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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以前的贴子说过中学的几个老师， 如后来当上大学教授的政治老师倪正茂（上海大学法学教授）美术老师卢象太（上海大学还是华东师范大学美术教授？），一不小心搞了击剑而小有名气的体育老师凌齐奎， 今儿再说一个左得可爱的奇葩老师。
若说全了名字可能不太好，不说又憋得慌，只好说半截，这位老师姓姜名X九，教的是生物，1964年毕业于安徽某大学， 十分幸福地分配到了上海，不过是家坐落于工人新村区域的初级中学。
姜老师出身非常好，从毕业的学校来看，读书也只是尔尔，但教初中当然够格的。而且姜老师非常的认真负责，虽说是个安徽口音，好在与普通话差别不大，倒没同学反映听不懂，不过调皮学生老是学他那安徽话，他倒无所谓但校方狠狠地批评过那些同学的对老师不遵重，其中就有鄙人。
那年从那所大学分到我们中学两位老师，另一位就是教体育的凌老师，凌老师曾经是安徽省射箭队的， 搞体育的一般也时髦点，所以到了上海也没觉得“土”，而姜老师则到了上海是对这个看不惯对那个不顺眼，时时刻刻不忘记以“土”为荣， 好在那年头已经开始忆苦思甜了， 至少台面上“土”是个褒义词，正合姜老师的胃口， 那些上海出生长大的年轻老师们，就有点怕姜老师了，尤其是女老师， 大家知道上海的年轻女人是特别的注重穿着打扮的，在上海习以为常没有说东道西的，姜老师那个看不上顺眼，什么都反感，女式丁字皮鞋烫个头甚至有一点透明的的确凉衬衫，青年男老师的以前上海人称为单底荷兰式皮鞋，都是毛病，甚至学生穿一双尼龙袜，都会被姜老师批评成“资产阶级思想”，而他本人， 当然老头布鞋解放鞋布袜子等等。
这样的人在那样的年头，比较容易受到党组织的青睐，与那位教政治的倪正茂一起，两人成了党支部的红人。
但这二位思路很是不同，倪老师虽也积极肯干但脑子实在有时爱胡思乱想以致东一棒子西一榔头地文革中成了造反派，后来还被以姜老师为首的那一派整得要死要活， 这是后话。 而姜老师则绝对是党（实际上是支部书记）说干啥就干啥绝不拖泥带水讲价钱，文革的初期毫无问题地成了保卫党支部的干将，不单只是保卫保卫而已，还为党支部在老师中排左中右，比如与姜老师一起分来的凌老师因家庭出身富农，就很可能中了暗箭，被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致使凌老师也成了造反派，最后也被姜老师们弄得走投无路，再说回文革初期的姜老师，响当当的红五类，党支部的依靠对象，自然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儿， 今儿指批谁明儿说斗谁， 神气得很。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不懂的了，1966年的10月，居然批判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据说各级党组织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别说姜老师从来就是规规矩矩听党支部话的这号人， 就连在毛选上打过问号的倪正茂老师，一样也是不明不白的怎么“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里居然还有那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个问号， 倪老师不是爱打问号吗？世道变了？ 谁也不知道。姜老师心里一定会问“拆哪，哪能搞格”， 此时上海的骂人话姜老师也知道了不少。
66年底和67年初，上海的造反派真的当了一阵子家，斗走资派斗老保，对保守派的口号是“保皇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 狗还嫌臭！！”
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倪凌二位老师的手下，一帮凶神恶煞的初中生，一日勒令支部书记等“官”和以姜老师为首的“保皇派”，不许离开学校， 听候处理，姜老师知道大事不好，手表摘下来眼镜脱下来装口袋里，忐忑不安地坐那儿，一会儿学生来了，而且大多为运动队的，凌老师不是体育老师呢？ 文革初期不是被姜老师整过么？他的学生为他报仇来了。
