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京
我也不知道我写的是什么，杂谈、随笔、回忆录还是小说……
总之，一切都乱了套，就像我这一辈子一样乱。
这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谁也说不清，当然也包括我。
每个人都是从幼年走过来的，没有例外。但是，每个人的幼年又是那么的不同。生活赋予的丰富多彩照例会体现在孩童时代的生活中，尽管那时的幼小无知，还不能使他产生出丰富细腻的情感，但是记忆却能使他留连于那短暂即逝的时光。幸福与悲伤，欢乐与烦恼，交融出一首幼年的儿歌。也许这歌儿并不那么真实，就像儿时的童贞带来迷蒙的幻想，可是它毕竟是幼小头脑中出现的第一次。
如果儿时是幸福的，它会影响你的一生；
如果儿时是悲惨的，它也会影响你的一生。
幼年
在这个世纪刚刚走完她一半路程时，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在我出生的前一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很快我就失去了爷爷。那一年，全国在打击反革命，谁也说不清他是怎么死的。他只不过是中国浙江一处小小村镇上的教书匠，是自杀的。
我的家在北京东城区米市大街的一个小院儿里。那里原来是一个小旅馆，临街的门很窄，已经分辨不出是什么颜色了。一进门是一条通道，延伸进去正对着街门的是一间平房，也许是过去的门房，往右拐便算进了院子。里面是一排排平房，后面还有一栋二层小楼。街门外的右面是红星电影院，左面是基督教青年会。
几十家人住在一个不大的院子里多少显得有些拥挤。那时，刚刚解放，院子里住的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文艺工作者，他们被请到北京，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参加了革命工作。尽管房间小了点，院子挤了些，但是谁也没有怨言。从前是一群到处漂泊的戏子，现在有了固定的工作、住处，似乎也应该满足了，何况国家穷，到处都是困难，大家也能够谅解，创业时期总是艰难的呀。
共产主义的理想使人们产生出了一股巨大的力量，似乎那是一件即遥远又很近的事情，只要通过大家的努力，就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得以实现。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农村打土豪分田地，先是把土地分给了农民，然后成立了互助组、初级社，为了实现全民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农民把刚分到手的土地又都交给了国家。在此同时，全国开展了镇反（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部展开了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城市工商业界开展了五反（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运动。紧跟着城市里就进行了私营企业国有化改造，一下子就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了社会主义社会。
这些全是大人们要操心的事，与我无关，那时我才三岁。
剧院的人们工作很忙，除了要完成演出任务外，还要被抽调出去，到工厂参加三反运动，那是一项光荣的政治任务，清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反动势力，同时再揪出腐化变质的共产党干部。大人们都走了，留下的家属就由领导专门指派的人负责照看，其中之一就有大家都知道的著名演员英若成 。
我发烧了。小孩子对发烧似乎并不太在乎，仍然在院子里玩，但一改过去的顽皮，显得多少有些蔫，留守的李晓兰阿姨发现了，用手一摸我的头，不得了，烧得很厉害。于是她和英若成带我赶到医院急诊。经过医生诊断，是淋巴结核发炎，已经开始化脓。大夫很不满意地斥责了带我去医院的叔叔阿姨：“孩子都病成这样了你们才送来，这个父母是怎么当的？再晚点儿孩子就没命了。”从此，在我的脖子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迹，一条长长的疤痕。
我在孩子们中算是幸运儿，妈妈要去拍根据老舍先生的小说《龙须沟》改编成的电影，她在剧中扮演一位老太太，我和姐姐没人管了，妈妈就把姥姥接到家中照顾我们。但是我太调皮了，只要她稍微一不注意，我就跑到大街上去，要去看汽车。时间长了姥姥就不能胜任了。因为《龙须沟》这部电影是宣传解放后北京城市改造的事情，具有政治意义，是文化部当年的重点影片，所以就由他们出面帮助我和姐姐解决入托的事。姐姐进了中山公园里的第三幼儿园，而我去的是北海幼儿园。
北海公园过去是个宫廷花园，从金代建园起到现在已有八百多年的历史。那里是一个人工开挖成的海子，当年称为“太液池”。挖出的土堆积成山，称 “琼华岛”，并建“广寒宫”于山顶，成为皇帝忽必烈的皇宫，后来被一场大火烧毁。清顺治八年在山顶建起了一座藏式白塔，保留至今。如果以白塔为中心，在它的东南面是南海、中南海，一九四九年后成为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所在地。白塔被北海湖环绕在中间，湖水是从北面的什刹海流过来的。北海幼儿园坐落在北海湖的东北岸边，占据了公园的一个小角落，那里原来是祭蚕的蚕坛。
北海公园后门的右边有一个深红色的大门，里面就是北海幼儿园。它的对面是什刹海，一条汉白玉石桥将两边隔开。石桥有一个奇怪的名字：西步压桥。据说以前的皇城墙是从上面压过的。与此相对应还有一条东步压桥，不过现在这两座桥都不存在了，西步压桥因扩建街道真正的被压在了下面。
每到周末，本来就拥挤的北海公园后门人就更多了，有去公园游玩的游客；有下班回家的行人；更多的是接孩子回家的人，这类人中大多是乘小轿车来的。那时候从东欧国家进口的“华沙” 、“伏尔加”就算高级车了，只有够级别的人才能使用。看着成天在一起玩耍的小朋友被家中的保姆或警卫员抱进小车接走，心里真是羡慕得不行，他们几乎都是高干（高级干部）、高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
爸爸妈妈来接我回家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唯一使我不快的是，别人家的孩子是乘小车回家的，而我却要挤在那破旧的公共汽车里，混在汗臭、口臭及嘈杂声中回家。我抗议了，在经过几次吵闹后，终于有一天真的坐上了小汽车，尽管那是一辆出租汽车，但是也多少满足了我心中小小的不平。
我的妈妈是一名普通的话剧演员，爸爸是一般干部，职务不高，负责的事不少。他们有时因工作需要可以乘坐单位的小汽车，但是，不可能用公家的汽车接送儿女上学或做自己的私事，他们的地位不足以享受这种待遇。就是这些在我眼前发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感觉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
那时候的古城风貌依然支离破碎地残存在我的记忆里。记得从幼儿园乘车回家要步行到地安门大街，在纷忙的人群中往往会出现一串串脖子上挂着铜铃的驼队，它们迈着沉重的步子“铛啷、铛啷”的一步一步走来，把长城外的货物运进京城，大多是从张家口、下花园运来的煤炭。驼铃声吸引着我，不由得停下来观看。那时我并不觉得骆驼丑，看着那昂首挺胸，四平八稳走来的庞然大物，总觉得它们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是那么神气，那么傲慢，眼光里流露出一种与世无争的神气，似乎周围的一切都不在它的眼底。它们只是漫不经心地嚼着，走着，偶尔昂起头发出奇怪的一吼。
地安门大街在我的记忆里永远是灰蒙蒙的，天空的颜色发着微黄，东来西往的人们也总是匆匆忙忙的。
刚一进北海公园的后门，就能看到一座小桥，桥的左边有一道短短的水闸，有时候可以看到鱼儿在奋力往上跳，它要跳到水闸那边一泊平静的水面中去生儿育女，这儿就是幼儿园小前院的池塘。每到夏天，池水中盛开着满塘荷花，小鱼在荷叶的空隙间穿梭往来，尾巴一摆，泛起圈圈涟渏。
幼儿园里的设施非常齐备，分布有生活区、娱乐区、校医院及礼堂。生活区是三座三层小楼，里面是相通的，每栋楼的另一侧有楼梯通到楼外的娱乐区，与楼梯并行是一道滑梯，有时我们就从滑梯滑下去。平时一般是在生活区活动，吃饭、睡觉、学习、室内游戏；娱乐区有一些儿童游戏设施，如：滑梯、秋千、攀登架等；孩子生病可以去小医院，那里有专门的大夫和护士，所以孩子生了常见病就不用送医院就医了，这样还可以避免交叉感染。医院里还有隔离病房，孩子得的是传染病就要住进去以免传染别的孩子，周末也不能回家，我曾经在那里住过几天，大概是得了腮腺炎。
幼儿园传达室有一位老大爷，他的个子不高，总是笑眯眯的，每次见到他，我们就大声喊：“老大爷好！”。他养了一大群鸽子，平时关在一个特制的大铁笼子里，里面有一个个小格子，那是鸽子们的家。鸽子每天要放飞两次，它们在高高的蓝天翱翔，传来阵阵鸽哨，那莺莺环绕在天空的声音显得那幺遥远，在微风的伴随下断续地传进我的耳鼓，似乎是一支暝暝中的仙笛在吹响。每逢过节天安门广场要游行了，就有专车开来，用小笼子把鸽子们运走，运到天安门去接受领袖们的检阅。能够见到全国人民敬爱的伟大领袖，它们一定觉得非常幸福，所以有些就留在了广场上不再回来了。晚上它们就栖息在前门楼上，等待着领袖们的下一次接见。
幼儿园里孩子都要有制服，仿照海、陆、空三军的军装每个班级做成统一的样式。我所在的班是海军，家里专门为我定做了一套海军的制服，这套制服只有节日时才穿。
节日到了，我们穿上它，显得很神奇，尽管走起路来还像他，唐老鸭似的左右摇摆，但也排起了整齐的队伍，举着彩旗，在幼儿园内游行。我们齐声高唱: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嘹亮，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
和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
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
虽然朝鲜战场已经停战，但是抗美援朝战胜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部队的兴奋还没有过去，这首志愿军战歌还是我们包括很多成年人所爱唱的一首歌。
每当这个时候，还要把家长们也请来，同幼儿园的阿姨一道检阅这支由孩子们组成的三军队伍。阅兵结束后，就去幼儿园的小礼堂，观看孩子们演出的节目，这些节目都是在阿姨辅导下编排的。
平时，我们在幼儿园的娱乐区活动，孩子们按照自己的兴趣滑滑梯或荡秋千。男孩子喜欢攀登架，那是一种用木架制成的各式梯子的组合，可以爬上爬下；钻来钻去的玩，多少有些冒险的刺激。尤其是当我爬到最高点时，居高临下地往下看，别人都在我的脚下，他们显得那么小，这时候我就会从心里产生出一种莫名的神圣，感到自己非常强大，似乎可以战胜一切。
幼儿园的后门一打开就是北海公园，那里有一片空地，阿姨经常带领我们到那里去散步。有时候，大家围成一个大圆圈，一边拍手一边唱：“小杜鹃叫咕咕，少年把新娘挑……”这是一首捷克民歌。
我们还玩各种游戏，最热闹的是老鹰捉小鸡。阿姨是鸡妈妈，她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被凶猛的老鹰捉去，她身后的孩子们接连成长长的一串，当老鹰的孩子要想尽一切法子捉住母鸡身后的小鸡。于是，一场混战开始了。老鹰先是往右跑，母鸡身后的小鸡们就像一条摆尾的蛇，躲到左边，老鹰突然转回身跑向左边，最后的小鸡还来不及反应就成了老鹰的俘虏。
每当这时，孩子们的嬉戏就会吸引很多过路的游客，站在旁边为我们拍手助威。玩到后来大家全都瘫倒在山坡绿茸茸的草地上。
我经常在阿姨不注意的时候跑掉，公园中的一切都是那么吸引我，山坡上茵茵的绿草，山顶上郁郁葱葱的小树林，山坡后潺潺流淌的小河，还有池塘中淡粉色的荷花。小桥、水榭、画廊、曲径、假山，都是我同阿姨捉迷藏的地方。我总是悄悄地绕到阿姨的身后，让她无法找到我。那里是北海公园的濠浦涧，是公园里的园中园。因为我的淘气阿姨大伤脑筋，由于我的聪明阿姨们也都很喜欢我。
我常常闯祸。吃饭掉了饭碗，小便有意尿在外面，睡午觉时伸着脑袋东瞧西看，大家都该起床了而我却昏昏睡去。有一天，我在室内低头猛跑，一头撞在铁床上，血顺着头往下流，把阿姨们吓坏了。
有一次，我趁阿姨一不留神就偷偷跑走了，无意中发现院子里有一座小门。走进去里面是一个四合院，磨砖对缝的青砖墙，大红的柱子，琉璃瓦的屋顶，雕梁画栋，金碧辉煌，但是都空闲在那儿。正巧，有一间房屋的窗户没关紧，我就钻了进去，里面堆满了杂物，几乎什么都有：破桌椅坏书架，演戏用的服装道具，过节时挂的大红灯笼，上面全都积满了灰尘。我在里面东翻西找，想象自己是在寻找着宝藏，弄得浑身上下全是尘土。也不知道玩了多久，突然意识到不妙，急忙从原路爬出去，七拐八绕才敢露面。阿姨们早已发现我又失踪了，全在四处寻找。我狼狈不堪地出现在她们面前时，就把我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当然，以后再也不敢故地重游了。
五十年代初期，中苏关系很友好，斯大林派了大批技术专家到中国来，帮助中国恢复战后的经济建设，有些是全家一块儿来的。因为中国的革命是在“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后开始的，受他们的影响很多，所以那个时期称他们为“老大哥”。我们班上也有一个从老大哥国家来的孩子，他长的黄发碧眼，整天呜哩哇啦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全班的孩子也跟着他乱喊一气。一天，我们在公园的山坡下玩儿，全班的孩子齐声大喊“达瓦利士，哈拉硕！”，正巧有几位苏联人从那里路过，他们非常兴奋，跑过来同我们握手，还拉着我们照相留念。在兴奋过热闹过之后，谁也不知道都喊了些什么，那些苏联人为什么会那样高兴。直到上中学学会了几句俄语后才知道，那句话的意思是；同志好。这是我学会的第一句外国话。
那个俄国孩子很淘气，每次一到娱乐区，他都会像一匹发了疯的野马，玩起来什么都不管了。有一天，大家排队玩滑梯，突然全都闻到一股奇臭无比的味道，我们停止了游戏，寻找气味的发源地，最后终于发现气味是从在那位外宾身上发出来的，他竟然玩儿昏了头，把屎全部都存在了裤子里。阿姨要他脱下来换洗，可是他说什么也不让，大喊大叫，大哭大闹，破坏了中苏关系。自此之后很长一段日子，我只要一看见外国孩子，尤其是黄头发，蓝眼睛的，鼻子里就会自然产生出一股恶臭。
我五岁那年的夏天，幼儿园去了一次避暑胜地——北戴河。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大海，水与天连在了一起，海浪从远处滚滚涌来，刚一触到海岸就又返回到遥远的天际。我们住的地方离海边不远，被葱绿树林环绕着的红色围墙里，一栋陈旧的红楼就是我们休息的地方。楼里面铺的是木地板，我们就睡在铺在木地板上的垫子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伴随着飒飒的风声和海潮的哗哗声进入梦乡。
只要不下雨，我们就到海边的沙滩上去玩儿，做游戏或游泳。每次下海，阿姨们都在一旁保护每一个孩子以防不测。初次下海，感到海水中有一股股无法抗拒的力量推动着我的身体，左右摇摆站立不稳，总要跌倒在水里。海水的浮力使人产生出飘飘悠悠的感觉，海浪滚过，身体随着浪峰自然而然地抬起，只能用脚尖勉强触到海底松软的细纱，海浪退去，身体随后下沉，又能站在海底的沙地上。我不会游泳，随着海浪的上下起伏，难免不尝到几口苦涩的海水。
开始涨潮了，我们回到沙滩上，沙滩上的贝壳被岁月冲刷得奇形怪状。还有小海螺，我在沙滩上捡了很多带回北京。这些贝壳在家中存放了很多年，后来我离开北京去内蒙古草原插队，回来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沙滩上还可以捉住小螃蟹，海水淌过，沙地上有一个个冒着气泡的小洞，看准后赶快挖，几乎都能挖到。螃蟹太小了，蟹钳不会把手夹疼。浅绿色半透明的小螃蟹在手心上爬，六支小脚挠得手心痒，一股麻酥酥的感觉通过胳膊直传到心里。海浪冲来了水母，我就站在刚刚没过脚面的海水里看它游泳，水母伞状透明的身体下摆动着触须在水中飘逸，显得异常潇洒，我真想看清它的嘴脸，但又不敢用手去碰，只得眼睁睁地看它又随着海浪远去。
在黄昏的落日下，我们漫步在海湾。渔船在近海捕鱼，深蓝色的海水把渔船高高托起，然后又把它抛进低谷，渔船上的渔夫们满不在乎地忙碌着自己的事情。我亲眼目睹了一群在风浪中搏斗的勇士，心中充满了敬佩。一条渔船驶到离我们很近的地方，有个渔民一只手扶着桅杆，另一只手放在嘴边向我们喊着什么，在风浪中根本听不清，落日的余辉映照在他的身上，就像工匠沿着他的身体镶上了一圈金色的光环，他的全身笼罩在一层灿烂的光晕中，身后是一片绛紫色的晚霞。夕阳在海平面的尽头只露出金灿灿的一点小圆顶，光束透过云彩的缝隙直射天际，又反映在海波上，海面上就像撒满一层粼粼锡箔，闪动、跳跃着的光点刺得人眼花缭乱。
过了大约一个星期，我们返回了北京。在前门火车站下车，爸爸妈妈来接我回家。
爸爸妈妈经常周末也要参加演出，特别是节假日时就更忙了，有时甚至不能接我回家。每逢这个时候，我就要在幼儿园里度过。记得有一年过年了，爸爸妈妈不能来接我，阿姨把我们几个命运相同的孩子集中在一间大屋子里，我们趴在窗子的玻璃上往外看，看见别的小朋友被家里的亲人接走了，心就像贴在玻璃上的脸一样冰凉凉的。
幼儿园的阿姨在其它孩子走光后，带着我们做游戏。她为了使我们过得愉快，不想家，教我们做纸工。阿姨用一张张彩色纸折叠成小衣服小裤子，然后再叠出一个圆纸球，纸球可以吹鼓，用这叠好的衣服裤子拼成小人。还有会跳的青蛙；会飞的天鹅。晚上，在昏暗的烛光下，阿姨给我们讲安徒生童话故事，讲白雪公主，带领我们在童话世界里遨游。我们坐在阿姨周围，安静地听着，被故事中的人物所吸引，为故事中的情节所感动。
阿姨还在吃饭用的小铁碗里放上白糖、山楂糕，再加入适量清水，放在室外窗台上冻上一夜，第二天早晨就冻成了冰。阿姨用小勺刮出冰渣，放在我们吃饭的小碗里，几个孩子伸出贪婪的小舌头，唏唏溜溜美餐起来，又凉，又甜，又酸，真好吃。还有冻柿子，在还没完全冻透时吃，一口一嘴冰渣儿，甜得腮帮子发酸，一会儿两腮就冻木了，还得吃，一吃就忘了家，就忘了家中的爸爸妈妈，甚至还暗暗庆幸，幸亏留下来了，要不上哪儿找这冻柿子，这冻冰渣。
大人们的工作很忙，即使是星期天也不能够好好休息，积攒了一周的脏衣服要洗，屋子乱了要收拾，还要准备下周的工作，我们回家后爸爸妈妈也不能有更多的时间陪我们玩儿，我们三个孩子从幼儿园回来后只能自己玩玩具，可是家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玩的东西。
有一年华北地区发生了水灾，听说天津进了水。我们院儿的房子因年久失修全部都漏雨了，单位只好让大家搬到别的地方暂住一段日子，房子修好后再搬回去。我家搬到了灯市东口的剧院道具制作工厂里，爸爸是厂长。这个工厂从外面看是一栋欧式的二层楼，不知道从前住的是什么人。进门是一个大厅，水磨石地面，迎面有一道宽宽的楼梯，上到一半时有一个平台，平台左右两侧各有一道稍窄的楼梯直通二楼。上到二楼后是走廊，走廊临街的一面有三间房，我们全家就住在其中的一间里。楼梯的踏步也全是水磨石制成的，楼道和楼梯两侧堆放着演戏用的道具，前面大厅的地上还铺着没有完成的景片。周末，工人们不上班，整个工厂里静悄悄的，我和姐姐就在各处玩儿。大厅的后面有一条窄过道通向后院，那里有一个更大的似乎是舞厅的地方，里面也同样有很多景片和道具，但是都是制作好了的，有些还搭成各式各样房间的样子，房间里所需的家具一应俱全，虽然全部都是假的，但做得如同真的一样。树的树干是用竹片和铁丝先扎成骨架，外面蒙上涂有颜色的布，树枝可是真的，用细绳绑在树干上，叶子是用绿纸剪成树叶的形状，然后穿在缠了绿纸的铁丝上，把它们固定在树枝上面，一棵大树就做成了。景片上的门可以随便开关。
第一次看见演戏用的东西非常好奇，在那些布景和道具中走来走去，并大声说话，就像看见过的话剧演员们在舞台上那样，装腔作势自我陶醉在演戏的乐趣中。
我们住在二楼，临街的一面就是灯市东口和米市大街的交汇处，对面是以后我们曾经住过多年的史家胡同。房间里高高的天花板四周有石膏制成的墙角线，挂灯的地方还雕刻了精致的花饰。窗户又高又大，几乎整面墙都被一扇顶天立地的大窗占据了。我和姐姐趴在窗台上看街道上的雨景，街上的行人和汽车很少，也许因为是星期天，又在下大雨，人们都在家里抗涝抢险吧，偶尔有人路过，他们高高卷起裤腿，赤着双脚，撑着油布雨伞在雨中匆匆走过。车子驶过，溅起一片水花，汽车成了汽艇。沿街漂来一个西瓜也没人去拣。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都显得那么纯朴、忠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似乎并不是什么奇谈，大家都在诚心诚意为了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他们真心拥护共产党，希望自己贫穷落后的祖国能够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欣欣向荣，繁荣昌盛起来。
