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回国 第五季
这次回京我住在老袁家。
说起来，我跟他认识也有十年了。
我相信缘分，过去不信。
也不知道怎么了，人到一定岁数后对很多以前不相信的事情，认为是迷信的事却信了。在这里用“信”有些不确切。不是信，迷信的信。而是几十年下来的经历感悟出来冥冥中似乎还真的被什么主宰着。这里用主宰，也是很勉强。试探着写出“安排”，好像什么事都是被因果安排好的。这里面也有很大的程度是缘。
在线新华字典：
因由，因为：缘由。缘何（为何，因何）。缘故。缘起。
宿命论认为人与人之间命中注定的遇合机会，泛指人与人或人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缘分（fèn ）。化缘。姻缘。一面之缘。
沿，顺着：缘法（沿袭旧法）。缘木求鱼。
边：边缘。
那年我在北京照顾住院的岳母，老袁与岳母曾在同一网站上有关交集。也是因这层关系，在岳母88岁生日的聚会上认识了老袁。有时他会晚上过来聊天。我也去他家看过他在电脑上作画。后来我回到欧洲，在新浪博客上互有往来。也是通过他认识了西乌旗宝日格斯台牧场的几位朋友。使我深有感触的是，宝日格斯台的知青们是一个人才荟萃的集体。
在新浪草上飞的博客见到这样一篇文章。标题是：
中国现存的较高道德群体纪实
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假如我问，自昌乐骨刻文记载的华夏4500年历史，可曾有过一组（1）自愿下乡10多年并保持了45年生死不渝的友谊、（2）近半个世纪以来不间断地用他们自己的诗词和文字将友谊和心得记述出来并付诸行动、（3）近半个世纪以来不间断地在京城家中接待来京看病动手术的贫苦牧民乃至牧民的子孙、（4）带着他们自己的子女多次返回草原从而影响了子女辈的群体吗？经我粗粗查阅，符合上面这几个条件的一个群体而不是几个人，答案似乎是“没有”！
她在文章里如此美言的这个集体，就是宝日格斯台牧场的知青们。
这也是宝日格斯台知青吸引我的地方。我觉得，东乌旗也许满都宝力格牧场知青比较特殊，那西乌旗的宝日格斯台牧场知青相比之下，可能要加个更字。
这里就不攀比了，其实这种比较很没意义。需要加上说明，因为我就是满都宝力格牧场的知青。老袁就是宝日格斯台牧场的知青。这次我回北京，因各种原因吧，居然没地方住了，于是宝日格斯台的知青老袁收留了我。
与埂上草（工程师）及烈南，相南两位教授--草原知青 2009，5。24 相片来自草上飞(右边唯一女性）博客
老袁，袁相南。新浪博客称“老糟”。
下面一段篇幅比较长，摘自草上飞同一篇文章:
三．春风杨柳万千条
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之后，“拨乱反正”，中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1978年恢复中断了十二年的高考，堪称第一朵“报春花”。应届中学生参加高考，是在自己生命的坐标系里，延长原有的人生轨迹。但对于1967年插队的知青们，在1978年近30岁时参加高考，简直是在更换坐标系、重建新的人生轨迹啊！在改革开放的潮流里，草原知青们在多个领域留下了他们的浓彩重笔。
李南飞（博客：埂上草，后来是工程师）、唐炬（后来是工程师）、袁相南（博客：老糟，后来是经贸大学教授）、郭文林（袁相南的妻子，硕士）等一批北京知青，在插队长达十一年之后，终于参加了草原上的高考。1978年初冬，恰逢锡盟遭遇特大雪灾，高考之路如同改革历程，充满了艰难险阻：去程五天五夜，回程用了八天，直至最后一批考生回场，竟然历时一个多月！参加高考要冒生命危险，这个匪夷所思的事情，在知青们，却是事实！
其间动用了草原上所有的交通工具：马、马车、爬犁、汽车、胶轮拖拉机、链轨拖拉机……遗憾的是，上述所有工具竟然全都输给了肆虐的风雪与严寒。最终还是靠考生们自己的双脚，走完了艰难的高考之路。
风雪里，艰难地行进着三挂马车，20几个赶往西乌旗考场的考生，正蜷缩在车上，男知青们把皮大衣让给女知青们，遮挡着刺骨的寒风。漫天飞舞的雪花遮掩了一切，既看不见路，也看不到人。考生中几个女生还没有觉察到前途的艰险，仍在车上抓紧时间背诵语文和政治。
马车在厚雪里行进，就如同汽车在松软沙漠里蠕动。马被鞭子驱使，奋力前行；马汗溶解了飞舞的雪花，很快凝结成厚厚的白霜，黑马也变成了白马。
袁相南和李南飞骑着马，一个前面引路，一个断后。车队蹒跚地行进在雪中，越来越艰难。遇到深雪处，全体考生必须下来推车，车速越来越慢，他们的心情也越来越沉重。离考场还有近二百里路，能赶到吗？十一二年后才有的一次高考机会，千万别错过去呀！对这批时年30岁左右的知青，这次高考，很可能是人生最后一次上大学的机会啦！
马车在厚雪里行走得实在太困难，车老板们几次三番地想打退堂鼓，但在女生们的苦苦央求以及男生们的坚持下，只好勉强前行。
天黑了，白毛风又起，气温骤降，幸好他们已经来到了有人烟的地方。人困马乏的他们，必须在这里过夜。
这是白音花公社的一个小队，有几间土房和棚圈。队部外面，成圆锥型架放着一些准备做勒勒车辕的木料。最可喜的是，这里有牧民为过冬储备的饲草，以及珍贵的热茶、热饭、热炕头。
第二天，风雪漫天，根本无法出行。还有几天就开考了，他们连三分之一的路还没走完，考生们陷入了困境，用大车改爬犁的动议被再次提出来。
正在此时，令知青们终生不忘的幸运之神出现了！
白音花公社的牧民--素不相识的当地蒙古族老乡，主动地找来，把小队部前的所有木料无偿地送给了知青，而且派出木匠立刻动工打爬犁，以确保他们明早上路。
考生们欢呼雀跃，李南飞却哽咽了，他说，太能体会到这‘雪中送炭’的分量了。即便30年后的今天，一想到那天的情景，他仍然热泪盈眶。草原上缺树，那些木料是牧民费了千辛万苦，才从林场运回来的，那是人家生活的必需品啊！给了知青们，开春之后，牧民们造不了新车，会影响一年的生活。
面对知青们的千恩万谢，老乡的话极其简单：“雪灾年，我们走场必经宝日格斯台牧场，你们的牧民在困难时也援助过我们。”“宝日格斯台牧场的知青好，我们知道你们！”这是蒙古族牧民对宝日格斯台知青一个时期的传颂。
如此人间真情似乎感动了老天爷！第二天，天终于放晴。清晨，知青们告别了乡亲们，乘坐着崭新的爬犁，继续他们的高考之路……
1978年，乌珠穆沁旗的部分知青终于赶上了最后一班车，被大学或研究生院录取了。李南飞（博客：埂上草）在回忆中写道：“30年前，我正担任宝日格斯台牧场学校的代课教师，上午接到北京交通大学录取通知书，方知学校已经开学，我必须火速回北京报到。讲完最后一堂算术课，开始匆忙地办理各种离场手续。