三大五粗的几个学生（还有练过摔跤的），上来就把姜老师绊倒抓手抓脚地抬上楼，要说对打， 十六七的小伙，未必是二十五六的姜老师的对手， 可此刻老保没有还手资格，姜老师也没拼命挣扎， 只听到姜老师一路高声叫唤“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救救我，誓死保卫毛主席！！！”初中生都不是好鸟，一路好揍，也就一路耳光声伴随着口号上去了。这样的日子，姜老师着实也挨过好几次。记在心里了。
入夏，67年的夏天是乱哄哄的夏天，校内倒是平静了些，大伙起劲地到社会上热闹去了，一会儿南站武斗一会儿上柴联司，更起劲的还跑外地去帮忙打仗，造反派也就是整了姜老师那么一会，到底是成分好，他也逍遥自在快活地过了一年，68年了，社会上没什么可搞了，大家又回学校折腾，开春时区革委派了宣传队到每个中学，造反派的日子快到头了。
党支部虽未有任何动静，但是传统的积极分子又成了积极分子， 在成立校革委的时候，姜老师还当上了第二召集人，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挤兑造反派的事屡屡发生，倪凌二位老师节节败退，还没进入夏天，翻天了，倪凌进去了，老姜当家了。
很快， 上山下乡的日子来临，记得最清楚姜老师的一段话，记录在此：“三年自然灾害安徽有没有人饿死？有！而且很多！那都是刘少奇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搞三自一包造成的结果！！”当时都觉得他说得很对。
事隔四十多年， 也很想念各位老师， 倪凌二位老师网上就能查到，不知姜老师情况如何？从我对他的理解，一定是很不满意，他真的左得很真诚很可爱，对老毛是绝对的相信绝对的服从， 若是老毛在那两年说走路应该大头朝下，我们的姜老师绝对会两脚朝天地来来往往，前两年的唱红歌的队伍里， 我相信一定会有姜老师起劲卖力地唱着回忆着那个时光，恨不能再发点粮票布票什么的。
一些回忆，如何大家都把文革中一些小事小人物说说，也让现在的人知道一些那时的事，因为不是正式文献， 大致别太出格，那个该就可以了吧，
若说全了名字可能不太好，不说又憋得慌，只好说半截，这位老师姓姜名X九，教的是生物，1964年毕业于安徽某大学， 十分幸福地分配到了上海，不过是家坐落于工人新村区域的初级中学。
姜老师出身非常好，从毕业的学校来看，读书也只是尔尔，但教初中当然够格的。而且姜老师非常的认真负责，虽说是个安徽口音，好在与普通话差别不大，倒没同学反映听不懂，不过调皮学生老是学他那安徽话，他倒无所谓但校方狠狠地批评过那些同学的对老师不遵重，其中就有鄙人。
那年从那所大学分到我们中学两位老师，另一位就是教体育的凌老师，凌老师曾经是安徽省射箭队的， 搞体育的一般也时髦点，所以到了上海也没觉得“土”，而姜老师则到了上海是对这个看不惯对那个不顺眼，时时刻刻不忘记以“土”为荣， 好在那年头已经开始忆苦思甜了， 至少台面上“土”是个褒义词，正合姜老师的胃口， 那些上海出生长大的年轻老师们，就有点怕姜老师了，尤其是女老师， 大家知道上海的年轻女人是特别的注重穿着打扮的，在上海习以为常没有说东道西的，姜老师那个看不上顺眼，什么都反感，女式丁字皮鞋烫个头甚至有一点透明的的确凉衬衫，青年男老师的以前上海人称为单底荷兰式皮鞋，都是毛病，甚至学生穿一双尼龙袜，都会被姜老师批评成“资产阶级思想”，而他本人， 当然老头布鞋解放鞋布袜子等等。
这样的人在那样的年头，比较容易受到党组织的青睐，与那位教政治的倪正茂一起，两人成了党支部的红人。
但这二位思路很是不同，倪老师虽也积极肯干但脑子实在有时爱胡思乱想以致东一棒子西一榔头地文革中成了造反派，后来还被以姜老师为首的那一派整得要死要活， 这是后话。 而姜老师则绝对是党（实际上是支部书记）说干啥就干啥绝不拖泥带水讲价钱，文革的初期毫无问题地成了保卫党支部的干将，不单只是保卫保卫而已，还为党支部在老师中排左中右，比如与姜老师一起分来的凌老师因家庭出身富农，就很可能中了暗箭，被打成了阶级异己分子。致使凌老师也成了造反派，最后也被姜老师们弄得走投无路，再说回文革初期的姜老师，响当当的红五类，党支部的依靠对象，自然是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头儿， 今儿指批谁明儿说斗谁， 神气得很。
