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守望的家园
冷明
1月的北京秋风飒飒，91岁高龄的母亲如院中百年老槐，在寒冬到来之际叶落归根。2017年11 月2日17时慈母王林在宣武医院病逝。
自从88岁的父亲2011年过世，一直为母亲担心，她患有冠心病，这几年天气一冷就会因慢阻肺、肺炎、心衰住次院，还好，每次总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在宣武医院发小宋厚权告诉我，冷三婶这些天有点反常，以前从来不出去，最近经常冒着寒风出大院，好像看不够这条街、这个院。母亲因骨性关节炎，双膝变形，行走不便，轻易不出门，大限将至，好似冥冥之中有了预感，她默默地向居住了一辈子的储库营胡同告别，向居住了七十年的四川会馆告别。
储库营东头与金井胡同交叉处一大片空场新修了花坛，过去每到入冬这片开阔地是卖白薯、卖冬储白菜的地方，一斤粮票五斤白薯，各家的大白菜整整齐齐码在窗下，过冬都指着它呢。动员了几年的拆迁忽然销声匿迹，从达智桥往西，各条小胡同门面整修一新，大门、窗户描眉画眼，青砖勾缝，雕梁画栋，朱漆小门，似要恢复明清风格。金玉其外败絮其内，四川会馆里六十年代定期放映露天电影，几棵老槐树遮天蔽日，如今自建房拥挤不堪，大院早已面目全非。
母亲—1945年以前搬进四川会馆的最后一名老人，此时想到了什么？大院保住了，胡同整洁了，有谁记得早先那个宽敞、古朴、气派，无时不飘着四川乡音的大院，单单门外的排场就与众不同：大门三间，两边八字影壁墙，沿路边两级台阶，数丈宽的广场青砖铺地，两边各一块足有上千斤的汉白玉上马石，中间又是数级台阶，两边石板滑梯，黑漆大门矗立门洞中间，门两边两座石兽，穿过大门洞，又是数级台阶，两边各有一大间门房，下了台阶是一座大影壁......
我家和宋厚权家住对门，从小一起长大，他是家中独子，父母都有工作，条件较好，上了年纪的姥姥尤其溺爱他，一会看不见，就会喊叫：胖子！胖子！每天放了学，他把作业本拿到我家，让我帮忙做功课，我经常为他写作业，他什么都不说，只要有零食，一定拿来与我分享。父母管教严，轻易不给零花钱，他就天天磨姥姥，姥姥你还有钱吗？给我五毛钱，我买点吃的去。姥姥看不见，从兜里摸出一把零钱，让爱孙挑一张，胖子高高兴兴地叫上我，走，买吃的去。子欲养而亲不在。现在偶尔说到小时候的事，提起姥姥，五尺高的汉子眼圈就会红。这几年宋厚权做了包子饺子等美食，都要给母亲端去尝鲜，母亲平时生病长灾他和另外几个街坊跑前跑后帮忙，母亲生前经常叨唠大院里的街坊真好。
躺在宣武医院病床上，母亲执意要摘下呼吸机面罩，她一边唠叨宣武医院太差劲，还不如去电力医院、朝阳医院，一边向我交代后事。电力医院新盖的大楼，整洁干净宽敞，三人间病房，带卫生间，母亲住过两次，都顺利出院。朝阳医院治疗呼吸系统疾病名不虚传，母亲住过一次后，有二年没再住院。宣武医院名声在外，急门诊住院人山人海，一床难求，母亲第一次需要呼吸机辅助呼吸，她心里明镜似的，我不行了，家里存折上有一百多万，你们几个分了吧......