“晚上，我把爱马托付给校长冯启泰，又去场部牧民家，把心爱的马鞍和马具送给了我的蒙族学生。因为实在来不及回罕乌拉分场告别，恳请他们代我转达深深的歉意和对乡亲们最虔诚的祝福！第二天早晨，去赤峰的油罐车司机来学校拉我时，许多学生才知道老师要走。孩子们的泪眼告诉我，他们舍不得我走。我也真想一个个地拥抱他们，但那时的我，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强忍住内心的激动，默默地摆摆手，向他们告别。直到1997年回访牧场，才了却了几分我的内疚之心。
“汽车开动了，我终于控制不住，泪水夺眶而出，……十一年啊！宝日格斯台牧场1100平方公里的草原上，处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这里的山山水水，这里的父老兄弟，这里的深情厚意，已经融入了我们的血液；这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是我们奉献青春和奋斗过的地方呀！”
草原生活磨砺出知青们的坚韧性格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这种精神，使他们终身受益。在草原上，他们没有虚度过光阴，在紧张的劳动之余，还如饥似渴地勤奋学习。尽管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从来没有想到要离开草原，但是功夫终究不负有心人，在改革的洪流中，人到中年的他们，相当一部分得到了专科、学士、硕士、博士等不同程度的学位而最终被评上了高级职称。一小部分知青上了电视和职工进修大学。少数没能上大学的，以努力自学的形式，通过了考试，在自己的工作单位发挥了骨干的作用。正是：十年牧马伴寒窗，一朝学成筑栋梁！
通篇读完，鼻子酸酸的，眼泪就挂在眼角。可能真的老了，心有时会很软，很容易被感动。
1978年我已经回京，结婚。太太是77年高考上的大学。相比他们我算是幸运儿。
老袁今年七十岁，他是四七年出生的，去内蒙时该是二十岁，比我长三年。
我不喜打听人家的家事，尤其是朋友间更是如此。大概应了那句，英雄不问出处。或该改成朋友不问出处。可能与大多数人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哪有交朋友，可是对朋友是个什么东西却一点儿都不知道的，要是骗子怎么办。
这点我特别坦然，我一糟老头子，人家骗我有意思吗？如果把我骗了能高寿，也算是积德了一次，会有福报的。
我对老袁也是知之甚少，开始交往时只是知道他在外经贸教书，已经退休，重拾理想，要把损失的青春弥补回来。而少时的理想就是想成为画匠，报考美院附中，被小人谗言没被录取。大学居然教统计学。这该是多么高深的一门学问啊。有毕业生留打油诗这样形容老袁：
相南本系元老级，
专业水平无人敌。
统计软件全熟悉，
但要听懂不容易。
听女儿说（我女儿的大学），大一时会有那么一批学生因统计学而留级，看来这点中外是一致的。
正在写老袁，就给我微信过来一幅画。下面标明，今天在北安河大觉寺写生。时差加糊涂，算不过来，这个今天该是三月二十九日还是三十日。好像应该是三十。
喜欢这幅画。
更早的时候，我曾写过两部中篇小说《苍白的杭盖》、《迷茫的杭盖》，老袁为我画了几幅插图。却不知让我放在哪个移动硬盘，前些日子还看到过，没想到要写这篇文字，就被遗忘了。记得曾被保存成小说的插页，好像还在某些网站上发表过。后来微博、QQ空间 、再后来微信，于是那些网站逐步消失，而我的带插图的小说也跟着被掩埋了。
感谢自己，居然在博客里保存过，竟然全忘了。
三个琪琪格
曾经跟老袁是插友的过客看见这张画之后这样写道：
应该是手画然后扫描成电子文件。老糟其人，博雅寡言，然时有妙语。什么都玩儿，玩儿的都挺像样。初去草原的路上，遗传学不离手，孟德尔豌豆不离口（别误会，不是吃炒豌豆）。到了草原，忽而改读经济学，西欧、东欧的都钻研，钻研得怎么样，外行说不清，就知道后来他在大学教书，这成了他的饭辙。练过书法，北京满大街的匾，好像没有他的手笔，但眼光高，不能不承认。玩照相，办展览，嫌作品太少；挂到墙上，常被误认为某名家的作品。玩音乐，上过电台办讲座，贝五的总谱，磕磕绊绊地能背个八九不离十。画画，这您眼瞅着呢，基本功，跟科班比，差着火候，可观察力、表现力，特别是画外的思考，科班出身的未必能修炼到这个地步。
哥们儿的评语还是有一定分量的。我在那篇小说里是这样描写的：
我们的蒙古包每年都搭在河边不远的坡地上，遥遥相望着同牧业小组乌吉玛额吉家，与她家同在一个浩特的蒙古包里住着三个女知青。为了表示自己来牧区扎根的决心，她们分别起了好听的蒙古名：乌兰琪琪格、乌云琪琪格和白音琪琪格。
三个琪琪格似乎是全队知青注意力的焦点，论年龄，要数乌云为最，她也是全牧业队知青的老大姐；其次是白音，她和乌兰同年，只是生日小了几个月，算是我们知青中的插花，就是显得有点清高，凡人不理，像我这样的小弟弟只有仰视的份了；乌兰最小，也是全队女生的小妹妹。乌云和白音在学校都是应届老高三的毕业生，同来的乌兰和我年龄相仿。我们包里的这三个男孩子，高原是老高三的，我俩叫他老高。我和萧强都是刚进校门没多久就赶上文化大革命的初中学生。尽管和那三个琪琪格同在一个牧业小组，平时男女生之间也很少来往。
就在我快要返回欧洲前几天，老袁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说：
“这是我父亲的文集，送给你吧”
当时第一反应是，太沉，行李箱几乎满了，老远带回那么厚的书，现在眼睛也不好，很少阅读带回去也是在书架上放着。于是委婉的说，“箱子太满了，怕太沉。“
嘴上说着，手上还是把书接了过来，然后顺手翻看着目录；然后被书中目录吸引；然后翻到标题为《中世界欧洲经济思想》；然后就是飞快的用眼睛扫描。
第一章 总论
封建制度和宗教
在罗马帝国覆亡以后，那么长长的一千多年就是我们所称的中古时代或”黑暗时代“。这个时代之所以”黑暗“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是压在宗教信仰和封建制度两座大山之下，而不能见到光明。宗教和封建的束缚使得那时代的人们都失去理智而迷信权威，以致走错道路，将奴隶时代的哲学家的辉煌成果差不多完全都压在”圣经“和教条的权威之下；所以”在封建主义时代，宗教支配着社会意识的其它形势“。。。。。。
我一直认为，经济是主导，一切政治都应该是围绕着经济而进行发展的。惟利是图，也许并没有错，错的是人的贪婪，得到了还想得到得更多。
