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闲话讲不来

上海闲话讲不来

 

      地方自大主义或可称为中国一绝，想必身为中国人者，对此都有切身体会。谁不说俺家乡好啊！地方自大主义又以南北几个中心大城市表现为最，比如，北京管北京以外的地方叫“地方”；广州管广州以外的地方叫“北方”；香港管香港以外的地方叫“内地”；上海最牛，管上海以外的所有地方叫“乡下”，所有不会讲上海话的外地来沪者在上海话里都叫“乡下人”。有一首广为流传的上海童谣这样唱道：“乡下人，到上海，上海闲话讲不来，米西米西炒咸菜。”对于不会说上海话的外地人，纵使你曾有过“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的荣光，到了上海也还是难保不“吃瘪”。

      上海人说上海话，叫“讲上海闲话，”用上海方言念，就是“港桑海矮屋。” 二、三十年代，海上闻人杜月笙那句经典名言“闲话一句”，哪个不晓？那时上海滩上不管出了什么麻烦，到了杜先生那里，只要他跷起右手大拇指，脱口说出“闲话一句”，什么样的麻烦也必定给你摆平了。他那一句上海闲话可不是随便讲讲的，讲了是笃定算数的。

人们说到上海，总爱冠个“大”字——大上海。所谓大者，从地理上说，上海在元朝以前曾包括苏松太，杭嘉湖，上世纪初就已崛起为远东第一大都会，现在更跻身于世界级特大城市之列；就人文而言，上海对外来文化（主要指外国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最少保守，最擅吸收，无垠则广，有容乃大。所谓上者，上海向为江南之上邦，长江之龙头，不仅江浙一带在其统领之下，整个长江三角洲以至广大华东地区，亦唯其马首是瞻。所谓海者，海纳百川，兼容并蓄也。从前上海乃三教九流，鱼龙混杂之地，如今更是群贤毕至，众俗共存之乡，上海以广纳、宽涵海内外一切文化并加以融合改造，形成了独具上海特色的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海派”文化。

      上海，对我曾经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概念。直到大学毕业，我的人生经历和上海没有什么牵连，对上海也没有什么感性认识。一些关于上海的印象都是从诸如《上海的早晨》、《霓虹灯下的哨兵》等文艺作品中得来的。在我的想象中，上海灯红酒绿，上海时髦洋气，上海高傲排外，上海光怪陆离。我对上海，除了好奇，还有敬畏。没想到的是，我命中和大上海竟是有一段因缘的。

      大学毕业时，我被分配到上海外国语学院工作。我的上海同事曾对此大惑不解，他们认为我这个外地人能分到上海来必定有什么“噱头”，因为在上海读书的大学生要想毕业后留在上海可是交关吃力的。然而，我没有什么“噱头”。我们班毕业的时候，除去考上研究生的，只剩十来个同学参加分配，而前来要人的单位有二百多，完全是一派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的阵势。系里研究后决定，优先满足中直机关和部属高校的需要，除有特殊情况，省级单位一律不予考虑。上海外国语学院是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教育部下达的分配指标中，要求分一个世界史专业的毕业生到那里去教历史。但同学们都希望留京，无人在分配志愿中填报上海。尽管上海也不在我所填的三个志愿当中，系领导最后还是决定把我分去，理由无他，只因我的家乡算起来离上海最近，坐火车“只”要十小时，“回家方便，”系总支书记找我谈话时如是说。

      就这样，我带着告别北京的离情别绪和对上海的惶惑不安登上了南去的列车。书包里的小本子上写满了老师和同学们充满劝勉和安慰的临别赠言：“莫愁地角天涯远，但肯摇鞭有到时，” 这是系主任的留言；“吴江水暖不成冰，莫信江边冷煞人。心有蓓蕾千万朵，花开何处不生春？” 这是班里“元老院”学长老丁的赠诗。大家似乎不约而同地把上海看成了地角天涯的所在，想成了虽不结冰，但令人生寒的地方，而我就并非出于情愿地被发配到那里去了。我的上海同事们听我说起这些原委，惊诧得无以名状。正所谓乡土不同，情形迥异，彼为畏途，此曰福地。

