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五年前的追忆--转载的

看得狗崽子们一头冷汗，联动分子又回来啦， 相信若有机会， 别看都是老头老太， 东风还能吹战鼓还能擂， 抡起铜头皮带还能“捶”！！--转载者

 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应肖竟同学力邀，参加了在位于五环路外北京大戏楼举行的一场聚会。题目是“庆祝毛泽东主席诞辰118周年，纪念《联合行动》45周年”。同行的同学还有李旦生、金晓丁、王晓明、田耕、张慕朝。

    进入会场，人已到了不少。熙熙攘攘，清一色须发苍苍的老人，互相寒暄、问候。如果不是会场正中展开的一面醒目的红旗，上书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字样。以及三三五五佩戴者各校“红卫兵”袖章、各区“红卫兵纠察队”袖章、全红袖章在那里合影留念的一帮老头老太太。很难令人想象这些老人正是当年叱咤风云，敢于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漩涡中把水搅浑的“联动”小将们。

    慢慢我的思绪开始像过电影似的，回到一九六六年那风云变换的年代。耳畔似乎响起“拿起笔，做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的激昂旋律。回忆起1966年12月26日北京展览馆剧场“联动”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会场那激昂热烈的气氛，近乎混乱的场面。我们这些刚满十六岁的毛头小伙，位卑，却又未敢忘忧国。组织松散却又一呼百应。不谙世事，却又满腔热血。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动的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由积极投身，到踌躇彷徨，后来是十分的不理解，最后发展到奋起对抗。尽管结果是螳臂当车，是被粉碎、被镇压。但至今我仍然认为，虽然我们当时行事方式的确乖张，莽撞，虽然我们只是一群乌合之众。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与中央军委几位老帅、国务院几位副总理，也就是说“二月逆流”的黑干将们，还有社会上敢于讲真话的遇罗克这样的少数人，都是从不同角度，用不同方式表达对“运动”发展趋势的不满。在那个年代，有如此“觉悟”，终究是难能可贵的。

    过去了四十五年，当年十几、二十岁的青少年，现在都已走入人生暮年。这群毫不起眼的老头、老太太中，不乏当年“联动”的风云人物和骨干精英。

    现场人物聚焦镜头之一：牛皖平。当年北大附中高中三年级学生、中共预备党员，1966年6月2日与宫晓吉、彭晓蒙、钟解放、王宁等发起组织“红旗战斗小组”，是该组织主要领导和灵魂人物。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高中楼二楼会议室，北大附中、石油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等学校红卫兵负责人一起开会，牛皖平是会议主持人，“首都中学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主要发起人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是一个并不很出风头的人，1966年12月26日北京展览馆“联动”大会，他不知何故未参加，由北大附中“二线”领导人物周春英拿着麦克风主持大会。但牛皖平作为“联动”组织的首犯之一，最早成为北京市公安局半步桥监狱的阶下囚。如今这一位高高胖胖的老者，秃脑袋亮光光的。依然是那样侃侃而谈，仍不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气概。

    现场人物聚焦镜头之二：彭晓蒙。当年北大附中高中一年级学生，“红旗战斗小组”主要领导和抛头露面的风云人物。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1966年6月，海淀区中学生召开的一次大会上，就是这个彭晓蒙，带领着北大附中红旗战斗队一帮人冲击会场，占领主席台，把主持会议的领导干部搞得狼狈不堪，一副巾帼不让须眉之势，让人刮目相看。江青为了表达对彭晓蒙反对“工作组”发言的支持，曾将自己身上的雨披披在她身上，并与之拥抱，鼻涕眼泪一通挥洒。1966年8月18日彭晓蒙又做为首都红卫兵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在毛主席和全体中央领导同志众目睽睽之下，插着腰，不拿讲稿，讲起话来不打磕绊儿。如今一个很不起眼的小老太太，这一把年纪了，再叉着腰喊话，能有谁听？自然收敛很多。当年由于彭晓蒙为人处世太张狂，因此遭到包括人大附中红卫兵、师范学院附中红卫兵、十九中红卫兵等一批海淀区学校的不满，相当一段时间隔阂很深。在成立“联动”问题上，据说彭晓蒙与牛皖平等主要成员意见相左，同意反“三司”、反“中央文革”，但不同意成立“联动”，因而未参加“联动”。12月26日大会，她只是在台下充当了一会儿看客。因此躲过了一场牢狱之灾。

    现场人物聚焦镜头之三：卜大华。原北京清华附中的高中学生，1966年5月29日傍晚与骆小海、邝桃生、王铭、张晓宾、张承志等十七名学生在圆明园遗址上秘密聚会，酝酿成立自己的组织。最初几个学生写了一张小字报，署名为“红卫兵”，6月2日在清华附中的校园里正式贴出了署名“红卫兵”的大字报，100多个学生在上面签了名，卜大华名列其首。接着，卜大华等几个学生又贴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尔后又写了《二论》、《三论》。毛主席在7月30日写了一封信。并做为8月1日开幕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的第二个文件，就是《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的一封信》，信后还附着他们的《两论》。毛泽东的这封信，把红卫兵推上了政治舞台。红卫兵运动像火山爆发一样，在全国以势不可挡之势兴起。因此卜大华成为红卫兵的创始者之一。11月27日这一天，在北大附中高中楼二楼会议室，也成为“联动”的创始者之一。12月26日这一天又做为会议主持人之一，就座于主席台。当然以后等待他的命运也是锒铛入狱。如今的卜大华早已不具当年的风华正茂，明年应该可以脖子上挂一张老年卡，享受免费乘坐公交车的待遇。