很早以来就怀疑这句话”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是否正确。经济围绕政治，那政治的依据是什么？由此反思，才知道”假大空“的来源大概是空头政治。不过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也许不同意我的这类说法。因为主义者们是为了实现理想而奋斗的，这时必须要经济围绕政治转，否则就有可能造成路线错误。牵扯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大问题。
这就是我看到上面那段话后的瞬间思考。于是痛改前非，决定排除万难一定要把这部文集带回去，抽时间细读。
附上一篇采访录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0 18:26:05
|
|
说明：感谢袁老师接受访问并订正文中诸多错误，感谢布狼兄订正另一部分错误。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0 18:32:19
|
|
袁贤能与艰难时世
——袁家公子访问录
石 惑
说明：袁贤能（1898－1983）是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别号问不、问朴、问卜，复旦大学毕业后入燕京大学经济研究所，一年得硕士学位；1922-27年在纽约州立大学留学，得博士学位，回国后辗转任教于复旦大学、中央大学、南开大学、燕京大学、中国大学等校，著有《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导言》、《柏拉图的经济思想》、《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亚当•斯密前的经济思想史》，并有多篇重要论文散见各种杂志；抗战期间因抗日言行和拒绝出任伪职三次入狱，并创办私立天津达仁经济学院兼任院长，收留沦陷区拒绝与日军不合作的学生。解放后长期在对外经济贸易学院（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译有《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或强权时代与公理时代》、《人口原理》（合译），并有《中古时期经济思想》手稿，至今尚未出版。
缘起：在布衣书局买到袁贤能先生的《经济学》讲义（16开，民国三十二年，中国大学）后不久，我与袁家最小的公子取得了联系——他明年就可以退休了，并约定时间见面。不过，因为有旁的事情耽搁，后来我拜访袁家公子比预定时间晚了一周。
时间：2006年4月2日星期日下午3：40-6：20
地点：和平里某小区
那天是星期天。下午三点左右，通过电话我就打车赶往袁先生家。
开门的是袁太太。她让我稍等一下，马上电话他下来。原来他们分别住在第四层和第六层，是拆迁后补偿的房子。屋间采光不好，有些昏暗；东西很多，摆放也略显凌乱。
袁家公子中等身材，衣着简单，不很善于交流。这样，几乎没有什么寒暄，我们就直接进入了主题。
谈的过程中，我偶尔会插话问话，但主要是他断断续续地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有时要停下来想一想那时的事，或是要想一想怎么说给我听。为了交代背景，有时他还引入了旁的有趣话题。
访问记录草稿整理出来后，我发到了他的信箱。他除了订正文中的一些错误，还发过来一些新材料。我把有的材料补充到了访问录中，放在每个部分的末尾。
以下“问”指作者，“答”指袁家公子。
序曲
问：袁贤能先生几个孩子？
答：5个，两头是男孩。我还有一个姐姐，当时是最小的，抗战的时候病死了。
41年太平洋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人占领之后，我家被轰出来了，父亲被关在红楼地下室，那个姐姐就是这个时候病死的。当时郭绍虞家也在成府路的冰窖——冰窖是成府路的一个地方。
问：他中学是在南开中学吗？
答：不是，在天台，然后读过上海文生氏英语专科学校，还有杭州的之江大学预科，不过时间不长。因为学费问题，他退学回乡自学两年。然后直接插入复旦大学经济系三年级，复旦破格要的他，当时复旦大学的校长是李登辉。后来可能是某某某，还愿意把姑娘给他，这事没有成。
问：复旦毕业又在燕京大学经济研究所读了一年，然后就去了美国？
答：是。毕业之后，就去了纽约州立大学。回国后，在南开大学曾经协助何廉组建南开经济研究所。当时何廉争取了洛克菲勒基金，南开经济研究所做了中国最早的物价指数。
问：做指数好象主要是吴大业他们，他没有参加这项工作？
答：没有。
一位朋友说，1949年前上海的综合性大学离国内最好的大学还有较大距离，复旦大学的腾飞是1952年院系调整以后的事。所以，抗战前进复旦念书相对最好的学校要容易一些。
袁贤能先生复旦毕业后就读燕京大学经济研究所，当时的所长就是戴乃迭的父亲戴乐仁（J.B.Tayler），戴是燕京大学经济系筹建者和第一任系主任。
何廉是在取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后，曾经短期担任费雪（IRVING FISHER）的助手，其主要事业是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南开大学经济学院，1949年后归老美国。
|
|
坚 守
问：南开大学南迁，袁贤能先生没有走？
答：我家没有撤退，外祖母要转移出去，父亲还不干，说扰乱民心。卢沟桥事变后，天津的日本浪人放火烧了南开，家里全部被毁了，不过外祖母还是抢出去一箱子细软。
问：然后去了燕京大学？
答：日本人毁掉家之后，起初父亲在平津两地之间走来走去。他先进了燕京，1939年在天津创办了达仁学院。
在燕京大学的时候，教职员待遇是非常好的。最近我还见到了吴大任的儿子吴喜之——我跟吴喜之都做数理统计，一起说起来吴大业。吴大业1937年之后养肺病，肺病要隔离的，当时家里比较宽敞，他就住在我家，现在的燕东园40号。我还听我哥哥说，陆志韦家的孩子非常淘气。别家的孩子都规规矩矩的，陆家非常西方化，孩子又闹又跑的，跟别家孩子打架了，就给那家门口挂一个蛇，早晨起来，一看吓一跳。中国大学最困难是蓝公武，他的孩子叫蓝英年，老头非常倔。
达仁学院是是给沦陷区学生搞的学校，几个人一块出资创办的，校址现在天津外国语学校。故意找了当时一位有名的太监，做达仁学院法人代表，袁贤能在后头运作，避免麻烦。
燕京被关闭后，父亲也在北平的中国大学教书。当时中国大学和达仁学院都是在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备案的，不过，据说中国大学校长何其巩与陈立夫不和，闹得很不愉快。