我们这一代与新中国同时成长的孩子，真正得到的父爱和母爱是很少的，爸爸妈妈只能在繁忙的空余中挤出时间带我们去公园或去看电影，这是非常难得的。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们要把这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了紧跟领袖的步伐，他们不仅白天排戏，晚上演出，还要参加政治运动。
1956年底，毛泽东在共产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请党内外的民主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顿三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1957年初，毛泽东发表关于整风运动的讲话，恳请人民帮助中国共产党整风，他提出了要“大鸣大放”（2月27日）。后来，又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号召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3月6日——13日）。既然共产党表明了他们的诚意，真心实意的希望得到党外民主人士帮助，于是，在全国范围内的一场整风运动就展开了。为了祖国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一些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本着对共产党负责的态度，纷纷给他们提出了意见。
爸爸在运动前就曾经多次向剧院党的负责人提出过一些建设性的建议，他觉得剧院的工作在整体行动上跟不上社会前进的步调。运动开始后，一次北京市委请了一些文艺界人士召开座谈会，请他们提意见，爸爸也被请了去，去帮助共产党。会上，有些人为了共产党在今后的祖国建设大业上更好地发挥作用，为了更好地在今后各条战线上加速社会主义建设，为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他们提出了自己对所在单位领导干部现存问题的一些意见。谁想到，运动刚刚开始三个月，人民日报上就发表了一篇题目为“这是为什幺？”(6月8日)的文章，一时风向倒转，那些曾经给共产党提了意见，真心实意想帮助他们的人，不管是在党的或不在党的，统统被“揪”了出来，说他们恶毒是资产阶级右派，利用了共产党整风的机会猖狂向党进攻，恶毒攻击了“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妄图推翻党的领导。这就是“引蛇出洞”，爸爸也成了一条被共产党引出了洞的“蛇”被“揪”了出来。就连那次北京市委请他参加座谈会的事，也被说成是“私闯北京市委，大闹会场”成为一条右派罪行。北京日报在头版头条用黑体字向全市人民宣布：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又揪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右派。
印有这条消息的报纸是我在上小学后，在家里翻找东西是找到的，黑黑的大字就像一只只铁拳重重地击在了身上，我的全身在颤抖，这是一座无形的大山，是一付沉重的枷锁，它将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们全家人的身上，使我们全家为此要付出本不应该是我们付出的代价。一个年轻的家庭，一个本来应该是幸福、愉快、温馨的家，就这样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今后的生活道路将因此而充满坎坷，就像进入了遍布荆棘的丛林，使我们一家挣扎在无望的迷茫中。
即使是家庭中的某个成员触犯了国家法律，被判了刑，也不应该因此而影响到家庭的其它成员，因为在真正的民主国家内，别人是不应该为他人承担罪责的。但是，在一个用阶级斗争领导经济建设的国家中；在一个封建君主制的统治还没有完全消失的国家中；在一个由党阀领导下并拥有国家军队的政府中，他们可以找到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词句——无产阶级专政。并用这个专政来对付那些并没有反对他们，而只是为了国家命运而担忧的民族英魂及他的家人、子女、亲朋、好友。
那张报纸后来再也没有见过，也许是妈妈害怕被别人发现再加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而销毁了。报纸不在了，但爸爸还在，这顶右派的帽子在二十多年中国政治的风云变幻中摘了戴，戴了摘，从东北黑龙江畔的兴凯湖到山西黄河边的伍姓湖，一个年轻有为的文艺工作者，一个很有才华的热血青年，他有自己的专业特长，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家中有他的妻子和三个年幼的孩子，就因为他过分忠于了那个理想、那个事业，就因为他对祖国对人民的热爱，就因为他过分的真诚而失去了他所有的一切，直到两鬓挂霜才重返那个已经面目全非的家。
一个人，当他过分忠实于一个理想时，他的灾难就会随之而来。
当右派平反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发生了，居然有人歌功颂德感谢共产党，认为这是一个英明伟大的举动。有些被平反了的右派还感恩戴德，感谢共产党给了他们“新的生命”。这是中国知识分子中的愚昧。共产党继承了被推翻了的皇帝的衣钵：一人有罪全家遭殃的传统，而有些被共产党诬陷了的人却像过去被皇帝“赐死”时那样，还要“谢主隆恩”。这不是愚忠又是什么？
陈毅元帅在1960年讲过：在反右运动中有五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其中大部分是被诬陷的，每个单位要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
就像添米下锅，米少了就不够吃，要有一定数量。
爸爸先是被隔离审查，后来被送到东北黑龙江省的兴凯湖劳改农场，进行强制劳动改造。全国各地有严重问题的右派分子都被送进了那个农场进行改造。农场里不仅有被定为敌我矛盾的右派分子，还有一些刑事犯罪分子，这也是共产党执政后的一项新发明。
从法律上讲，无论是刑事犯亦或是政治犯，都应该通过正当理由起诉后，经过法庭审判后量刑，由犯罪人在监狱中服刑。劳动改造是一种古今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体罚。不经过任何法律手段，只凭借共产党干部的喜好，任意缔夺享有人权的公民们的人身自由，并强迫他们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农场管理人员把判了刑的刑事犯同有政治问题的右派送到同一个地方，让刑事犯混杂在政治犯中以便于监视。因为在监狱或劳改农场里，被判了刑的犯人可以通过自己在服刑中的表现酌情减刑，叫做“戴罪立功”。立功的途径不仅仅是劳动中的表现，还可以通过告发别人的不法行为取得公安人员的欢欣，成为立功的条件之一。这样更便于公安人员监视那些犯人，也可以在犯人之间造成不和，相互不信任，利用犯人之间的矛盾形成管理上的相对稳定。这个发明也被用在了全国各地的工厂、企业、学校、机关团体中，也起来一个好听的词叫“群众监督”。但是并不是用来监视那些自称人民的公仆的共产党干部，而是用来监督群众自己，有些单位还特制了检举箱挂在墙上，便于人民自己检举自己。
在中国的大陆上“人性”是不被承认的，一提到“人性”这个两个字，就要被说成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而受到批判。只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感情被承认。什么样的人才具备这种感情呢？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很难说清，因为很多人确实处于一片赤诚，他们在共产党宣传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认识到，只有无产阶级自己才能够救自己，无产阶级之间的感情才是最最真实的，这种感情要体现在对党对领袖的忠诚上。所以，只要一旦被党定性为敌人的就要口诛笔伐，而党是不会错的，是不会诬陷好人的。
一个人利用了群体的愚昧，造成了一个民族的悲剧，这是中国历史上一再被证实了的事情。同时，这个民族的人性也被野蛮的加以扭曲了。为了个人的权利与欲望用千百万血肉之驱筑起个人的殿堂。
东北平原土地肥沃，厚厚的原始沉积层覆盖在松辽平原上，那里地广人稀，有大片未开垦的处女地。解放初期，一部分解放军直接转业到地方，在那里组建了军垦农场。但是仍有大面积的荒地等待人们去开垦。位于黑龙江畔的兴凯湖一部分在当时的苏联境内，沿中国一侧被开发成了劳改农场。它的四周全是沼泽地，夏天，上面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杂草和茂密的芦苇，形成一口无形的陷阱；冬天则是几百里渺无人烟的茫茫雪原。如果想偷偷跑走，不是掉进沼泽沉入无底深渊，就是冻饿而死或被野兽吃掉。天气暖和的时候，道路翻浆车辆无法通行，一般只有冬天才能进去。爸爸被送进了那座人间地狱。
我还在幼儿园做着童年的梦，爸爸已经离开我们。幼儿园的负责人对妈妈说：他很聪明，你带他去学校试试，也许能考上小学，以后就不要再来了。小学生入学的年龄必须要满七周岁，那年开学我不满七岁，离过生日还差一个多月。就这样，我被客客气气地拒绝在了幼儿园大门外。上学不可能，幼儿园又回不去，我成了家庭留守人员，在家里闲了一年。
北京人艺1956年在东城区史家胡同宿舍大院建起一栋四层宿舍楼，我家分到了两间大约十二平方米的住房，厨房和厕所是三家合用的。分房时爸爸还没有出事，所以分到了两间，否则也许会全家挤在一间房中，这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几年后，我们全家确实挤在了一间房中，幸亏姐姐当时已经住校才没显得过分拥挤。
我家有姐弟三人，姐姐那时已经上小学了。弟弟还小，因为他在北京市文化局所属的幼儿园，所以还继续留在那里没被赶回家。
我离开幼儿园回到家里，院子里的小朋友一个也不认识，很想和他们玩儿，不知为什么，他们总是在排斥我。人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持强凌弱的本事，就如同生态循环的规律一样，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啃稀泥，自持是强者就可以欺负别人。我不想侵占别人什么，也不想让别人强加于我什么，只想得到一点点生活空间，但是就连这幺一点儿小小的愿望都受到干扰。常常会有一群男孩或女孩为住我，追着我，他们高声问：“你爸爸上哪儿去了？”
一个不满七岁的孩子，他怎么能明白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反革命，什么是左派，什么是右派，这些事在我幼小的头脑中完全是个空白。现在我明白了，当这些空白几乎被人间的糟粕填满了之后将意味着什么。我记得，有一天妈妈把我们姐弟三人叫到一块儿，她对我们说:你们的爸爸要去很远的地方，去接受劳动教养。从此，再也没看见过爸爸回家。姐姐已经上学了，她知道家中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却还是一片懵懂，根本分不清教养与修养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孩子们的追问下，我大声回答：“我爸爸去劳动修养了！”孩子们哗然了，“还修养，他也配！他是右派，上劳改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去了。”孩子们满足了，嬉笑着，喧闹着离去。我茫然了，懵住了，一个人呆呆地站在那里。这是怎么回事，我怎么什么都不明白呀？
对这些往事的回忆是很痛苦的，假如你没有过这种亲身的经历，很难体会到，对于一个不满七岁的孩子来说，他要在精神上承受一种什么样的后果。就在这一年的夏天，在我的心灵深处就已经埋下了深深的哀怨，带着这个哀怨度过了我的前半生。也许把它转换成仇恨会更好些，但无论是哀怨亦或是仇恨，都无法治愈心中的创伤。
我虽然生长在一个拥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又是在她的首都，但我却时时感到心中充满了孤独，独自一人徘徊在北京的街头巷尾。朝阳门外，护城河边，是我常去的地方。
从朝阳门出城，一路上能够看到护城河两岸被遗弃的地堡和岸边残破的城墙。靠近城墙是火车站的卸货场，那里堆满了建筑用的灰沙和巨大的松木圆材，还有成堆的石子。如果正好赶上卸货，我就站在远处看工人们干活。卸松木时，只要把车厢两侧的支撑拿掉，再松开刹紧的细钢丝，巨大的松木带着“砰砰”巨响从平板车厢上滚下来。卸生石灰可就热闹了，到处是一片白烟，货场上掀起一道雾墙，空气中充满了呛人的生石灰的气味。工人们用破布把脸包得很严，只露出两只混浊的眼睛。他们工作的速度很快，一会儿就把一节车厢卸完，火车向前移动了一个车厢的距离，工人们又跳上去继续工作。
我有时在河边玩儿，有时爬上城墙，顺着城墙往建国门方向走。
护城河的水平时很浅，踏着河里的鹅卵石就可以走到对岸。只有下大雨的时候才波涛汹涌，有时河水还会漫上堤岸。河对岸是一片土岗和荒地，顺着荒地向东走就是日坛公园。
城墙到建国门就中断了，长安街从城墙下通过。再往前走是古观象台，爸爸还没离家时曾带我们去看过那里的古观象仪。城墙的拐角是一座箭楼，我曾经顺着箭楼下城墙墙壁上一层层凸起的小沿儿手脚并用，斜着身子慢慢爬上去，沿着城墙上的砖路经过崇文门一直走到前门。那段城墙保护得很好，虽然上面长满了杂草，但似乎没有损坏。
前门楼上空荡荡的，唯一不缺的就是鸽子，那里面也许还有曾经在北海幼儿园生活过的，也不知道它们还认识我不。成群的鸽子站在横梁上“咕咕”地叫，看见有人来了，它们稍微有些不安地骚动着，但是很快就平静下来。大厅地里满地鸽粪，使人无法下脚。通往二层的梯子已经损坏了，上去时要非常小心。我慢慢地爬上去，好在身子矮小又轻，虽然楼梯发出轻微地响声，但还能禁得住我瘦小的身躯。勉强爬上去，上面依然空荡荡，东西南北各有四个大落地窗。从西面的那个可以看见天安门。我只敢匍匐在地上偷偷地四处张望，生怕有人发现。后来，从前门的砖梯下去，因为是个孩子，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有一天，同院的孩子对我说：“胡同口大楼的橱窗有好多画，咱们一块儿去看吧。”大楼就是剧院道具工厂，我家曾经在那里住过一个夏天。大楼一层临街有四个大橱窗，平时是张贴剧照的地方，一有政治运动就贴满了宣传画。我们俩来到那里，他指着其中一幅画对我说：“你看，那是你爸爸。”画上画的是一只蜗牛，正在奋力向城墙撞去。上面还写了一行小字，我也看不懂写的是什么。那只蜗牛的头上居然长着爸爸的脸。同去的孩子说：“你爸爸在撞城墙。”
现在北京的城墙没有了。它不是让我爸爸这样的阶级敌人撞跨的，而是让代表了人民心愿的中国政府拆掉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爸爸右派问题平反了，那时我才知道了那只蜗牛的来历。当年爸爸在多次向剧院领导提出意见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看法，大意说剧院的工作速度就像一只慢慢爬行的蜗牛，并写了一首打油诗。这些东西他让当时协助工作的一个年轻人看过。反右运动一开始，这个年轻人就揭发了爸爸的日记，说爸爸把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比作蜗牛，诬蔑党的领导。在那个时代，很有些人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不惜牺牲他人，用别人的躯体作为自己飞黄腾达的垫脚石。那个年轻人在反右斗争结束后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
漫画是一种社会宣传的工具，很早以前就有一批漫画刊物流传在民间，也是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漫画家利用了漫画的形式，反映了人生的荒唐、无奈、悲凉和凄苦。有时又表现出一种自我解脱，自我安慰的人生境界，是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是，一旦被搬到政治舞台上，用来进行人身攻击，却显示了它的野蛮与无情。它直接鞭打人的灵魂，无情地撕碎了人的尊严，是刺向人格的一把利剑。漫画这种形式在几年后中国掀起的文化大革命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幅漫画彻底扭曲了爸爸在我心中的形象。后来，爸爸从东北转回北京郊区的团河农场，每到周末可以回家，当我在犯了错误他批评我的时候，总会使我联想到那只展现在北京市民眼前的蜗牛。
那时候，人间的不平就已经根深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对现实产生出灰蒙蒙的影子，它无时不在干扰着我，往往使我陷入一种无力自拔的境地。也只有独自一人流连于北京街头的时候，当我面对古城斑驳的一角时，我才觉得自己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
人在很多时候希望得到一两位知心朋友，他是在寻求支持与理解，毕竟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显得太渺小无力了。偶尔他感觉找到了，但很快就又陷入一片茫然。人与人相差得太远了，在一次次地失望后，只能靠幻想来支撑那其实已经非常脆弱的心。我渴望得到一种大境界，一种人人平等的生活。我不想成为人上人，也不希望低人一等。但是，由于生活中这种无力抗争的突变，使我内心深处产生出的脆弱，几乎影响了我的一生。
我那时的幻想是什么说起来很缥缈，处在那种环境里，看得见，听的着的全是共产主义的理想教育，它向我展示了一幅美丽动人的图画，一种人人平等的生活：消灭阶级差异，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达到世界大同；只有人民的公仆，没有人民的主人。如果世界真的变成了那样，就没有人欺负我了。
每天清晨，我们还没有起床，妈妈就上班去了。晚上，要等夜场散戏她才能回家。因为爸爸的问题，她的戏少了，可是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减少。1958年夏，妈妈随北京慰问团去了福建前线，那年正在炮轰金门。我要上小学了，姐姐带我去学校考试。
童年 (一)
童年是生活的重新开始。
幼年的生活里虽然有短暂的愉快，但这种快乐并没有把我带入真实的世界，就像影子，就像泡沫，光亮消失，大风吹过，影子泡沫也就无影无踪了。人在世界上不就是这样吗？逝去的时光中所留恋的是最美好的，但是这种美好是不能再回来了。每一天都是生活的重新开始，今天的你并不一定就是明天的你，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随了社会的起落沉浮。国家却掌握着每个人的命运，又使每个人在理想中产生狂热，产生出一种精神上的亢奋，人们可以不顾一切的为了那个主义而献身，也包括我们这些初入校园的孩子。
我的小学是一所全国重点学校，就在史家胡同的西口。那里原来是民族英雄史可法家的祠堂，这条胡同也因此起名叫做了史家胡同，祠堂在1949年后改为学校。
史家胡同也许对很多北京人并不陌生，中国近代史上一些风云人物现在或曾经在那里居住过。据我所知有章士钊、乔冠华、刘文辉、华国锋、容毅仁等。史书上讲，东城多官吏，西城多商贾由此可见一斑。
我所在的班上有学生四十几人，佼佼者有之，庸庸者也有之，根据毛泽东“教育要革命”的指示，学校实行教育改革。我们班被指定为试验班，实行小学五年制教育，学校配备了最好的教师给我们上课。一年级的班主任是全国劳动模范。她的个子不高，显得有些胖，没结婚，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学生和家长都很喜欢她。文化大革命中死于癌症。
每天放学后，老师把同学分成若干学习小组，把功课好坏不一的学生组合在一起，为的是让大家互相帮助。如果课堂上有没听懂的课程或疑问，也可以在学习小组中进行讨论。作业完成后还要进行相互检查，使我们能够把每天所学到的知识更加牢固地记住。学习小组的功课完成后，大家就在一起玩儿。我们打乒乓球或锻炼身体，有时还一起谈理想、谈抱负。我们还说到今后的志愿，希望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老师告诉我们，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要与现实相结合，现在学好本领是为了将来更好地报效党，报效祖国。听了这些话，我们全都为此而激动，兴奋，感到我们肩负着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共产主义的理想将由我们这代来实现，祖国的前途充满了阳光。