    现场人物聚焦镜头之四：贺邯生。原北京石油学院附中高三学生，石油附中红卫兵头头，没有卜大华等人那种城府和睿智，当年以高大威猛，敢打敢冲闻名，人称“老贺”。属于“联动”组织中典型的“鹰派”人物。在12月26日大会上，与今日聚会的发起人和组织者，石油附中红卫兵马小军，以及任志明（已去世）、郭大勋（与会）等。不顾会议组织者的劝阻，突然跳上台来高呼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口号。我当时在会场，看到这几位，衣帽不整、横着膀子、虎步龙骧。第一感觉好像是从滨绥图佳地区哪个老林子里钻出来似的。不过他们喊出的口号确实使人人心一振，十分给力。当时把我心中聚集已久的阴霾一扫而空，我也随着场内三千多会众一起欢呼雀跃，把帽子抛向高空。不过四位老兄很快就成为公安部的捕快“黄天霸”们的缉捕目标。1967年1月19日“三司”等造反派纠集了上万人包围了石油附中红卫兵，谢富治派员将马小军、任志明等十余人戴上手铐，在众兄弟高亢的国际歌声中被押上警车。席间据“老贺”自我介绍今年67岁了，红光满面，剔个秃瓢，说起话来底气十足，就是语言粗粗拉拉的，十足性情中人。马小军虽然作为主持人满场飞，但身体就比老贺差远了，前些日子在肖竟同学的帮助下刚完成心脏搭桥手术，但愿千万不要跟任志明太紧了。

    现场人物聚焦镜头之五：赵战平、邹建平。原北京工业学院附中高中学生，做为京工附中红卫兵负责人，与项东平并称 京工附中“三平”。京工附中作为“联动”的发起学校之一，“三平”以他们的思想和行动深深影响着“联动”组织，并为之留下浓重的一笔。项东平现定居在美国，没有与会，他与赵战平都是比我们高两届的八一学校校友。以后在作家礼平（笔名）的文章里我得知，同是做为八一学校校友的他，在12月26日北京展览馆剧场与昔日同学项东平相遇，项东平居然向老同学亮出“替刘少奇鸣不平，认为是毛主席做错了”的令人震惊的观点。邹建平等人曾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几十张大字报纸刷出一幅巨型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其胆，其识，气吞山河！1967年1月17日，京工附中造反派责令原校筹委会主任赵战平做检查，检查还没做完，十三个大专院校的3000余造反派包围了会场，几十名捕快上前将“三平”一起锁了。并且没有忘记将他们押在卡车上，在北京几处繁华地区游街示众，以压压他们的“嚣张气焰”。邹建平今年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名曰《联动娃娃》，在会场上销售。

    现场人物聚焦镜头之六：杨安平、朱燕生。两人都是原人大附中高二学生，人大附中红卫兵头头。人大附中“红卫兵”当年与北大附中“红旗”隔阂较深，互不服气。1966年8月与海淀区师院附中红卫兵、19中红卫兵、101中红卫兵等共同组织海淀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我校原“八一革命军”此时改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也加入其中，杨安平为总部负责人。同时成立海淀区红卫兵纠察队，朱燕生为负责人。当时社会影响很大，杨安平经常被周总理招去耳提面命。他当时寸步离不开摩托车，经常骑着摩托满城乱转，人送绰号“杨摩托”。由于“联动”是北大附中发起成立，杨安平等并未掺和，但在思想观点上和行动上却是与“联动”如出一辙，而且是行动一致。所以日后该二人没有幸免牢狱之灾，早早的被公安部列入缉拿名册，并及时收入法网。杨安平和朱燕生与我们同桌，席间我们提议一起去和彭晓蒙照一面，杨安平当场表示拒绝，看来以往的过节仍然耿耿于怀，至今解不开。

    现场人物聚焦镜头之七：蔡东北。原石油学院附中高中三年级学生，石油附中另一派红卫兵组织负责人，与老贺、马小军、等不是一拨的。后来加入海淀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与杨安平一样同北大附中红旗不对付。蔡东北当年因反工作组而出名，受到江青亲切接见，蔡东北还送上一篮沙果，江青连称“小将可爱”。当时的蔡东北胖胖的，留着两撇小胡子，脚踏一双皮靴，大大咧咧，“江湖”人称“菜包子”。与杨安平一样，与“联动”在组织上不沾边，思想上行动上搞“联合行动”。也是最早被“捉拿归案”的要犯。记得当时曾广泛流传一段顺口溜：“遥想当年送沙果，江青阿姨多爱我，再看今日送果人，戴着手铐做俘虏。”这首顺口溜充分表达了“联动”份子们深感世态炎凉的失落之情。今日的“菜包子”，一个清瘦的小老头，要不是旁人提醒，我怎么也不敢相认。唯一不变的是唇边两撇胡子，不过已经花白。他坐在我们旁边一桌，却跑到我们桌来，抡开腮帮子猛吃猪肉，原来他坐的那一桌是原新疆军区八一学校的以曹达诺夫（父姓）将军为首的新疆八一学校来宾，人家是清真席。