问：后来到底为什么被抓起来的？
答：这本书（指《燕京大学人物志》）里提了一句，还可以看天津出的这本《日伪统治时期的平津》。
当时燕京老师收听抗日电台，据说帮着转送学生到后方，也有人去解放区。比较有名的是林塞勋爵，小林塞经常往解放区跑。他当时和一个山西籍女学生恋爱同居。司徒雷登还找小林塞谈过话，跟他说不要胡闹，他说我不是胡闹，是认真的，后来据说与山西姑娘结婚了。不过研究晋商的陈其田，据说后来与日本人合作。光复以后害怕，就跑到东南亚，去了菲律宾还是什么地方。
我的姑姑，也就是父亲的妹妹是袁枢真，姑夫是郭骥。郭骥是陈诚手下的人，曾经被陈诚送到英国。当时有CC、军统，陈诚也想发展自己的敌后情报系统，派郭骥来，那时就住在我家。当时重庆还派了张维平（张卓然的化名）来，《日伪统治时期的平津》里谈到了，也住过我家。
当然我父亲后来到底被宪兵抓起来了，直接看来跟学生有关。有的学生被抓起来，也就把他供了出来。他先后三次被抓到宪兵队，关在沙滩红楼的地下室。那时非常困难，结果死了一个姐姐。
宪兵队主要逼他出任伪职，据说是中国人审。当时揍他，拿蛇，拿蟒蛇缠他，听父亲讲大蟒对着他的脸吐芯子（舌头），逼他做伪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最近有人还开玩笑说，如果当时他答应了，现在是某某某的老师。他也不敢说不出任，就托词说，我的同学陈君慧都当了交通部长，给我副校长太低了。
问：他怎么出来的？
答：他有些学生当翻译官，把他保了出来。这时就把家又搬回天津了。
访问结束后，袁家公子把张卓然《沦陷后我在天津教育界的抗日活动》扫描进计算机，发到了我的信箱。
张卓然（当时化名张维平）是1937年陈立夫派到天津的地下工作人员，具体职务是天津的战区教育督导员，到抗战后期他还负责北平工作。
根据该文，袁贤能是1938年底成立的秘密组织“天津教育促进会”的理事，该组织的使命是联络与敌伪不合作的天津教育界人士一致对外、共赴国难。
关于达仁学院，该文也有解释，“我回到天津后，会同教育部专员徐治联系天津南开大学未撤退的经济系教授袁贤能、天津北洋大学未撤退的教授黄邦桢商议创办一所高等学校，收容不愿接受敌伪高等教育又不能到后方升学的青年学生。经商讨决定，在英租界海大道租了几间平房，因陋就简，办起‘天津达仁经济学院’，由袁贤能任院长，黄邦桢任总务主任，当然他们都教主要课，还请几位兼课教师担任国文、英文课。学校除酌收学费外，主要是由教育部补助，并向教育部备案请求经费。”
张卓然由天津至北平，主要通过袁贤能。1943年4月，袁贤能带张分别拜访了陆志韦、张东荪、蓝公武家，还有中国学院院长何其巩家。其中，何其巩还提出：“有两件事请你帮忙，一件是把中国学院改称中国大学并请立案，一件是请教育部补助经费。”张回天津立即发电请示教育部，数日后接复电：“中国学院准备每月补助2000元，改大一节，暂勿庸议。”袁贤能回来告诉张，何先生看了电报非常生气，将电报扯碎抛到炉子里说：“立夫对我打起官腔来了，钱我不要，我有的是钱。”
“1944年4月间，天津教育界一些和我有关系的人，被日军逮捕审讯的有达仁学院院长袁贤能。被捕后经过严刑审讯，因无确实抗日证据，先后被释放。”
《燕京大学人物志》（燕京研究院编，2001，北京大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物志》）第一编列有“袁贤能”条（王俊彦撰，第212-213页）,与张文大体一致，但有关达仁学院的名称和资金来源说法不同。
《人物志》说“1939年（袁贤能）与杨学道、黄邦桢、张伟TAO、范云巢五人共同出资，创办达仁商学院。”达仁学院正式名称是“达仁商学院”还是 “达仁经济学院”？从系科设计看，达仁学院下设会计、商业管理、银行三系，在资金紧张的条件下，商学院也比经济学院更容易生存，这样看或许正式名称该是“达仁商学院”；不过该院有达仁经济研究所，袁贤能本人就是所长，“达仁经济学院”这个名称或许更合乎袁贤能本人的学术兴趣。从资金来源看，张文说“学校除酌收学费外，主要是由教育部补助，并向教育部备案请求经费”，恐不合实际。因学校成立在前，而张回重庆汇报工作更晚，学校资金恐怕主要靠学费和私人捐助维持。《人物志》还指出，达仁学院于1951年并入天津塘沽大学。
另外，张文回忆中国大学何其巩的情况也未必正确。根据《中国大学革命历史资料》中的《何其巩与中国大学》一文作者崔瞻的说法，1938年，何亟与重庆国民政府取得联络，“遂由我找到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代他发出两封密电，一致蒋介石，一致教育部长陈立夫。当时日伪特务横行，何校长不无顾虑。我为对何忠心，两电均由我抄写发出，不使何校长笔迹外传，因此我对这两电内容还依稀记得。致蒋电有‘誓竭忠诚，以为股肱之佐，决不附逆，致贻钧座之忧’之词句。致陈电除表示决不为日寇利用，充当汉奸外，还提出要教育部发给中大补助费之请求。不久就收到了蒋陈的复电，蒋电除对何表示慰勉外，还希望他做地下工作，努力打击日寇。陈电与蒋电内容大致相同，对补助费事则只字未提。但不管如何，教育部这扇大门总算打开了，为抗战胜利后，教育部对中大与后方大学一视同仁，不加歧视，铺平了道路。”（第145页）不管是敌占区还是大后方，战时经济状态下民生凋敝，财政困窘，一些后方大学，如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都苦于经费问题，教育部未予中国大学和达仁学院多少补助该更为可信。而张文提到的何其巩说“我有的是钱”，也不合时情，或可看作气愤时候的豪迈语。
最后，再简单说一下林赛和吴大业。林赛，即迈克尔•林赛（Michael Lindsay），又名林迈可，根据网络上的材料（http://news.xinhuanet.com/mil/2005-08/29/content_3417415.htm），他“1909年出生于英国。1937年底来中国，在燕京大学任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为根据地无线电通讯 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1944年5月到达延安，任八路军总司令部通讯顾问，参与了新华社英文广播的创建工作，并担任新华社英文广播部顾问，抗战胜利后离开中国，1994年在美国与世长辞。”
吴大业与吴大任为兄弟，与吴大猷为堂兄弟，是南开指数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著有《物价继涨经济学》。