农村有句谚语：家里有粮，心中不慌。城市人何尝不是。老年人没点积蓄，大事小情向孩子伸手，于心不忍。但做为一个没有工作的老太太，手里有这么多钱还是让人感到意外。
时光回到六十年代，还是在四川会馆的这间小屋里，母亲脸色煞白，捧着一杯热糖水，让我们每人也沏上一杯，与她一起分享有钱了的快乐。
父亲被开除工职劳改，家中唯一的收入断了，五个孩子上学，全家靠母亲一人做临时工维持生计，一家八口要吃饭，临时工时有时无，没白没夜加工卫生纸报酬寥寥无几，绝望之中母亲找到了一条生财之路，偷偷地卖血，卖一次血能得到几块钱，外加一袋白沙糖。
这一情节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永远难忘，我把它写在了小说里，多次出现在我的文章中，这一次不禁痛哭失声。
与母亲结伴一起偷着卖血的还有平生的母亲吴大妈。吴大妈四个孩子，只有吴大爷一人在房修队干临时工，无论寒冬酷暑，在外面抬沙抹泥，工作最劳累，工资最微薄，他佝偻着身子，一到冬天咳嗽带喘，见人不敢抬头，永远低三下四。我不知道庆生立明是否保存着父母年轻时的照片，吴大爷身穿制式军官服，吴大妈身披婚纱，男的英俊挺拔，女的貌美如花。吴大爷解放前当过警官，解放后自然打入历史反革命之列，吴大爷却是有大智慧的人，镇反、肃反、三反五反、反右、文革，前三十年五十五次政治运动吴大爷闪转腾挪，没伤到半根毫毛，穷归穷，受歧视也难免，但没被抄家，没被赶出北京，只有大女儿一人去插队。
母亲和吴大妈万般无奈多次去卖血，在献血大厅偶遇街道主任。三个人面面相觑目瞪口呆，街道主任先发制人，啊啊，我来这是调查你们的，快走吧！
回到家，街道主任对母亲和颜悦色，冷三婶，不瞒你说，我也是没办法，我弟弟在农村，家里困难，这不要结婚，找我要钱，我上哪找去，您可千万别跟外人说我卖血的事。母亲守口如瓶，从未对人提起，直到许多年以后回忆起这段往事。
我的小说里有这样一个情节，大姐拿着手提包要搬到单位住，在胡同口被街道主任等几位老大妈截住要检查，怕她为反革命家庭转移黑材料、手枪、电台什么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我大姐身上，与我书中描述的一模一样。
母亲在草原生活了几年后，我们卖掉家中唯一的一匹自留马，母亲带着妹妹回到久违了的北京，看望奶奶。肖永珍见母亲回来了喜出望外，高兴地说，冷三婶您就不要走了，帮我照看李燕李颖，亏待不了您。当初在北京，永珍的大女儿李燕一出生就交给母亲看护，李燕一头自然卷，长得漂亮可爱，很快成了我们家的宠儿，大家轮流抱她，哄她，母亲爱她如已出，后来母亲不再看她了，她却只认这个姥姥，吃饭都要亲姥姥端着饭碗到我家。这本是件极好的事，一来可挣些生活费补贴在农村苦苦挣扎的父亲，二来也免去母亲跟着我们受罪。时间不长，街道主任又来了，她拉长了脸，冷三婶，您什么时候走呀？上面有通知，外来人不能长住......母亲脸薄，只得再次离开居住了几十年的四川会馆。几十年后提起往事，母亲奇怪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街里街坊，何至于如此绝情。
穷是大院里的主旋律，若论“最”整个大院整条胡同非我家莫属。背后人称“张胖子”的张叔叔，住我家隔壁，他人稍胖，浓眉大眼，梳着分头，老大学生，是北京35中学的高中语文教员，只有一个男孩，先是上四中，后考入了大学，多半还由前妻供养。从我记事起张叔叔几乎都在休病假，是院中唯一的高血压患者，夏天，我们一帮小孩喜欢坐在院子里，听张叔叔讲永无穷尽的故事，张叔叔略带四川口音，绘声绘色，不论鬼故事还是小笑话信手拈来。六十年代，每逢下半月，张叔叔的病情急转直下，浑身哆嗦，不说话不出屋，实在熬不住了，走进我家，冷三婶，能不能借我二块钱，家里没粮食了，吃了好几天白菜了。