    现场人物聚焦镜头之八：江克敏。原农大附中红卫兵头头。“道中人”都称其“江克”，省略了一个字。农大附中在海淀区位置比较偏远，经常与石油附中红卫兵共同进退。他们的灵魂人物是高中三年级的郝小平，外号“郝麻子”。也是八一学校校友。家在山西太原，没有与会，郝小平写了一部关于“联动”的小说，因为题材限制，国内无法出版发行。农大附中另一个红卫兵组织头头是张建平，后来他们组织加入海淀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总部，在海淀红卫兵纠察队期间，我当机动队队长，张建平当教导员，曾共过事。后期两个组织合兵一处，这帮人挺抱团，而且个个人高马大，浑身是块儿，不仅在学校没人敢惹，在社会上更不是善茬，经常看到他们一伙骑着座子拔得高高的、拆掉后椅架的自行车，一大帮人呼啸过市。我们在学校被造反派打垮，成为散兵游勇时，人家却始终名号响亮。领头的就是江克敏和张建平，在“联动”时期，江克敏的名气一般，但在“联动”没落后的一段时间里，“江克”的名气在社会上可以说如雷贯耳。 我们乘坐的车快到会场时，在去会场的马路上看到一位高个背微驼的老人在寒风中行走，肖竟眼尖认出是江克敏，看来是乘公交车自己找过来的。

    现场人物聚焦镜头之九：李旦生。原八一学校初中三年级学生，八一学校三个红卫兵组织之一“红卫兵纵队”的“司令”。1966年11月27日，做为八一学校代表，参加了在北大附中高中楼二楼会议室，由牛皖平主持的“联动”筹备会。会场上“老贺”指着李旦生对大家介绍：“这才是八一学校联动的头，田耕啥都不是，田耕是八一附小的”，当然是在说笑话。在“联动”成立宣言上，署名的红卫兵组织，包括了八一学校“红卫兵”、“红卫兵纵队”、“八一革命军”三个组织。实际上除李旦生等参加会议，另外两个组织没有派员参加，尤其是使用“八一革命军”这个名号更不对头，因为此时该组织早已改名为“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事后有人说是田耕越俎代庖，其实这都不重要。因为三个组织不管是否在“法律”上履行了加入手续，在思想观点，行动纲领上与“联动”毫无二致。记得“大串连”刚回到北京，外校的几个红卫兵找到我们的“驻地”，其中有八一学校的校友，不记得姓名，向我们宣讲了“联动”的宗旨要义，讲好今后如有行动及时相告，我当时是拍着胸脯表示，很荣幸能“带我们玩”， “有用得着兄弟们的地方一定两肋插刀”。以后几乎所有“联动”的行动，全都不拉空。前几天与肖竟、李全福等人聚餐，“主义兵”头头李全福讲，12月26日北展大会，他也曾在会场放过两颗“二踢脚”。说明了当时不分彼此，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而李旦生则是三个组织中唯一被抓进公安部的头头，又是最后一批被释放。“主义兵”被抓进去的除老实巴交的韩新华以外，可能就是小学五年级13岁的小女生景泰蓝。与会的金晓丁、肖竟、王小明也都是抄八一学校时被一网打尽。金晓丁属于不显山露水，在教职工群众眼中也没有“民愤”的角色。但在“筛查、甄别”过程中一亮相，就被不知什么神秘人物下令：“抓起来！”金晓丁莫名其妙直呼：“你们搞错了吧，是不是抓错人啦？”但是不由分说早被几个彪形大汉扭着胳臂扔上了卡车。看来捕快们是有备而来，按册捕人的。本人侥幸躲过此劫，因为提前一天父亲被造反派揪斗，家刚刚被抄，我接到家中电话，匆匆离开学校赶回家，第二天得知学校被抄，大批同学被抓，而我却一直“逍遥法外”。

    会议现场大多数人我都不认识，或者曾经相识，现在早已忘却。其中还有许许多多当时曾经风云一时的人物，篇幅所限不能一一介绍。此一聚会将我们人生历史中非常沉重的一页，徐徐打开。对这一段经历，窃以为不需要让人评说，也不需要下结论，它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朵浪花，是非曲直留待后人。 值得欣慰的是，当时在老红卫兵、在“联动”心目中千夫所指、恨得牙根痒痒的江青、陈伯达、康生、谢富治、王力、关锋、戚本禹、蒯大富，一个个跳梁小丑，通通被历史押上人民的审判台，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就够了！快哉！足以让哥几个不醉不归！    

    剑胆琴心写于2011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