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熟悉的北京，“四合院”闻名于世，我又是在胡同中长大的，先把北京的胡同和欧洲的胡同做个简单的比较，也许在平民的生活中，可以启发出很多思考。
北京从元代开始初具规模，经历了近千年的变化，形成现在的格局。人文关系，也是从那时开始形成。当然，如果按照传统的“四合院”形式来比较欧洲的独门独户式的小楼，按说差别不大，不过是平面和立体的区别。但北京胡同里多的是大杂院，这样就把区别拉开了。北京的大杂院里，鱼目混珠，居住着各个阶层的不同类型的人们。由于居住环境所限，每户人家几乎藏不住隐私，隔壁放个屁都能听见。相比之下，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近，也上演出各类的悲欢离合。
这张照片是我居住小城的一条街道，也是比较典型的欧式风格，街道两边的建筑基本都是两层小楼，三层的多是有钱人家和新式建筑。街道虽不像北京那样特别规矩，但也基本是一组组的建筑群体。各家使用共同的山墙，很少能够在街道上看见建筑后面的花园。我刚来到这里时，时常会用想象去猜测，那些对我来说显得很神秘的建筑后面会是什么样子的。真有点窥测人家隐私的好奇心理。后来时间长了，自己也进入到这一排排古老建筑里面后，神秘自然消失，多少还略有些失望。特别是到朋友家做客，站在花园里，有种拥挤和窒息的感觉，那时就想，如果我要买房，这种地方无论价钱多么便宜，我也是不会来住的。
在比利时，一般城市街道上的建筑几乎都是相同式样的，只有门面的变化，显示出各自的独立。在同一个街区里，每栋小楼的占地面积几乎相同，只有高低层数的不同。房子宽窄是统一的。一般是宽五米，长八米。里面分出两间相同的开间，各二十平方米。楼下是客厅和餐厅，楼上是一大一小两间卧室，很多房子的顶楼是储藏室，堆放杂物，实际居住面积并不大。在房子的后面，接出一间作为厨房。说也奇怪，老房里没有洗漱间，厕所在屋子外面是独立的，里面用砖砌成矮台，上面是一个木制的圈，下面是个坑，供直接倾泻。据说，以前这里的人在家里不洗澡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现在这种情况已经没有了，买了老房的新居民在入住前，一般都要大兴土木，改建出较为宽敞的厨房和浴厕。这是最平民化的建筑。上面的照片就属于这类建筑，几乎都是百年老屋。当然，有钱人的房子就不同了，居住的街区也有很大差别。我现在介绍的就以平民住房为准，因为毕竟多数人是这样生活的。
房子后面花园的面积一般都是宽五米，而长度是与对面建筑间隔距离的一半，也就没有准确的尺度了。我家的花园很大，在我居住的小城里也是少见的。当初就是因为看上了这个花园才买的。
各家花园之间一般是拉上一道铁丝网，算是分界线。如果邻里之间关系好，也就无所谓了。更多的是在花园之间种上常青树，或用特制的木板挡住，便于保存自家的隐私。比利时少阳光，每逢阳光普照的日子，有些人要把衣服脱到极限，躺在花园里晒太阳，所以这种遮挡邻居视线的方法被多数人采纳。即便是各家花园相接，其实也几乎看不到人家在做什么的。
与我家相邻的两户人家，一家是医生，我们两家的花园被一道高高的松墙隔开。他家里有三个女孩子，一个男孩是抱养的，刚刚搬来时关系很好，他家大女儿和我女儿是同学，两家孩子频繁来往，他们家有事情时，女主人就从花园小门过来找我去帮忙，那是看了孩子的面子，后来孩子大了，虽然在同一所大学学习，但是不同的学科，所以和他们的来往也就慢慢少了。另一家，是老两口，近年相继去世，搬来了孙子辈的，刚来就种了常青树，隔开了我们的视线。
记得刚刚搬来时，我们和那老两口关系融洽，偶尔还请来吃顿中国饭，老太太也常做了糕点给我们送来。老爷爷是路易，老奶奶叫玛利亚。路易在花园种菜，受他的影响，我也在花园后面开了块菜地，种些欧洲买不到的中国蔬菜，时常向路易请教种菜的方法。每次求教，他都很高兴地把自己的经验传授给我。玛利亚成天在花园里忙碌，督促路易把菜地整理得井井有条。路易可能有哮喘病，干一会儿，就拄着铁锹在那里喘上一阵子。到了收获草莓的季节，玛利亚会把盛满小锡盒的草莓，隔着铁丝网送给我们。我们也把收获的黄瓜送给他们。秋天，玛利亚送来她家自产的核桃，而我摘下树上的苹果，送给她做果酱。路易的覆盆子在那一片是最出名的，棵大，果实甜。我种的覆盆子总也结不出太大的果实，真不知道他是怎么弄的，其实路易并不保密，他在我们搬去的头一年就把诀窍告诉了我，但按照相同的方法管理，依旧接出不同的果实。
路易突然去世了。那天，他看完电视上的足球比赛，刚站起来，对玛利亚说头有点难受，然后便倒在玛利亚怀里走了。后来，时常看见玛利亚一个人独自坐在临街的窗前向外张望。路易在的时候，从没看见过她这样。她告诉我们，不喜欢女儿和外孙，和他们没有话。那是她唯一的女儿，也有五十多岁了。
我们请玛利亚来吃饭，偶尔还过去陪陪她。那孤独的身影，直到现在还时常在我脑海里浮现。两年后，我从国内探家回来，太太第一句就是：玛利亚死了，死在手术台上了。第二天清早，去教堂给玛利亚送别。小镇的教堂里早已坐得满满的。弥撒进行到最后，大家分领圣餐时，我忍住快要流出的眼泪，默默离开。
