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高官也蜗居：苏辙从蜗居到房奴的窘状

来源：人民网 时间：2010-03-24

　　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时深有体会地说，他也知道所谓“蜗居”的滋味，因为他从上小学到离开家的时候，全家5口人只有9平方米的住房。

　　其实在古代，许多身居庙堂的高官都曾有过“蜗居”的经历。宋代散文家苏辙56岁时，还没有置办上一套称心的住宅，面对自己捉襟见肘的住房，他曾感叹说“我生发半白，四海无尺椽”，“我老未有宅，诸子以为言”——活了大半生，头发都花白了，还没弄上一套房子，搞得自己在儿子们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们还老是抱怨。

　　古代高官住房困难，是一个普遍现象，苏辙只是其中的一例。这些掌握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成功人士，因为居官清廉、工作调动频繁、任职地不固定，或是政治上被排挤等诸多原因，都曾被住房问题困扰。

　　大唐宰相也买“郊区房”

　　在唐代，国家向在京的朝廷官员提供免费的单身宿舍，若甘愿打光棍，则可居住其中。《唐语林》记“赵历祠部郎，同舍多以祠曹为目”，此“同舍”即含有同住一个宿舍的意思。

　　但是如果要拖上老婆儿女一大家子，那就意味着得搬出单身宿舍了。像柳宗元这样出生在长安祖屋而自有老窝可居的，当然再方便不过，若在京师并无祖业，那就必须别作打算了。一种是买地建房或直接购套现成的公馆，如左丞相张说在永乐坊的豪宅，就是因风水先生怂恿而买下的“二手房”。但是如果经济条件困难，便只能在陋室将就了。

　　北宋京官租房住

　　宋朝也有很多名人曾经为住房发过愁。在宋代，自京都到各地州府，都设有楼店务(后改名店宅务)作为主管国有房产和邸店的行政部门，负责出租及修造事宜，相当于近世的房管局。官员在京都任职而又无私第的，包括宰执大臣在内，都在楼店务租房住。屡从太祖、太宗出征的老将刘福的孩子们劝他在有钱的时候置办一套房子，刘福大怒说，我拿国家的俸禄丰厚，足够租房子了。结果等他死后，子孙们竟无私宅可居(《宋史》卷二七五)。杨砺官居枢密副使，照样借住楼店务的房子，死后，宋真宗登门悼念，才发现其“僦舍委巷中，乘舆不能进”(《宋史》卷二八七)，杨砺租住的房子外小巷狭窄，连马车都进不去。

　　朝廷还规定，官员搬出公房时不得带走任何公家用品，即使贵为宰相，亦不得违反。《萍洲可谈》述，王安石从出判江宁府任上自请退休，夫人吴氏把官舍里一张躺习惯的藤床带回了家。未几，“郡吏来索，左右莫敢言”，只好悄悄地向老爷汇报。王安石知道吴夫人“好洁成癖”，自己则以邋遢与她“每不相合”，于是不洗脚就登床，躺了良久。吴夫人望见，立即命送还。

　　宋代官员住房紧张，也有的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事实类苑》记，北宋名臣寇准受政敌迫害，被贬为衡州司马。衡州府向来不给这种徒有虚名、实受监管者分配住房，“百姓闻之，竞荷瓦木，不督而会，公宇立成”。见他在民众中威望如此之高，政敌又把他迁到雷州，最终令他郁愤而卒。

　还有一些高官们买不起房，则跟当时房价居高不下有很大的关系。大文学家欧阳修也是租房一族中的一员。欧阳修考中进士，进中央工作，工作了好多年，始终没买上房子。他给朋友写信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意思是在京城工作这么长时间，一直没有混上自己的窝，一直在小胡同里租房住，很惨。

　　北宋末年，有位御史中丞翁彦国。御史中丞主管监察，兼管检察，就是过去的监察部部长兼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这位翁部长或者翁检察长说过一句话：“京师户口日滋，栋宇密接，略无容隙。纵得价钱，何处买地？”看来不光是房子贵，地皮也贵，贵到有钱都买不到。

　　正因为房价很高，有人就想出了一些奇招来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北宋有个大学士叫陶毂（gǔ），他亲眼见过老百姓的住房是多么紧张：“四邻局塞，半空架版，叠垛箱笼，分寝儿女。”住房使用面积不够，就自己动手改造，在房子天花板和地板的中间加一层，隔成小复式。卧室太小，放不下床，就把箱子柜子什么的拼起来，让孩子们睡。这种一家三代挤一个小房子的事情，在现代人的蜗居生活中也是比较常见的。