我的小学一年级是伴随着大跃进地锣鼓声度过的。
小学生的生活自有他们的乐趣。他们和少有固定专一地兴趣，几乎总是处于心血来潮中。今天热衷于踢足球，明天又会喜好上看书，这正好符合了那个一日千里而又风云多变的年代。我们没有看书，踢足球的时间。大炼钢铁，全民动员，学校的操场上建起了土高炉。老师挥汗如雨守在高炉旁，学生风尘仆仆满世界搜集废铁。我们把在街道商检来的，家中拆下来的各种各样的铁投入高炉，炼出了一些更加无用的生铁砣。
上级领导给每个学校都规定了任务，要上缴多少是不能减少的。每天下课，我们就背着书包在大街上，胡同里到处寻找被遗弃的废铁，有时还要用手从路边坚硬土地里抠出埋了半截的锈铁钉，铁丝头儿什么的。全国、全市都出动寻找废铁，所有可能出现废铁的地方都让人们搜遍了，到了后来，几乎每天出去都是空手而归。我们什么东西也没找到，大家商量各自回家再找找，也许家里还有没被发现的东西可以拿来凑数，多少那点回去也好交差。这可难为死我了，本来家里就没有像样的家具，爸爸妈妈是1950年才调回北京的，家里除了一张大床和一个大衣柜是妈妈从姥姥家搬来的外，其它的家具全是公家的。我们家反正是再也找不出什么了，也许别的同学还能够在自己家里多少对付各一星半点儿的废物，空手去学校多丢人呀。
傍晚，我们来到约好的集合地点，其它同学也是两手空空，只好在街上无目的地乱走，希望能在别人注意不到的角落里发现意外地收获。有同学说：一班的一个同学想把家里箱子上的合页摘下来，他爸爸不让，把他从家里轰出来了。又一个同学说：“那个人解放前是甲长，你们说他反动不反动。”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所有财产都是公有的，所以推翻旧世界首先就是要打破私有制，建立起一个“一切生产资料归全民所有”的公有制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一切私有财产都被定性为资本主义的。家庭这个小单位一定要让位给国家这个大单位，因为国家代表了全体人民的利益。国家管理了人们的吃、穿、住、行；还有婚、丧、嫁、娶，更重要的是她还替大家管理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当国家需要人们奉献使，人民就应该舍家为国，这就是“大公无私”。所以，当时出现了一批英雄人物，他们的先进事迹经常出现在国家的重要报纸上，要人民向他们学习。我从内蒙插队返回北京在建筑公司当工人，队里的一个党支部书记就讲过，在大炼钢铁时他是村里的民兵排长，为了表现自己的革命，他带领民兵首先砸了自己家的柴锅献给钢铁元帅。
在学校，老师教育我们：“国家”这个词很有讲究，“国”字在前，“家”字在后，就是说先有国后有家，国就像一个大家，大家有了小家才能有。她还生动地解释说：“大河有水小河满。”我长大后知道的自然常识多了，觉得这句话似乎违背了自然规律，一般说大河的水是由多条小河汇集而来，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小河无水大河干才对。十几年后，人们开始把国家的东西往家拿时，修正了这条道理：国家有的家里也应该有，因为我们连人都是国家的。
那年月什么都不对劲儿了，说麻雀吃粮食，又掀起打麻雀运动，全国上下在同一天里同时行动，到处传来敲锣打鼓，震耳欲聋地喊声。更多的人们手里拿了洗脸的盆，打水的桶叮铛乱敲，在这一片动乱声中还夹杂这二踢脚、麻雷子和小钢鞭（一些鞭炮的名称）的乒砰声，整个中国都在震动。田野上公路旁，大街小巷房顶树梢，到处都是打鸟的人群在骚动。颤抖的中国天空上惊鸟在狂飞，不时有筋疲力尽的鸟从空中跌落，“惊弓之鸟”这句成语在那几天中变成了惊锣之鸟、惊鼓之鸟、惊盆之鸟、惊炮之鸟……
大院儿里的孩子们在那几天里也参加了大人们的行动。
我们站在房顶上，摇动着头上绑了布条的竹竿、棍棒，由着性儿地狂呼大喊。要在平时，孩子们上房是绝对禁止的。前院儿有一座跨院里长了四棵海棠树，大家就管那里叫海棠院，因为那里住着剧院的领导和高级演员，所以平时不让我们去。海棠熟了的时候，我们就从操场的矮墙爬上房顶，然后绕过去偷摘海棠吃。我们还爬到临院儿的房上偷摘桑葚，紫红的桑葚把嘴都染红了。传达室张大爷管得很严，孩子们在房上玩儿，只要一听见他的声音，马上全都爬在那里一动不动。打鸟的时候可没人管了，孩子们几乎都上了房。有些鸟实在飞不动了就落在了四层楼顶上，有些胆大的孩子居然顺着防火铁梯爬上了高高的四层楼顶。
张大爷手里拿着二踢脚，看到有鸟要落下来，就用香烟点燃药捻，鞭炮带着啸声飞向空中炸响，受到惊吓的鸟刚要落下，又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飞去。
我学着大人的样子，拿起一只二踢脚，用左手轻轻捏住鞭炮的上部，用香点燃。“乒”，手中感到一震，鞭炮下半截炸开，身边冒出一朵白烟，鞭炮便脱手而去直冲向天空，“砰”，炸散的纸屑满天飞舞。这一切是那么的好玩儿，我们每天都兴致勃勃投入到消灭麻雀的运动中。
打麻雀是为了配合二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的除四害的指示进行的，四害其实就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在指示下达的同时，还公布了各省市计划实现“四无”的期限。北京定为两年内完成。打麻雀北京有三百万人参加，连续三天，共打死麻雀四十万只，平均每二十五人奋战一天打死一只。
大炼钢铁破坏了自然生态，人们砍伐了大量的树木用来燃烧起土高炉，使得很多地区的树林荡为平地，泉水干枯，大地沙化。打麻雀又使得大量以食虫为生的鸟类死亡，造成虫害蔓延。中国人与大自然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大自然就用同等态度回报了中国人，从1959年开始了持续三年的粮食饥荒。
难道说人们全都是这样的愚昧无知？孩子们也许如此，而那些大人也同孩子们一样是不可能的。1949年后，全国始终运动不断，镇反、肃反和刚刚过去了的反右运动使得人人心有余悸，他们心中的阴影还未消散，“右倾”这顶帽子可不是随便戴的，大家躲都躲不及还有谁会发表“叛逆”的言论。否则，轻的留在原单位检查不断；重的判刑流放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虽然共产党提倡“大公无私”，但是人们心里都很清楚，只要随了潮流就能免除自身的无妄之灾。
确实，大多数的人们是随了潮流，这也是今后几十年里人们所遵循的一条准则，道理很简单，在当时的中国实行的是“党指挥枪”，他们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它是由人类中最先进分子所组成，因此它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最根本利益。在人们的意识里，听党的话是不会错的。中国人是迷信的，他们从历史上就崇拜偶像，崇拜权威，希望得到一位能够给我们带来光明和幸福的领袖。
快过春节了，我们开始放寒假。这是上小学以后的第一个寒假，天气依然很冷。
除夕到了，首都剧场每年除夕之夜都要举行舞会，剧院的领导和全体演职员聚集在三楼小礼堂，济济一堂，共同欢度除夕之夜。孩子们被家长带去和大人们一起过节。舞会开始不久，周恩来和夫人邓颖超来了，他们几乎每年的除夕夜都要到首都剧场来看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周恩来喜欢看话剧，只要是人艺上演的新节目，他都要来观看演出，他和一些导演演员很熟
周恩来总理坐在一把椅子上和周围的人聊天，我们这些孩子就捧了一把把糖果放在他的腿上，在他的双腿上堆满了糖果，简直都放不下了。周恩来拉着著名演员舒绣文儿子的手问：“你叫什幺名字？”孩子回答：“xxx”，我接着说：“辅导员”因为发音很近似，大家全都笑了。这时镁光灯一闪被照了下来。这张相片我一直保存着，曾经很为此而骄傲。我站在周恩来的右边，他拉着xxx的手，左边是H。周围还有导演夏淳和著名剧作家曹禺先生。
大家正在高兴的时候，有人过来把孩子们叫走，后来听说因为有人对负责保卫周恩来的工作人员说，这群孩子里有家庭出身有问题的，所以警卫员就把我们都轰到了别处。有问题的能够是谁？当时在场的人们中，只有我和姐姐是右派子女。那是1959年的除夕，我刚满八岁。
1958年和1959年之间的北京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天安门广场扩建后，又建筑了一批雄伟壮丽的建筑群。沿东西长安街一线建起了北京火车站、民族文化宫、广播大厦及革命军事博物馆。人们的生活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街道的居民委员会开办了集体食堂，每人一份儿，对于双职工家庭来说倒省掉了下班回家做饭的辛苦。据说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样子——吃大锅饭。
到了1959年年底，情况发生了变化。大跃进引起的遍及全国的大饥荒也波及到了北京，集体食堂停办。原来在灯市口的街道两边有几个专门卖早点的食品摊儿，每个摊位上卖的早点各有不同。清早，上班的人们来不及在家做早点，就到早点摊上买来吃。北京的小吃品种非常丰富，最普通的有烧饼、油条、切糕、和炸油饼。买上一碗豆浆，再根据自己的喜好买根油条或烧饼，坐在摊位旁的条凳上唏唏溜溜的一吃，很可口。吃完后，用手一抹嘴边儿的饼渣浆痕，推上自行车走上几步一蹁腿儿上车，上班去了，既简单又省事。突然，早点摊似乎在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国营饭馆虽然仍旧在营业，可是，白面越来越黑，食品越来越小，品种越来越少，价钱越来越高。北京人也尝到了饥饿的滋味，尽管还没像外地那么严重，但吃不饱却是事实。
全国开始实行票证制度，粮食、食油、副食品都要凭票供应，买棉布要布票，买烟要烟票，喝酒要酒票，吃肉要肉票。食品架上空空的，手中虽然有各种票证也不可能随时买到所需的东西。
我的奶奶是爸爸的后妈。爸爸在解放初期爷爷死后不久把她和两个同父异母的弟弟接到北京，他们住在朝阳门附近的豆芽菜胡同。爸爸离开北京后，妈妈就通过单位把他们也搬到了史家胡同大院宿舍来。刚开始奶奶对我们还好，粮食供应紧张后，家里的饭菜开始发生变化，本来就少的肉类及食油就更少了，她把好东西留给了两个正在上中学的儿子，我们每天吃的几乎都是窝头加辣椒，偶尔有了改善，也是我们从垃圾中捡回的烂菜叶做的菜团子。能吃到玉米面在当时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老师说：国家遇到了暂时困难，农村发生了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再加上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撤走了所有专家，停止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还让我们还债。帝（帝国主义）、修（修正主义）、反（世界上的反动势力）卡我们的脖子，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我们要向毛主席说的那样，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变祖国一穷二白的面貌。现在国家正处于困难时期，同学们要同祖国人民一道共渡难关，把我们节省下的粮食支援灾区。
1958年风调雨顺，粮食产量创出了历史少有的纪录，是一个大丰收的好年景。但是国家把人们的精力、物力、时间都献给了钢铁元帅，田里的庄稼没人收，烂在地里也没人管，丰收年变成了歉收年，大丰收引起了大饥荒，在这个世界上再一次创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奇迹，如果收录到吉尼斯大全里，恐怕是任何国家也打破不了的纪录。毛泽东在那时的《党内通讯》里写到：“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1959年4月29日）。他教育人民要忠诚老实，但是在对自己所犯过的错误却一推了之，推给了帝、修、反，推给了大自然。
我们在大跃进的年代时，去过新建成的民族文化宫，参观一个专门报道大跃进中各地放出“卫星”的展览。那里展出了一些实物和模型，还有宣传画和专题介绍。那里展出的大南瓜几个孩子都围不过来；一头猪可以当马骑。图片和相片显示了农村的一派大好形势，显示了大跃进带给人们的无限优越。那时候的报纸和电台经常报道各种各样的消息：粮食亩产竟然超过了十多万斤。北方的粮食产量不仅过了黄河，居然还过了长江（长江以南每年可以收获两茬或三茬。而黄河以北只能收一茬，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似乎今后的粮食要吃不尽。我记得在朝阳门南小街的墙壁上画了一幅宣传画，在一棵像树一样的奇怪的植物上面挂满了各种不同的瓜果，西红柿、茄子、苹果……，全长一块儿了。旁边还有几个孩子在拍手笑，孩子们还没有那棵怪物的一半高。只是这棵怪物始终也没在生活里出现过。
到了1960年，北京开始出现饥饿引起的疾病，肝炎、浮肿、营养不良。有人发明了瓜代菜，喝小球藻等间接补充营养的办法。制作小球藻的方法是在一个大玻璃瓶中加入营养液培育出来的，其实就是小河里，池塘里常见的浮萍。喝的时候要闭住呼吸，否则那股腥气使人根本无法吞咽，喝完后的几天嘴里全是臭鱼烂虾味。尽管这样，仍然解决不了问题，我家先是妈妈发现肝肿大，跟着弟弟又得了肝炎，我和姐姐的腿也开始浮肿。
弟弟从那时起就一直体弱多病。
我妈妈
因为爸爸的问题，妈妈被迫退出了舞台生涯，在剧院里做一些零散的工作。
妈妈在过去的年代一直在追求革命，她周围的很多同学和亲朋到了解放区。她原来也准备去解放区，但是在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了风湿性心脏病，只好留在了北京。
听妈妈讲过一些过去的事情。她的家庭背景很复杂。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从封建帝王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的新时代，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刚刚取得胜利，很多热血青年都在追求新生活，他们向往民主、自由、人权。
妈妈出生在1920年的北京。
妈妈的祖父在丰润县衙门当差，他的几个儿子各自挣出了一番天地。妈妈的大伯父是北洋军阀的一个将军。“9.18”事变后与天津日本浪人搞了个天津事变未成，后来他跑到满洲国的沈阳当了银行行长，日本投降后被镇压。二伯父是地主，是当地一个恶霸，解放后死于狱中。听老人们说，他们二人与后来流亡到天津的皇室中的人关系密切。
我的姥爷毕业于沈阳政法学校。他曾经当过律师，在办过一次案后认为律师太缺德就不干了。后来开始了他的官宦生涯，曾经在北洋军阀时期官运至京师军警都察处副处长的要职。在此时期曾通风报信让陈独秀、杨虎等人逃脱北洋军阀对他们逮捕。还做过北宁铁路的顾问之类的事。日本人占领北平后，他大哥的日本朋友曾找他出来当汉奸，他没答应。在那时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被日本人逮捕的协和医院的青年医生说过话，把他们放跑了。
姥姥说，姥爷嗜酒，经常豪饮而归，他的脾气很坏，后来终因酒精中毒而亡。
妈妈的中学是北平师大附中，学校的同学中有很多进步青年，受他们的影响接触了“5.4”以来的进步文艺作品和翻译小说。
日本对华侵略，占据了东北三省，全国各界一致要求抗战。一天，妈妈和同学在学校操场上玩，突然看见一个男学生满脸是血跑进学校，他大声喊道：“我们要求抗日，特务打人了！”一时同学们群情激奋，在那个同学的带领下，纷纷走向街头，参加游行示威活动。这就是著名的“12.9”学生运动。那个被特务打伤了的男学生就是后来共产党掌权后身居要职的邓力群。妈妈在“12.9”运动的感召下参加了抗日救亡及民族先锋队组织。北平沦陷后，她和朋友准备去游击区，因查出有病而没能成行。那时，我的三姨因为抗婚已经跑到了山西参加了抗日战争。
妈妈没有走成，就留在北平做地下工作。后来在一次大搜捕中“民先”组织被破坏，舅舅先去了上海，他在上海给妈妈找到了工作。
妈妈大约在1944年到达上海，在上海的塔斯社苏联之声广播电台工作。同时还参加了上海当时的左翼剧团——苦干。并参加过一些中外优秀剧目的演出。剧团实际上是在共产党控制下，他们当中有些人成为建国后文艺界的领导干部和文艺骨干。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收了上海，塔斯社关闭，苦干剧团也解散了。妈妈在后来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欧阳山尊的介绍下参加了观众演出公司，直至上海解放前夕。
妈妈和爸爸是在台湾认识的。
1947年，观众演出公司去台湾演戏，爸爸当时在台湾广播电台工作，演出公司要让爸爸协助工作，爸爸在电台的事需要有人暂时接替，妈妈就充当了这个角色，从而认识了爸爸。他们很快就结婚了。
爸爸和妈妈的婚礼是在台北举行的，那天是1948年1月1日，正好过年。妈妈怀孕后反应大，就一个人回上海去了。爸爸在过了一段时候也去了上海。上海解放前夕，他们没有工作，借住在朋友家，生了我的姐姐。据说因为怀孕期间营养不好，姐姐生下来时就像一只嗷嗷待哺的小猫似的。
上海解放后，爸爸妈妈参加了解放军苏南文工团。
华南地区的农村里有些被打散的国民党部队，还有一些占山为王的土匪，他们经常对解放军部队进行突然袭击，所以全国开始剿匪。文工团员也被分散到各个连队充当文化教员。爸爸妈妈带着姐姐无法下连队，而且当时部队经常转移，所以经朋友介绍，他们专业到北京，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
那是1950年的事，也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妈妈在北京人艺专演老太太，她曾经出演过很多优秀剧目，如老舍先生的《茶馆》，她在剧中扮演王掌柜的太太。还有前面说过的《龙须沟》，她在剧中扮演大杂院里的王大妈。此外还有《虎符》、《北京人》等。
妈妈从福建回到北京后，就被调到新成立的北京艺术学院，在导演系任教。学院就建立在什刹海旁的前海西街西侧，据说占地面积相当于中山公园那么大，是过去的恭王府，现在那里是中国音乐学院。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的文艺方针，于是就出现了一些类似的文艺团体，但它们都是短命的，刚刚成立不久，就赶上了全国的粮食饥荒，国家压缩经济，学院的导演系下马了，几乎连一届学员都没培养出来。为什么说是“下马”，我也不太明白，也许是根据当时流行的一句话可以解释清楚：大跃进要用一日千里的速度建设祖国，就像跨上了千里马。反正是上得快下得也快，说散就散了。
妈妈又回到了原来的单位。剧院领导让她负责文学组的工作，管理剧本。说是文学组，其实只有一人，既是组长有是组员。妈妈要负责管理所有有关剧本的全部工作，联系作家，审查剧本，安排座谈会。她每天都要看专业的及业余的作家邮寄来的各类剧本，然后写出自己的意见回信。如果剧本写得好，她还要提请剧院领导审查。剧本通过后，准备上演排戏之前的刻印工作也要由妈妈来承担。从刻蜡纸到印刷装订成册，全要在排戏之前完成，交到导演和演员手里。妈妈工作实在太忙时，我们下课后就去首都剧场帮妈妈印剧本。一部话剧在演出前的所有有关人员要人手一册，工作量很大。油印机是最简陋的那种，要用蘸了油墨的橡胶滚筒一张一张地印出来。有时稍微一不注意，使用了多次的蜡纸会出现裂痕，那就要重新刻版。在每一出话剧的排练过程中，妈妈都要在现场记录导演的意图，以便搜集有关资料存档。演员不够时，妈妈还要参加演出，当然只能演群众。
妈妈体质很差，除了年轻时查出的风湿性心脏病外，还患有高血压，肝脏也有问题。虽然身上有医生开出的病假条，由于工作太多，却不能休息。有一天，妈妈早上去上班，她推着自行车往大门走去，突然肚子疼起来，连走路的力气也没有了。勉强回到家后疼的满床翻滚，连连呕吐，早晨没吃饭吐出的全是绿色的胆汁。邻居们都上班走了，周围什么人也没有，即使有人，妈妈也喊不出来。不知挣扎了多久后疼痛稍微缓解了，妈妈推上自行车从宿舍大院一步一步走到位于王府井附近的协和医院，经过医生检查确诊是胆道蛔虫，那条蛔虫钻进胆道后因妈妈的奋力挣扎迫使它有退了出去。妈妈住院了，总算有时间休息了。据医生讲，也许是因为肚子里缺少食物，虫子饿了就到处寻找可以吃的东西，因此钻进了胆道。
妈妈并没有因爸爸出了问题而离婚。这时候如果离婚了也许对我们全家是一种解脱，妈妈没有这样做。周围的压力很大，如果还是夫妻，妻子就要因此而替丈夫分担，分担他的反党罪行，分担他的经济困难，分担他的精神痛苦。这是代夫受过，因为丈夫的问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冲击审查。
