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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三略观察
通过对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外国智库涉华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智库的生态具有一种极其不平衡的特点。智库只有身份超脱，才能提出没有偏见性的专业分析和政策建议，而这正是中国官方智库无法摆脱的“原罪”。
我们试图在读者面前呈现的，是关于中国智库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通过对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外国智库涉华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智库的生态具有一种极其不平衡的特点。
“吃皇粮、拿官俸”的官方智库一直以来都是智库圈子的“当家花旦”，但批评声似乎总是比掌声来得更猛烈些。某些官方智库缺乏独立性、独创性的研究和关键时刻的集体失语，究竟有多少是源于“身份”这个魔咒？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民间智库。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思想活跃期期间，中国第一批民间智库应运而生。但“民间”意味着政治上生存空间狭小，经济上缺乏可持续的营养输入，生存还是毁灭就成为一个问题。缺乏制度保障的民间智库，始终没有发育完全。
美国的众多世界一流智库，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的智库，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始终无法避开中国研究这一关键领域。当他们与中国政府及智库互动的态势日趋繁荣，也有国人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警惕外国智库借合作之名，影响中国发展的决策或建议环节。
历史告诉我们，关起门来并不安全。中国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
未来，世界各国之间将从经济层面的竞争发展到文化、特别是智力层面的竞争。谁拥有一流的人才，谁就能占据竞争的制高点。因此，发展民间智库，使其具有生存基础和发展条件，并逐渐实现专业化，是完善中国智库生态，影响科学决策和发展，在全球化时代把握先机的关键。只有智库市场“多元化”的观点产品之间产生激烈碰撞，才有可能优胜劣汰，在众多方案中择出最优。
美国智库和政府人员身份转换的“旋转门”为人所称道。在中国的高级别智库当中，不少研究人员是“学而优则仕”的学界精英，在政、学两界游刃有余、进退自如。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不再为生计困苦的民间智库，也能步入专业化的方向，并且和政府之间建立起某种制度性的关联，从而开启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旋转门”。
中国的智商有多高 ——中国官方智库考
智库，有人称之为国家的右脑，有人称之为影子内阁，有人称之为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中心”。
一致的是，大家都认同，智库的研究深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思考深度。
那么，中国的智商有多高呢？
官方智库有哪些
政府智囊的角色早在中国历朝历代就有，从门客到幕僚，从谋士到军师，中国古代智囊无论从群体到个人都不曾缺乏。但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概念源于西方“think tank（思想库）”一词，侧重于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组织。这种智库在中国出现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科技“下海”的浪潮下，一批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开始组建智库，如林毅夫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樊纲的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
但在国内2000家智库中，真正的民间智库只有5%，其余95%都是吃财政饭的官方智库，“朝大野小”也好，“长袖善舞”也罢，官方智库在中国的影响力一直占据了绝对优势，一些早期的民间智库后来也慢慢向官方靠拢。
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务院参事室被视为中国政府最核心的智囊团，都是直接为国务院主要领导提供“决策咨询、建言献策、咨询国是”的机构。2005年10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与国务院参事座谈时，就称参事室是“国务院的思想库”。他们的建议受地方或部门利益的局限较小，可以“直通车”的方式直达政府领导。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一直是中国执政党的理论智库。党校教授因与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直接接触，其言论也越来越被媒体视为官方的一种信号。党校的研究领域也不局限于党的理论，今年10月25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和哈佛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发展论坛” 在哈佛大学召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校在经济、民生等政策领域的积极参与。
各部委也有各自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国家民委的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等，这些智库因直接参与各部门的政策研究和制定，针对性更强。
还有一类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以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为代表。1977年5月，中国社科院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今年1月，美国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发表报告，中国社科院排名亚洲最顶尖智库第1名，“非美国”最顶尖智库第25名。
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研究生毕业就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时中心又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和马洪领导，时值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高层非常倚重中心的咨询意见。
在长期致力于智库研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看来，国务院研究室等机构不能称为“智库”，定位于政府内的智囊团更准确一些，而社科院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从经费和人事上并没有和政府完全分离，但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所以他称之为“半官方智库”。官方和半官方智库多以报告和内参的方式建言献策，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调研，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参与每个“五年计划（规划）”的起草，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参与党代会报告的起草。
除了这些阶段性的纲领文件外，官方智库通过报送内参的方式向上传递言论，中央党校有直接送达中央有关领导的《思想理论内参》，也有内部发行的《理论动态》。1978年5月10日，第60期《理论动态》曾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国社科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国家行政学院有《咨询与研究》。
如果说真正得到高层批示的建议还是凤毛麟角的话，那么承接政府指派的课题和项目研究也是官方智库发挥影响的又一主要渠道。据报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每年大约要承接三四百个课题，包括一些突发事件之后布置下来的应急性研究课题。