母亲掏出一两块钱，实在没有也会找其他街坊借了来，张叔叔的穷令人费解，一直是个谜。
近邻张叔叔知识渊博出口成章，有一阵他说自己创作的电影剧本就要开拍了，星期天，与他合作的同事找他修改剧本，两人争论得不可开交，从不发脾气的张叔叔拍桌子大吵大叫。张叔叔喜欢我二姐乖巧伶俐，电影剧本的主角就用了我二姐冷莹的名字。有一天一位白白净净的中年妇女走进我家，一边帮我母亲搓卫生纸，一边打听张叔叔的底细。张叔叔不在家，那女人隔窗了望，两间小屋，一张单人床，一个小书桌，小书架，一个铁火炉，里屋地上放着几棵大白菜，真正是家徒四壁。张叔叔最潦倒的时候，夏天的两件单衣夹层棉花缝起来当冬衣，天暖和了把棉花掏出来当衬衫。
在贫穷压抑的家里，叛逆种子在少年心中发芽，我恨死了父母，一次赌气，摔门而出，我决定离家出走。走过下坡，小六条，校场口，绕到菜市口，晚上住哪？饿了谁管饭？我要去哪？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天黑了，只得悻悻回家。
文革伊始，停课闹革命，我们中学生正求之不得，红卫兵不让我参加，不能与革命的伙伴们比翼齐飞，只能革父亲的命，用句文革语言就是，与反革命家庭划清界线，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让他永世不能翻身。我是文革的受害者，谁能说我不是文革的帮凶，助纣为虐，尽管事后后悔不迭。
整个大院我家是唯一的反革命，多少年后母亲奶奶不约而同提起过，院子里根红苗正的工人阶级，有不少曾经穿着国民党军服、大马靴耀武扬威地走进大院。解放后，父亲母亲同时进入市公安局工作，父亲是抓间谍的便衣，母亲学习打字，因孩子多没坚持下去。他们闭口不谈街坊邻居的隐私，在以家庭出身论红黑的年代，街坊们顺理成章成为领导阶级。每个家庭的底细都在父亲母亲的心里，他们与街坊和睦相处，无论顺境还是逆境，从没泄露过半点秘密，如果为邀功请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他们完全可以举报几个人，历史反革命会给一个个家庭立马带来血光之灾。文革中，街坊邻居们没有一个人打过、批斗过我父母，没人带红卫兵来抄家，出身好的伙伴们没有看不起我，玩的更欢，现在想来真心要对街坊邻居们说声谢谢！
文革前，眼睛高度近视的马思映几乎天天找我母亲要火炉里的蜂窝煤点炉子，冬天干脆天天端着大杯子要开水，母亲从没二话。文革后回到老院子，全盲的老光棍许龙海又是天天要开水，要烧红的蜂窝煤，母亲年年月月从无怨言，有时替他点好火炉，有时把开水灌满他的暖壶。劳改回来没人待见的瘸子兄妹也是天天来麻烦，母亲从不拒绝，我们都讨厌这家子烂货，有时出言不逊，母亲从不，听到一声“冷三婶！夹块蜂窝煤。”母亲爽快地答应“夹吧。”
文革中整日无所事事，大院里我和祥精、金波、秋立、胖子、小生，祥精的同学闫春英、小冯等人整天去公园弯腰劈叉，习武练功，有段时间王金英跟我们一起锻炼，风雨无阻，我们大都半途而废，她却练得炉火纯青，记得有一张“朝天蹬”照片，一条腿靠近头伸直朝上，登峰造极，可能是她一生中最威武的时刻。
不知为什么，对院有个姓杨的职业流氓专跟我们作对，一次我们几个在大院里练摔跤，我最辉煌的战绩是把身强体壮的小芬子大哥撂倒在地。曾祥精是我们的跤王，没人能跟他匹敌，那天杨姓流氓昂着头目中无人威风凛凛地走了进来，他肌肉发达身手敏捷为人凶狠，整条街没人敢惹他。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们派曾祥精出阵。两个人按规矩绕了几圈，刚搭上手，只见杨流氓突然变身，一个大背胯把曾祥精摔到身下。第一回合，一比零。站起来，两人继续。曾祥精再没给他机会，一个搓窝，轻轻将他撂倒，一个别子狠狠地砸在他身上，一个大背胯让他几乎站不起来，直摔得杨某人头晕脑涨不知东南西北。曾祥精把学到的各种招式都使上了，杨流氓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