      初到上海，最犯难的就是上海话讲不来。岂止讲不来，听也听不来。我在国际关系教研室从教世界史，全教研室七位老师中，只有我一个不是上海人。教研室主任陈老师是文革前人民大学毕业的老大学生，颇能体谅新来上海的我听不懂上海话的苦恼。他要求老师们共同备课和开会时都讲普通话，大家也都赞成。可是每当教研室开会讨论起事情来，往往开头大家还留意着说普通话，很快地，就集体无意识地转向上海话，顾不上我了。我在一片伊里阿拉的上海话里，只觉得头脑发懵，如坠五里雾中。有一次教研室例会，我因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正兀自神游千里之外，忽听陈老师一声唤：“小陆，你说呢？”把我从白日梦中惊醒。我说，我说什么呀？耳中只听到同事们交流的很热烈，每个老师在发言中都频繁提到一个“鸭大壶”，这“鸭大壶”是什么？跟我们教研室有什么关系？我冲口问道：“什么是鸭大壶？”问得大家一愣，待反应过来，“哗啦” 一下全室笑得像炸开了锅，笑得我好不尴尬。原来那天讨论的是夜大学的事情，他们用上海话一说，在我听来就成了“鸭大壶”了。

      入乡随俗，我想我也不能老这么尴尬着，得学一点上海话，免得永远置身“主流社会”之外。上海是讲究精致生活的，上外的食堂，即令在八十年代初，伙食已是十分丰富多彩，不仅供应南北风味各种米面食品，还有小炒饮料、西点蛋糕等等，在全国高校食堂评比中总是名列前茅。那天我到食堂午餐时，鼓足勇气，咬着舌尖用“上海话”对掌勺的大师傅说：“阿拉要抹一紫墨斗”，大师傅抬眼看看我，不说话，也不动弹。我又说一遍：“阿拉要抹一紫墨斗”，大师傅还是跟没听见似的，并不动作。我急了，再一次大声说——这次用的是普通话：“我要买一个馒头！”大师傅这才有了反应，对我挤挤眼笑道：“阿拉晓得侬格，侬上海闲话讲勿来是伐？讲勿来就勿要讲好来，勿要瞎搞百叶结。” 唉，我心里轻叹一声，对自己说，算了吧，看来我还是不要学讲上海话了，讲得不像，徒增笑料。所以，我虽然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快五年，到离开上海的时候，还是只能听不能说上海话。也因此，我心中虽怀有一份上海情结，对这个我曾经度过几年青春岁月的繁华都市牵牵念念，但对上海始终缺乏进一步的认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上海闲话讲不来”。

      今天的上海跟我在上海时的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已是大不一样了。随着上海经济的蓬勃发展，上海在全国格局中的地位愈来愈重要。全方位对外开放的上海充分显示了其兼容并蓄的海派魅力，吸引着成千上万操着普通话乃至外国话的新移民来上海创业、定居。普通话在上海的普及面越来越广，同时使用上海话的场合也越来越少。并非危言耸听，上海话正面临一个被遗忘的窘境，特别是在青少年群体中。有人惊呼：丰富多彩的上海方言正在消亡！更有来自上海的人大代表提出，应该采取措施“保卫上海话”。呜呼，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上海人曾经引以为豪的上海话竟已到了要奋力保卫的地步了么？

      我不是上海人，讲不来上海话，但我不希望看到上海话湮灭。语言的多样性是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也是乡土乡情的载体。吴侬软语，春风杨柳的江南韵趣怎能少了糯软的吴语？推而言之，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失却了自己的方言土语，我们的乡思情怀岂不要苍白许多，寡淡许多？

2005 年 4 月 23 日 于枕浪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