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图佐夫是率领俄军击退拿破仑侵略的元帅。对于军事我一窍不通，写这一篇超出了个人能力。男人理性而女人感性实在是天生的，对于某个事件，男人关注宏观场面、数据分析和深远意义，而女人看到的则是一个个鲜活的片段、人物以及事件对个人心灵的影响，这是龙应台写“大江大海”的角度。勉强写这篇，也是以女性的眼光来看战争，深度肯定是有限的。看在开篇就自我批评的份儿上，请各位坛友轻轻砸砖。
说到战争，就像两个人打架，参战双方必定都擎着正义的大旗。只是这旗子往往当时看着鲜亮，过一段时间就分辨不出它的本色。看来正义也有它的时效性和地域性：也许49年的正义到89年就不那么正义；也许美国的正义到伊拉克就不那么正义。如此这般变来变去的正义真是“比太阳还要光辉”？历史无法重演，但如果可以重演，这所谓的正义能对人类有何裨益？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没有答案，因为我无法面对一个又一个的质疑：如果别人欺负到你头上，打到你家里，甚至……
我只知道——仇恨无法消除仇恨；唯有爱，可以化解仇恨。
回来说库图佐夫。触动我写他的原因只有一点。当法军沿着斯摩棱斯克大陆逃跑时，那些一直以来撤退避让的俄军将领们终于找到机会，可以在那头奄奄一息的野兽前一逞威风了。他们纷纷要求进攻，截断、俘虏和歼灭法国人。而库图佐夫一人全力反对进攻。
此时俄军的状态是，军队没有靴子和皮衣，给养不足、没有伏特加酒，一连数月夜间都露宿在零下十五度的严寒中。那时每分钟都有冻死或饿死的可能，一个月时间军队要死去一半的人。
而对于那些将军们，他们最感兴趣的是这个或那个将军所受的奖赏和他们所作的推断；但是关于留在医院和坟墓里的五万人的问题，则不属于他们所研究的范围。
当俄军和法军遭遇时，想出风头，打运动战，打垮、切断敌人的这些愿望都特别明显地表现出来。
一将功成万骨枯。有多少将军愿为体恤下情而放弃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呢。但这是库图佐夫秉持的原则。面对众多的指责，他坚持放敌人一条生路，因为他的目的只是要把敌人赶出国土。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用十个法国人换一个俄国人，他都不愿意。在谈及战争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观点。战争当中的牺牲是被普遍接受的，将领的责任只是让这种牺牲更具价值；尤其当牺牲被升华之后，牺牲者和家庭所遭受的痛苦和损失便自然而然地隐身，好像那痛苦和损失因为“死得其所”就消失无踪。正因如此，作为元帅的库图佐夫更显现出人性的高贵。
与此相反的是库图佐夫的对手拿破仑。在波罗底诺战役结束以后，他巡视那遍布着死者和伤者的战场，看着这些人，计算着多少俄国人抵一个法国人，由此他自欺欺人地找到了使他高兴的理由：五个俄国人抵一个法国人。然后他在给巴黎的信中这样写道：战争的景象是壮丽的。
后来，当他被幽禁在圣赫勒拿岛时，他利用闲暇时间记述他的丰功伟绩：
“渡过维斯杜拉河的四十万人中，有一半是奥地利人、普鲁士人、撒克逊人、波兰人、巴伐利亚人、符腾堡人、梅克伦堡湾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和那不勒斯人。实际上，在帝国军队里，有三分之一的荷兰人、比利时人、莱茵河两岸的居民、皮德蒙特人、瑞士人、日内瓦人、托斯卡纳人、罗马人、三十二师以及不来梅和汉堡等地的人；其中说法语的几乎不满十四万人。对俄国的远征，其实法国的损失不到五万人；俄军从维尔纳撤退到莫斯科，以及在各次战斗中，损失比法军多三倍；莫斯科的大火使十万俄国人丧生，他们由于森林里寒冷和物质匮乏而死亡；最后，在莫斯科至奥德河的进军中，俄军也受到严酷季节之苦；在抵达维尔纳时，它只剩下五万人了，到了长什利，就不到一万八千人了。”
这就是拿破仑远征并引以自慰的战果！以较少的法国人伤亡换取了更多的俄国人的伤亡。至于非法国人的伤亡，更可忽略不计。也许这是一个通行的计算方式，我们高中学历史时，需要反复记忆的，就是某次战役消灭了国民党军队多少万。当这个数字出现在课本上的时候，站在胜利者的角度的确令人心振奋。不过如果有时间去探究每一个数字背后的悲欢离合，聆听每一个数字后面的伤心哭泣，才知道多么正义的战争到头来不过是兄弟相残。如此就再难为战争的丰功伟绩欢呼相庆。
读到拿破仑的时候，总会想到那位曾经主宰我们时代的伟人。无意评论这位伟人的是非功过，只是每每想到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情形，不免有战栗之感。在他俯视之下的芸芸众生，褪去了个人的需要、欲望、情感，变身为一级级阶石，送他登上自己理想的巅峰。那山峰纵高千尺，引来万人膜拜，于草民何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