至于袁枢真和郭骥，下面还要专门谈到，这里暂不多说。请继续听袁家公子的讲述：
离开南开
光复以后，他又回到南开大学了，投书平津、抨击时弊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有的宣言上有他。
一解放，天津副市长是黄敬——江青的前夫，是父亲的学生。军管会接收南开之后，父亲就做了经济学院的院长。天津政协的《天津文史资料选辑》里说解放军接管南开的时候，是父亲出面接待的。但不久他就走了，离开了南开。
问：为什么离开南开呢？
答：这和季陶达到南开来有关。当时留过苏的季陶达到了南开，结果与丁洪范闹得不可开交。
丁洪范与父亲同乡，是父亲的朋友。在马寅初被软禁的时候，丁是马的助教，最后马寅初临走，还交给他一些事。
解放时候，共产党得势了，丁觉得对马列非常有研究，自己也面带得色了。当时讲《资本论》，举的例子都是几头绵羊换几匹麻，例子都不许动的，他觉得自己马克思主义很行，一张大嘴什么都来了，连马克思的例子也敢改；他还要“二马结婚”(The marriage of Karl Marx with Alfred Marshall)，就是马克思加马歇尔，微观上还要马歇尔这一套。有人就叫他“丁克思”。当时，这就了不得了。
季陶达是留过苏的，当时他在解放区。也牛气烘烘的，一开会就要对阵。两个人都自认马列主义，一个是正牌的苏联留学生，一个是要发展马列主义，打得不可开交。
父亲是院长，非常为难，在中间无法做人。50年秋就辞职不做代院长和系主任了，51年联系之江大学，去了杭州。之江大学是一个教会学校，在六合塔背面。我那时稍微懂点事了。
最后还是季陶达得胜。据说高教部专门开《资本论》会议，把王亚南等人都请来了，会上大家都戳丁的脑壳。丁倒霉不是因为这个，这个只是诱因，但从此一直就非常压抑了。 “文革”时候，他因为“历史反革命”，可能与蓝衣社有关，天津中院宣判了，临死都没平反。
问：之江之后呢？
答：之江大学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并入上海财经学院，现在是上海财经大学了。54年秋天父亲又搬回北京，到了对外贸易学院。这时，他这套资产阶级的东西，最拿手的东西，就不能讲了。
后来刘少奇还是周恩来有指示，要求对马克思以前的也要源源本本介绍。他就主要讲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还有马克思以前的经济学说。还给了他两个研究生，一个是薛荣久，还有一个叫千之松，千之松的父亲是千家驹。这成了“文革”斗争他的原因——“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季陶达（1904 - 1989），浙江省义乌人。20年代参加大革命，1927年被派往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中山大学，1930年回国，曾经先后在中国大学、东北大学、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西北大学任教。1946年至1949春，任山西大学经济系系主任。1949年8月到南开大学任经济系系主任、经济研究所所长。他在解放前从俄文直接翻译了《新经济思想史》、《政治经济学》、《马先尔经济学说及其批判》，解放后又译出《穆勒政治经济学概述》，主编《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选辑》，编著《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等书。其著述受前苏联经济研究的影响较大。
丁洪范（1898－1979），别名茂海，浙江天台人，1917年入之江大学，次年得华洋义赈会资助，赴菲律宾大学，1923年返国。曾先后任教于上海商学院、南开大学，抗战时期先后在重庆大学商学院和湖南大学经济系任教，1947年回到南开大学，任会计统计系主任。1957年５月５日，洪范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反对百家争鸣中的教条主义思想作风和方法》，被说成企图取消马克思主义， 1958年底以 “历史问题”和现实表现，打成反革命，判管制３年。直到1978年才得到彻底平反，患直肠癌的丁洪范在同年秋天回老家天台，于翌年元旦去世。著有《经济学原理》，另有多篇论文散见报章杂志，目前尚未经过整理。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1 13:04:35
|
|
一件戏剧性的事情
问：57年他没什么问题吗？
答：没有什么问题。有戏剧性的事情是六几年的时候，中印边界打过不久。解放军总政治部找了父亲，这事和我的姑姑有关系。
父亲与我的姑姑之间是有通讯的，信寄到香港陈君慧那里，陈君慧拆开，再重新写一遍寄到台湾，以免笔迹外传。我父亲的同学陈君慧参加了伪政府。光复以后为了避免被审讯，就找到了我的姑姑，找了郭骥托情。后来他没有被审讯，解放后一直住在香港，对父亲还有姑姑一直很感恩。
解放军总政找我父亲，说姑姑去香港，希望父亲能通过广州，打扮成商人也到香港，与她见一面。这样先接他到了广州，与他谈了一个礼拜个人问题。第一是炮击金门问题，问他怎么看炮击金门。说炮击金门，是给蒋介石一个借口。当时美国对蒋介石实行独裁不满意，支持西点派，想闹倒他。我们炮击金门，这样蒋介石就可以实行紧急状态，避免那拨人上来。第二是中印边界问题，问我父亲怎么看蒋介石。父亲当然说蒋介石是人民公敌，反动透顶。总政跟他说，千万别这么说，要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在中印边界的时候，他现在说是中国领土。蒋介石是民族主义，说民族英雄。要这样转达到郭骥那里，再向哪里传，也许是陈诚，也许是别人，这就不知道了。
当时郭骥是国民党中委委员，光复大陆委员会的秘书长。姑姑当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经常出台湾，到各处巡视。去巴黎，去上一个地方，写一封信回来，还记得她去过伦敦的博物馆，写信来说伦敦博物馆保存美术作品甚至比法国都好。父亲是大大咧咧的人，见姑姑出了台湾，就直接写信给国外了，寄往姑姑写信的旅馆。
这下惹祸了。姑姑已经从宾馆走了，人家宾馆收到信，非常负责任，就一站站给转了过去。姑姑回到台湾，信也跟着到了台湾，落到了情报系统手里。这个给姑姑、姑父惹祸了，他们被审查了一年。
