持不收。推辞一阵，他们说，“那就算你小弟为抗日作的贡献吧。”然后这些人就离开了小客栈。 进入国统区后，父亲他们没有生命危险了，但是路途的艰险依然不少。尽管省吃俭用，他们的盘缠经过几个月的开销， 已经所剩无几了。 到了贵州省界，哪怕是通汽车的地方，他们已买不起汽车票了，全靠走路和搭顺风车。有一次，父亲他们和一支国民党的从前线下来的军队走在一起。队伍中的一位营长是个有文化的人，他听说父亲是交大电机系的，就要求父亲帮他们修一个无线电发报机。父亲凭着自己的电学知识和做试验的经验，马上答应了。由于没有检查仪器，父亲也无法检查元件是否损坏，他只是把所有的接线处重新焊接了一遍，试一试, 这个发报机就立刻能用了。原来，这帮大兵中没有一个人懂电器的。那个营长很高兴，就允许父亲和他的同伴一路免费搭车和吃饭。 搭车的经历也给父亲带来了一点意外。有一次，汽车在爬坡时熄火了，大家下来推车上坡。坡很陡, 父亲一边推，一边随时把一块契型木块塞在车轮下，以免车子朝下滑。有一次父亲把木块塞在轮子下没有及时抽回右手，大拇指指甲被下滑的木块刮掉了，痛得他几乎昏过去。 经过六个多月艰难险阻的长途拔涉，父亲终于到达了重庆交通大学，开始他的大学生活。父亲在大学里的生活, 我们知道得较少, 这可能是因为相比起他在转学途中的冒险旅程要平静一些。我们只知道，他除了学好他的主课外， 对许多别的学科也感兴趣。他参加了学校的无线电协会, 学习这个当代最有发展前景技术的知识和运用。哪知道这个活动成了以后“文革”期间把他整倒的“钢鞭”材料。文科方面的书他也读了不少。他对马克思，达尔文，弗罗尹德，莎士比亚等的著作都有研究。他的课外活动就是泡在图书馆里。他的英文水平在那时就很高了，因为那时他的所有教科书，包括自己选读的世界历史，世界地理等，都是全英文的。到了寒暑假，父亲经朋友介绍到云南省东北部的昭通飞机场工地工作，挣一些收入以继续他的学业。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和劳累，父亲在大学的第三年得了伤寒病。这在当时是非常可怕的病。幸好那时他在重庆的一位姓徐的余姚同乡给了他很大的帮助。靠着这位朋友经济上和生活上的支持，父亲才得以脱离危险，慢慢地恢复了健康。 这位余姚人当年大该四十岁出头, 他先前也是靠着祖父的帮助从余姚来到上海做了裁缝，抗战时期到了重庆，在市中区现在的解放碑附近开了一家裁缝店。当他知道父亲在大学里得了重病，就把父亲接到他家里，好好治病调养。他的家就在那家裁缝店的楼上。他的妻儿老小当时都还在浙江老家，他在重庆又有了一个临时太太。那是一个农村来的年轻女人。这个女人心很善良，她严格按徐裁缝给她的指令照顾病中的父亲：只准给我父亲喂米汤，别的什么东西都不准吃。原来，伤寒病在恢复初期，人的肠道非常虚弱，但又特别想吃东西，稍有不慎，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就会有生命危险。那一年，正值父亲十分虚弱，只能卧床休息下不了病床时，日本飞机呼呼地飞来轰炸重庆。平常，若日本飞机一飞来轰炸，徐裁缝和他的抗战夫人总是像其他重庆老百姓一样，跑到附近的较场口防空洞去躲避。有一天，日本飞机又来轰炸了，徐裁缝家里有卧床的重病人，他们也无法将父亲抬到挤满了人的较场口防空洞去，于是只好决定大家都呆在家里，听天由命，祈求炸弹不要落到自己家里。那天，他们真是命不该绝, 日本飞机的炸弹恰恰炸中了较场口防空洞，炸塌了洞口到洞内的一大段距离，数千人在洞里窒息而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较场口惨案。