四川会馆取得了绝对胜利，让我们欢欣鼓舞，一天我们几个结伴出门，杨流氓迎了上来，摔跤不是个，打架！没等他出手，曾祥精三下五除二将他按到身下，我们几个上去又锤又打。小霸王丢了丑，在家门口吃了大亏，一个职业流氓怎肯善罢甘休，不久，我们接到他下的战书，约架。地点：天安门小广场，时间：星期日晚上九点。
四川会馆的孩子从没打过群架，哪见过这阵式，祥精一建的朋友小冯来自郊区，是个临时工，细细高高的个子，见多识广，颇有主见，他说不能认怂，找几个人，去！
天安门小广场就是大广场西南角的一块空地，四周长满了小松树，星期日天黑了，祥精的几个一建同事，我们一干人马，骑着带着，按时到了小广场。四周寂静无声，少有行人，也不见警察巡视，小冯掏出两把超长的三棱刮刀，仗义地说，看我的！
忐忑不安中左看右看，不见呼啸而来的各路好汉，夜深了，不知是失落还是庆幸，我们各自回家。
这两年，祥精大哥逐渐失智，行走困难，我看后十分难过，我插队后他告诉我，在宣武区的一次摔跤比赛里，他赢了宣武的摔跤冠军。王者纵有衰落的时候，祥精未老先衰，未免来的快了点。他在第一建筑公司一干多年，电汽焊技术稳座头把交椅，改革开放后下海，成立了建筑队，规模不小，他为人诚信，干活讲究质量，绝不偷奸取巧，本该是大海的弄潮儿，没想到......
为哥们两肋插刀的小冯也下了海，很快捞到第一桶金，有了工程他就来拉哥们祥精，至于工程款，咱是什么关系，还能坑了你。一次两次，一年两年，工程款一拖再拖，祥精想张口要，他说最近手头紧，人家不给我钱，我也没办法，你看我媳妇家快拆迁了，钱马上就到手了。小冯与媳妇住西单商场对面胡同里，不久真的动迁，再后来，小冯到祥精的厂子把多年寄存在那里的大型建筑机械全拉走了，从此再无踪影。
祥精的同班同学戚海伦家住金井胡同，两人莫逆之交，戚在政府机关当个不小的干部，经常能揽到一些建筑活，他把活交给祥精，让他尽心尽力完成，就是不给工钱。摔跤场上的曾祥精生龙活虎，要账时却口拙木呐，欠钱不还，连张借条都不打，好哥们玩失踪，祥精有苦难言。
改革开放后我父亲也作着发财梦，北京一公司在广州开了家烤鸭店，请他去当经理，父亲兢兢业业，烤鸭店却连年亏本，直到父亲亲眼看到店员夜里开着面包车，大张旗鼓地拉走好烟好酒，他才明白，他老了，当官、发财只能是一场梦。父亲说他本来是有发财机会的。日本刚投降，四川会馆住了不少日本人，因为他精通日语，有个日本朋友急需将一堆金元宝银元宝变现，他相信父亲，把一大堆金银交给了他，实诚的父亲找到了有门路的朋友，日本人匆忙回国，来不及多等待，那朋友拿了金银一去不回头。
父亲晚年，有不少朋友劝他投资，母亲是个明白人，叨唠他年轻时净惹祸，老了老了再让人坑了吧！明明是老革命，为什么成了反革命？让我们受了多少委曲，吃了多少苦，我一直为此耿耿于怀，其实比起母亲，我们受的那点罪算什么。她要为父亲的冷暖安危着想，要照顾年迈的奶奶，要安排好五个孩子的吃喝穿戴，上学，成家，后来又同时为四五个孙辈操劳。这么重的担子扔给一个没有工作没有工资的家庭妇女，听起来好像天方夜谭，但她的一生就是这么过的。
约好司机星期二接我们去平安大道办事，“正好去储库营看看母亲，”我想。忽的，记忆恢复，我怎么了！我结结巴巴向夫人叙述刚刚可笑的念头，“我，我，我想说顺便看看......”哽咽着说不下去，赶紧跑到另一间屋。
尽管母亲年事已高，我们已经习惯了她的存在，无论走到哪永远有一个念想，打个电话问候，给老太太买点小吃，她住进宣武医院那几天，我从网上购到的新疆杏干刚刚寄到四川会馆，她却永远收不到了。