父亲说话也随便。总政跟他说的话，他回单位都讲了。那时说蒋介石是民族英雄，这还了得，“文革”就抓他这个事情。造反派外调总政，据说总政来了两个人，打岔打过去了，说袁贤能是个死狗，总之他不是走资派，把注意力转移掉了。要不然，这是很麻烦的，后来没有什么事。
问：文革时候袁贤能先生住在哪里？
答：当时就在二里沟，还能回来。
问：您呢？
答：当时我在四十中。我当然是共产党教育，一回家就批判我的父亲。父亲根子里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原来的东西，再也没有改变过。当然对马克思的治学还是很佩服的。
问：改革开放之后？
答：他已经卧床不起了。父亲在83年春节前后去世的。其实他是比较幸运的。历次运动，人们也不太对他感兴趣。
郭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光复大陆委员会”秘书长，是蒋介石主办庐山军官团期间由陈诚提拔起来，属于浙江系，也就是蒋的嫡系。后来，由陈诚送到英国留学。孙立人事件后，陈诚似乎逐渐失势。
关于孙立人事件，记得去年的《万象》杂志有比较切要的记述。暂时就不找那本杂志了。访问中谈的西点军校事，指的就是这个。
|
|
袁贤能先生的著译
随后，我们上到了六楼同样有点凌乱的房间。屋子里有几个挤得很满的大书柜，有许多统计和计算机书，还有一些哲学、历史和社会科学书，专门有一个架子放满了CD唱片。我临走时问他，“您喜欢音乐？”，他说是；又问“喜欢古典音乐？”他再次肯定回答了。
他搬出了一个小纸箱，大约是袁贤能先生留下来的书。我急忙翻看，其中有袁贤能主编的《达仁经济研究季刊》，每期上都有袁贤能先生的论文；还有关淑庄、秦佩珩、陈国庆等人的论文抽印本，袁贤能本人的《柏拉图的经济思想》、《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经济思想史导言》单行本或抽印本，不过没有找到《亚当•斯密以前的经济思想史》。
他特别提到袁贤能先生的别号问题。说“问不、问朴、问卜我都见过，似乎他本人对此都没有异议。但是，我国推行简体字以后，‘问’和‘向’字形相像，一些出版物上就误为‘向卜’、‘向朴’，这是需要澄清的。”。他说的“一些出版物”，包括《法国重农学派的中国渊源》、《燕京大学文史资料》。
问：他解放后好象没有出版过著作？
答：人民出版社80年代初曾经拿过来父亲的一本书，好象是《经济思想史》（？），当时嫌给的条件特别低，就没有出。不过以后就再也没见这本书。也许在什么图书馆能找到。他还有一本《中古时期经济思想》手稿，在我这里。经团联打招呼，介绍到了商务印书馆，人家认为不合格，退稿了。
（他找了出来，厚厚的一叠，写在稿纸上。在中古经济思想这个渊深的题目上，目前国内研究比空白好不了太多。）
当然，他解放后的主要成果就是翻译了。除了《对劳动的迫害及其救治方案》，还有就是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
问：您也跟着翻了吗？
答：没有，我那时不懂英语。托马斯•孟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的署名是“袁南宇”，这是用了两个孩子的名字。我哥哥生在天津，叫“相津”，我是生在南开，叫“相南”。解放军一占天津，哥哥参军进了革命工作团，名字也就改了，叫了“袁宇”，当时也是革命名字。不过他在张家口集训，水土不服，又回来了。他熟悉中古英语，托马斯•孟这本书就有很多地方与现代英语不一样。
问：《人口原理》是合译的？
答：那本书是这样的：当时丁洪范经济上非常困难，要找活干，父亲就向商务印书馆推荐了。结果丁翻翻就不愿意翻了，因为马尔萨斯的书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思路，很大篇幅都是资料罗列。后来，又让宗惟贤接着翻译。他可能是国民党，解放前是国民党政府驻芝加哥的领事，一解放就起义了，然后就在这个学校教书。“文革”的时候，说他“特务嫌疑”，心脏病死掉了。宗惟贤翻着翻着也不耐烦了。可都答应商务印书馆了，还剩了一半，父亲就接着翻译完了。
说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译者署名是“南宇、子箕、惟贤”，南宇即袁贤能，子箕是丁洪范，惟贤即宗惟贤。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2 18:03:48
|
|
在燕京大学的时候，教职员待遇是非常好的。最近我还见到了吴大任的儿子吴喜之——我跟吴喜之都做数理统计，一起说起来吴大业。吴大业1937年之后养肺病，肺病要隔离的，当时家里比较宽敞，他就住在我家，现在的燕东园40号。我还听我哥哥说，陆志韦家的孩子非常淘气。别家的孩子都规规矩矩的，陆家非常西方化，孩子又闹又跑的，跟别家孩子打架了，就给那家门口挂一个蛇，早晨起来，一看吓一跳。中国大学最困难是蓝公武，他的孩子叫蓝英年，老头非常倔。
--------------------------------------------------------
在燕京大学的时候，教职员待遇是非常好的，住房宽敞，我家就占一座小楼，现在是燕东园 40 号。所以吴大业 1937 年后能在我家养肺病，当时肺病是要隔离的，他单独住一间房，而不和我家人接触。最近我还见到了吴大任的儿子吴喜之还说起这件事。我跟吴喜之，都做数理统计，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2 18:05:46
|
|
郭骥是陈诚手下的人，曾经被陈诚送到英国。当时有CC、军统，陈诚也想发展自己的敌后情报系统，派郭骥来，那时就住在我家。
-------------------------------------------------------
郭骥是陈诚手下的人，曾经被陈诚送到英国。当时有CC、军统，陈诚也想发展自己的敌后情报系统，陈诚或他郭骥派来的人，住在我家，在敌后建立情报系统。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2 18:08:54
|
|
《日伪统治时期的平津》
----------------------------------
当为：《沦陷时期的天津》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2 18:10:35
|
|
关于陈其田：