由于是父亲的原因徐裁缝两口子才没去防空洞，侥幸逃过了一劫。徐裁缝后来见人就说父亲是福星高照，有封凶化吉的运气，他对父亲照顾得更为周到。父亲在徐家住了几个月，在身体完全恢复后，才回到学校去住。由于生病时间太长，这一年的功课是赶不上了，因此他在大学里多呆了一年。 父亲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后来又一直忙于工作，几乎三十年未与老徐联系。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1972年，父亲从被关六年的“牛棚”日子中刚走出来，他说他感到了人生莫测，对过去有救命之恩的人应尽早联系，及时报答。就让当时在重庆北边达县地区工作的大儿子在路过重庆时，到解放碑附近去打听老徐一家的下落。老大带着当时稀罕的罐头食品和其他礼品，居然找到了当时已七十多岁的徐老伯和他的一大家子人。原来，解放后，徐裁缝的原配夫人带着几个孩子从浙江来团聚了，那位善良的重庆女子只得黯然离去，几年后，她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饿死在乡下。徐老伯告诉老大，这几年（“文革”期间），有许多干部模样的人到他这里来让他交代父亲在重庆交大上学时的“罪行”。他对那些人说, 一个二十岁的学生娃有什么罪行，他一点也看不出来，他倒觉得父亲人品很好。父亲得知找到徐家的消息后，在后来老徐的有生之年里，抽出时间到重庆去与老徐重逢多次。 1945年, 在中国大陆和亚洲横行了八年的日本强盗终于投降了。听到这个消息, 父亲和当时所有受尽战争煎熬的中国老百姓一样, 欢喜若狂。那天晚上， 他整夜未睡， 思量着怎样能早些回到上海， 与分别了整整四年而且音讯杳无的亲人团圆。他特别惦念着四年前已和他定下终身的阿芳。他那位比他大两个月的文静而又贤惠的未婚妻现在怎么样了，是还在等着他呢，还是早已嫁给了别人？因为那个时代很少有哪个姑娘能等到二十五六岁不出嫁的。父亲焦急等地等待着那时重庆到上海的唯一交通工具，长江航运----的客船票，终于，有一天他等上了回上海的客轮。而在上海，我们的母亲黄毓芳，即阿芳，也是度日如年，盼望着自己的那位小书生（亲戚们是这样称呼父亲的）爱人早日回来。她在父亲离开上海不久，去一所小学当了教师。人们见她长期单身一人，不免有人给她介绍男朋友，她一律不予考虑。后来连了解她心思的外婆也沉不住气了，劝说他嫁给一位东吴大学的助教（是我们的教授外祖父的学生），那个助教在各方面也是比较不错的。外婆说，阿芳，你也老大不小了，一直等了四年，也算对得起鼎鉎了；再说，他一去几年，音信全无，死活不知，你不能一直等到老呀。母亲说， 我是铁了心了，等到老也要等。这样，老天不负他们的忠贞爱情，终于让他们等到了团聚的那一天。可以想象，他们在筹办婚礼时心里有多高兴，难怪他们倆的结婚照，哪怕是几张简单的黑白照片，也是显得多么神采奕奕，喜气洋洋，充溢着浓烈的幸福气息。其中一张父亲穿着笔挺的西服轻挽着母亲，母亲穿着圣洁的西式婚纱，长长波浪形的纱绸轻罩着秀美的脸。。。用我们几兄弟中最有艺术细胞的老五的话来说，这张结婚照是他所见到的最有风度，最有姿态和最有气质的结婚照。这是父亲去世后，他在将家里的旧照片扫描进电脑时说的。我们弟兄里最活泼的老三也开玩笑地说，难怪“文革”时的左派们要让父亲挂着这张照片批斗，原来他们也对艺术有点“鉴赏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