社会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很多事情不是笼统一说就行了，人在那种社会环境里生存，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人所难以想象的。很多事是其它国家中的人们及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现代中国年轻人所不能理解的。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人的命运就掌握在极少数的当权派手中，可人民居然还能忍受。
妈妈要负担我们三个孩子的生活，还要按照爸爸来信中所需寄去他需要的生活用品，爸爸没钱。
那时妈妈是怎么想的，她从来没对我们讲过，但是我们能够理解妈妈。
即便是离了婚又能怎么样，他们也曾经是过夫妻，一块儿共同生活过多年并生儿育女，这些影响不会因婚约的解除而消失。我们也还是有过这样一位父亲，不能因父母的离异而说他不是我们的生身之父。最重要的是人的良心，人的情感。不能落井下石。
人在最困难的时候，如果就连他最后一线希望都破灭了的话，他也许会失去生活下去的勇气。家庭的存在将会是那个时候一个孤独的、含冤的人的一线希望。尽管我们会因此而承担，尽管我们要因此而变成社会的“贱民”，但是我们对妈妈这样做从来没有过怨言。
“爱不是永恒的”，这是很多人喜欢挂在嘴边上的一句“名言”。假如你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爱，亦或是说，你在爱的价值取向上是索取的，当得不到时，或对方的利用价值已经消失时，“爱”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如果你的爱是一种奉献，你就不会在得不到时而不去爱。这种爱是一种普爱，爱人类万物，爱一切生灵，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对爱的价值观。过去的中国，有一些人在自己的亲人由于政治原因落难后，就采取了极端做法，就同他（她）脱离了关系，所谓“划清界限”，但你能忘记过去共同生活中的烙印吗，你能忘记深藏在内心的情感吗？它早已清晰地刻印在自己的心上，将会伴随你终生。
童年 （二）
我不能不提到我的小学同学，他们是我小学生活的一部分。在我的回忆中，也许那短短的六年是我一生中最平静的六年，那种男女同学之间纯洁的友谊使我终生难忘。在我学习遇到困难时；在我感到孤独时；在我因吃不饱而挨饿时，总有一些男生或女生及他们的家人向我伸出援助的双手，使我感到了人间仅存的一丝丝温暖。假如儿时的纯真能够保持到永久，那这个世界上的友谊将会是永存的。理想和现实毕竟相差得很远，孩子终归是要长大的。
虽然都是孩子，但每个人的家庭却相差得太远了，家庭条件的悬殊很大。同学中有的家里院落套着院落，几十间房住着十几个人；而有的同学家却要老少几代挤在一起。都在一个学校一个班级，却过着完全不同的日子。其中有知识分子家庭的子女，将军的儿子、画家的女儿、部长的孙子，他们回到家里可以生活得非常优裕。可是还有一些同学甚至就连上学的学费都交不出来。尽管这样，可是大家相处得很好，并没有因家庭出身的不同而发生过矛盾。家庭条件好的孩子也乐于帮助那些生活上有困难的同学。功课好的孩子也能够主动帮助一些落后的同学。孩子们是幼稚的，他们天真无邪，虽然国家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已经给各个不同的家庭划分了阶级成分，但是对于孩子们所产生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他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很淡薄。学校里进行了阶级教育，告诉同学们：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但在孩子们纯洁心灵中还装不下这些复杂的概念。
小学生在中国男女授受不亲的影响下，男女生的界线分得很清，如果一个男同学和女孩子来往过多，就会成为同学们议论的话题。同学还私下里把班上的男女生配了“对儿”，假如大家认为是相好的两个同学说了话，那就不得了了，起哄的有之，胡闹的有之，挖苦的也有之，往往闹得双方非常尴尬。所以大家在这方面都很谨慎，自然就在男女生中间划了一条杠。我不在乎这些，别人爱说什么就由他们去说，反正脚正不怕鞋歪自己该怎样就怎样，这样一来反而没人说了。老师在分学习小组时考虑到学生们中间的麻烦，尽量不把男女生分到一个小组中去，由于我的不在乎，所以有几次分小组时把我分到了女生的学习小组。
在离我住的大院不远，住着班里的一个女同学，她的功课很好，并且是班上少先队的中队长。有一个学期老师把我分到了她负责下的学习小组。每天一放学，我就去她家做功课。她的父亲是一位高级工程师，我们从来没有见过他，据说是在一个保密的地方工作。人家的事我不好多打听，所以从来没有问过她。她家住的房子是自己的，除了外院租给了别人，里面的四合院留给了自己家人住。她哥哥是我们学校的红领巾的大队长。她母亲不是北方人，听口音像是苏杭那边过来的，普通话里夹杂着南方音，软绵绵的很好听。
他们住的院子是北京典型的四合院，磨砖对缝的墙壁，青瓦铺顶，院子里有一棵紫藤萝。藤萝架下院子正中是一面石桌。四周有四个石鼓。夏天，我们就坐在那里做功课。虽然房子高高大大的，但年久失修，也是历尽沧桑的样子。因房子前面的廊挡住了光线，所以屋子里显得有些阴暗。其它的房子里住着她家的亲戚，我始终没有闹明白他们之间的关系。
我们放学后从学校直接去她家，先做功课，然后相互检查，如果有不懂的地方就一起讨论，直到全都明白了为止。平时很少有男孩子去她家，她妈妈很关心我，在闲聊中得知了我的情况后很同情我的遭遇。以后，我不再去她家学习了，在街道上遇见后，她都要停下来关切地询问我学习和家中的近况。
最吸引我的是她们家那台苏式黑白电视机。五十年代的中国，有电视机的家庭很少，一般家庭根本买不起。有电视机的家庭，大多不具备与外人来往的条件，一般来说，那种家庭不是可以随便打扰的。由于我和她在同一个学习小组，所以那时在她家看过几次电视里播放的新电影。后来我不去她家学习了，也就没有好意思去看电视。快毕业的那年，电影院上映新电影《冰山上的来客》，这是一部描写驻守在新疆雪山高原上边防军的故事，里面的主题歌在当时非常流行，几乎人人都会唱。那时家里的生活开销非常紧张，妈妈虽然每月的工资相比之下比较多，但是爸爸离家后没有工资收入，我家五口人再加上奶奶叔叔三口，八口人的生活费用全要靠妈妈一人来负担显然是不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哪有多余的钱去看电影。有一天，听说电视台里要播放这部电影，我非常想去她家看，但是好长时间没去过她家了，为了看电视去打扰人家，心里多少有些过意不去。其实我知道，真的进去了她妈妈是不会拒绝我的，可是男孩子的自尊却使我踌躇不前。晚上，独自一人在她家门外徘徊了很久，下了几次决心，始终没有举手敲门的勇气，直到电影快开始时，最终还是经不住那位“冰山上来客”的诱惑敲开了她家的大门。
小学同学中有一个家庭生活非常困难的同学，我暂且称他为G，他的学费是国家补助的，要不然他根本上不起学。我记得那时的最低生活标准是平均每人每月人民币十二元，G家根本达不到。G的父亲解放初期就死了，死因不明。我多次问他，可他也说不清。G的母亲身材矮小，生了五个孩子，一女四男。G妈妈靠缝穷过日子。她要到街坊四邻家中找些缝缝补补的活儿来挣钱养活几个孩子。G的大姐已经出嫁，大哥在工厂学徒；二哥在上技校。三哥和G在一所学校上学，这个哥哥得了奇怪的病，经常坐在那里就会睡着。自从父亲死后，全家的经济来源就是靠姑姑每月接济15元来维持，这15元钱其实就是他家多年来每月的固定收入。姑姑没结婚，在北京协和医院当护士，就住在医院后门的护士楼里。有一次，G要到那里找他姑姑要当月的生活费，我陪他去过，见识了护士们居住的地方。尽管只去过一次但是印象太深了，至今从那栋建筑外路过，都会想起里面的样子。
协和医院是美国人用庚子赔款建立的，医院里单身护士就住在那栋称为“护士楼”的地方。从外面看，那里是一幢欧式风格的建筑，高高大大的窗户和沉重的大门。那两扇门真的是名副其实的沉重，推开时很用力，刚一进去，里面黑糊糊的双眼什么都看不见，过了一会儿才适应了里面的黑暗，沿着黑暗的走廊往里走，两边堆满了纸箱和杂物显得拥挤不堪。这里脏乱的景象与医院里整齐洁白的环境形成极大反差，谁也不会想到那些被人们称之为白衣使者的护士们会居住在这样脏乱的地方。一间间宿舍的门紧闭着，看不见里面的布置和房间的大小，姑姑开门见到我们后，转身进屋拿来钱，对G说了声：“星期六我去看你妈。”一甩门帘进去了，连屋门都没让我们进。出了那扇大门，G指着医院后门里面的大烟筒说：“那是烧死人的地方。”
G的家里很穷，全家人住在两间破旧的北房里。这类住房在北京的小巷和胡同中是常见的，破旧门窗，灰黑墙壁，白色顶棚已经变成暗黄色，青砖铺地仍然隔不住地下泛上来的潮气，也是永远打扫不干净的。外间正对着房门是一张八仙桌，进门右边放了一口水缸，缸上盖着个盖帘儿用来挡尘土。做饭的煤球炉就在水缸旁边；再往前走就进了里屋，两间房间隔了层布帘子。左边的墙边是一个大碗柜，旁边用木板搭成案子，在上面和面、切菜，案子下面放着各种大小不一的铁锅。吃饭的时候，全家基本是站在那里吃，天气好时就端了满满一碗饭菜，拿着小马扎或在院子里一蹲，一边聊天一边吃饭。里屋是名副其实的卧室，一间房子半间炕，那些余下的空间，靠墙的地方摞着几只存放衣物的大木箱，还有一台老式的蝴蝶牌缝纫机。床上的被子很薄很旧。
有一阵，我每天放学后都去他家做功课。
G家尽管穷，但是却很欢乐。母亲并没有因为没钱而成天愁眉苦脸，孩子们也不因为穷困而烦恼，一家人时常开玩笑，他们称之为“穷欢乐”。
我们在外屋的八仙桌上做完功课后，就躺在里屋的炕上看小说或神聊。有时别的学习小组的同学完成作业后来找我们玩，大家就在胡同里摔交。大家都住的不远，课余时间的相互来往也就多了。
G妈妈是一位很普通的家庭妇女，也是一位善良的老妈妈，她是基督教徒，由此推断，G在协和医院当护士的姑姑过去很可能是一位修女。G妈妈满嘴的牙齿都掉光了，说起话来假牙总在作怪，很少能够听明白她在说什么。有时我们几个孩子在家里闹得昏天黑地，她只是站在一旁抿着瘪瘪的两腮笑呵呵地看着，偶尔也会嘟嘟囔囔地骂上一两句，谁也不知道她骂的是什么。我们玩累了，就去院子里的公用水龙头下扬起脖子猛灌一气凉水。这时候，房东奶奶就隔着窗户大喊：“又喝，又喝，喝这么多谁给水钱呀？”
尽管城市中在公私合营后私房已不多见，但是仍然还有一些保留下来，文革中就全部都归了国家。G家住的院子里有三家，房东一家住在南房里，房东奶奶带着两个孙女住在北房旁边的小耳房。东房里住的是一对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小男孩，他们平时不在家，夫妻是双职工，孩子白天送幼儿园。西面是街门，整个院子要比外面的街道底了很多，所以进了大门就是台阶。房东奶奶也很喜欢我，经常和我们开玩笑。以后，我参加工作后，休息之余去看望G妈妈，房东奶奶见了面还问我：“是不是还水钱来啦！”
粮食困难时期，奶奶不仅把细粮都留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还在做饭时少做，这样，本来肚子里就没油水，饭又不够吃常常挨饿。在家没吃饱心里不愉快，去G家玩时不高兴，G妈妈看见我饿得又黄又瘦，无精打采的样子很心疼，就关心地问我，是不是没吃饱。我告诉她奶奶做的饭太少，还没吃饱就没有了。G妈妈端出家里的饭菜让我吃。那时，我只知道自己饿，可是没有想到每家的粮食都有定量，他们家也不多，她是挤出了自己家中本来就不多的粮食来填饱我的碌碌饥肠。以后，每当我去他们家，G妈妈都主动问我饿不饿，如果正好赶上他们吃饭，就让我同他们一起吃，完全把我当成了自己的孩子。
人家对我的好处我无以为报，只有深深记在心里，当一次G不小心把腿摔断后，我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回报了他们。那是五年级期末时发生的事情，快要考试了，我放学后就去他家，帮助G补习缺课。考试开始了，我清早赶到G家，把G从家里背到学校去参加考试。事后老师表扬了我，还让其它同学学习我助人为乐的事迹。可是，他们却不知道，在粮食困难的时候，我是在他们全家的关怀下度过的。我在那个时候就看到了，也亲身体会到了人间的温暖。人不应该以贫贱相论，有些生活贫困的人，他们的心灵是富有的，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善良和慈悲，并且能够在他人遇到困难时及时伸出无私的双手，帮助别人度过难关。
我的家庭生活条件相比之下要比G家强，但也只是处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步，几乎妈妈每月发下来的工资大多数都被吃掉了，物价在漫漫上涨，工资却始终就那幺些，我们姐弟三人又都在长身体的时候，可是就连穿衣服的钱也几乎没有，我的衣服差不多都是姐姐穿剩下然后改改我再接着穿。脚上的鞋子可不能穿姐姐剩下的。我的脚长得似乎比身体还快，一双新鞋穿上脚后，十天半个月就面目全非了，妈妈总是说我的脚上有牙——吃鞋。解放鞋（一种军人穿的鞋）在当时算是物美价廉的，可是它不透气，汗脚穿上这种鞋很快就捂出了脚气，严重时连路都无法走。实在没有办法了，妈妈就带我去东安市场的旧鞋摊上买旧皮鞋穿，这样总可以坚持的时间长一些了。那种旧鞋是被别人扔掉的，鞋匠拣回来后缝缝补补再卖给没钱买好鞋穿的穷人。从外面看还像点儿样，穿在脚上实在不舒服，受潮变硬了的皮子扎脚不说，变形了型的鞋底似乎总有什么东西咯的脚心疼。一双这样的鞋，要用我的双脚把它穿软后才能行动自如。有的孩子看见我穿的是皮鞋还在羡慕我，可是，他们根本不可能知道这样的鞋子穿在脚上是什么滋味。
学校的教育是与社会政治气候相结合的，而社会的变化又反映了党内的斗争。59年前后，毛泽东暂时退出了领导地位，把国家主席让给了刘少奇。当时提出的口号是全国人民共度粮食困难的难关和反修、防修。
中国共产党同苏联共产党决裂后，苏联撤走了支持中国经济建设的专家和技术人员，并带走了设计好的图纸，使得一些正在进行中的工业项目被迫停止。在北京南小街的东总布胡同附近，就有一栋停建了的钢筋混凝土框架在那里废弃了多年。苏联政府还要中国还债，没有钱要用物资抵。1958年大炼钢铁浪费了大批人力物力，庄稼烂在了地里没人收割，造成了歉收。在这双重压力下，共产党利用了苏联的背信弃义转移了中国人民的视线，开始了批判苏联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东欧修正主义集团的修正主义路线，连续在电台和报纸上发表了从一评到九评的评论员文章。文章中论证了苏联共产党如何成为了修正主义，振振有辞，慷慨激昂。同时提出了防止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
孩子们心中想的是学好知识，将来更好的为祖国建设服务，修正主义以及帝国主义离我们毕竟是太遥远了，可是共产主义相比之下就要近得多，所以大家学习的热情很高。老师说：你们要想将来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必需从小学好本领，小学是学基础，一栋大厦的建成总是由基础开始的，你们现在学习是建造大厦的基础，基础牢固了大厦才不会倒塌。每个成功的科学家都有丰富的科学知识，但是要学到这些知识就要付出辛勤的劳动，大地只有在辛勤耕耘的人们面前才会生产出丰硕的果实。
中国出现了历史上空前的大饥荒，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安下心来好好学习是与老师不无关系的。尽管老师们也吃不饱，但是他们依然坚持上课。我记得有这样一位老师，她不是教我们班的，但她那高高的个子，身体很强壮的样子使我的印象很深。在我入校的那年，她那红彤彤的笑容出现在校园里，总是显得神采奕奕精神饱满的样子。可是后来，她的脸渐渐消瘦了，开始发黄，精神也越来越不好，后来终于病倒了。老师生病的越来越多，所以没有病倒的老师还要代课，更多的老师是在带病坚持讲课。
小学老师中有个少先队辅导员，他姓康，二十岁出头，朝气蓬勃，学生们都愿意同他来往。他主要负责学生们的课余文化生活，组织了各种不同的课余文化活动小组，并联系相关的老师负责。学校里有美术组、航模组、朗诵组、乒乓球组和歌咏队。史家胡同小学的歌咏队在全市的小学生歌咏比赛中多次获奖。乒乓球也是当时东城区小学队里的强队，曾多次获得区、市级比赛的第一名。我打乒乓球不行，参加了学校的美术组和歌咏队。姐姐的画儿画得非常好，她也是学校美术组的成员之一。她画的小动物活灵活现，我特别爱看她画小鹿，那翘起来的小鼻子上有一点黑，水灵灵的大眼睛炯炯有神，四只细长但轻捷有力的腿，站在高高山峰上，仿佛一跃就会跳出画外。美术组的杨老师一辈子是在教学中度过的，她培育出了一些业余美术爱好者。
歌咏队的人数较多，学校各年级的学生都有。我是在四年级时参加的。
六十年代初期的儿童歌曲中有几首确实非常好听，其中《让我们荡起双浆》、《我们的田野》等歌使人百唱不厌。
我尤其喜爱《我们的田野》这首歌。每当我唱起这首歌时，就会产生出一种美妙的幻觉，她向我诉说着诗一般的田园生活：
我们的田野，
美丽的田野，
……
童声用儿歌式的特殊魅力，缓慢轻柔地唱出前面两句，一开始就把我带入了仙境，使我向往着浩淼蓝天下广垠无际的绿野。
也许是天性使然，也许是那年我经常独自一人徘徊于城外，常常用幻想来猜测远方神秘的田野和农庄。那里一定是另外的天地，充满了安谧、幸福、和谐和淳朴。我喜欢城外大地散发出的泥土气息；我喜欢田野上绿色植物的清香；我喜欢田间小路及树丛中隐露出的农舍上空飘扬着的炊烟，这一切与城市中拥挤的人群、喧哗的噪音、污浊的空气形成强烈的反差，我不喜欢城市。
康老师负责学校的合唱队，他自己也为一些儿歌谱曲，记得有一首是这样的：
我家门前有条河，我在河边儿上坐。
河水从我的脚下流，小鱼从我的眼前过。
我说：小鱼上来吧，小鱼上来吧，
到我家里去作客。
小鱼点点头，小鱼摆摆尾：
谢谢，我在水中很快活！
哈哈！
但是大多数的歌却是那些政治题材的，一律是进行曲速度，当时有一首叫《我们走在大路上》，经常可以在电台和街道的广播喇叭中听见：
我们走在大路上，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毛主席领导革命队伍，披荆斩棘奔向前方。
向前进，向前进
……
合唱队一般是在星期六下午活动，学唱新歌，排练保留歌曲。根据社会宣传的需要，排练出一组为演出服务的节目。
当时宣传说，只有以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几个少数共产党国家还坚持马克思主义，而以苏联为代表的东欧国家已经变修了。所以，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有很多还在受帝国主义、现代殖民主义统治，压迫下的国家中的共产党或左派政党纷纷派人来到中国，学习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以便回国后开展本国反帝、反殖的斗争。根据这种宣传创作的歌曲《我是一个黑孩子》就是其中之一，我们在演出时也要唱，我是领唱。
这一组节目是为了“六·一”国际儿童节全校庆祝活动编排的。朗诵与合唱相结合，使得整个演出过程完整贯穿。
我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都有哪些歌曲了，只记得其中有《歌唱二小放牛郎》等几首。二小是抗日战争时一个小民族英雄，这首歌是我们那个时代几乎人人都会唱的一首歌，它讲述了在抗战时华北地区一个放牛儿童为了保护乡亲，把敌人带入了八路军的包围圈，敌人被消灭了，可是二小却被凶残的鬼子用刺刀挑起，摔死在大石头上。
还有一首是用问答形式表演的合唱，是关于孩子们对未来的幻想的歌，歌曲的名字是《再过十年》，歌词大意是：
亲爱的朋友请你对我讲，
再过十年，你在什么地方？
我吗，我走出学校，
奔向那遥远的地方，
哪里最需要，哪里就是我的岗位，
哪里最艰苦，哪里就是我的第二故乡。
那时侯，
请你到工厂来找我，我正在新研制的机器旁；
请你到公社来找我，我正在拖拉机的驾驶台上；
请你到山区来找我，我正在山顶上观测气象；
请你到大海上来找我，我正像海燕在飞翔。
祖国啊祖国，我们的母亲，
我们决不辜负您的期望。
再过十年的孩子已经是大人了，他们在自己的理想中生活，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祖国服务。这种儿时的浪漫幻想，也只能在歌曲中唱唱，而在后来的生活里，却没有几个人儿时的梦想变成了事实。长大了，成熟了，有了自己独立思考的能力了，却发现自己的命运并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还是要“一切听从党安排”。这就意味着，假如把你安排到工厂里，你就是工人阶级，而安排你去了学校教书或去了科研单位，你就是小资产阶级。所以说，每个人的阶级成分也都是党“安排的”。
节目的最后在全体同学的大合唱中结束，唱的是电影《祖国的花朵》中的插曲——葵花朵朵向太阳。很有一些气势：
你看那万里东风浩浩荡荡，