人本来是群居动物，真的与群体分离了，时日长了，心理承受能力自然下降，人际关系逐渐变得疏远。朋友少，交朋友难，交知心朋友更难，这是欧洲普遍存在的现象。有朋友告诉我，他的一个律师，经常半夜打来电话，向他诉说自己内心的苦恼。心理问题在进入社会现代化的同时，却成为一个时髦的倾向，随着城市的发展在发展。
现在西方的问题，已经随着开放，迈入东方的大门，胡同的消失，对国人来说，也许并不是太好的事情。可是，又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解决呢。
在我住的地方，新近建了一个老年人活动中心，那里时常组织老人聚会。路过时，可以看见一些老人在那里喝咖啡，品啤酒、玩纸牌。这类场所，近年在一些城市里逐渐增多，我想也许真可以解决老年孤独的问题，如果要是早点建成，也许玛利亚就不孤独了。有时朋友间的交往，可以化解很多看似很小的，但累积起来又是很大的问题。社区的存在，在现代化城市应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中国城市是有社区传统的，如果在目前情况下，能够吸取西方的经验和教训，也许可以避免一些社会问题的发生。
夏天的花园，是我待客的好地方。果树上结满了尚未成熟的果实，绿色的是苹果，紫色的是李子，还有开满花池的芍药、百合。整整一面墙壁，被红色的玫瑰覆盖。朋友坐在院子里，感叹着这里的宁静和清闲。我们的好友，一位德国妈妈，不止一次对我们说到：这里真像天堂啊。难道天堂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每天都生活在其间的这个花园。可谁知道我在创造出这个天堂的同时要付出多少辛苦。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即便到了天堂也是要有所付出的，否则天堂不会永远保持美好。
南是一位中年妇女，我们是在一次集体散步时认识的。成为朋友后，她每星期四到我家来，我教她学习中文，她教我荷兰语。一天，我们在花园的桌子前坐好，南打开书包，拿出一篇复印的文章让我看。刚看了几句就吓了一跳，要知道，我的中文只有高小水平，文革时没念完中学就去插队了，很多文章，稍微古典点就不懂了，现在要我给一个外国人讲古文，何况又是我从来没有读过的《大学》。我硬着头皮小声念了几句：“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全是古文，真难为我了。向南说明了自己的难处，然后按照字意，简单解释了几句。南认真地听我讲解，遇到我也不懂的字就跳过去。刚开始，从南的脸上可以看出她的困惑，也许是我这个老师太不称职了。过了一会儿，南笑了，说：“我懂了。”我问：“你知道文章里说的是什么？”她说：“就是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家都管理不好，就不会管理国家。”看来我这个老师还不算太笨。我在纸上写下了：齐家，治国，平天下几个字。南点头说：“这个道理，我的爷爷奶奶就是这样做的。”我很惊讶，那时的欧洲社会里的很多道德观念难道和过去的中国是一样的吗？带着疑问和好奇问南：“你的爷爷他们一定和现在欧洲人的想法很不一样吧？”南肯定地说：“对，我知道了中国古代的哲学后，才明白了我的爷爷奶奶他们为什么会有样想法的。过去欧洲的很多道德和中国很像。只是到了现在才变化了。”南的中文是刚学的，时间很短，可是她语言表达能力很强，学习也很刻苦。后来才知道，她还会弹钢琴，喜欢绘画，是个多才多艺的人。
我平时不太出门，外面的世界究竟是个什么样确实不了解。但还没来欧洲前就知道了西方的性解放，而且在朋友聚会是时常听到一些有关欧洲人道德观念和中国很不相同的议论，这次碰巧和南谈起了这个话题，想知道得更多，便试探地问：“欧洲人不是很接受性解放的理论吗？”南说：“是啊，现在离婚是三个人里有一个。我认识的很多人是搞艺术的，他们是三个人里有两个。他们想的更多，和普通人想的不一样。”我很不理解，问：“为什么会是这样？”南指着花园外不远处绿树梢头隐现的一排红瓦屋顶，说：“性解放只有在特别的人群那里有人接受。你看他们，他们其实是不同意的。”我还是有点不明白，问：“你是不是说那些工人、农民是不接受的？”南笑了，说：“是啊，他们要工作，没有时间想这些事情。”还是存在语言问题，想问的问题很多，但是南知道的词汇量有限，后来谈话进行不下去了，我们就停止了这个话题。
夏天过去了，南事情多，除了学习中文还有别的方面的进修，时间不够用，我们的互助组宣布解散。又过了些日子慢慢听不到她的消息了。过了几年，听说她老公退休回家，南也不再四处乱跑，在家里专心陪伴老公安度晚年。我想象着她家的后花园里，一定时常出现两个幸福的身影，在那里修剪花木，清理草地，精心创造着他们的天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