陈当时是燕京大学经济研究所负责人，有影响的，但我查了《燕京大学人物志》，没有陈其田的介绍，或许有意略去了。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2 18:16:41
|
|
当然我父亲后来到底被宪兵抓起来了，直接看来跟学生有关。有的学生被抓起来，也就把他供了出来。他先后三次被抓到宪兵队，关在沙滩红楼的地下室。那时非常困难，结果死了一个姐姐。
宪兵队主要逼他出任伪职，据说是中国人审。当时揍他，拿蛇，拿蟒蛇缠他，听父亲讲大蟒对着他的脸吐芯子（舌头），逼他做伪中央大学的副校长。最近有人还开玩笑说，如果当时他答应了，现在是某某某的老师。他也不敢说不出任，就托词说，我的同学陈君慧都当了交通部长，给我副校长太低了。
------------------------------------------------------------
后来日本宪兵抓父亲，看来和转运学生有直接关系。帮学生去大后方，还有边区。有学生被抓，可能把父亲供了出来。据说父亲被抓起来后，使劲逼问“黄手绢”问题，“黄手绢”是当时接头用的暗号或标记物。
当时燕京老师除了帮着转送学生，而且也有人去解放区。比较有名的是小林塞勋爵，他经常往解放区跑。我的母亲说，小林赛经常在聚会上展示他在解放区拍摄的照片，介绍那里的见闻。燕京大学内有交际圈子的，教员们经常轮流举行晚餐聚会。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2 18:19:18
|
|
父亲不太愿说挨打的事，我们其实是听周围的人讲才知道的。听说逼他出任伪中央大学副校长时，他看出审问的中国人并没有从日本人那里得到多少授权，就故意给他们出难题。这些人恼羞成怒，当时就揍了他。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2 18:20:56
|
|
军管会接收南开之后，父亲就做了经济学院的院长。
--------------------------------------------------
据哥哥回忆，军管会接收南开之后，贴出公告，任命父亲为财经学院的院长。他的出任，看来和黄敬有关系。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2 18:23:27
|
|
在马寅初被软禁的时候，丁是马的助教，最后马寅初临走，还交给他一些事。
--------------------------------------------------------------------
我记得读到这样的资料，马寅初被当局“请”去软禁，临走当着很多人面，把一本英文的《财政学》（谁写得不记得了）交给丁。让他研究这个问题，开好这门课。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2 18:24:14
|
|
一开会就要对阵：
----------------------------
一开会就是丁洪范和季陶达激烈对阵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2 18:24:39
|
|
据说高教部专门开《资本论》会议
-----------------------------------------------
据说高教部专门开《资本论》的教学会议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2 18:26:12
|
|
丁心高气盛，人际关系常弄得很僵。受到批评后，他认为自己在全国学术同仁前颜面扫地，是奇耻大辱，提起来就痛断肝肠。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2 18:27:09
|
|
六四年还是六几年，刘少奇还是周恩来有指示
---------------------------
六十年代初，刘少奇说对于马克思以前的资产阶级学说要原原本本的介绍。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2 18:27:31
|
|
千之松
------------------
千枝松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2 18:29:19
|
|
当然丁倒霉不是因为这个，这个只是诱因。“文革”时候他是因为“历史反革命””
------------------------------
丁的倒霉至此还没有告一段落，还有历史上的辫子被人抓住。因为和蓝衣社的什么关系，“历史反革命”问题被提出来，天津中院宣判的监外管制，到78年才平反。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2 18:30:44
|
|
关于林迈可，《燕京大学人物志》的辞条记载如下：
林迈可(Michael Lindsay―Lord of Birker)1909年出生在英国伦敦一个书香门第。林迈可是在英国牛津大学贝利尔学院导师制毕业的，他获得了政治学、哲学、经济学的硕士学位。毕业以后，他没有为自己设计来中国工作，更做梦也没想到抗日八年的岁月是和中国华北八路军游击队患难与共一起度过的。
1937年12月林迈可应聘到燕京大学创办导师制并任导师。他在来华途中同船与诺尔曼?白求恩相遇并成了好朋友，这个巧遇以后使他能更直接了解八路军的艰苦处境。
有一次，他在保定骑车到郊外，碰到华北抗日游击队，在短短的几天内，他看到中国游击队抗日是非常艰苦的，是在很缺乏物资供应的恶劣环境中作战，崇敬之心油然而生，决定回到燕京后，一定尽力来帮助他们。后来，他和另一位英国导师戴德华一起去游击区。他们先去冀中，碰到吕正操司令员的冀中部队，受到冀中军民的热烈欢迎。以后又去了晋察冀边区，在聂荣臻的小五台山司令部碰到他的老朋友白求恩大夫。他详细了解了八路军缺乏医药通讯器材的情况后，决定在军需物资，特别是电讯器材和医药品方面给予支援。当时他和聂司令员谈到了这些问题。聂司令员知道他在无线电方面有技术专长，就接受了他的帮助。
回到燕京后，他就利用当时日本人不能管制英美人的情况，尽量用他自己的钱开始买药品及通讯器材。这时他已经和北平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多次巧妙地避开敌人，把药品、器材等送到游击区去。从游击区回来时也带回一部分抗日材料和宣传品，请他的学生李效黎翻译，还给英国《泰晤士报》、《卫报》写稿，报道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艰苦斗争的真实情况，揭露日本鬼子在中国土地上的残暴罪行。