入秋，母亲打来电话，高兴地对我说，肖远威他们来了，他还提到你，说你是他徒弟。没有比见到老街坊更高兴的事，看到曾祥燕传来的照片，我一眼认出肖远威大哥，大姐，二姐，那银发飘飘的是他家小妹。
肖远威是我师傅，他一直这样说，我却不敢喊，他是我遇到过最聪明的人，我从小生活在恐惧之中，脑子一团浆糊，愚不可及。他在北京31中上中学的时候，经常领我出去玩，有一年暑假，带我和刘文生远足，顶着烈日穿过广安门大桥，大井小井一直来到莲花池，路虽不远，但对于饥肠辘辘的小学生来说还是一段艰难的旅程。在一眼望不到边的芦苇荡捉青蛙，在青庄稼地、小渠旁捉蚂蚱。第一次走这样远的路，又饥又渴，肖远威让文生背着军用水壶，规定一段时间每人只能喝两口水。走到湾子，打开水壶，空空如也。师傅毫不客气地质问我们谁偷喝了，文生脸红红的，不敢吱声，由于不诚实，不能吃苦，文生被师傅淘汰出局。我生性胆小，记得师傅带我去护城河边玩，他快步走过西便门河上残存的铁道桥。那是两条平行的宽约一尺，有几丈长的独木桥，桥下是湍急的河水，我胆战心惊，一步一挪，后来多次来玩，每次我都壮着胆子走了过去。师傅的勇敢和坚毅就是这样潜移默化影响着我。
四川会馆几十户人家，不知不觉出了一个现象，大多数家庭的孩子初中毕业，高中生凤毛麟角，肖家大姐、二姐、三姐接连上了大学，小弟（肖远威的小名）金榜提名，考上了北京航空学院。
大院里后来出过一个好学生，脾气古怪的老姑娘“孃孃”收养的侄儿瑞官，高中时得过北京市数学竞赛银奖，上大学十拿九稳，因家庭出身资本家没被录取，文革中分配到颐和园扫马路，与一扫马路的清洁女工结婚，改革开放后，外宾来的越来越多，领导看到瑞官的英语说的哇啦哇啦，远远超过导游，知识分子重新得到重视，瑞官当上了颐和园园长。
年轻时的肖远威也是热血青年，在学校，品学兼优，为了参军，写过血书，在北航是学生会的骨干，学校参加天安门广场的国庆联欢晚会，他会带上我，他忙前忙后跑里跑外，安装广播器材，组织调度人员，广场上人山人海，学生们载歌载舞狂欢半宿，让我记忆犹新。
北航学子，怀揣飞天梦，一心报效国家的高材生，家庭出身不好成为致命一击，肖远威毕业后竟被分配到环卫局。因家庭出身不好受歧视屡见不鲜，这当头一棒让我们看得目瞪口呆。肖远威是什么人！他难道情愿一辈子扫马路倒垃圾，默默无闻？为祖国制造大飞机与他无缘，他不甘沉沦，北京市的垃圾车，从人工倒垃圾变为半机械化，自动化，全都是他的杰作。他发明设计的垃圾车几经升级换代，走向了全国。他是工程师、发明家、劳动模范，改革开放后走上了领导岗位。城市垃圾处理是世界难题，早成为一门学问，肖远威因祸得福，北京环保界也因有了他，让垃圾处理早一天走向了现代化。
毫无疑问，肖家曾是世代书香门第的大户人家，改革开放后听说，肖远威的父亲曾是四川会馆名符其实的“馆长”。我不知道会馆有没有他家的股份，起码他父亲受四川同乡重托，负有管理职责。解放后会馆归了房管局，肖大爷没有收入，肖大妈为了照顾几个孩子，放弃了一名画家既将成名成家的机会，在家相夫教子。母亲讲过，他家最困难的时候，买不起书本，新学期开学，姐弟几个就抄书上学。小小的年纪，一本本厚厚的课本，他们在一沓沓纸上，正面反面，密密麻麻，除了天赋聪慧，苦难的童年成为他们奋发向上的动力。
2012年温都水城，在庆贺孙大妈九十五大寿的会场，亲朋好友街坊邻居数百人欢聚一堂，老寿星精神矍铄子孙满堂，看到我们这些四川会馆老街坊，能一一道出姓名。我们不由得发出感慨，老人家步入百岁指日可待，孙大妈含辛茹苦养育了七个孩子，个个成才，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一家七八个孩子，有一两个出类拔萃也好理解，如果个个有出息，个个事业有成，在会馆里又是一个现象了。孙若成军官不当，执意回京，几年后成了一厂之长；大姐大学毕业，去了国防科研单位；二姐校长；弟弟企业家......