你看那漫山遍野处处春光，
青山点头，河水笑，
万紫千红百花齐放。
春风吹，春雨洒，
矫健的身影迎太阳。
挺起胸，抬起头，
张开笑脸迎太阳。
花儿离不开土地，
鱼儿离不开海洋，
少年儿童离不开，
亲爱的祖国，亲爱的党。
朵朵花儿向太阳，
颗颗红心向着党。
星星火炬指引着
我们奔向美丽的前方。
准备着，准备着，时刻准备着，
为共产主义献出一切力量。
在童年的幻想中，我们建立起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理想，我们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唱着这首歌献出了自己的理想，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献出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而得到的却是失望与痛苦。
我是那年“六·一”才戴上的红领巾。
那是1961年，我的小学四年级。
我上小学时不象现在，只要一入学就戴上了红领巾，成为中国少年先锋队中的一员。那时的小学生要到二年级才可以申请入队，首先要写“入队申请书”，然后还要经过少先队组织的讨论，批准后在学校的大队会上，在少先队的队旗下宣誓“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少先队组织分为三级，最高一级是大队，包括全校所有的红领巾队员，在全校选举出大队委员会，大队长的左臂上佩带一个方形白色上面有三道红杠的标志，他们要负责全校的少先队工作。大队下以班为单位成立中队，中队长是两道杠。中队下设小队，小队长是一道杠，每一小队大约十人左右。我们班在三年级时除我以外就全部都是少先队员了。三年级时，在全体中队会上曾讨论过我的入队问题，但是由于一个人的反对，搅的没能通过。到了四年级，在班主任老师的坚持下才算勉强通过。每个班级的班主任也兼任少先队中队的辅导员工作。
那个反对我加入红领巾的同学是班上的一个小队长，他功课很好，乒乓球也打得漂亮，是东城业余体校的运动员。他和我住在同一个大院内，也给他起个名字叫H。H这个孩子从小就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品质，我不能够简单地说他“好”与“坏”，在与他的接触中会感到一股邪气，在以后发生的事情里，我通过他知道了世界上还存在着另一种人。儿童在成长的道路上是会有各种不同的选择，每个人所要走的路都是由自己来决定的，如果他选择的一条是集合了世人卑俗的路，别人也没什么可指摘的，可是他却要影响别人，伤害别人。
在史家胡同一带，H与另外一个同学号称两霸，孩子们管他们叫一虎一豹，没有人愿意招惹他们。这两个孩子，打起架来死缠活斗的是两个小青皮，“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其实，如果真遇到比他们厉害的主，这俩小子跑起来比谁都快。
在我入队的问题上，出身并不是主要理由，就因为H不喜欢我。这一点我早有察觉。我离开幼儿园回到家后，追问我爸爸到哪儿去了的孩子们中就有他。尽管那时他还小，可是他亲眼看见了我的软弱，我的无奈，觉得我是可以随便欺负的。上学后，我们被分在了同一个班级里，他经常挑剔我的毛病，一遇到机会就欺负我，似乎也是一种嗜好，看到一个软弱的人被侮辱时的难堪，这种人会感到愉快，产生出一种战胜者的喜悦。对于这些，我一般是忍让的。
记得一年的秋天，H不知什么原因与几个干面胡同小学的学生结下了仇，相约了一场斗殴。H在班上约了几个同学去帮忙助阵，那时“豹”随全家去了武汉，H似乎失去一条胳臂。他在事前也告诉了我。那天因为有事我没去，其实这类群架一般是打不起来的，结果也是如此。不知是谁把这件事告诉老师了，老师把那天参加打架的同学狠狠批评了一顿。我没去所以幸免了。H以为是我向老师告了状，所以就更恨我了。他一直找不到报复的机会。
我们的“战争”是在小学毕业后那年的暑假爆发的，结果很少打架的我却把他打得鼻青脸肿，要不是同院一个大孩子路过把我拉开，恐怕结局会更惨。这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一个以打架出了名的小霸王，居然会输给了不会打架的人，本来想出气的，结果闹了个倒憋气。H是不会罢休的。以后，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利用外校一些不知情的红卫兵把我当流氓抓去，打了一顿。没什么可说的，很多事情都是颠倒的，也许强者就意味着不同程度的卑鄙。
爸爸在兴凯湖的劳改农场里参加了从来没干过的体力劳动。
有一年，农场过春节时组织了春节联欢会，是由爸爸负责的，结果领导很满意，就把爸爸调到场部脱产负责农场的文化宣传工作。这样一来，爸爸从大田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工作过一段时间后，密山县一个工厂要编排一出关于扑救长白山大火的话剧，就把爸爸借调去了。当年正是粮食饥荒最严重的时期，农场有人饿死了，爸爸就在那时离开了农场去了工厂。那个厂子是属于保密性质的，工人的待遇要高于其它单位，这一去可以不饿肚子了。
57年的反右运动过去后，中共一些高级干部中也有异议。60年后，开始对右派问题重新甄别，使得一些人得到了平反。其实是平而不反，所谓“帽子攥在人民手里，随时都可以戴上”。有些右派离开了兴凯湖农场，爸爸于1962年也回到了北京。
爸爸回到了北京，在位于北京郊区大兴县的的团河农场工作。他刚到北京，农场就通知我们去看望。
北京附近有三个劳改农场，被人们称之为“三河”：天堂河、清河、团河。
团河农场在大兴县的黄村附近，那个地方在清朝时是八旗子弟涉猎的地方，那里有大片的荒滩草地，还有为皇族们出猎休息建的行宫。团河实际上是一条很窄的小河，也许几百年前那里是一条波涛翻滚的大河吧。
我陪妈妈去看爸爸。
我们先是在市内乘坐公共汽车到永定门，然后再换乘郊区车在一个荒僻的小站下车。顺着田间的羊肠小路蜿蜒向南。一位当地的农民给我们指路，在远处一片隐约可见的柳树围起的地方就是我们要去的团河农场。“望山跑死马”，看是看见了，走起来还不知道有多远。我是第一次来到了真正的农村，一切对我都是新奇的，路边的玉米地已经有一人多高了，叶子油绿发亮，它使我想起了小说中读到的青纱帐。
我是一个书虫子，非常爱看小说，那个时候我们所能读到的小说大多是描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故事，如：《铁道游击队》、《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林海雪原》等，这些小说大部分被拍摄成了电影。在这些小说中我知道了青纱帐是怎么回事，但是真正看到还是第一次。
由于玉米地挡住了视线，柳树林看不见了，只能顺着小路走下去。农村的小路大都是由马车多年碾压自然形成的，车辙随着地形的变化弯弯曲曲，坑坑洼洼，车轮压不到的路中间长着野草和野花。道路两边的玉米挡住了风，在太阳下行走显得闷热、烦躁，一会儿，汗水就湿透了衣裳。妈妈曾经在农村参加过整社运动，所以农村的土路对于她并不陌生。
转过一个小弯儿，在玉米胡同的尽头又看见了柳树林，一排排柳树长在一条宽阔的水渠两岸，这条水渠把农场与外界隔开，水渠的对岸是大片的葡萄园，看不见有人在那里工作，水渠上没有桥，我们根本无法过去，只好顺着岸边走去，终于发现有一道水泥管道横贯在水渠两岸，如同一架独木桥。我和妈妈胆战心惊地爬了过去，水管离开水面大约一丈多高。
穿过葡萄园就看见了房屋，经过几次询问后，终于找到了爸爸劳改分队所在地。那里的队长把我们带到一间大房子里，看样子像是开会的地方，已经有几位先到的劳改犯家属等候在那里。队长陪我们坐在散放在屋里的小板凳上，妈妈问：“他现在的表现怎么样？”队长说：“他表现得挺好，有认罪表示，只是思想上还有波动。劳动态度很好。”
队长又陪我们坐了一会儿，闲聊了一些关于农场的事情，然后对我们说：“他们还在干活，快到吃饭时间了，到时候我会通知他，打了饭来见你们。”说完，队长起身出去了。
队长走后，妈妈问我：“你还记得爸爸的样子吗？”
我说：“当然记得。”
是啊，这就是亲情，我们有着密切的血缘关系，怎么能够轻易忘记呢。虽然爸爸离开我们时我还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但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把爸爸忘记。
中午下工的钟声响了，不时有过路的人在门口往屋子里张望。爸爸，是爸爸的脸出现在门外，仅仅是一张脸，他是斜着身子往里看的，但我一眼就认出来了。那张脸闪了一下就消失了，也许因为屋子里太暗，他并没有看清我们坐在哪个角落。
又过了一会儿，有人端着打来的饭菜进屋了，正式会见开始了。这时我才明白，所谓会面，只不过是利用中午休息吃饭的时间与家人短暂地团聚。
爸爸端着一个盛满菜汤的饭盒，抱着几个馒头进来了。有四、五年没有见过面了。亲人别离后的团聚如果在平常人家，在正常环境下，本应该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可是我们现在是在劳改农场里，在众目睽睽之下，即使内心是激动的，但却无法流露出来，更何况旁边还有几对年轻夫妇在相对无言地默默流泪。他们嘴里嚼着略带柴草味的馒头，用小勺从饭盒里舀出一勺勺菜汤送进嘴里，用眼光相互安慰。
妈妈说：“你刚才往里看了一眼，他一下就把你认出来了。”孩子还没忘记自己的父亲，这比什么开场白都好，这句话也带出了全家人多年的心情，是啊，不能忘，也忘不了。
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吃了顿团圆饭，没有更多的语言，只有在各自的咀嚼声里体验着亲人团聚时的复杂情感。
下午上工的钟响了。队长进屋看了看，不知他在想什么，也许是职业使然，对于眼前的所见早已司空见惯了。他走到我们面前，对爸爸说：“你们多年没见了，他们刚才来的时候不认识路，是从西边大渠的管子上爬过来的，你下午就不用上班了，带他们在附近转转，然后送他们到黄村车站上车，那边好走。”看来劳改队中的管教人员也有通情达理的。我们走到院子里，劳改队上工的人也三三两两地往地里走去。爸爸说：“这些都是留场就业人员，所以可以自由行动。”
我们顺着葡萄园往西走，这里的葡萄园真大，爸爸说：“这些都是有名的玫瑰香葡萄，一般上市量很少，基本全部供应酒厂，虽然个儿小，但很好吃。我就在葡萄园干活，这种活不累。”
走到一个篮球场，爸爸指着篮球架说：“这里也有一些小偷、流氓在劳改，上星期一个小偷周末回家在北京火车站偷东西，被抓住后送回来就吊在这里，从这里路过的人随便打他。”
再往前走，看见一片湖水，爸爸说：“农场要把这个湖建成养兔场，专门饲养高级，产毛量多的兔子。兔子爱挖洞，如果建在别处，他们到处挖洞不好管理，在湖心岛上就没关系了。”他又指着不远处一堵破旧的灰砖墙说：“那边是监狱。”由于浓密的槐树林遮住视线，我始终没能看清监狱是什么样子的。
时间总要过去，道路总有尽头，我们又要与多年未见的爸爸分手了。这是人生的又一次无奈。今后，还会有无数次的无奈在等着我。
爸爸
爸爸原籍在浙江绍兴，父亲的曾祖父进京做官，全家就搬进了京城。清政府规定，汉人不许住在内城，所以家产就置在了南城，住在绒线胡同东头。到了父亲的祖父手里，因为抽大烟、置外室把家产败了。爸爸回忆时说：在我六、七岁的时候，记得一次搬家，从马路北搬到马路南，据说就是卖房，南面的房子是租的。
到了爷爷这一代，有兄弟二人。大哥学过军医，一直在部队当医官，生活较好。爷爷因家里供不起上学，就在军阀混战时当了兵，在一个小军阀手下当过中尉连长。不久被大军阀打垮，他回到了北平，进了中国大词典编篡处，办公在中南海里，管理一些事务性工作。爷爷的字写得很好，全都是自学的，他善写隶书。抗日战争爆发前在河北定县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平民文学部当干事，部主任是孙伏圆。促进会是由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创办的，晏阳初和孙伏圆都是“五·四”以后的名人。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前夕，全家逃难长沙。爷爷离开平教会到江西教中学。解放后，在赣县中学教国文，“三反”运动中失踪，一直没有下落。
爸爸的亲生母亲生下爸爸后就去世了，爸爸是祖母和姑母养大的。在爸爸两、三岁的时候爷爷续娶了女人。这个女人没有文化，心地也不好，爸爸有病得不到医治，落下了终身残疾，左耳完全听不见声音了。
爸爸随全家来到长沙后不久，便考上了从南京辗转流亡到重庆的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成为第三届学员。剧专的校长是余上沅先生。
中国现代话剧的奠基人之一，戏剧家、理论家、剧作家、导演家余上沅先生的一生充满了曲折，他为中国人民培育出了大批优秀的戏剧人才。他于1970年死于上海，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疯狂时代。余先生是含冤而亡的。中国现代剧作家吴祖光在一篇文章中写到“1935年，余先生创办国剧学校时，曾延聘了他的学生，当时的中共地下党员石蕴华（即杨帆的化名），继而受到了‘文革’的摧残凌辱，1970年因癌症不得治疗，乃至体力枯竭而死。”
余上沅先生的一生既不受国民党的赏识，也没受到共产党的重视。尽管他对中国的戏剧事业做出了卓绝的贡献。当年国民党虽然对余上沅先生采取了威逼利用的手段，但并没有采取什么直接的行动，没有定性为什么分子。到了共产党当政后，他却含冤而亡，他在临终前对“远道赶来探病的儿子说：‘我没问题！事情快解决了！’显然，事情并没有解决，他是含冤而亡，死不瞑目。”（引自吴祖光《余上沅戏剧论文集》序）。
杨帆一案却要从50年代初期的时候说起。
镇反运动结束后，又在共产党内部开展了一场肃反运动。“镇反”顾名思义是镇压反革命分子的运动，杀的是敌人。而“肃反”却是要从共产党内部开始，杀的是“暗藏”在党内的敌人。那时，如果谁要是有说不清或证明不了自己的清白的事情，就要被视为肃反对象。
杨帆是与潘汉年定为一案的，此案轰动了当时的中国。他们两人都是老革命家，潘汉年是1934年红军长征时期的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解放初期的上海市副市长。杨帆本人在1935年的“12.9”运动中是北京大学学生会执委兼纠察队队长，是解放初期上海市公安局局长。他们于1955年被捕，在经过了长达八至十年的“预审”后被判长期徒刑。
余上沅先生一案于潘、杨二人获得平反后真相大白（1982年）。但是，平反又有什么用，人已去了，国家和人民受到的损失却不会因平反而得到补救。
爸爸在国立剧专时正逢全国抗战的年代，剧专云集了全国文艺界的优秀人物，并为国家培育出了一大批有用的专业人才。这些精英分散在大陆、台湾、香港及美国等地，其中有很多现代知名人士，如教师里有：曹禺、焦菊隐、吴祖光、徐悲鸿等人，在当时就已经很出名了。学员中有大家都很熟悉的：谢晋、张瑞芳（旁听生）、赵蕴茹、石联星等人。爸爸学习的专业是舞台美术。
爸爸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曾任首都剧场副经理、人艺后台主任、道具工厂厂长等职务。是戏剧大师焦菊隐导演的话剧《虎符》时的舞台监督。我在一本书中看到这样一件事：当年一位日本舞台技术专家序井市朗看完戏后，曾向爸爸请教剧中令人不可思议的神速换景问题。三十年后《茶馆》访日，序井先生还向人打听爸爸的现状。
爸爸的右派帽子是63年前后摘掉的。那时他已被北京人艺开除了工职，所以只能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成为“留场就业人员”，评了农工级，每月有三十几元的收入，分配在果树队，每周可以回家，但是星期一必须赶回去上班。
到了夏秋之际，爸爸每次回家都要带回农场出产的水果，所以那几年里，我们可以吃到新鲜的水果。水灵灵的蜜桃，清香的草莓，各种品种不同的葡萄，还有白兰瓜。粮食困难时期开始的票证制度还在延续，什么东西都要有定量，正在长身体，所以营养明显不够，爸爸每次从农场回来都要带回不要粮票的早点给我们吃，我们称之为“打基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爸爸的右派帽子又被戴上。后来在我插队去了内蒙古草原后不久，爸爸被迫离开了北京，转到山西省永济县附近的伍姓湖农场。
童年 （三）
遍及全国的粮食困难时期过去了，全国农村饿死了两千万饥民，这个数字相当于日本侵华战争中杀害的中国同胞的总数也许还多。毛泽东禁止从国外进口粮食，认为是修正主义，是向“帝国主义暗送秋波”。
我一天天长大了，一天天懂事了。
看见别人家的孩子能够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心里很不是滋味，特别是看到他们有爸爸在身边，能够享受到父爱。可是我的爸爸却离开我们那么遥远，他在黑龙江畔，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即神秘又陌生的地方，我只能在寄来的照片上看到他。
每当我看见有些同学早晨上学，他们的爸爸用自行车把他带到了学校时，心里羡慕得不行，希望能够有一天也能有人用自行车把我带到学校。一天，我正走到大院门口，邻居叔叔推车走过来，我就大着胆子轻声问：“叔叔，您能带我去学校吗？”叔叔用怜悯的目光看着我，说：“好吧，你上来吧。”就这样，我也有过一次，唯一的一次，是被别人用自行车带到学校去的。
家里的情况不同于别的同学，反而把我锻炼出来了。星期天帮助妈妈收拾屋子，平时要干家务，买粮食等。
大院里有一处洗衣房，原来是专门洗边幕，天幕及演出服装的地方，后来废弃不用，便成为大院里人们洗衣服的场所了。在我十岁那年，家里的衣服就开始由我来洗。洗衣房一进门的两侧并排各有三个半截的陶瓷大缸被砌在了砖台里，台子齐我的胸部那么高，洗衣服时要掂起脚尖才能勉强够到缸里的衣服，每次我都要在脚下垫上砖头，袖子挽得高高的，才能在洗衣板上搓洗衣物。洗衣服还好办，要是洗床单、被套之类的可就惨了，手小单子大，攥不过来，洗完了拧不动，我就把湿漉漉的布单子扛在肩膀上，一段一段拧干。每次洗完，我的身上也如同水洗过一般。
后来妈妈发现奶奶不给我们吃饱饭，两个叔叔又先后参加了工作，就不再给他们生活费了，让他们分出去过。我们三个孩子每天中午放学后，就去首都剧场的演员食堂吃中午饭。这样一来，晚饭的任务就是我的了，也就慢慢学会了生火、做饭。老师在作文课上出过一个题目：一次家务劳动。这个题目对于我来说并不难，因为我每天都要做家务，所以很轻松的就把第一次生火的狼狈如实地叙述了一遍，老师把这篇作文选为范文，在全班朗读了。
西藏平叛结束后，在北京民族文化宫的西藏馆有一个展览，介绍了西藏农奴制的情况。学校组织我们去参观，在那里我们看到了惨不忍睹的照片和实物。其中有关押农奴的蝎子洞、水牢及各种刑具。还有一具已经变成黑褐色的风干后还稍具人形的“木桩”，据说那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寺庙里的喇嘛说她是仙女下凡，杀害后就供奉在寺院里供人们膜拜。
在同一座建筑内，还有另外一个展览，介绍了四川地主刘文彩的地主庄园。在展览馆里可以看见庄园的平面图和说明，介绍了刘文彩的糜烂生活。为了更生动形象地表现出刘文彩对农民的剥削，还用泥土雕塑出了一组群像，这就是当时在中国众所周知的“收租院”。从那时起，“阶级斗争”这个词就经常被人们挂在了嘴边。
但是，这个时期的人们并不像文化大革命时那样，处处事事以阶级斗争为纲，什么事情都要往阶级斗争上扯。虽然经历了多次运动，人们也多少学的聪明了些，可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不象后来那样紧张。对于大人来说，也许距离已经拉开，孩子们却仍然是无忧无虑的。
尽管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但是一些集体活动并没有把我排斥在外，当时宣传的是：出身不可选择，道路要自己走，有成分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所以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人，就要通过艰苦的，比别人付出得更多的努力进行思想改造，使我们能够站到无产阶级的阶级队伍中，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
1949年后，每逢“十·一”国庆节和“五·一”国际劳动节，全国都要举国同庆。国家领导还要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游行。粮食困难时期，国家经济压缩，把每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改成集体游园活动了。游园就在北京各大公园，由国家统一组织联欢活动，工厂、机关、学校在有组织的情况下，在5月1日那天，聚集在公园里跳集体舞，演出自己编排的文艺节目。参加游园活动的人，要在事先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跳集体舞。每天下课以后不许回家，留在学校练习。到了过节那天，人们欢聚在公园里，按照统一的几首革命歌曲，在统一的动作要求下欢欢起舞。