在学术会议、公开场合和媒体上发表观点，也是智库发挥影响的另一渠道。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的郑必坚的“和平崛起”外交理论就被高层领导人采纳，郑本人也一直被看成是中共现任领导的核心智囊之一。
以个人方式影响决策也是智库学者的一个捷径，从十六大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每隔40天左右就会邀请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去中南海讲课，学者们可以直接将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直接传递给决策层。
本文来源：三略研究院搜集 人民网
通过对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外国智库涉华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智库的生态具有一种极其不平衡的特点。智库只有身份超脱，才能提出没有偏见性的专业分析和政策建议，而这正是中国官方智库无法摆脱的“原罪”。
我们试图在读者面前呈现的，是关于中国智库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
通过对官方智库、民间智库、外国智库涉华研究的梳理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智库的生态具有一种极其不平衡的特点。
“吃皇粮、拿官俸”的官方智库一直以来都是智库圈子的“当家花旦”，但批评声似乎总是比掌声来得更猛烈些。某些官方智库缺乏独立性、独创性的研究和关键时刻的集体失语，究竟有多少是源于“身份”这个魔咒？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民间智库。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一个思想活跃期期间，中国第一批民间智库应运而生。但“民间”意味着政治上生存空间狭小，经济上缺乏可持续的营养输入，生存还是毁灭就成为一个问题。缺乏制度保障的民间智库，始终没有发育完全。
美国的众多世界一流智库，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国家的智库，无论其政治倾向如何，始终无法避开中国研究这一关键领域。当他们与中国政府及智库互动的态势日趋繁荣，也有国人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警惕外国智库借合作之名，影响中国发展的决策或建议环节。
历史告诉我们，关起门来并不安全。中国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
未来，世界各国之间将从经济层面的竞争发展到文化、特别是智力层面的竞争。谁拥有一流的人才，谁就能占据竞争的制高点。因此，发展民间智库，使其具有生存基础和发展条件，并逐渐实现专业化，是完善中国智库生态，影响科学决策和发展，在全球化时代把握先机的关键。只有智库市场“多元化”的观点产品之间产生激烈碰撞，才有可能优胜劣汰，在众多方案中择出最优。
美国智库和政府人员身份转换的“旋转门”为人所称道。在中国的高级别智库当中，不少研究人员是“学而优则仕”的学界精英，在政、学两界游刃有余、进退自如。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不再为生计困苦的民间智库，也能步入专业化的方向，并且和政府之间建立起某种制度性的关联，从而开启具有中国特色的智库“旋转门”。
中国的智商有多高 ——中国官方智库考
智库，有人称之为国家的右脑，有人称之为影子内阁，有人称之为为继立法、行政、司法和媒体之后的“第五权力中心”。
一致的是，大家都认同，智库的研究深度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思考深度。
那么，中国的智商有多高呢？
官方智库有哪些
政府智囊的角色早在中国历朝历代就有，从门客到幕僚，从谋士到军师，中国古代智囊无论从群体到个人都不曾缺乏。但现代意义上的“智库”概念源于西方“think tank（思想库）”一词，侧重于独立于政府的非营利组织。这种智库在中国出现还是在上世纪90年代，在科技“下海”的浪潮下，一批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开始组建智库，如林毅夫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樊纲的中国改革发展基金会。
但在国内2000家智库中，真正的民间智库只有5%，其余95%都是吃财政饭的官方智库，“朝大野小”也好，“长袖善舞”也罢，官方智库在中国的影响力一直占据了绝对优势，一些早期的民间智库后来也慢慢向官方靠拢。
国务院研究室和国务院参事室被视为中国政府最核心的智囊团，都是直接为国务院主要领导提供“决策咨询、建言献策、咨询国是”的机构。2005年10月20日，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与国务院参事座谈时，就称参事室是“国务院的思想库”。他们的建议受地方或部门利益的局限较小，可以“直通车”的方式直达政府领导。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中央党校一直是中国执政党的理论智库。党校教授因与中高级领导干部的直接接触，其言论也越来越被媒体视为官方的一种信号。党校的研究领域也不局限于党的理论，今年10月25日，由中共中央党校和哈佛大学共同主办的“中国社会发展论坛” 在哈佛大学召开，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党校在经济、民生等政策领域的积极参与。
各部委也有各自的智库型研究机构，如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的劳动保障科学研究院、国家民委的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等，这些智库因直接参与各部门的政策研究和制定，针对性更强。
还有一类专门从事政策研究和咨询工作的机构，以中国社科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国家行政学院为代表。1977年5月，中国社科院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今年1月，美国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发表报告，中国社科院排名亚洲最顶尖智库第1名，“非美国”最顶尖智库第25名。
中金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研究生毕业就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当时中心又老一辈经济学家薛暮桥和马洪领导，时值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高层非常倚重中心的咨询意见。
在长期致力于智库研究的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薛澜看来，国务院研究室等机构不能称为“智库”，定位于政府内的智囊团更准确一些，而社科院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等从经费和人事上并没有和政府完全分离，但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所以他称之为“半官方智库”。官方和半官方智库多以报告和内参的方式建言献策，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参与《政府工作报告》的起草和调研，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参与每个“五年计划（规划）”的起草，中央党校和中国社科参与党代会报告的起草。
除了这些阶段性的纲领文件外，官方智库通过报送内参的方式向上传递言论，中央党校有直接送达中央有关领导的《思想理论内参》，也有内部发行的《理论动态》。1978年5月10日，第60期《理论动态》曾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中国社科院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报》（信息专报）；国家行政学院有《咨询与研究》。
如果说真正得到高层批示的建议还是凤毛麟角的话，那么承接政府指派的课题和项目研究也是官方智库发挥影响的又一主要渠道。据报道，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每年大约要承接三四百个课题，包括一些突发事件之后布置下来的应急性研究课题。
在学术会议、公开场合和媒体上发表观点，也是智库发挥影响的另一渠道。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的郑必坚的“和平崛起”外交理论就被高层领导人采纳，郑本人也一直被看成是中共现任领导的核心智囊之一。
以个人方式影响决策也是智库学者的一个捷径，从十六大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每隔40天左右就会邀请不同领域的著名学者去中南海讲课，学者们可以直接将研究成果和政策建议直接传递给决策层。
本文来源：三略研究院搜集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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