孙若成大哥是四川会馆最早穿上了军装的学生，他一身戎装，英姿飒爽，让院里的年轻人好生羡慕。孙若成多次提到，他上中学的时候，暑假打零工贴补家用，我母亲正巧每天搬砖运沙，干临时工，在工地上，他得到了我母亲的关照，让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少年得到了温暖，让他永世难忘。
孙大爷家让我们眼热的莫过于他家墙上挂着的两支真枪，那是孙大爷亲手制作的一对鸟枪。我父亲说，孙大爷是七级钳工，最高等级的工人，技术是厂子里拔尖的。母亲一再夸孙大妈心灵手巧，院里谁家做鞋做衣服，都要找孙大妈要纸样。巧手主妇自己做布鞋也非易事，那些年孙大妈却让自己的孩子穿上自己做的皮便鞋。
孙若玲说她母亲慧眼识珠，从小看好何家义、冷明和自己的孩子孙若斌。何家义在国内吹口琴早有名气，几年前去了美国，他用口琴演奏《野蜂飞舞》，美国交响乐团为他伴奏，速度极快的曲子让人眼花缭乱，把难登大雅之堂的小小口琴演绎得出神入化登峰造极。孙若斌工作后从普通职员做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游刃有余，很快成长为一家大公司的总经理，名噪一时的企业家。
我的两个孩子从草原回京没处上学，孙大妈说，冷三婶您别着急，我跟二闺女说说，上她们学校去。孙大妈把这事说给二闺女，当校长的女儿没说二话，行！孙大妈和二姐一句话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后来回京见到当校长的二姐，感激的话未出口，她欣慰地对我说，你的孩子还真争气，那年二女儿当了宣外大街小学的少先队大队主席，儿子是中队长。
在北京知青网举办的赤脚医生座谈会上，听说我姓冷，会后有人找我“认亲”，他叫张光前，儿时住在四川会馆戏楼底下。我对母亲说起，她说老街坊太熟悉了。北平还未解放，张家与我家同住戏楼底下，张家不少孩子，光前妈妈因病早逝，张爸爸领着几个孩子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一直过着朝不保夕的苦日子。他家五几年搬离了四川会馆，后来几个孩子长大，在北京成家立业，也是个个不凡。
四川会馆戏楼早没了踪影，其实现在物资局党校后身，肖永生家门前的大楼，就是当初四川会馆的戏楼。隐约记得戏楼中间是宽敞的空地，沿楼梯上楼，有几间房子，楼下住了一圈人家，戏楼大门对着林家的窗户，如果仔细看，还可以寻找到当初大门的痕迹。
宣南一带会馆数不胜数，除了湖广会馆重新修建有戏楼，名目众多的会馆还没听说过带戏楼的，四川会馆门外的排场，里外的影壁墙，小巧玲珑精致的魁心楼，两座铜制焚香炉，青砖漫地，大树遮天，几出几进的院子，这样的会馆上哪找去。
母亲人到晚年头脑极清楚，耳朵比我们都灵，两年前做了白内障手术，耳聪目明，天天搓麻，乐此不疲。她为牌友沏茶倒水，到了饭点有的牌友干脆与我弟弟一起喝酒聊天其乐融融。现在吃顿饭不算什么，三年困难时期谁家能舍出一顿饭来。
六十年代最困难的时候“林叔叔”经常光顾我家，一家人吃不饱饿肚子，母亲却每次都为他做一顿热腾腾的面条，吃饱喝足，留下半斤粮票，过些日子又会来蹭饭。林叔叔个子高大留着分头，既有老大学生的范儿，又有公安干警的机敏，解放前在北大念书时加入了地下党，是资深的老公安。58年反右，恃才傲物口无遮拦的林科长被打成右派，劳改后丢了工作，与我父亲同病相怜。平时靠打零工过日子，三年困难时期，临时工都找不到，他上垃圾站捡过白菜帮子。说起来林叔叔是典型的陈世美，他一个美男子，偏偏娶了个丑妻，早早离了婚，最无助的时候靠前妻偶尔接济点钱财度命，前妻想复婚，他坚决说不。林叔叔学识渊博侃侃健谈，一大碗面下肚，什么公安内幕，局长私密，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他说上面多次动员他回农村老家，我就不走，没吃的我上垃圾站捡白菜帮子，看丢谁的脸。文革后期林叔叔与一女知青同居，一个为了上户口，一个为了找个年轻貌美的女性陪伴，林叔叔艳福不浅。硬撑到了文革结束，官复原职，他无需再来我家蹭饭。