记得一年过劳动节，全班同学来到了景山公园东门。刚一进去，就有人把我们班的队伍带到了山脚下，每人发了一束气球，说是有特殊任务。别的班的同学们和其他学校的学生们围成一个个大圆圈，他们都在那里载歌载舞，我们在山脚下待命。负责的工作人员告诉大家说，当我们看见一束大气球飞上天空时，就要把自己手中的气球放掉。
公园里歌舞升平，人们欢天喜地，全都在尽情狂欢。树上挂满了彩旗，整个公园沉浸在一派欢乐的气氛中。只有我们三十几个学生手里拿着气球在一旁当观众。也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看见那束大气球腾空而起，老师说：“快把手里的气球放掉！”大气球在一堆小气球的簇拥下缓缓升上了晴空。孩子们朝着一群首长模样的男女们跑去，首长要和孩子们照相。在记者们的闪光灯忙碌了一番之后，那群男女们相继离开。后来听别人说，是总书记邓小平。我始终没看见。
这是在我小学五年级发生的事情。
我是在文艺界家庭长大的，因此喜欢看话剧，对新上演的各类题材的话剧都感兴趣。华北汇演时，哈尔滨话剧院带到北京上演了一部话剧《千万不要忘记》，剧中描写了青年工人和平演变的题材，因此轰动一时。后来各个戏种也相跟而上，如评剧《夺印》，豫剧《朝阳沟》等也调到北京上演。这种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口号的革命现代戏大受欢迎，很多人都能哼上几句。这些戏剧的上演是为了配合当前在农村开展的“四清”运动，题材也大多是取材于农村的现实情况。从“四清”开始，阶级斗争的口号又大张旗鼓地被重新提出来。
1963年2月毛泽东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是他在北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会议上中共正式决定在城市开展“五反”（反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分散主义、官僚主义）运动，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持续了三年后演变成了后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在共产党内部，关于阶级斗争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两种意见分歧。共产党八届代表大会上另一派意见占了上风，会上提出了：当前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进行经济建设。因大跃进带来了严重的后果，造成全国经济大倒退，所以毛泽东就以退为进地往回缩了几年。一旦时机成熟后，他还会重整旗鼓，再次把这个口号提出。
毛泽东靠人民战争打败了国民党，掌握政权后，他仍然念念不忘这个法宝。党内的斗争就必然要反映到社会上来，体现在各类政治运动中，于是便爆发出一场场的群众运动。其实这些运动都是在运动群众，利用了人民对他的爱戴，蒙蔽了无知的大众，利用人民达到排除异己的政治目的。他们在争斗，中国就遭殃，受害最大的是国家和人民。
“四清”起始于整社运动。
1962年9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在各地农村进行整风整社，对基层农村干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所谓整社，就是整顿人民公社。粮食困难结束后，一些公社的干部贪污腐化，在农村成了当地的土皇上，他们侵占集体利益，盘剥农民，影响很坏，这样下去，就会直接影响到共产党的威信。共产党发现了这一问题，派出了大批工作队到农村。经过一段时间的整社后，由于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影响，认为农村存在的问题比想象中的要严重，于是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四清”运动。主要是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在报纸上看到了有些农村里发生的事情，对农村干部假公济私，欺压农民的事很气愤。现在想来，毛泽东从农村整社开始，就利用了农村中那些由于共产党自己政策错误所带来的必然恶果，达到另一次“农村包围城市”，是重提阶级斗争战役的第一步。
这场由农村波及城市的阶级斗争运动，使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把阶级成分看得越来越重要了。
我们已经升入小学高年级了，教室也从原来的平房搬进了学校后面一栋独立的小楼里。那里是学校为将要离校的毕业班专门安排的教室。我们班在二层楼上。
我们班的实验按理说应该是成功的，五年就学完了六年的功课。由于老师们出色的教学，使得全班同学的学习热情一直没减，并且成绩很好。学校进行过一次数学竞赛，按年级分组进行比赛，各年级的竞赛题目不一样，我们班派出了数学课代表和几个学习成绩突出的同学参加了六年级组的比赛。结果揭晓后，第一名居然是班上的数学课代表。其他几个参赛的同学也取得了好成绩。后来数学老师把那次比赛的题目拿来，让我们班做，全班几乎都在一节课（45分钟）内完成。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学校决定让我们再继续留校学习一年。在这一年里，基本是复习以前学过的课程。
教我们数学的老师是一位优秀教师，他教学不局一格，很少按照教科书的进程上课，而是自己编写一些实用的应用题，启发同学们对学习数学的兴趣。我对数学一向不喜欢，自从他在四年级担任我们班的数学教学后，我开始喜欢上数学课了。
我喜欢语文，除了老师要求背书使我头疼外，其它方面一直没有感到困难。特别是写作文。五年级时的语文课老师是个女教师，她又兼我们的班主任。上课时，她把课文讲得生动细腻，深入浅出，使我们都能够很好地理解课文的内容。她是从部队下来的，以前随夫当战地记者，后来丈夫出国在使馆工作，她就转业在学校教书。她的作文课是我最爱上的。我的作文成绩一直很好，这和她的出色教学有很大关系，有一个学期，我的作文成绩几乎全是满分，还有些作文被选成了范文在全班讲解。
也是从那时，我对阅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得到一本新书，非要把它一气看完，放学后回家作完功课就与小说为伍，直到要去做晚饭才停下来，吃完饭就又抱着书兴致勃勃读下去。我看书一是要看书中的情节，二是琢磨作家的写作手法，感觉作家是通过什么方式和手法描绘出自己的感受，使读者通过书中的记述去体验生活，了解社会，熟悉历史，这种读书的习惯就是在老师的启发下形成的。
我曾经有过一个愿望，长大以后成为一名作家，像老舍先生那样的作家。只是后来上了中学，感觉到了出身对自己今后前途的影响，才打消了这个念头——我写出来了，即便是再好也不会有地方出版的。
小学五、六年级放学后不用排队回家，上课的时间也改成了全日制，下午的时间基本是自习，所以功课已经在学校做的差不多了。放学时，我们就三三两两的和自己要好的同学回家。
胡同中间原来是一座庙宇，后来被部队占用，拆建成了兵营，盖起了一栋四层的宿舍楼。罗瑞卿主持军委工作时，部队开展了“大比武”，经常看见战士在胡同里练习他们的十八般武艺。也许那时住的是通讯兵，所以经常有战士夹着成捆的电线在胡同里练习布线。有的战士不用任何器具，抱着电线杆手脚并用往上爬。刚开始，我还觉得很好玩，站在一旁观看，时间久了就习以为常不再注意那些军人了。一天放学回家，看见一个战士在练习爬线杆时，胳膊被木头线杆剌破了好长一道伤口，鲜血顺着手臂往下流。看见他血迹斑斑的胳膊，觉得从心里往外疼，闭上眼睛赶快跑了过去。
部队有严格的纪律，三人外出也必须排成队。有时放学，看见外出归来的战士排队往驻地走，我们就跟在后面，扭着屁股甩着胳膊，学他们走路的样子。走在前面的同学大喊：“解放军叔叔好！”走在最后的军人回过头说：“小朋友好！”我们却齐声大喊：“过年别让耗子咬。”喊完就一轰而散。身后传来一片怒骂。我们站在远处哈哈大笑。上过几次当后，那些军人遇到这种情况时就再也不理我们了。部队经常换防，所以每次换防后，我们都要与新来的军人开同样的玩笑。
那时部队很注重军人的军风纪，我常看见卫戍区的值勤战士在街道上巡逻，主要是检查部队星散人员的军风纪。一次我在王府井大街上，看见一个军官被值勤战士叫住，只是因为他衣服口袋的舌头没有放平，有一小部分翻在了里面，值勤战士记下了他部队的番号。上衣的风纪扣是绝对不许敞开的。不象现在，居然还有士兵把衣袖卷起，露出半截胳膊在街上甩着手闲逛，而荷枪实弹在街头巡逻的值勤战士注意的是市民。
1962年全国掀起了学雷锋运动。毛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先是从部队开始，后来延及地方。学校动员大家做好事，从小培养助人为乐的社会主义精神，要像雷锋叔叔那样：对待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小队会上大家讨论如何把学雷锋运动落实到行动上。我提出了去北京火车站做好事，帮助车站打扫卫生。同学们一致赞成，就派小队长去车站联系。火车站的负责人很高兴地同意了。周末，我们打起队旗，排着队走到北京火车站。大家拿起扫帚、拖把在候车大厅干起来。其实，大厅里专门有负责打扫卫生的工作人员，用不着我们去帮助，但是在全国上下都要进行的学雷锋运动中，这种形式还是有必要的。在打扫卫生的同时，如果遇到年纪大，行动不便，行李多的旅客，我们还主动帮助他们拿行李，一直送到火车上。车站的剪票员也不查我们的站台票。
雷锋的另一句话是：对待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残酷无情。假如我们送上火车的是一个农村的地主；假如我们帮助的是过去的资本家，按照当时的理论，我们就是在帮助了阶级敌人。这些问题是没有人去想的，看见有困难的人就要帮，这就是“助人为乐”，而帮助了阶级敌人这个想法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时时讲”的极左思潮影响下才有人提出来的。
社会上潜在着一种骚动情绪，似乎人们的心中都那么不塌实，也许是一种预感，又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刚刚过了几年安静日子，千万不要再来什么运动了。“四清”还只是在农村，但也许会影响到城市这也说不定。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已经把人们的嗅觉变得异常灵敏。
一天上午课间休息的时候，大队辅导员康老师到我们上课的小楼来，他找到我们班上的红领巾大队长，对他说：“你准备一下，下午去广播电台。”正巧我从旁边路过，听见了他们的谈话，就好奇地问了一句：“什么事，我去行吗？”这只是由于平时和康老师的关系很好，随便开的一句玩笑，谁想到，康老师却立即说：“行呀，就让你去吧。”然后对那个同学说：“你参加这种活动的机会很多，这次就让他去吧。”那个同学很痛快就答应了。可是我家穷，连一件象样的衣服都没有。少先队活动要穿白上衣，蓝裤子，我的白上衣太小，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后来还是那个同学帮助了我，他把自己的衣服借给我穿。
参加的活动是学校“安业民工作组”与空军战斗英雄王海座谈会，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少年儿童广播节目组组织的。
安业民是在一次与国民党空军作战时牺牲的。我姐姐所在的班里，有几个同学自发成立了“安业民工作组”，并与安业民生前所在的部队取得了联系，经常会有一些活动。后来，他们毕业了，这个小组就挑选出一个应届毕业班来接替，我们班是当时学校的安业民班。
王海是朝鲜战争时的空军飞行大队长，在朝鲜战场作战时，一个人打下美机九架，其中有号称美国王牌飞行员的戴维斯。王海在朝鲜驾驶的飞机后来一直陈列在位于复兴门外的革命军事博物馆内。“九·一三”林彪事件后，他被提升为空军司令员。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不是随便进入的，那里是国家的喉舌，它担负着宣传国家政策的重要使命。我这种家庭出身的学生，一般来说是不可能有机会迈进那个大门的，可是康老师却让我参加了那次活动，也许我比其他同样出身的孩子要幸运。
那几年里，发生的事情太多了。
容国团在取得了第25届世界乒乓球单打冠军后，学校的学生们都迷上了乒乓球，空地上出现了很多用砖砌成的乒乓球台。每到下课时间，同学们便蜂拥而至，挣抢着去打球。我的球技一般，但也能够打几下。班上有几个同学却打得特别好，成为学校的主力球员。他们常常去参加比赛。有一阵，似乎无敌于东城区其他小学。班上的红领巾大队长家环境好，家里专门有一间乒乓球室，他姐姐后来成为国家队队员。我们有时放学后就去他家打球，但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只限于外院，里面是不可以随便进去的，他爷爷是部长。这个同学非常好，他并不以自己家庭的优越而高高在上，对所有的同学都一视同仁。我们几个喜欢运动的同学经常去他家锻炼身体，在院子里练习跳高、跑步。乒乓球也是我们锻炼的项目，但是每次我都很快被“刷”下来，站在一旁看别人打。
他还学习画国画。我看见过他画的工笔画，那是一幅荷塘图，画得非常好。除此之外，他还集邮，曾经送给我好几本集邮册，那些集邮册我一直保存下来，但是其中的邮票因文化大革命而丢失，这是非常遗憾的事，因为其中不乏一些非常珍贵的邮票，而且是成套的。我的集邮兴趣也是从那时开始的。
现在，女儿继承了我的“产业”，把我在文革后又开始搜集到的邮票全部垄断，并发展壮大，她目前有几十本邮册，五十多个不同国家的邮票。
快毕业了，全班同学都投入到了紧张地复习中。老师常常自己出题让我们做练习，锻炼我们思维分析问题的能力。数学老师出的题目都很难做，有时一节课下来，只能够完成三、四道习题，而且还不一定全对。他还把中学的代数题变化了让我们做，锻炼我们的解题能力。慢慢的大家做得多了，也就掌握理解了。到了后来几乎没有什么题能难倒我们。老师很满意。
我毕业的那年，考试采用了新方法。毛泽东提出，学校的教育要“劳逸结合”，要减轻学生学习上的压力。所以，考试的办法也就相应地改变了。语文只靠写作文，其它知识不再考了。这对我无疑是个大喜讯，只要不发生什么意外，考上第一志愿基本没问题。小学生报考中学时都要填写三个志愿学校，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别填写三个教学水平不同的中学。我的第一志愿是位于灯市东口的北京市第二十五中学；第二志愿是位于灯市西口的北京市灯市口中学；第三志愿是一所新建校，位于内务部街的北京市第七十二中学，据说这所学校是北京男二中的分校。二十五中和二中都是北京市的重点学校，高考升学率极高。
一个暑假没有暑期作业，放松了许多。但是，我仍然不愉快，因为我在数学考试时太粗心，答错了两道题，第一志愿肯定没希望了。作错的原因很简单，题目太容易了。不过第二志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那所学校虽然不是第一流的，但也还算是一所不错的学校。
暑期即将过去，我收到了录取通知，紧张又兴奋地拆开信封，我愣住了，是第三志愿：北京市第七十二中学。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作为一名学生，非常希望能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能在一所好的学校上学。我也深知老师的重要性。从小学一年级起一直到毕业，全都是由学校里最好的老师给我们上课，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了班上的中等水平。如果在其他班组，也许我的成绩会是个好学生，因为我们班上的同学个个都太优秀了。学校的风气也好。到了一个新建校，谁知道会是什么样子。
少年
少年，在这个年龄层次上，他们已经具备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世界观初步形成的阶段。
这是一个可怕的年龄。在朦胧的复苏中参杂着偏见的阴影，一个打击，一些挫折，也许会把年轻的锐气荡涤殆尽。缺少经历造成思维的局限，他不可能全面，正确的认识到周围所发生的一切，即便是成年人，不是也还有很多因为精神担负不起这沉重，而过早离开了这个世界吗？更何况我还是个孩子，身上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幼年、童年沉积下的重负，要在少年时期爆发，但这个爆发未免来得太早……
“你爸爸上哪儿去了？”这句话在我心中一直没有消散，它沉淀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沉积在我童年的生活里，无形的思想负担压在身上，它比有形的重担更为使人感到恐怖，就因为它根本无法摆脱掉，将终身压下去，直到死亡。它将永远紧箍住人的灵魂和肉体，使你永不得喘息。
开学了。一所新的学校，一个新的环境，周围是一片陌生。
破旧的教学楼被一堆破旧的平房夹在其中。一个只有篮球场大的小操场上坑凹不平，所有的房屋都因年久失修而油漆剥落。虽然迎来了一群新人，但是也没给校园增添出多少生气。教师夹着书本默默地站在屋檐下，学生三五成群围在一起。将要在这么破旧的学校上课，我感到一种失落。
开学典礼是在学校的小操场上举行的。
校长很年轻，听说是解放后毕业于女十二中的学生。毕业后分配在北京市教育局，是第一次担任教务工作。党的支部书记也是女的，年龄与校长差不多，是从男二中调来的政工干部，虽然年龄不大，却也是一位老革命了，十五岁参加革命后入党，在农村是儿童团长。老师也多数是年轻的面孔。
校长在开学典礼上说：学校是个新建校，设备条件都很差，希望同学们能够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全体教职员工和同学们的共同努力下建设好自己的校园。
开学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一个美好的校园，美化我们的学习环境。
我们班上的班主任是一位刚从学校毕业的年轻人，他浓眉大眼，身材魁梧，宽宽的双肩，厚实的胸膛，说话时发出很强的共鸣，是标准的男中音。我想，他应该去学声乐，怎么会跑到这里来教书呢，白白糟蹋了一付好嗓音。
学校的老师大多数是刚刚走出校门，就又进了校门捏起粉笔头的当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他们很少有人进行过师范教育，所以根本谈不上有教学经验，只是把从老师那里学来的知识，又原封不动地还给了我们这些初中学生。也有几位年纪大的老师，不知道什么原因也调到这所学校来了。教我们生物的毛老师还是一级教师，我很喜欢上他的课。
刚开学，我被老师指定为班上的文娱委员，负责班上的文化娱乐，常常在放学后留下来开会。学校除了上课外，还经常组织同学们劳动，主要是修整校园。有时放学后，我们把书包里的书本掏出来，然后把从校园地上拣到的碎砖烂瓦装进去，集体步行到建国门外的鸭子嘴，那里原来是一片苇塘，准备填平后盖房子。学校与有关单位联系好后，我们就把学校的破烂东西扔到那里去。
在学校多次的宣传鼓动下，同学们开始慢慢建立了以校为家的劳动观念，这种义务劳动逐渐变成了自愿的行动了。虽然经常要去鸭子嘴扔东西，但大家全都毫无怨言。这也算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一部分，所以幻想的年代培养出来的学生总也是要靠幻想来支撑。理想主义的教育，使我们在憧憬着未来的美好，并为这种美好而作出了不卸的努力。学校在我们的辛勤的劳动后发生了变化，校园整洁了，道路平整了，走在上面起码不咯脚了，房屋却仍然是原来的样子，学校没钱粉刷。
我的变化是从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开始的。
一次班主任老师又把我们几个班委留下开会。其实并没有什么大事，只是到了一定时候都要开的那种会。刚开始，老师说了一下班里的纪律问题，由于学生几乎都是过去小学时的劣等生，所以纪律性较差，上课时还发生过把老师气哭了的事情。开会要记录，老师顺手就打开抽屉，取出笔记本。我一眼就看见了一摞学生填写的入学志愿表。上面一定写着我们的入学成绩，那是我非常想知道的，于是一伸手就塞进了抽屉，说什么也不让老师关上。其他的几个班委也向老师提出了请求，最后老师妥协了，条件是谁也不许说出去。我确实遵守了老师的要求，可是这件事却影响了我的一生。尽管后来有人对我的做法很不理解，但我也一直保守了这个秘密。
由于是我首先提出的要求，所以我是第一个看到了那些表格的。怀着忐忑的心情翻看着这个学生中的秘密，其实别人成绩如何与我无关，我只是想知道自己的那一张是怎么写的。我把翻过去的志愿表递给旁边的同学，翻到中间时看见了我的那张，在成绩一项上看见了自己的考试分数：语文95，够高的了。数学88。没想到，错了两道题还得了近90分，不错。总成绩是183，那平均分数应该是91.5分。一般来说，第一志愿的学校平均分数必须要在95分以上，我是考不上了。可是怎么把我分配到了第三志愿学校。再往下看，在录取一栏里第一志愿写了：不录取。第二志愿写着：名额已满，转到第三志愿，并盖有学校的公章。我成了处理品。