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看不懂的了，1966年的10月，居然批判起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据说各级党组织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别说姜老师从来就是规规矩矩听党支部话的这号人， 就连在毛选上打过问号的倪正茂老师，一样也是不明不白的怎么“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里居然还有那么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两个问号， 倪老师不是爱打问号吗？世道变了？ 谁也不知道。姜老师心里一定会问“拆哪，哪能搞格”， 此时上海的骂人话姜老师也知道了不少。
66年底和67年初，上海的造反派真的当了一阵子家，斗走资派斗老保，对保守派的口号是“保皇有罪，罪该万死，死了喂狗， 狗还嫌臭！！”
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倪凌二位老师的手下，一帮凶神恶煞的初中生，一日勒令支部书记等“官”和以姜老师为首的“保皇派”，不许离开学校， 听候处理，姜老师知道大事不好，手表摘下来眼镜脱下来装口袋里，忐忑不安地坐那儿，一会儿学生来了，而且大多为运动队的，凌老师不是体育老师呢？ 文革初期不是被姜老师整过么？他的学生为他报仇来了。
三大五粗的几个学生（还有练过摔跤的），上来就把姜老师绊倒抓手抓脚地抬上楼，要说对打， 十六七的小伙，未必是二十五六的姜老师的对手， 可此刻老保没有还手资格，姜老师也没拼命挣扎， 只听到姜老师一路高声叫唤“毛主席万岁，毛主席救救我，誓死保卫毛主席！！！”初中生都不是好鸟，一路好揍，也就一路耳光声伴随着口号上去了。这样的日子，姜老师着实也挨过好几次。记在心里了。
入夏，67年的夏天是乱哄哄的夏天，校内倒是平静了些，大伙起劲地到社会上热闹去了，一会儿南站武斗一会儿上柴联司，更起劲的还跑外地去帮忙打仗，造反派也就是整了姜老师那么一会，到底是成分好，他也逍遥自在快活地过了一年，68年了，社会上没什么可搞了，大家又回学校折腾，开春时区革委派了宣传队到每个中学，造反派的日子快到头了。
党支部虽未有任何动静，但是传统的积极分子又成了积极分子， 在成立校革委的时候，姜老师还当上了第二召集人，一旦权在手便把令来行，挤兑造反派的事屡屡发生，倪凌二位老师节节败退，还没进入夏天，翻天了，倪凌进去了，老姜当家了。
很快， 上山下乡的日子来临，记得最清楚姜老师的一段话，记录在此：“三年自然灾害安徽有没有人饿死？有！而且很多！那都是刘少奇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搞三自一包造成的结果！！”当时都觉得他说得很对。
事隔四十多年， 也很想念各位老师， 倪凌二位老师网上就能查到，不知姜老师情况如何？从我对他的理解，一定是很不满意，他真的左得很真诚很可爱，对老毛是绝对的相信绝对的服从， 若是老毛在那两年说走路应该大头朝下，我们的姜老师绝对会两脚朝天地来来往往，前两年的唱红歌的队伍里， 我相信一定会有姜老师起劲卖力地唱着回忆着那个时光，恨不能再发点粮票布票什么的。
一些回忆，如何大家都把文革中一些小事小人物说说，也让现在的人知道一些那时的事，因为不是正式文献， 大致别太出格，那个该就可以了吧，
卢象太老师卢先生，我们那时称老师全是“先生”，网上查得原籍是广东，上海有很多广东人，印象里好像听他和另一个也是上海广东人老师讲过广东话。卢老师显然家庭出身不可能是红五类，穿着挺老克腊的，骑了一辆英国兰铃女式自行车，过来人应该记得上海文革前的老克腊骑的那种座位较低龙头较高，像端个盘子似的兰铃女式脚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