　　唐玄宗时副宰相卢怀慎住宅之简陋令人咋舌。一次他休病假，同僚宋璟、卢从愿等去他家探病，但见“器用屋宇，皆极俭陋”，卢怀慎“卧于弊箦单席，门无帘箔，每风雨至，则以席蔽焉”(《明皇杂录》)，堂堂大唐的副总理就躺在一张破席上养病，大门上连一副像样的门帘都没有，就靠一张破席挡风遮雨，可见其居住条件之恶劣。

　　和卢怀慎同时任宰相的姚崇，居住条件与之半斤八两，《旧唐书》称“(姚)崇第赊僻，因近舍客庐”。大概是因中心地段房价太贵，所以姚崇把住所买在偏远的地方，为上下班方便，他又在皇城附近的旅馆里包了一间，终因起居失调而“病店”。玄宗得知真相后，“诏徙寓四方馆”，就是在专门接待周边少数民族和外邦使节的涉外高级宾馆里，为他开了一间套房，以方便妻孥同住照顾。但“(姚)崇以馆局华大，不敢居”。然而《长安志》介绍唐都城名人居所时，提到兴宁坊有姚崇宅，“屋宇并官所造”。看来，最终还是唐玄宗让政府出钱，在中心地段新盖了一所让姚相自认为是合适的住宅，从此避免了挤旅馆的苦恼。

　　唐代诗人白居易也一样选择了郊区房，他的买房经历跟现代都市打工族颇为相似。白居易二十八岁考中举人，二十九岁考中进士，三十二岁参加工作，干的是“校书郎”，就是在中央办公厅负责校对红头文件的工作人员。级别呢，是正九品，相当于一个小县的县长，不过工资却不低，每月一万六千钱。白居易在长安东郊常乐里租了四间茅屋，因为离上班的地方远，又养了一匹马代步，此外还雇了两个保姆，这样每月的开销是七千五百钱，剩下八千五百钱存起来。但是存了十年，他也没能在长安买下一套房子。

　后来白居易觉得这样长期租房不是办法，就跑到陕西渭南县，也就是长安城的卫星城，买下一处宅子，平时住在单位，逢假期和休息日就回渭南的家。有点和现在的大都市白领差不多，在郊区买房不住，而在城里租房上班。

　　苏辙：从蜗居到房奴

　　大文豪苏轼和弟弟苏辙一家从蜗居到房奴的买房经历，最能反映当时官员们住房的窘状。

　　苏东坡一辈子买了好几套房子，但是没有一套是在首都开封买的。后来他儿子在开封结婚，没有新房，老苏很着急，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才算把喜事办了。

　　而他弟弟苏辙，在眉山老家旧宅里住了18年，嘉祐元年进京。等到他和苏轼考中进士，爸爸苏洵也做了十来年的官，在京城却没能置上房子，任由兄弟俩借住公署。后来苏辙、苏轼的妻子和孩子也来到京城，加上丫环保姆，一家老小几十口，公署里住不下，苏洵才去租了一处宅院。

　　嘉祐五年，苏洵带苏辙移居河南杞县，也是租的房子；嘉祐六年，苏洵带苏辙回京闲居，还是租的房子；直到治平三年苏洵病故，除了眉山老宅，没有给儿孙留下一处房产、一块土地。

　　父亲过世后，苏辙守孝3年，再来京城做官，已经31岁，该自立门户了。然而他的运气似乎不大好，熙宁元年单位分房，他在家守孝，没赶上；熙宁三年皇帝赐宅，他去了河南淮阳抓教育，还是没赶上。眼瞅着朋友李遵度在洛阳买地建别墅，王巩在扬州扩建住宅，苏辙心里难过，在诗中感慨道：“恨无二顷田，伴公老蓬莱。”

　　苏辙下放南京时，王安石也在南京并早已置地买房，“以为终老之计”，苏辙见了，免不了再次感慨一番——此时苏辙已经56岁。元符三年，苏辙回河南许昌定居后，狠狠心拿出攒了大半生的工资，卖掉一批藏书，花了几年时间，陆续买下“卞氏宅”“东邻园”“南园竹”，又改建、扩建，置了一处百余间的大院落，安顿下全家老小。不过心愿满足了，他一生的积蓄也耗尽了，“盎中粟将尽，橐中金亦殚”，于是又自责“我老不自量”，到了这把年纪还来做房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