我的分数在考入那所学校的学生中也应该算是高分了，也许名额已满确实是实情，在这种情况下，决定一切的关键就是出身，首先被淘汰的就是我们这些家庭出身有问题的学生。我看完后什么都没说，把剩下的志愿表递给旁边的同学。那位好心的老师是不会想到的，这次事情的发生，会成为我决心改变生活的一次错误性的选择。如果他知道会造成这样的后果，是绝对不会让我看到那张志愿表的。
当时我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流露出任何表情，仍然像往常那样开完了班务会。但是在开会的时候，心里一直没有平静下来，我想起了另外几件事。
也许有人已经看过韩秀写的传记《折射》，也已经知道了她的不凡经历。韩秀是我同院长大的孩子，她妈妈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优秀演员。就因为她的父亲是个美国人，考大学时，她的考卷上被写上了“此人不宜上大学”，而被迫去了山西插队。这件事是听姐姐讲的。韩秀的母亲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时，毅然与美国丈夫离婚，回到了祖国。她热爱自己的国家，满腔热情的把自己献身于祖国的戏剧事业，她衷心拥护共产党。可是，共产党却把她们母女排斥在外，就连自己的女儿上大学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如果她们当初不离开美国，这些事情都不会成为问题。尽管韩秀是在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尽管她从小就离开了自己的父亲，并没有和他共同生活过，可是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是只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而不讲理的。他们认为的理就是对待不同的阶级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残酷无情。这种《血统论》的观点并不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才有的，而是共产党一贯的做法。
从此我开始变了，变得不那么驯服了。上课不听讲，尤其是我不喜欢的课或由我不喜欢的老师上的课。回家也不做功课，放学后就是玩。x+y、俄语单词一律与我无关。即使我再苦读三年，或努力上完高中，也仍然逃脱不了命运对我的安排，那我何苦去费这个力气呢。虽然老师在我上小学的时候就告诉我说：学好知识是自己的，别人谁也拿不去。但是，我学的再好，国家也不会需要我去为他们做贡献，因为我是一个“处理品”、“等外品”，这个社会不容我。闹好了将来毕业留在城里，分配在一个街道小厂，一辈子重复一件简单机械的劳动，要是那样x+y有什么用处，去了农村修理地球，对着小麦、玉米念俄语单词它们听的懂吗？我对生物课倒是很感兴趣，也许将来去了农村还有用得着的地方。
一学期下来，数学老师在班上宣布：“他几个月才交了一个星期的作业。”全班哄堂大笑。班里改选，班委也不是了。谁又稀罕当什么班委，不当更轻松。
这就是我的爆发，沉淀在心中的怨气的爆发。我自有爆发的方法。成年后，有人批评我说这是自暴自弃，胸无大志。这些话使我想到了右派平反后，一位被共产党改造了十几年的老先生大谈“天生我才必有用”什么的。他是幸存者，假如当年死在了劳改农场，这有用的材料也只能去给庄稼当肥料了，而头脑中的知识却连肥田都不行。
学校找民工运来黄土，把操场重新平垫，轧实后装上了篮球架，成为一个篮球场，这样学生们可以利用课余时间打篮球。工程完成后浇了水，晒干后就可以使用了，如果在这个时候上去，踩出脚印将来就是一个个小坑，所以在通往操场的入口处拦上了绳子，并有值班同学看守。
我借的书已经到期了，下课后我要路过操场到图书馆去还书，值日的同学不让我过去。其实道理不用谁去讲，我心里全明白，建校劳动我也出过力，谁不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可是我非要过去，于是就和值日的同学发生了争吵，叫无理取闹也可以。正在争执得不可开交时，一位年轻的女教师正巧从那里路过，看见我们在吵架就过来干预。我满不在乎的又和老师诡辩起来。
“老师，借了图书馆的书到期是不是应该按时归还，这不是学校的规定吗？”
老师说：“是啊，到期一定要还。”
“那我借的书今天到期应该还了。可是，现在还不了书，这就违反了学校的规定，违反学校的规定是不好的。”
“那你可以明天再还，今天有特殊情况。”
“可是，你不是负责图书馆的老师，你说话不能算数。”
老师哑然了，找不出适当的语言。她尴尬地站在那里，突然用严厉地语调问我：
“你叫什么名字，是哪班的？”
“黎京，三班的。”
“呀！你就是黎京呀！？”
说完，老师转身而去。显然早已臭名远扬，只不过很多老师和同学只知其名不知其人。
从外校调来一位教导处处长。他的个头很高，又粗、又壮、又黑，成天眯缝着发红的小眼睛在校园里转。他批评起人来很严厉，同学们见到他就害怕。一次课间休息，上课的铃声响了。那时上课铃要打两次，第一遍是预备铃，提醒大家返回教室，第二遍是正式上课的铃声，那时老师才走进教室给大家上课。两遍铃声中间间隔一分钟。我在预备零响后，看见那个教导处长正从教导处往外走，就故意拉住一个外号叫傻子的同学的胳膊，那个同学长了一付憨样，平时就以傻卖傻地装成个傻小子样。我当时拉着傻子的胳膊不让他进教室，于是两人就抡圆了双臂在教室外对打了起来。教导处长看见后走过来制止，说：
“铃都响了，你们怎么还不进教室？”
我们不理他，仍然在继续打闹。教导处长更生气了，走过来要拽我，这时候上课的正式铃声响了，我一转身跑进教室。我们班的教室在楼道的最外边，我又坐在最后一个位子上，铃声还没响完，我已经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了。教导处长随后也跟进了教室，他看见我已经坐好了上课的准备，无话可说，返身走出教室。
这类恶作剧的事情还在不断发生。老师头疼，同学们也不喜欢我。我独往独来，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了我的胡闹。我真希望学校能够采取写什么措施，最好是开除。因为不上学是不行的，家里不会同意。我对学习；对自己的前途；对未来的命运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态度，一心想尽快走出校门去参加工作。当个工人或去农村当农民，用这些来改变我的成分，使我的后代不会因我而受到牵连。过早地成熟形成了强烈的逆反心理，促使我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年龄毕竟是不可跨越的，十三、四岁的孩子就开始为后代的命运操心，这其实是一种畸形发展。可是我确实是生活在一个畸形社会里，即便是家庭出身好热爱学习，感到自己前途无量的人，在他们的思想里难道就不是畸形的吗？那种自发的优越感，不就是在培养出一批潜在的精神贵族吗？这种优越感十足的学生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在“破四旧”的前线，成为了敢于造反的红卫兵小将。
初中第一学期过去了，奇怪的是，除了俄语外，其它各门功课都通过了考试。尽管我根本就没有用心去学，上课几乎不知道老师讲的是什么。安静的时候就是我手里有了一本小说，在课堂上偷看。不安静的时候则是没有书看了。我小声说话，或去扰乱别人上课。刚开始，老师还干涉我在课堂上看其它的书，后来发现，我在上课时看书不再影响别人，索性就不管了。有一次还当众向全班同学宣布说：“他只要是安静了，就是有书看了。”同学们也因我上课看小说不会影响他们学习就见惯不怪了。
我奇迹般地通过了考试，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也许是与小学的基础太好了有关，其实就连老师都感到惊讶。
第二学期，班上换了一位班主任。她是随丈夫来京的家属，原来在河北石家庄当教师。她在怀孕，人长得十分漂亮，也许是我上学期间见到的最好看的老师。我同她的关系一直非常紧张。她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她。因为她说话太尖刻，而我有时也会针锋相对地回击她。
我从小学高年级时起就酷爱体育，每天坚持长跑、跳绳等运动。没有运动器械，就做俯卧撑、仰卧起坐或原地连续跳跃，锻炼腿部和胳臂的肌肉。这些简单的方法在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后，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自从不想上学，要当农民的念头产生后，我就更热衷于每天的锻炼了。炼好身体，参加体力劳动才能有本钱。其实我很想当兵，成为一名军人。那只能是个幻想，军队是不会需要我这种家庭出身的人的。
想参军的念头是在一点一滴的社会宣传和教育中产生的。那时由于看到的小说大多是以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后来的朝鲜战争为题材的，我被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所感动。叶挺、方志敏、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人物也出现在我们的中、小学教科书里，成为我们学习的榜样。那是在我的同龄人中很多有理想，有报负的年轻人都会产生的想法，他们甚至还会觉得自己生不逢时：假如我也出生在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肯定也是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把自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解放全人类的战斗中去。现在是不可能了，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想革命可他们不要我。那就现实些吧，自己改变自己的命运。我幼稚地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给自己改变成分，使自己成为无产阶级之中的一员。
那时侯，一种失落感，一种被社会抛弃了的感觉时常困扰着我，我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可是表面却像是一个顽驯不化的野孩子。有谁能够知道在我内心世界里发生的变化，谁能够理解一个处于这种心态变化之中的孩子的心，恐怕即便是知道了也同样会无能为力的。
假期里，俄语老师来做家访，爸爸正好在家。他们谈了一个上午。后来，爸爸关切地问我，是不是学习上有困难。这让我怎么回答，我能够说：不是，是因为你，我现在不想上学了。我把一切都压在心里，默默忍受着。因为我很清楚，没有处在我这个位置上的任何人都不可能理解我。
出于家庭的压力，我只好去背那些小麦、玉米们根本听不懂的俄语单词准备补考。
春节过后假期结束了，我又返回到早已厌倦了的学校去上课。依然循着过去一年的做法进行“消极抵抗”。妈妈没有办法了，请来舅舅做我的思想工作。舅舅在我心里的威信很高，我也很崇拜他。舅舅问：
“为什么不好好学习，是不是出现了困难？”
我说：“不是，就是不想上学了，我要去农村，去当农民。”
“当农民也要有文化呀。”舅舅说。他又说：“现在农村也需要有文化的人，种田也要掌握科学知识。”
我默然不语。
舅舅看我不说话了，就接着教训我：
“你现在是学生，学生的首要任务就是学好知识，学习好本领将来才能更好的工作。遇到困难就想逃避，你想当逃兵呀！”
谁都知道，作为军人，在战场上逃跑是一种耻辱。但我不是兵，连列兵都不是。我是贱民。贱民已经是人类分类中最低等的了，再逃我能逃到什么地方去。我唯一想逃的就是这个生我养我的家。我爱我的爸爸，我爱我的妈妈，但是我还是想离开他们。我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一个不受父母影响而自立的家。这一切我又怎么能说出口呢。这样做，等于是往他们已经伤痕斑斑的躯体上再撒上一把盐。我不愿意再去伤害他们了，除了自己忍受别无它法。
我在学校像个疯子似的，也使人觉得不可理喻。快到劳动节了，我和几个同学排练节目，趁机又喊、又唱、又跳。有些同学在私下里议论：他怎么疯了。已经开始变声了，嗓子里发出成年男人的声音，但性格仍像一个不懂事的顽童。这是在演戏，我不愿意把我的失落流露出来，外表装出一付傲世的样子，其中也不乏玩世不恭。甚至在作文课的文章中与老师开玩笑。
每年学校都要组织春游，回来后的第一堂作文课总是千篇一律的题目：记一次郊游。从小学直写到中学，都写腻歪了。那年春游回来的作文课上，老师大笔一挥，在黑板上又写出了同样的题目，我就在作文本上写了一首打油诗，内容已经忘了，只记得其中一段：来到后湖，扯开嗓子一唱，听听，像驴叫。老师在后面的批语是：写文章要严肃。没有分数。
有一句话：哀莫大于心死。也许从那个时候起，我的心就在慢慢死去。我才十四岁。
期末考试开始了。每天到校后的第一节课就是考试。
有一天考试前，老师在说着大家都知道了的考试规则。我前面的同学使劲儿用椅子顶我的课桌，他顶一下，我就往后挪一点儿。我坐在最后一个，后面就是墙壁，最后挤的我实在没有地方了，我就把桌椅搬到了旁边走道上。监考老师看见后，他以为我是在故意捣乱就让我回去。我原地没动，仍然坐在那里。开始发考试卷子了，老师把数好的卷子发给最前面的同学，然后依次传递到后面，传到我时没有了，我仍然没说什么。考试开始了，同学们到在聚精会神地答着考卷，只有我坐在那里无所事事。我心里感到了委屈，又无法发泄，就用手一下一下地按铁铅笔盒的盖子，发出了清脆的卡卡声。
老师说：“你不要出声，影响大家考试。”
我质问道：“为什么不发我考卷？”
老师说：“这个班只有六行，没有第七行，所以我不发你考卷。”
正在这时，教导处的女主任路过教室，她听见里面发生了争执，就推门走进来。她进来后看见我还在继续按着铅笔盒的盖子，桌子上没有考卷，就轻声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火气一下涌上了头，混劲儿也上来了，一脚就把课桌踢倒，大声喊到；“他不发我考卷！”
轰然一声巨响，把正在专心考试的同学们吓了一跳，大家全都抬起头往这边看。教导主任怕影响其他同学的考试，就把我带到了教室外。来到教导处，我如实地把全部过程讲了一遍，说：“我没有错，我一直怕影响别人，那个同学的地方小，我搬出去，他的地方就大了，我不想在考试的时候吵架。可是老师不问我为什么那样做，不去解决问题，光看见我把课桌搬出去就认为是我不对，还不发给我考卷，这样做对吗？”
教导主任听我说完，觉得有道理，所以就没有再批评我。只是不能继续参加考试了。这次大闹考场居然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一般说，在校的学生如果闹得太过分了，早已背上了处分。可是我在文化大革命前的两年学校生活中，却什么处分都没有，这使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有几个还不如我闹腾的出名的学生，却因种种事情而被学校宣布给予警告或记过处分了，这个奇怪的现象一直延续到了文化大革命。
文革期间，我问过一位教导处的年轻教师，为什么学校会对我这么宽大，是他解开了我心中的疑团。
学校在开教务会时，确实曾多次讨论过给我处分的问题，学校为我的胡闹也感到了麻烦。可是学校的党支部书记不同意。她说：“黎京不是在胡闹，而且他并不怕处分。处分的目的在于教育，是手段。如果手段达不到目的，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激化矛盾。他的工作要慢慢去做。”
在学校里，我是一个极特殊的学生。虽然顽固不化，但是与很多老师和工友的私人关系却很好。那个在教导处工作的年轻教师就是其中之一。他是负责青年工作的，主持青年团的工作。经常和同学在一起聊天，了解学生们的思想。他曾主动提出要帮我补习功课。我知道他的好意，但我不想伤他的心，让他失望，我是扶不起来的。我有一种无法抗拒的自卑感。
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和我有过一些接触。通过和我聊天闲谈，发现了我思想问题的根源，但她也无能为力，因为她无法对抗党的政策。在很多时候是她在保护我，我在校期间也感到了这一点。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就同所有的当权派一样被打倒了。后来，又有很多同学和老师写大字报保护她，我也是其中之一。她姓郑，我们都叫她郑书记。
在中国有很多在基层工作的干部，他们非常清楚人们的想法，也很同情他们的遭遇。但是，他们面对现实又会感到自己的无可奈何，谁能对抗的了时代，在那个时代的中国，“政治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而阶级斗争又是最大的政治，是主导一切的。他们不敢违抗共产党制定的政策，否则将自身难保。尽管他们对很多事情并不完全理解，但是在忠于党的事业这点上，在对于共产党提出的阶级斗争理论的执行上，他们还是要按照党的指示去做。
学校在毛泽东一系列关于反修、防修的指示下进行教育革命。为了贯彻执行毛泽东在1958年提出的：“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根据这一要求，学校组织我们参加体力劳动，进行知识分子劳动化改造。
教育局规定，在校学生每学期要参加半个月的体力劳动。这种有组织的劳动，各个学校安排不同。有的学校集中在两个星期内去农村，参加农村的农田劳动。我们学校去的是故宫博物院。每星期去半天，要把长在三大殿前砖缝里的青草全部拔除。劳动强度不大，但是蹲在地上干，半天下来腰也直不起来了，腿也发酸了。我们学校劳动地点在太和殿前，好大一个广场，要把那里长的青草全部拔光，确实需要一番工夫。学校人多，经过几次劳动后，砖缝里的草被我们拔完了。
后来我们又到故宫右翼门外的一片空地上平垫土地。那里原来也有一组建筑，后来因失火被烧毁了。有人在那里种了蔬菜。我们的任务是把这块地方整理平整。这才是体力劳动，要把一堆堆土包用柳条筐运到坑洼处。
我是通过这次劳动才开始了与郑书记的直接接触。
抬土用的筐很大，为了表示我们不怕吃苦，每一次都让装土的同学把筐装得冒了尖才走。郑书记参加我们班上的劳动，她要和我抬土。我看她是女的，所以每次都把系在筐上的麻绳往自己这边挪，这样她可以省些力气。虽然土筐把我的肩膀压得生疼，但是我一直坚持干下去。休息的时候，郑书记蹲在一边和我聊天。
那时，我对共产党是绝对拥护的，我相信党，他把中国人民从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下解放出来，让全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使他们过上了好日子。所以对学校的党支部书记也是信任的。在与郑书记的聊天时不觉说出了一些我的真实想法。书记听完后，并没有对我讲什么大道理，只是劝我安心学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她对我的印象通过那次劳动而改变了。后来我们每次在校园相遇，她都要停下和我说几句话。老师们对我的关心，我只能在心里默默地感谢，但仍然不想改变我的初衷。
期末考试结束，我留级了。除了语文考了74分，别的课全都不及格，俄语是零。
家里发生了一件事，对我震动很大，又一次影响了我的情绪。
姐姐初中毕业，要考高中。她从小学起就是一个好学生，小学毕业后考上了北京市的重点学校女十二中。后来组建灯市口女中，就全班被搬到了那所学校。那是连锅端，包括学校的老师。原因是因为解放前后的出生率极高，到了60年代中期，北京所有学校的学生都超编，校舍紧张。所以组建了一批新建校以解燃眉之急。于是，一些老校就被分割成了两所学校，包括校园和教师，光灯市口一带就呼啦一下多出了三所中学。每到放学的时候，短短的一条灯市口街道上挤满了回家的孩子。
姐姐在考高中时也想到了自己的出身问题。她不想继续上高中，因为她知道，自己高中毕业后是不会有大学会录取她，所以报考了职业学校。韩秀的例子在前面摆着，就不必去碰那个钉子了。她报考的是：北京工艺美术学校、内燃机乘务员学校和北京塑料工艺制品学校。按照姐姐的能力，考取第一志愿是不成问题的。她顺利地通过了笔试和图画考试。可是录取通知书寄来时，她却被分到了第三志愿学校——塑料工艺制品学校。后来通过一个在工艺美术学校的老师了解到，就是因为家庭出身的问题，学校不录取。内燃机车乘务员学校道理更明确，因为当时内燃机车主要是首长专列，所以对家庭出身要求更为严格。
姐姐学的是模具钳工，上实习课时就去工厂用板锉锉铁块儿。学校设在南城宣武门外的半步桥，旁边就是第一监狱。实习的工厂则在北城安定门内，来回的路上要花费很多时间。学校给学生买了月票，姐姐住到学校去了。