也是在六十年代，一位穿着皮夹克，骑着挎斗摩托，戴着大墨镜的高仓健式帅男，把摩托停在院外，潇洒地径直走进我家。父亲后来说他是北京市的监狱总长，让街坊邻居，包括我们对父亲刮目相看—您不是反革命吗，还有这样威武的同事？
改革开放后常来我家的“白叔”戴着厚厚的眼镜，知书达理文质彬彬，父亲说当年他在劳改局可是有名的笔杆子，58年打成右派，文革结束后才找到对象，结婚生子，白叔的儿子比我的女儿还小两岁，他常感慨耽误了一代人，儿子应该是孙子才对。我们家文革中被迫离开北京5个人，文革后陆续回来了11个，父母都等到了拨乱反正，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对于邪恶，你无力抗争，就用生命战胜它。
在草原上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有粮食吃有肉吃，生活无忧，经常有知青兵团战士来串门，母亲都热情招待，有不少人吃过我母亲做的饭。这个好看，那个机灵，母亲和我妹妹背后议论，她老人家是不是想从中挑选如意的儿媳，看到知青们一个个陆续走了，始终没敢开口。兵团撤离，我们三家外来户被赶出大队部重镇，搬到几里外的原兵团九连，我们一家住进了连部的三间套房，四周是空旷荒凉的大草原，举目无亲，兵团战士知青们的欢声笑语不见了，他们走了，而我们的生活刚刚开始。
在孤寂的生活中，女儿降生了。头胎臀位难产，幸亏我当赤脚医生有几年了，练就了过硬的接生本领，当女儿呱呱坠地有了哭声，母亲迫不及待接过来，不顾胎儿身上满是粘液污秽，上去就亲了一口。在这么多年一连串的倒霉困苦之后，母亲终于感到了一丝幸福，她当奶奶了 ,新的生命就是希望。
父亲平反回京，母亲第一件事就是希望早日把女儿送到北京，尽管后来母亲有了七个孙辈，唯独把女儿当成掌上明珠，女儿长大后不负众望，对奶奶加倍的孝顺，让我们感到欣慰。孙儿一辈长大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我们都有出息，九个重孙横空出世，最大的已经上美利坚留洋，孙男弟女四世同堂，母亲见到孙子、重孙笑的合不拢嘴，还有什么比看到自己的后代生活的幸福更让人心满意足的。
我们带着小外孙和阿猫阿狗来到后沙峪，住着四层的别墅，宽敞明亮的房子让我们想起曾经的租赁小屋，真是暴殄天物，多想让母亲一起过来享点清福，她说住不惯楼房，舍不得大院的街坊邻居。母亲的生命早已溶入了四川会馆，十年浩劫结束后回到北京，她再也不离开这个大院。
老人们的声音渐行渐远，四川会馆的老邻居们终于在天堂相会，摆开麻将桌，哗啦哗啦，玩个痛快。
四川会馆从前院到后院，从西院到东院，孙大妈、王大婶、何奶奶老街坊邻居们的声音犹如在耳。
京顺、京震回家吃饭！
小京、小海回家吃饭！
九贵、家义回家吃饭！
立明、庆生回家吃饭！
大平！大平！
双目失明的姥姥离不开孙子，胖子！胖子！
小亮、羊子回家吃饭！
母亲的声音萦绕在心中，永远不会忘记。
2017、11、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