1939年夏，他又一次到八路军游击队地区去，在聂荣臻将军的司令部里，又遇见了老朋友白求恩。当时白求恩大夫的身体健康不良，林迈可主动提出请白求恩到北平燕大他的住处治疗养病，然后再出国为中国抗日战争筹集资金。不幸的是白求恩大夫不久在为伤病员做手术时不慎割破手指中毒感染而去世。
1941年林迈可的学生李效黎离开导师制毕业于经济系，她是山西省离石县人。她和林迈可在1941年夏结为夫妇，婚后他们继续出生人死地为抗日战争做地下工作。
珍珠港事变刚一爆发，当早晨7点多钟日寇从燕京西校门进来逮捕他们时，他们刚从东门乘坐司徒雷登校长的小汽车，偕同班维廉教授夫妇驰往西山。真是刻不容缓，十分危急。在八路军地下工作者和老乡们的帮助下，他们很快与八路军游击队联系上。前来接他们的萧芳(曾是燕大附小的学生)是林迈可过去送物资到解放区的接收人。他们一边行军一边工作，部队的同志把无线电收音机分给林迈可(收音机是林迈可在燕京大学装好送给部队的)，由此，可以听到有关太平洋的战争新闻。他们经过艰苦跋涉，穿越日军封锁线辗转到达了平西根据地。
在前方，林迈可主要工作是在聂荣臻将军的晋察冀边区通讯组做技术顾问。尽管物资缺乏，他们还是改装了不少老旧笨重的发报机，同时也训练了许多机务人员，使冀中等地和敌人炮楼靠近的地方，受益不少。他们在边区生活得紧张而又充实，在各方面都得到八路军司令部的帮助与合作。
1944年的夏天，他们到达了延安，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热情接待，并委以重任――18集团军三局通讯组技术顾问及新华社英语主编顾问。李效黎则完全帮他随身做书记翻译等工作。
1945年10月中，蒋军胡宗南部有进攻延安的消息。林迈可不想看到中国打内战，另一方面又想到中国以外的世界极需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他要出去尽力告诉外界中国的真实情况。周恩来同志完全同意他的想法。他们11月离开延安，经重庆、印度回到英国，开始在英国到处演讲。当刘宁一先生、吴文涛先生去英国作短暂访问、住在牛津林迈可父母家时，林迈可父母尽量给他们联系国会议员以及在国内有影响的团体。尽管战后英美都在急起反对共产党，蒋政权的官员(包括大使郑天锡、公使陈之迈等)公开散布谎言说“李效黎是共产党员”，但是由于林迈可及他父母的声誉，他还是被美国、加拿大太平洋学会邀请去各大小城市做了四十多天演讲，受到热烈的欢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后因认为林迈可有亲共嫌疑，英国外交部及联合国远东经济总署，取消了请林迈可担任的与中国事务有关的职务。
新中国成立后，一贯好进忠言的林迈可给毛主席呈言，希望中国能和多数国家交往。他也在一些公开的场合发表他的意见。中国“文化大革命”发生后，他秉着尊敬同情中国人的赤诚之心，直言不讳地说了许多批评的话。 ?
1983年，林迈可高兴地听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结合中国的国情学习、引进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他看到中国的巨大变化，心里很兴奋，甚至准备回中国颐养天年，可惜他没有活到现在，于1994年病逝于美国。
林迈可毕生献身于教育事业和科研工作，他一生中在许多大学执教，如燕京大学、哈佛、耶鲁、澳洲国立大学及美国美利坚大学。他留有著作：Is Peaceful Existence Possible?(《和平共处可能吗?》)ChinaandColdWar(《中国与冷战》)。还有些关于国际方面的政治经济等文章，登载在英、美、港、台等地的报纸杂志上。
林迈可是一位热爱和平的国际主义战士，为了消灭门本侵略者，为了中国的抗日战争，他冒着被敌人逮捕杀头的危险，?一次次承担完成当时，中国人所不能办到的艰巨任务，他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出自己所有的知识、技术和精力。几十年来他一直关心中国的前途，关心中国人民的命运，与中国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
可告慰林迈可的是：中国现在国民经济大大发展，人民生活大大提高，科学技术也发展很快，法制也逐步健全。香港已回归中国，中国正努力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作用。
林迈可身后留有妻子李效黎，一子林海文及一女林美理。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6-04-12 18:32:22
|
|
注：林迈可去世后，其夫人李效黎即定居北京，由她的外孙女李淑珊(Susan V. Lawrence)照料。
|
|
作者：姑苏城外 提交日期：2006-06-23 20:19:11
|
|
值得再读。
|
|
作者：食货 提交日期：2007-12-21 20:52:03
|
|
袁贤能，1933年，《中国货币论考证》，《经济统计季刊》，第二卷第2期；
1935年，《凯衍斯在货币论上的贡献》，政治经济学报，第3卷第4期；
1936年，《柏拉图的经济思想》，政治经济学报，第4卷第4期；
1940年，《亚当斯密前的经济思想史序》，经济学报，第1期；
1941年，《柏拉图的经济思想》，经济学报，第2期（此文是上文修订本）。
《大公报》文章待查。
|
这篇采访录中提到的书稿，便是2004出版的袁贤能著述文集。
近年来几次回国，见到多年未见的同学、朋友。在一起闲聊回顾时最大的感受就是，随便一个人，只要有时间听他聊，就是一部非常精彩的纪实小说。
冷明，几次回国都没有私下里单独聊过，但是只言片语中也能感到，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一位老地下工作者，被人诬陷，发配回原籍。这里面心酸苦辣，也是一言难尽的。
刘玉平，那就更不用多说了。还是等他写的书出版后，细读。
老哥，袁相南，我这个朋友不问出处的人还真没详细问过，就人肉出这么一篇访谈录。如果有时间，也是一部纪实小说的素材。
在此还要感激88颗牙齿告诉我，每一季该是多集，且一年一季。本老头喜欢胡闹，季、集、辑、乱用。下次注意，谢谢！不过，要是把这一次回国每篇都编成电视剧情节，估计也可以凑成几十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