当钳工，上了九年学，完了还要再学三年用板锉去锉铁块儿。那些老工人一天学都没上过，抡起板锉不是照样可以锉出各种各样不同形状的模具吗。完全是熟练工种，所谓熟能生巧，时间长了，自然就会了，还用得着再学三年？里外上了十二年学，学的知识多数都用不上，瞎耽误工夫。
那几年工厂职工超编，招工指标饱和，应届毕业生分配问题成了困难。这也是建国初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大跃进开始的大办工业，大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粮食困难又有一批工厂下马，城市剩余劳力无法分配，就又动员了一批城市闲散人员返回农村，首当其冲的就是一些阶级成分不好的家庭。到了1963年和1964年，这个问题仍然得不到解决。应届毕业生的出路似乎只有去农村了。62年开始，就有一些学生去了东北的北大荒，还有一些人去了宁夏及山西。
与此同时，社会上的宣传机器也在大造舆论。毛泽东说：“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1955年）
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学生自愿到农村去，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事迹在报纸上大肆宣传。这些事情的发生，促成了我要去农村的决心更坚定了。
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运动也是从那时开始的。刚开始是学习“老三篇”：《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这三篇文章早已在我们的课本里出现了。
全国人民大学毛泽东思想的运动是受了解放军的影响。林彪1959年利用在庐山会议上帮助毛泽东反掉了彭德怀，当上了军委副主席。他非常清楚对毛泽东是不能够得罪的，他看准了时机，从军队内部开始，结合学雷锋运动，提出了全军学习毛主席著作，树立毛泽东在全国的绝对权威，并组织编写了一本后来全国人民人手一册的小红书——《毛主席语录》。
学校也是从那时开始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办校，培养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学习了毛泽东的一些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文章，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毛泽东在他的很多文章中都提到和论述了有关知识分子对革命的态度问题，从那些文章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对知识分子一贯不信任。
早在1922年，毛泽东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论述了小资产阶级，这篇文章的题目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他在这篇文章中写到“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小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师、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这个阶级，在人数上，在阶级性上，都值得大大注意。”
我在看过毛泽东的几篇关于知识青年思想改造的文章后，觉得我选择了去农村是对的，他提出走与广大劳动人民相结合道路，特别是那句话：“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句话对我有很强的吸引力。
小G的那个有病的哥哥也去了山西曲沃插队落户，那是在1964年暑假过后。已经去了有一年了，因为他的病，一年劳动下来，挣的工分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家里穷，没有钱给他路费回家，过年时只好在农村度过。
1965年学校刚开学不久，组织我们去农村参加集体劳动。说是农村，实际上是去九仙桥附近的天竺苗圃。工作很简单，每天到种满幼树的苗圃把树梢以下的树叶全部用手捋下来，为的是让幼树的主干多吸收养分。老师分配我跟大车，把每天捋下的树叶运回场部当牲口的饲料。装车的年轻师傅站在车上，我只要把树叶抱过去，一切事情就不用管了。装满一车后，我们就往回返，躺在堆得高高的树叶上，就像躺在柔软的床上，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看见了白云在蓝天上飘过，马车在林荫路上摇摇晃晃很惬意。我就想，假如以后能够在这里工作也不错。
带领我们劳动的工人是北京城里人，他们工作日就住在苗圃的集体宿舍，周末骑车回家休息。这里的年轻人很多，参加工作的时间不长。苗圃工作好学，管理树苗只要按照规定的办法去做就行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后，我知道了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高中毕业生。
这一年的班主任是体育老师。他以前在职业足球队踢球，后来因膝盖受伤就退出了球队，转业在中学教体育。后来他告诉我，开学前在校务会给学生分班，别的老师都不敢要你，是我主动要求把你分到我这个班的。我喜欢打篮球，球技在学校里还算是可以的，个子在1.70以上，中学生里就算是高个子了。老师为了调动我学习的积极性，搞了个物质刺激，破例让我参加了学校的篮球队，属于编外人员，只参加训练，不能参加正式比赛，条件是要学好功课。所以那时我就稍微收敛了一些，不再胡闹了，但学习的起色并不大。
我是留级生，比班里其他同学年纪大，个子也高，在班上俨然是一个小霸王，如果谁敢不听我的话，跟我作对，轻的是一顿臭骂，重的就是拳打脚踢，有几个不服气的，在经过几次较量后终于甘拜下风，也就“俯首称臣”了。
反正就这么混了，总有结束学校生活的一天，这一天在什么时候我也不知道。
开学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什么朋友，上届班上的一个好朋友因不在一起上课，见面的机会少了，来往慢慢就断了。第一学期上了一半时，班上来了一位新同学，他因得了肝炎上学期休学，病好后回到学校，因为他也喜欢运动爱打篮球，班主任老师就把他要来了。我们俩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后来，他是我中学时期最好的朋友，友谊一直保持到我将要离开学校前，我们打了一架分手了，他是Z。
Z也是高高的个子，显得有些清瘦，也许是大病初愈，体质不算太好。我们几乎每天都是形影不离，除了上课时的课桌不在一起，只要一下课就在一块儿玩。我们打篮球，踢足球，每天玩到我要回家去做饭才分手。班里几个同学足球踢得很好。如果学校举行足球比赛，冠军肯定是我们班的。
学校地方小，体育课要到东单体育场去上。从学校到东单，如果快走也要20多分钟，因此，学校把两节体育课安排在一起上，我每次都是跑步去上课。如果体育课是在下午的两节课，我下课后仍旧留在体育场，继续玩。Z的家在体育场不远的北京市总工会大院住，我有时就去他家做功课，和他的父母也慢慢熟悉了。
学校的生活每一天都是变化的，每一天又都是相同的。老师讲课学生听，除了课后的时间是自己的，一天近十个小时全部被学习占用了。可是这些知识大部分没有装进我的脑袋里。虽然作业完成情况有所好转，但是学完后马上又都还给了老师。我脑袋里装的是农村，是在农村劳动后的美好回忆。我甚至非常喜欢体力劳动，出一身汗，滚一身泥巴，这样在思想感情上就更接近劳动人民了，思想改造好了，我就会成为无产阶级中的一员，那时就不会有人再歧视我，看不起我了。老师教育我们学好知识，将来成为科学家、作家、农学家、哲学家、医生、教育学家等等的，这些家们按照毛泽东的阶级分类，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范畴，还要进行一辈子的思想改造。这些道理在毛主席著作里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想走的道路是从根本上改变的最好的办法。
因有些同学在上别的课时违反了课堂纪律，班主任老师在大发脾气，全班同学鸦雀无声，老老实实在听老师的训斥。那是一个下午，天气奇热，沉闷的空气使人喘不上气，天空布满了阴云，云彩的颜色阴红发暗。当老师义正词严痛斥的我们俯首帖耳大气都不敢出一声时，我突然感觉到桌椅在晃动，开始以为是前面的同学在动，可是仔细一看他并没有动，我稳住了心再感觉，突然一种恐怖袭来，我大喊一声：“地震啦！”
老师双手扶在讲台上，也许他也感觉到了，听见我的喊声，他一挥手，说：“快跑！”全班轰然一声拼命向教室外跑去。坐在窗户旁边的W推开窗子就跳了出去，我跟在他的后面也跳出去了。我们在一楼，外面不远就是操场。W后来和我一起去了内蒙古草原。
W的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老母亲守寡把他们带大，可是家里的孩子不争气，成天见面就斗气。W不喜欢这种家庭气氛，1967年时北京有一批自愿到内蒙插队的学生，我们就一起去了内蒙。他的命运太惨了，我在这篇文章一稿写好多年后听到了他的消息，所以修改时就在这里加上了一段。
1976年唐山地震，他的第一个女朋友正好在唐山探亲，其实她应该在头一天就离开，因为帮别人定做的裤子没有做好，所以就推迟了一天，结果就在那天的凌晨发生地震，她被埋在了一片废墟中。多年后W结婚并被调到了东乌旗当会计。有一年当年插队的同学回去看望当地的牧民，在东乌旗看见了他，据说过的还好。2000年我回国时同学们聚会谈起了W，听说他现在瘫痪了，事情的起因是这样，一天半夜，他骑车带着老婆回家，结果被一辆军车撞倒，老婆当场死亡，他双腿被撞断，后来就瘫了。据说现在根本没有人管，生活很苦。
地震这个词虽然并不陌生，但它是不动的，是静止的，在我们的头脑里还是个名词。但是一旦变成动词后，在我们的生活里发生了真实的地震，给人类带来的恐惧真够受用一辈子。
大地像海浪般起伏，电线杆和树木像醉汉一样摇摆，房屋的门窗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古城的百年老屋随时都会在大地的颤抖中倒塌。大自然具有的巨大的毁灭力在一瞬间爆发，出现在人们安逸的生活里，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它无情地毁灭吞噬着一切，震撼着一切。人们相互依偎着，惊恐无助地目视着这突如其来的灾难。
大地平静了，一切又都恢复了以往的正常，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很短暂，也很仓促，大地母亲只是轻微地抖动了一下她疲惫的身躯。
那是发生在1965年夏天，震中在中国河北省邯郸市附近。它的波及面很广，但破坏力相比十一年后的唐山大地震就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了。它在预示将要降临在九亿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场更大的浩劫。老天在发出警告，但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怎会理解天意，何况共产党在他统治的十一年里，已经把迷信破除的一干二净。
天灾是不可避免的，它是大自然正常活动的必然规律。而人祸，却是由人造成的。
三年“自然灾害”中，据保守统计饿死了两千多万人，这只是保守的统计。有人估计差不多近四千万。不算为了新中国的创立而战死的——那是战争。1949年后，停战了，和平了，却又有无数的人被镇压、处死。被共产党消灭了的阶级敌人加起来的总数，如果算在犹太民族身上，恐怕他们现在早已绝种了。在这点上，也许希特勒也要自叹弗如了。
天气暖和了，到了夏天。这一年的夏天显得人心惶惶，似乎在酝酿着什么事的发生。
我是在这一年的夏天学会的游泳。以前，家里不太赞成我去学游泳，一来由于经济问题，再有就是妈妈怕我游泳出事。1961年9月，毛泽东游了长江，后来还发表了他在1965年写的一首诗：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毛泽东在长江游泳，全国轰动，掀起了一股全民游泳的浪潮。学校的体育课改为了游泳课。一时北京的游泳池发生了危机。有条件的机关、学校、工厂纷纷修建了自己单位的内部游泳池。天然水域经过整修后，建成了很多天然游泳场。就连颐和园、陶然亭等几个风景优美的公园也允许游人下湖游泳，并建立了游泳区。故宫博物院外环绕四周的筒子河也成了游泳场。只要是可以游泳的水面上，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水里玩。凡是领袖发出的号召，人民就积极响应，形成了一拥而上的风气。这就是在大众心理状态下反应出来的群体心理现象。人们受到了这种意识的感召，变的没有了自己的脑袋。“智能的低弱，情感克制的缺乏，节制力和延续力贫缺，在表达情感时易于冲动，抑郁通过行动将情感全部发泄出来，……即人们的智能被压回了早期阶段的状态中，这种状态正如我们毫不惊讶地在野蛮人和儿童中所发现的一样。”（摘自《自由极其限度》）人类退化了。
那几年里新鲜事层出不穷，说喝凉水能减肥，去除百病，每天清晨起床后，第一件事是空腹先喝一升凉水，饭馆的啤酒升丢失了很多，被人拿回家进行凉水疗法。有人说每天大幅度甩手，可以促进身体血液循环，强壮身体，街道上的行人走路都使劲儿甩着胳膊。后来又有人宣传说鸡血可以健身，公鸡们全都遭了殃，身上的血被抽出来，注射进了人的身体里。学校有个同学在家是个独子，父母宝贝得不行，买来一只红脸公鸡，经常给他注射鸡血，后来此人红光满面，就像一只红脸公鸡，我真怕他哪天一不留神，突然发出一声公鸡报晓的啼声。
人们似乎又回到了原始的洪荒时代，野蛮伴随着愚昧，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自己的意志，没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只能够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踉跄而行，惟恐掉在了这支思维贫乏，由我们伟大领袖率领下的革命队伍之外。革命的激情鼓舞着一群疯狂年代下造就出来的疯狂的人群，人们在努力通过各种途径愚昧地发泄着。
我当然也是如此。除此之外还能有其它的选择吗？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培养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意志，游泳也是加强思想改造的一部分。而这样的思想改造又使我们感到精神上是多么愉快呀。
上游泳课要到朝阳门外的首都工人体育馆去，走到那里需要半个多小时。虽然有公共汽车，可是我们这些学生没有更多的钱买车票。
我是在去过多次后才学会游泳的。上课时老师先教给我们一些简单的基本动作，然后就让我们自己去练习。我在水里和同学打闹，摔摔跤，很少认真练习。我天生就不怕水，虽然不会游泳，进到水里感觉良好，所以很少喝水。有一次游泳池新换了水，我爬在池边晒太阳，看见清澈的池水中，有一个人像青蛙一样游过来，我仔细观看了一会儿之后跳进水中，居然一下子就会游了，似乎没有什么过程，以后的进步非常快。那时的游泳馆分为深水区和浅水区，只有通过了二百米游泳测验后发给游泳合格证，才能进入深水区，我很快就通过了深水测验，并且在众多测试者中是第一个到达终点的。我的肺活量很大，也许是因为坚持长跑的原因，可以一口气从游泳池的一头游到另一头，并不感到有什么困难，距离是五十米。
班上的同学对游泳着了迷，就连去故宫劳动时也不能够安心了。班上的纪律糟透了，老师一不注意我们就会跑走。因为每到星期六下午都要去故宫劳动，对那里的地形已经非常熟悉，三个老师看不住四十几个学生，说是去上厕所，一走就成了“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了。同学之间早已约定好了集合地点，凑齐了人就穿过故宫的三大殿，出神武门，经景山东街，走北海夹道，从北海公园外墙边的一根电线杆爬上去，跳进北海公园，一出公园的后门就是什刹海天然游泳场。一个下午全泡在水里。所谓“法不治众”，每次逃跑的同学几乎占去了全班的多半数，老师也没辙了。到了后来干脆就不管了，劳动快结束时，就连几个好学生也偷偷溜走了。
秋高气爽，天气逐渐转凉，可以游泳的地方少了。到了1965年底，报纸上开始出现一些批判文章。灯市口大街有一个报栏，玻璃架里有每天出版的当天报纸。我每次从首都剧场吃完午饭回校路过时，都要停下来看看当天的新闻。11月时，发表了一篇评论海瑞罢官的文章，标题是用红颜色写出来的，我看了觉得很新鲜。看完文章后才知道中国历史上还有海瑞这么个人，并且是个清官，就像包公一样的官。从那时起人民日报、北京日报等一些报纸上开始接连不断刊登了一些批判文章。自从解放后，政治运动几乎从没有间断过，多数人们是不关心的，认为那是学术方面的讨论，只限于文化界。转过年来，文章越来越多，出现了火药味。后来竟然批起“三家村”，那是针对北京市委的，直接批判了邓拓、吴晗和廖沫沙，说他们在北京晚报上写的连载文章《燕山夜话》是攻击社会主义的。人们意识到事情要闹大，可是又都不知道要搞的是那类政治运动。
我仍然对这些事情采取了漠不关心的态度，社会上发生了什么对我触及不大。闲来无事时找到一本《燕山夜话》信手翻看，里面一些文章写得很有些意思，说他们反党似乎并不冤枉。什么事都怕生拉硬拽，一篇文章写出来了，如果硬往反党反社会主义方面去解释，怎么都会找出问题，但那是不是作者的本意却要另说了。
报纸上说，要进行文化革命，还成立了中央五人领导小组。我们学生还照样上课。放学后，我一有机会就去工人体育场室内游泳池游泳。
好象是那年的五月，我从游泳池玩完了回来，直接去学校想再打一会儿篮球就回家做饭。一进校门就感觉气氛不对，校长室外围了一圈学生，圈子中间一个同学在大声讲演，他义愤填膺，慷慨陈词，说着说着眼泪就流下来了。我挤过去想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只听的那个同学说：“别的学校早就停课参加运动了，可是咱们学校的校长却封锁消息，破坏学校的运动，我建议从今天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批判学校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周围的同学齐声喝彩，一致响应他提出的建议。
第二天学校果然停课了，同学们在教室里写大字报，一时洛阳纸贵，财务处存的纸全部用光了。我们几个学生就去商店买。后来又去糨糊厂拉来一大桶糨糊，专门用来贴大字报。学生写的大字报一般都是针对老师的，因为学校里的学生多数出身于劳动家庭，工人子女占的比例很大，可是他们的学业并不理想，平时有些老师说话又不大注意，在学生们中间造成了不好的影响，这次同学们开始反击了，把老师骂学生的话公布于众，他们说老师看不起工人阶级的后代。有一位教俄语的老师家里是资本家出身，她在一次上课时说学生是，黄鼠狼下崽儿一窝不如一窝。大字报贴出后引起了公愤，学生要批判她，并给她起了个外号，因她姓黄，大家都管她叫黄鼠狼。还有一个男老师，也许平时在女学生面前不够检点，女学生说他是坏分子，也被批判。当然，其他老师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批判，被写上了大字报，成为学生攻击的对象。这样闹腾了一阵后，教育局往各校派了工作组，要求学生在有组织的情况下进行文化革命，那个带头要求停课闹革命的同学被说成是反动学生，工作组要求他写检查。所有大字报都要在短期内清理干净。我们班上的同学把从墙上撕下来的大字报纸集中起来，送到废品收购站卖了，还买回了一个足球。学校又恢复了平静。再过一个多月就是期末考试了，一些学生开始复习功课准备参加考试。可是老师却无心再上课了，学校的工作仍然无法正常进行，社会上提出要批判“十七年的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再上课还要受到批判。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个通知，批评了北京市市长彭真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撤消了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同时成立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为副组长，王力、关峰、戚本禹、姚文元为组员。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揭开了。
1995年一稿
2003年2月14日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